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實驗現「信任危機」:心理學「倒退」或許是進步

　　原標題：經典實驗接連出現「信任危機」：心理學的「倒退」或許是進步

　　最近，兩個赫赫有名的心理學經典實驗接連遭遇「信任危機」：首先，2018 年 5 月發表於《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一篇論文表明，一直以來被認為能夠預測兒童未來學業與發展狀況的「棉花糖實驗」，實際上並不能決定孩子們未來的命運。接下來，2018 年 6 月一篇發表在 Medium 上的報導則直接將 20 世紀最有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稱為「欺詐」和「謊言」。那麼，到底是哪裡出了錯呢？

　　被一顆棉花糖決定的命運

　　生活中，我們常常需要等待。小時候，父母可能會要求我們安靜地坐著等他們回來，或者是將正在播放動畫片的電視機關掉幾分鐘，或者是在客人來之前不要吃擺在桌子上的零食。耐心地等待，以期望獲得更好的獎勵，是個體成長中的必修課之一。

　　這種為了更有價值的長遠結果而主動放棄即時滿足的抉擇取向，並且在等待期中展示自我控制的能力，被稱為延遲滿足（delay ofgratification）。這一概念最早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在 1970 年，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首次將延遲滿足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內容進行方法上的探索，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棉花糖實驗。

　　在棉花糖實驗中，研究人員將 1 顆棉花糖放在兒童面前，並且告訴他們如果能夠在研究人員回來之前忍住不吃這顆棉花糖的話（研究人員會離開 15 分鐘），就能得到第 2 顆棉花糖。如果他們吃了這顆棉花糖，就只能得到這 1 顆棉花糖了。

　　實驗並沒有在這裡結束。大約 10 年後，研究者們又與其中一部分孩子取得了聯繫，他們發現，小時候越能忍住不吃棉花糖的孩子，他們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也就是俗稱「美國高考」的 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成績越高，問題行為越少。之後，研究者們又做了一系列相關研究，結果表明，兒童的延遲滿足能力與其之後的認知發展、社會性發展、健康、甚至是大腦結構有關。

　　這似乎是一個令人驚喜的發現，它被大多數人解讀為：如果我們能夠教會兒童更有耐心、進行更好的自我控制，他們之後就很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教育研究中，延遲滿足常常被稱為「非認知因素」。研究者們認為，提高孩子們非認知因素的發展水平有助於他們未來的成功。棉花糖實驗的結果有力地支持了該觀點，並在學校教育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比如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

　　然而，棉花糖實驗的結果也一直飽受爭議。其中非常有趣的一點是，這項開展於上世紀 90 年代的研究中，這些面對棉花糖誘惑的小傢伙們都是來自富裕家庭的兒童，他們的父母也都受過良好的教育。那麼，對於那些家庭經濟條件不那麼優秀的孩子來說，之前的研究結果是否依然有意義？畢竟，他們的生活常常充滿不穩定的因素，等待對他們來說可能存在什麼都得不到的風險。

　　推翻經典

　　基於早期棉花糖實驗的局限性，紐約大學心理學教授Tyler Watts和同事利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一項大型測試中 1000 名 4 歲兒童的數據，試圖重複該實驗，並且探索簡單的延遲滿足實驗結果是否能夠預測兒童未來在學校和生活中的成就。

　　研究者將兒童分為兩組，一組兒童的母親至少完成了大學的課程（有學位組），另一組兒童的母親則沒有（無學位組）。通過比較可以明顯看出，母親有學位組的兒童在實驗中等待時間更長、未來表現也更好。

　　進一步的分析表明，該研究結果與早期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兒童 4 歲時棉花糖實驗的測試成績與其 15 歲時的成就之間的相關性只有早期研究的一半。當研究者控制了家庭背景和智力等因素後，它們之間的相關幾乎消失了。這意味著，兒童的延遲滿足能力並不能影響其之後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影響兒童未來的，可能是更宏觀、更難改變的因素，例如兒童的智力和其所處的環境。

　　此外，在沒有任何控制的情況下，延遲滿足和兒童的行為結果間也不存在相關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對棉花糖實驗的複製失敗了。」 Watts 說。

　　這並不是說延遲滿足對兒童來講不重要，它仍然是一項需要兒童掌握的、重要的生活技能。只是，在談及孩子的未來發展時，我們需要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納入考慮範圍內。

　　「目前很難找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無法解釋的心理因素。」密西根大學的發展心理學家 Pamela Davis-Kean 說。金錢可以買到美味的食物、安靜的社區、安全的家庭、更少的壓力、更健康的父母和更多的親子時光。Davis-Kean 指出，教孩子如何等待或者是變得有耐心「可能並不是改變他們境況的主要因素」。

　　兒童的發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研究者們希望能夠通過幹預兒童某方面的發展來影響其未來的全面發展，這似乎是不可行的。「人們正在拼命尋找一個簡單、快速並且明顯有效的方法，來改變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的生活。」人格心理學家 Brent Roberts 說，「然而令人沮喪的是，人性的另一個特點是，我們過於在意用快速而簡單的方法解決複雜問題了。」

　　被質疑的斯坦福監獄實驗

　　這是另一個在心理學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行為學實驗—— 1971 年，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及其同事在史丹福大學的地下室搭建了一個模擬監獄，並且招募了 24 名大學生，將其隨機分配為囚犯或者獄警的角色。獄警每班工作 8 小時，而囚犯則 24 小時生活在模擬監獄裡。由於參與者後來發生出乎意料的極端消極的反應，這項預計進行兩周的實驗在 6 天后被終止。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SPE），它的研究結果在幾十年來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影響。

斯坦福監獄實驗影響巨大，曾被改編為電影。

　　與棉花糖實驗受到的來自學界的「推翻」不同，SPE 得到的是來自學術圈外的質疑：2018 年 6 月 7 日，記者 Ben Blum 在一家媒體平臺 Medium 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 SPE 的真實性和價值提出疑問，將其稱為「欺詐」和「謊言」。Ben Blum 指出：SPE 中的實驗者對扮演獄警的參與者的行為進行了誘導，其中一名扮演獄警的參與者為了配合實驗者故意表現得殘忍；一名扮演囚犯的參與者承認自己是為了提前出去複習研究生考試而假裝崩潰；另有一名參與實驗的工作人員公開譴責 SPE 有缺陷並且不誠實；英國的一個研究團隊未能成功複製這項實驗；為了避免被拒稿，該實驗的研究結果發表在了一個非同行評審的期刊上。

　　質疑一出便引起了軒然大波。幾天後，SPE 的主持者津巴多出現，回應了 Ben Blum 的質疑：他們僅僅是在第一天要求其中一名表現懦弱的守衛「早日進入到你認為的角色中」，並且沒有交代他具體怎麼做；關於那名故意表現出殘忍的參與者，他自己事後說是受之前看的電影的影響，而且不光是他，其他獄警也參與了這些殘忍的行為；那名說自己假裝崩潰的參與者，他曾在採訪中提到他當囚犯的那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令人難過的一段經歷；那名所謂的工作人員是一名編劇，並沒有真正參與 SPE ；英國研究團隊對 SPE 的複製更像是一場「真人秀」，在任何意義上都沒有達到一個科學複製的標準；將研究結果發表在非同行評審期刊上是由於經費原因，並且他們後來在許多同行評審的期刊和書籍上發表了關於 SPE 的研究。

　　按照今天的心理學實驗設計標準和倫理標準，SPE 確實存在著許多問題：它沒有嚴格地控制變量、實驗結果可能無法重複、實驗對參與者造成了傷害……但是，綜合考慮 SPE 的時代背景和其對心理學的貢獻，它仍然是心理學歷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人類行為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這些因素可能來自內部因素或外部因素，可能來自生理因素或環境因素，可能來自歷史或當代，可能來自文化或個體。毫無疑問，人是非常複雜的，研究對象越複雜，研究方法就要更加嚴苛。那些快速、簡單發現的積極的實驗結果，往往需要進行更嚴格的驗證。科學研究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令人興奮的研究結果通常需要長期的實驗研究。

　　令人振奮的是，研究者已經開始對以往奉為經典的心理學實驗進行反思，並且越來越重視心理學實驗的科學性，包括對 P 值、效應量的討論，公開研究數據，對心理學實驗進行可重複性檢驗，開展更廣泛的合作網絡等。

　　簡言之，心理學正遵守著「否定之否定」的規律蓬勃發展，而真理也需要一個愈辯愈明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說，經典實驗或理論遭到質疑或推翻，說明了心理學正在變得更好。而我們作為旁觀者，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給它一點時間。

新浪科技公眾號

　　「掌」握科技鮮聞 （微信搜索techsina或掃描左側二維碼關注）

加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