摘要：翻譯是一種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跨文化活動。翻譯問題是譯者在翻譯活動實施過程中，必須克服的那些並非由其個體能力和技術因素造成的、具有主體間性特點的「困難」。翻譯問題作為翻譯學的一個核心概念，目前仍處於翻譯研究的「灰色地帶」。基於活動理論框架，通過解析多元語境因素制約下翻譯活動的實施過程，可歸納不同類型的翻譯問題、探究譯者處理翻譯問題的決策機制。翻譯活動中，譯者通常會遇到因操作「條件」而產生的語篇和規約性翻譯問題，還會面臨因翻譯行為「目的」與操作「條件」、制約翻譯活動的「社會規則」不相符，而產生的情景和職業翻譯問題；這些問題的決策依據分別是源語文本功能、情景性譯本功能、翻譯規範與規約性譯本功能。
關鍵詞： 翻譯活動；活動理論；翻譯問題；決策機制
1. 引言
翻譯問題是翻譯學的核心概念，無論對於應用翻譯研究還是翻譯的純理論、描寫-解釋性研究，它都是一個需要探究的重要課題（Toury：2010）。然而到目前為止，對於這個使用頻率頗高的翻譯學概念，仍然缺少足夠的學術關注，甚至連許多翻譯學詞典、百科全書也未將其列入，可見它還處於翻譯研究的「灰色地帶」（gray zone）（Toury，2012：35-36；2010：235）。如Newmark (1988：9)所言，「若無翻譯問題，便無翻譯理論」，翻譯理論的首要任務是界定、釐清翻譯問題，揭示翻譯問題的決策過程、手段及翻譯決策過程中需要考慮的語境因素。需要指出，儘管目前的翻譯理論多元共存，但仍鮮有翻譯問題及其決策機制的連貫理論解釋。
Wilss（1982：290）、Lorscher（1991：92-96）、Krings（1986：112-170）等人曾將「翻譯問題」界定為「翻譯困難」。如Lorscher（1991：80）所述，「當譯者意識到不能或經努力後仍未能將源語文本完整轉換為目標語時，便會產生翻譯問題」。Newmark（1988：9；35；95）則認為它是由於雙語語言、文化差異而造成的，譯者在處理語篇段落、句群、單句、詞組、文化和習慣表達、專名、語言變體、新造詞乃至詞素、標點時，需要通過選用適當翻譯手段來解決的目標語語言問題。Nord(2006)提出，「翻譯問題是特定翻譯過程中，每位譯者都需面對的不受其翻譯能力和技術制約的客觀的（至少是主體間性的）雙語轉換任務」。從這些定義可見，翻譯問題至少具有三個特性：1）客觀性（或主體間性），即它是每位譯者都會面臨的「困難」或都須完成的任務；2）翻譯問題並非因譯者「能力」或「技術」的制約而產生；3）翻譯問題的存在使源語文本不能被完整地轉換為目標語，為此解決翻譯問題，譯者須選用適當翻譯策略和手段，對源語文本語篇形式、語義內容或功能效果的某些方面進行取捨 (2006:166-167)。
需要指出，Newmark和Nord的定義都拘於以雙語轉換為主的翻譯操作行動。考慮到翻譯是一種跨文化、跨語言的社會活動，翻譯活動是依次通過系列翻譯行為和操作行動來實現的，故此可將翻譯問題界定為在翻譯活動實施過程中，每位譯者都會面對的客觀任務或克服的具有主體間性特點的「困難」，它並非因譯者的個體能力或技術因素而產生；翻譯問題的解決需通過調整源語文本的語篇形式、語義內容或功能效果的某些方面來實現。
2. Nord對翻譯行為中的「問題」及其決策依據的功能主義解釋
Wright等人的行為理論(Action Theory)主張「目的決定手段」（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它是功能主義翻譯理論的基礎。如Wright(1963)所言，「行為」是「一種事態向另一種的有意圖轉變或過渡」(1963：28)。據此，Nord提出翻譯是一種目的性/意圖性的情景行為（2001：13），她將翻譯行為實施過程中的「問題」劃分為語用、規約、語言和語篇翻譯問題四類。其中語用翻譯問題是因源語和目標語文本語境因素的差異，尤其是因在各自交際情景中的意圖性文本功能（intended text function）的不同而產生，對比、分析雙語文本相關的文外語境因素是發現該類翻譯問題的主要途徑；規約性翻譯問題因雙語文本相關的文化習慣、規範、規約的差異而產生；語言翻譯問題指因詞法和句法規則的不同而造成的雙語轉換問題；語篇翻譯問題是源語文本在修辭手段、詞組表達等層面語篇特點的體現（Nord，2006：174-176）。由於文化是規約化行為習慣和觀念的統稱，而作為一種 「社會契約」的語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Nida，2001：78；150），不難看出，規約性翻譯問題其實就包含了主要因規約性語法規則的差異而產生的語言翻譯問題。
Nord（2001）認為「功能+忠誠」（function plus loyalty）是實施翻譯行為的原則（2001:126），當然也是翻譯行為實施過程中解決上述翻譯問題的依據。所謂「功能」即體現翻譯行為「目的」（Skopos）的意圖性文本功能，指通過有意圖構建的譯本，在特定目標語情景的讀者身上產生的預期語境效果；「忠誠」指維繫譯者、源語作者、目標語讀者和委託人之間的人際關係（2001:126）。該原則可進一步操作化為：在特定目標語情景的讀者身上產生與委託人（或者經與譯者協商後的委託人）意圖相符的語境效果，同時儘可能對源語作者和目標語讀者「負責」（Nord，2006：32；2001：59-60）。
可以發現，Nord對翻譯問題的界定僅拘於情景性翻譯行為，她並未論及翻譯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活動中的「問題」。正因為此，她的翻譯「目的論」，也未能解釋那些在翻譯活動中形成的翻譯規範、職業倫理等社會規則，對翻譯行為的約束性。換言之，如果譯者僅依照上述功能主義翻譯原則，她/他的翻譯行為有可能妨礙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甚至有可能違背其職業倫理；如果不考慮明示翻譯行為正確與否、適當與否、能否被接受的翻譯規範，譯者不但有可能會受到「制裁」（negatively sanctioned），也不會構建出具有一定「接受性」、對目標語讀者「負責」的翻譯文本（見Toury，2012：68；195）。這是功能主義翻譯理論所面臨的困境。
3. Toury對翻譯操作行動中「問題」的描述
Toury（2010；2012:35-43）參照翻譯操作行動的三個環節：源文分析、目標語比對和雙語轉換，對翻譯問題及其解決方式作了描述。環節1通過模仿同類翻譯行動，對可譯性和雙語文本間最佳對應關係作初步構思和整體設想；該環節中的翻譯問題具有前瞻性（prospective）和理想化（utopian）特點，譯者側重對翻譯問題解決方式的理論化分析，以及對目標語中替代源語表述的最佳邏輯選項的考量（2012：38-39）；環節2參照目標語和目標語文化語境，通過回顧源語文本翻譯問題相關的語言片段，尋求可對其直接替代的目標語表達方式，該環節的翻譯問題具有反思性特點（retrospective），其解決方式也更現實、更具體（2012：42-43）；環節3指雙語的實際轉換過程，由於受雙語語言、文化的差異、源語文本類型及其語篇特點等客觀條件的制約，該環節翻譯問題的解決方式，已經不單是用目標語對源語的一對一替換，更包括語言形式、內容和語境效果的增減變化，故此，「可變性」（changeability）是該環節中翻譯問題及其解決方式的主要特點（2012：45-46）。可以發現，從源語分析、目標語比對到雙語轉換，翻譯操作行動逐漸從設想變為現實，翻譯問題的解決方式也從一對一的配對替換變得多維複雜。需要指出，現實中制約翻譯操作行動的因素不僅包括雙語語言、文化的差異、源語文本類型和語篇特點等客觀條件，還有特定交際情景中的目標語讀者、委託人、翻譯目的以及翻譯規範、職業倫理等社會-文化因素。正由於受這些因素的制約，譯者的翻譯操作行動便成了翻譯行為、翻譯活動。
4. 翻譯活動中的「問題」及其決策機制
根據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活動是主體在一定動機的驅使下，在不同分工社會個體的參與下，以工具（artifacts）為媒介將客體轉化成（transform）一個有意義結果（a meaningful outcome）的過程，所謂「有意義」指該結果具有滿足實施者、參與者期待和需求的功能，該功能是活動結果的價值所在；長期以來，這些不同分工的活動參與者和實施者一起便形成了一個社團（community），活動的實施須依照對該社團所有成員都具約束力的「社會規則」（Engeström，1987：78-79），該規則不僅是活動社會性的體現，也是「社團」文化的表達。所謂行為是指主體在特定情景中有目的地將客體轉化成預期的「結果」，行為目的通常是該情景的集中體現（abstraction of the situation）（Leontjev，1978：64-65）；操作行動是主體在特定「條件」的制約下，將客體轉化為「結果」的習慣性（automatic）、程序化（routinized）步驟和過程，「條件」即「客體」和「工具」的具體特點（Leontjev，1978：65）。
通常，具有一定社會-文化屬性的活動通過系列「目的導向」的行為（goal-directed actions）來實現，而行為則是通過受制於「條件」的操作行動（conditioned operations）來實現的（Leontjev，1978：67）。換言之，活動是由社會-文化層、行為和操作行動構成的分層系統，其上層需通過下層來實現，下層則又受到上層的約束，「社會規則」是制約活動社會-文化層的主要因素。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活動，翻譯活動是譯者為了滿足生存、自我發展等需求的動機驅使下，在委託人、出版商、目標語讀者等人的參與下，以目標語語言為媒介將源語文本或源語思想轉化成一個有意義的目標語文本的過程，該文本具有滿足譯者、委託人、出版商和目標語讀者的期待和需求的功能（Sang，2011）。翻譯活動實施過程中，制約其社會-文化層的「規則」分為翻譯規範、職業倫理等規約化規則及法律、規章制度等強制性規則兩類，其中翻譯規範是這些規則的直接體現；同時，「情景性/意圖性文本功能」，即在特定情景中的目標語讀者身上獲得與委託人、出版商等人意圖相符的語境效果，是翻譯行為目的的具體化（桑仲剛，2015）；此外，制約翻譯操作行動的「條件」，包括源語文本功能及其語篇特點、雙語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譯者的翻譯能力、語言選擇慣習及其翻譯工具（桑仲剛，2013）。這就是制約翻譯活動的分層語境因素。如Baker（2006）所言，語境不單是翻譯過程的制約（constraints），更是譯者的策略資源（strategic resource）。
基於活動理論，桑仲剛（2014；2015）解釋了翻譯活動中譯者的策略選擇過程：翻譯活動受「翻譯規範」制約的社會-文化層，主要是通過「情景性文本功能」導向的翻譯行為和受制於「條件」的翻譯操作行動來實現的；翻譯操作行動或行為的實施，不僅要依據本層的語境因素，還需確保與上層因素或「規則」相符合。當層次間存在不一致時，譯者需參照上層因素或「規則」進行翻譯決策。這為解釋翻譯活動中譯者的「問題」決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需要補充，規約性譯本功能也是制約翻譯活動社會-文化層的重要因素。如Toury(2012：8)所言，和其它交際活動一樣，翻譯本質上是目的性的（teleological by its very nature），其產品的功能/地位是制約其實施過程的最高層制約條件（constraints of the highest order）。通常，譯本在目標語文化系統的預期功能（prospective function)決定其語篇-語言（textual-linguistic）結構，進而支配(govern)譯者的策略選擇過程(Toury，2012：6)。在翻譯活動的實施過程中，譯者確定其譯本「預期功能」的依據是規約性譯本功能，即該社團譯者在大量翻譯活動中，構建的業已被相同目標語讀者所接受的同類型譯本，所產生的語境效果。由於這些譯本都是翻譯活動的「有意義」成果，為此其功能不僅能滿足譯者、委託人、出版商和目標語讀者的需求和期待，而且與該社團的翻譯規範等「社會規則」相一致。可見，規約性譯本功能也是社會-文化層「規則」的具體體現。
4.1 翻譯活動中的「問題」
在翻譯活動實施過程中，譯者通常會遇到語篇翻譯問題、規約性翻譯問題、情景翻譯問題和職業翻譯問題。首先是因翻譯操作行動層的「條件」而產生的語篇和規約性翻譯問題。如上文所述，制約翻譯操作行動的「條件」包括源語文本功能及其語篇特點、雙語語言和文化的差異等因素，其中不能用目標語完整重構的那些體現源語作者意圖、文體風格和源文語域特點的標記性語篇特點，造成了語篇翻譯問題。比如 E.E.Cummings採用拆分字母、顛倒排列方法創作的 A Leaf， 由於漢語中很難對該詩的排列風格進行完整重構，故此便產生了語篇翻譯問題；又如韓少功《馬橋詞典》中的自造方言、George Orwell的Nineteen Eighty-Four中的「Newspeak」和Anthony Burgess的A Clockwork Orange中的「Nadsat」等自造語，都是引起語篇翻譯問題的標記性文體特點。此外，雙語語言、文化的差異是規約性翻譯問題產生的原因。這類翻譯問題不僅源於雙語句法、詞法等規約性語法規則的差異，更來自於源語特有的文類規範、規約性語篇圖式、修辭結構及修辭手段（比如漢-英翻譯中唐詩宋詞的韻律格式及源語文本中的聯邊、析字、析詞、鑲字、歇後語等修辭格，英-漢翻譯中十四行詩的音韻規則、英文法律文本中情態動詞的特殊用法等），還源自於表述源語特有文化的慣用詞語或短句（比如專名、術語、習語、俗語、行話及方言等語言變體）。實踐中，對比雙語文本（源語文本和擬構建的目標語文本）是析出這兩類翻譯問題的途徑。
其次是情景翻譯問題。當體現翻譯行為目的的「情景性文本功能」與翻譯操作行動層的「源語文本功能」不相符時，便會產生情景翻譯問題（桑仲剛，2014）。翻譯和其它交際行為一樣，都是在特定情景中有目的地構建文本的過程。情景性文本功能，即文本在特定情景的讀者身上產生的預期語境效果，是行為目的及交際情景的具體體現，它是翻譯和其它交際行為的「導向」。由於文本功能的不同，目標語和源語文本的語篇構建方式和手段也會有所不同，情景翻譯問題便由此而生。例如，如果委託人要求將杜甫的《春望》，翻譯給一位需要了解中國晚唐社會、但又不懂中文的英國歷史學家，除了因該詩特有的文體特點、語篇圖式結構而產生的語篇和規約性翻譯問題，此處更包含一例情景翻譯問題：源語詩歌的功能是表達性的，而譯本的情景功能則以信息性為主。需要補充的是，這裡的「源語文本功能」並非情景功能，而是規約性文本功能，即業已被源語語言社團認可的同類型文本普遍具有的功能。這是由於「導向」源語言交際行為的情景性文本功能，需要與源語交際活動社會-文化層的「規約性文本功能」相一致；同時，翻譯過程中譯者單憑源語文本，很難對源語交際情景進行真實重構，也就是說很難準確界定源語文本的情景功能。故此，對比規約性源語文本功能和情景性譯本功能，是發現情景翻譯問題更為現實的途徑。
另外，當「導向」翻譯行為的「情景性文本功能」與翻譯規範等「社會規則」不相符時，便會出現職業翻譯問題；假如委託人或出版商要求將涉及尚未申報的專利或國家安全機密的源語文本，翻譯給目標語大眾讀者時，職業翻譯問題便會產生，此時譯者需依據翻譯規範、職業倫理乃至法律等強制性「社會規則」，調控自己的翻譯行為（桑仲剛，2014）。需要指出，由於情景和職業翻譯問題均源於語境因素間的矛盾，故此翻譯語境分析是發現這兩類翻譯問題的主要手段。
4.2 翻譯活動中「問題」的決策機制
在翻譯活動的分層實現過程中，翻譯操作行動或行為的實施，既要依照本層的語境因素，還需與上層語境因素或「規則」相符合。如果層次間存在不一致時，譯者則需參照上層因素或「規則」進行翻譯決策。職業翻譯問題的產生，源於社會-文化層的「社會規則」與翻譯行為層「情景性文本功能」的矛盾，其決策依據為上層的翻譯規範等「規則」；同理，情景翻譯問題是因操作行動層的「源語文本功能」和行為層的「情景性文本功能」不相符造成的，其決策依據應為後者。對此，巴西學者Arrojo（2005）曾做過一個實驗：她在一家飯店裡邀請數名譯者將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詩「This is Just to Say」（This is just to say/ I have eaten/ the plums/ that were in/ the icebox// and which/ you were probably/ saving for breakfast// Forgive me/ they were delicious/ so sweet/ and so cold）譯成葡萄牙語，並告知該文本可能是一位美國客人留給巴西主人的，結果譯者竟一致將其翻譯成一個生活便條。顯然，此處譯者的策略依據是「情景性文本功能」，而非源語文本功能（桑仲剛，2013）。需要指出，如果情景性文本功能與社會-文化層的「規則」不相符，情景翻譯問題的決策依據則為規約性譯本功能、翻譯規範。
如上文所述，源語文本功能是制約翻譯操作行動的「條件」之一，在符合情景性文本功能及翻譯規範等「社會規則」的情況下，它是語篇和規約性翻譯問題的策略依據。文本生產也是一種社會活動，該活動的「成果」對於作者、出版商和讀者都有意義，也就是說具有滿足活動實施者、參與者期待和需求的功能，該功能是評價文本生產活動的標準。在長期的文本生產活動中，同類文本的主要功能被規約化，比如詩歌的表達功能、廣告話語的呼籲/感染功能、新聞報刊的信息功能等，這些功能是構建同類文本的操作行動所依據的「規則」。如Reiss(2004)所言，按照信息、表達、呼籲/感染三種功能，可將文本分為三種類型：以內容為中心的信息性文本、以形式為中心的表達性和以呼籲性語境效果為中心的感染性文本(2004：25)。譯者在處理信息性文本的語篇和規約性翻譯問題時，首先會選取那些能確保準確、完整、通暢地傳達源語信息內容的翻譯策略和語言手段；對於表達性文本中的這兩類問題，她/他會採用那些既能保證語篇形式最大相似，又不會造成源語信息內容缺失的翻譯策略和手段；在處理感染性文本的語篇和規約性翻譯問題時，譯者則會優先考慮有助於實現雙語文本語境效果最佳對應的策略和手段(Reiss，2004：25-28)。當然，一個文本通常會兼具多種功能，此時譯者會根據這些功能的顯著性，依次制定解決翻譯問題的策略方案。這樣，翻譯活動中的「問題」及決策機制可用圖1來表示：
如圖1所示，在翻譯活動從社會-文化層、行為到操作行動的分層實施過程中，譯者通常會面臨由制約操作行動的「條件」造成的語篇和規約性翻譯問題，還會遇到因（行為層）情景性譯本功能與（操作行動層的）源語文本功能、（社會-文化層的）翻譯規範等「社會規則」不相符，而產生的情景、職業翻譯問題。通常，譯者會參照源語文本功能處理語篇和規約性翻譯問題、依據情景性譯本功能解決情景翻譯問題，並遵循翻譯規範、規約性譯本功能等「社會規則」處理職業翻譯問題；當這些制約翻譯活動的操作行動、行為和社會-文化層的語境因素間不一致時，譯者則需根據上層的情景性譯本功能或翻譯規範等「社會規則」，選擇適當翻譯策略和語言手段，解決語篇翻譯問題、規約性翻譯問題或情景翻譯問題。
5. 基於「問題」的翻譯批評
翻譯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活動（problem-solving activity）（Pym, 2007；Rothe-Neves，2003）；在這種跨文化交際活動中，譯者的核心任務是解決翻譯問題。換言之，翻譯活動是譯者根據源語文本功能、情景性文本功能、規約性譯本功能和翻譯規範等語境因素，依次解決語篇、規約性翻譯問題、情景翻譯問題和職業翻譯問題的過程。為此，翻譯批評的主要內容是評價翻譯活動中譯者的翻譯問題決策，具體而言，就是通過分析翻譯文本的語篇特點、重構分層翻譯語境因素制約下譯者的翻譯策略選擇過程，以翻譯規範、規約性譯本功能、情景性譯本功能和源語文本功能為參照，評判譯者為解決翻譯問題而採用的翻譯策略和語言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講，譯文質量評估的首要標準為翻譯問題決策的適當性，而非譯文語篇結構的「忠實」性和語言表達的「通順」度。
例如，譯者（或翻譯機構）受一家籌劃在境外上市的中國大陸公司之託，要將其中文年報翻譯成英文，以便給某國際證券或金融管理機構呈交中英文雙語文本，即使譯者設法使目標語文本的宏、微觀語篇結構都對源語文本「忠實」，其譯作質量也並非就一定上乘。這是由於國內公司的中文年報和國際金融領域通行的英文年報的文類規範不同（王立非、韓放，2015），也就是說，在翻譯的操作行動層面存在規約性翻譯問題。由於源語文本功能以信息性為主，此時，評估譯文質量的首要標準並非語篇形式的「忠實」度，而是信息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和通暢性。為此，解決該翻譯問題，譯者需要以目標語讀者接受的文類規範為參照，調整源語文本的語篇結構，優先考慮那些能確保完整、順暢地傳達源語信息內容的語言手段。假如該公司為了能順利通過資格審批，要求在譯本中增添或刪改源語文本的某些信息內容，與源語文本相比，此時翻譯行為層的情景性譯本功能，還增加了呼籲、影響等功能，這便與制約翻譯活動社會-文化層的規約性譯本功能、翻譯規範等「規則」相衝突，職業翻譯問題由此而生。解決該問題，譯者須依據同類譯本的規約性功能（即準確、完整、通暢地傳達源語文本信息），參照翻譯規範乃至規章、法律等有關強制性「社會規則」，與委託人進行協商使其調整翻譯指令，以便選擇那些能確保譯本「合法性」和「接受性」的語言手段，構建語篇結構。否則，在源語文本在場的情況下，無論其譯作行文如何地道、通順，其質量則會在職業標準之下。
6. 結語
翻譯活動是譯者根據分層語境因素分析和解決翻譯問題的過程。翻譯問題是翻譯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基於問題的（problem-restricted）翻譯研究是構建純翻譯理論的途徑之一（Holmes，1972；Toury，2012：4）；描寫不同文類、領域和不同語篇層次中翻譯問題的決策手段及其語言表現特點，能為翻譯實踐及翻譯教學提供理據。
需要指出，分析和解決翻譯問題的策略能力是譯者能力的核心部分(PACTE，2005)，為此翻譯教學需要以培養翻譯問題決策能力為導向。基於問題的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濫觴於建構主義教育思想，主張通過自主理解、探究真實情景中的實際問題（Barrows & Tamblyn，1980：1），著重培養學生的問題決策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Hmelo-Silver，2004），可見該方法可作為翻譯教學的一種實施手段。一般而言，基於問題的學習分為三個步驟：發現、理解問題並提出假設；自主學習學科知識與解決問題的手段；形成問題決策方案（Wilkerson & Feletti，1989）。當學生遇到決策瓶頸時，教師需藉助一個基於學科理論的概念模式，指導其理解和掌握處理同類問題的學科方法（disciplinary ways）（Hmelo-Silver，et al. 2007；Hartman，2002：23-69）。在活動理論的基礎上，可構建一個解釋翻譯問題決策的理論模式，該模式可作為翻譯教學的一種學科工具。當然，該模式也能為教學中的翻譯語料構建提供方法論依據：制約翻譯活動的分層語境因素，可作為翻譯語料的標記參數；不同語篇層次上翻譯問題的決策手段及其語言表現形式，是語料標註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該模式具有一定的應用翻譯學意義。
參考文獻從略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二十世紀敦煌漢文敘事文獻西方英譯活動研究」（項目編號：15BYY029）的階段性成果。感謝本刊匿名評審專家在本文修改過程中所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作者簡介
桑仲剛，男，甘肅天水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翻譯學、語用學。分別在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Social Semiotics、Pragmatics and Society、《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中國外語》、《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外語研究》、《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等期刊發表論文二十多篇，主編和參編著作多部，在「第十八屆世界翻譯大會」、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ree Linguistics 等國際學術會議宣讀論文多篇。中國比較文學翻譯研究會理事、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理事、全國中醫藥研究促進會傳統文化傳播與翻譯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翻譯協會專家會員。
來源：本文原載《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8年第4期，第92-97頁。本次推送已獲作者授權，謹此致謝。如若引用，請以原載期刊為準；轉載請註明「大民說英語」以及文章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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