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青銅食器起源甚早，源遠流長，經夏商周三代而臻於隆盛。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就曾出土一件距今3500多年的平底圓鼎。商代之後，青銅食器逐漸作為主角登上歷史舞臺。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杜嶺方鼎，就是目前所見商代前期形體最大的青銅鼎。商代後期也就是殷墟時期，青銅食器開始以特定的組合方式出現，不但規模數量大幅度提升，而且面貌各異，精品迭出。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后母戊鼎(圖③)，高133釐米，口長110釐米，口寬79釐米，重達832.84公斤，造型雄偉，氣勢恢宏，1939年一經發現就備受矚目，如今已成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代表性珍藏之一。
青銅食器按其功能可以細分為烹煮器、盛食器、挹取器、切肉器等，其中烹煮盛食器種類數量最多，像鼎、簋(guǐ)、鬲(lì)、豆等都是後人耳熟能詳的門類。
烹煮器：鼎、鬲、甗
烹煮器主要有鼎、鬲、甗(yǎn)。
鼎是殷周青銅器中數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類，主要用來烹煮肉食。商周墓葬出土的銅鼎內往往存有牛、羊、豬、魚、雞等各種動物遺骨，考古資料也證實了鼎的確切用途。
鬲的功能和鼎相似，也是烹煮肉食的(圖①：西周戜(dié)伯鬲)。這點由東周隨葬陶鬲中發現有豚骨可推知。
甗的上半部分為甑(zèng)，下半部分為鬲(也有作鼎形的)，中間有箄(bǐ)，箄上有孔，甑置食物，鬲盛水，下舉火煮水，以蒸汽加熱食物，作用同於現在的蒸鍋。著名的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三聯甗(圖⑥)，由三個甑和一個長方形案狀的鬲組成，案上有三個圈形孔灶，用來承置甑體，不僅放置穩當，而且一次能加溫蒸好三份飯，構思非常奇巧。
盛食器：簋、盨、簠、敦、豆
盛食器則主要包括簋、盨(xǔ)(圖⑦：西周魯司徒伯吳盨)、簠(fǔ)(圖④：春秋捲曲夔紋簠)、敦(duì)、豆，主要用於盛放黍稷稻粱等主食。豆還可以盛放肉醬、肉汁、醬菜等食品，相當於今天的菜盤(圖②：戰國嵌紅銅獸紋豆)。
挹取器匕、切肉器俎
挹取器指的是匕，多放置於鼎、鬲、甗等器中，主要用來取肉食、飯食。切肉器指的是俎，是切肉用的几案，俎面上多有鏤孔，便於在切肉時擠壓出的肉汁滲流。(圖⑤：春秋王子臣俎)從功能上看，這些食器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比如鼎、俎、匕就是一套完整處理肉食的裝備，用匕將肉從鼎中取出，放置在俎上切分，用於祭祀和宴饗。
西周以降，周人重食，鼎簋等食器進而升級成為青銅禮器的核心，鼎為奇數、簋為偶數，形成「列鼎」的器用制度，即所謂「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注)，某些情況下盨、簠也可以代替簋的位置。這種青銅食器禮器化的場景，還被頻頻載入詩歌。《詩經·周頌·絲衣》雲「鼐(nài)鼎及鼒(zī)，兕(sì，古代犀牛一類的獸名)觥(gōng)其觩(qiú)」，描繪的正是周王祭祀行禮時的盛況，鼐指大鼎，鼒為小鼎，「鼐鼎及鼒」的意思就是尺寸大小有等差的一套鼎。考古發現也證實了這一描述。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八號墓出土有五件晉侯蘇鼎，它們造型、紋樣、銘文全部相同，僅大小尺寸呈遞減陳設，這組晉侯蘇列鼎顯然是《絲衣》這首古詩生動的註腳。
由此看來，古代中國青銅食器不僅單純作為實用器，而且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彰顯的是尊卑貴賤的社會地位，是等級身份和行為規範的標誌，由此形成獨特的禮器體系，正所謂「藏禮於器」。
例如1978年陝西扶風齊村出土的簋，體量巨大，通高59釐米，口徑43釐米，腹深23釐米，重達60公斤，是存世商周青銅簋中最大的一件，而它的主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周厲王。《詩經·小雅·伐木》雲「於(wū)粲灑埽，陳饋八簋」，說的是天子九鼎八簋，通過這一件器物，我們就可以遙想西周天子氣象是何等的恢弘磅礴。西周青銅食器高度發達，還出現了很多新的器型，如簠、盨等。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內史盨，便是年代最早的青銅盨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名器西周大盂鼎，鼎內鑄有銘文291字，其中一段銘文記載的是商人因縱酒誤國，以致亡國的史實，使我們不由聯想到商紂王「以酒為池」的惡跡，這也是目前發現的唯一有關商人縱酒亡國的實物證據。
東周時期，列國諸侯紛爭不休，青銅文化呈現出鮮明的地域差異，青銅食器也不例外，顯得爭奇鬥豔。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二號墓出土的七件王子午鼎是一套列鼎，器主是楚莊王之子王子午，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7.4釐米、口徑66釐米、重110.4公斤，出土時還附有一銅匕，是挹取鼎中之肉的工具。這種平底束腰形制的鼎，是東周時期楚文化的代表，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長江下遊乃至廣東、廣西等南方地區，則流行一種被稱作「越式鼎」的三足細瘦外撇的銅鼎，極具地方特色。至於河北、北京一帶，則常見一種世稱「燕式豆」的銅豆，同樣別具一格。由此可見，東周時期銅豆的地位上升，常與鼎作為固定組合出現。
歷經數千年的滄桑，那些觥籌交錯的場面早已湮沒於歷史深處，但留存至今的一件件青銅食器足以讓我們浮想聯翩，去回味那個鐘鳴鼎食的時代。毋庸置疑，這些承載著中華文明基因的青銅食器，早已脫離了其本身的實用意義，演變為國家政權、社稷秩序的象徵，進而又演變為中華文化的象徵性符號，並將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本報記者王珏整理。圖片由國家博物館提供)
版式設計：沈亦伶
《 人民日報 》( 2020年01月25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