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150萬蘇聯紅軍對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全面攻勢。關東軍從1934年就開始構築的「東方馬奇諾」防線不堪一擊，陣地迅速失守，日軍被迫轉入地下工事中頑抗。蘇軍能夠如此迅速、兇悍地粉碎關東軍「北部防線」，與一名中共特工張永興有著密切關係。
佐爾格挑選的優秀間諜
20世紀30年代，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部以「共產國際情報組」的名義，號召各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搜集情報。1930年，「共產國際情報組」諜報員、二戰中最著名的紅色間諜佐爾格奉蘇軍總參謀部第四情報科指派，秘密來到上海。他的任務除了搜集有關中國的情報，還要在中國發展為共產國際，也就是蘇軍服務的諜報網絡。佐爾格很快就建立起一個由14名核心成員構成的「中國情報組」，其成員包括波蘭人、德國人以及中國人。
佐爾格來到中國僅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上級希望佐爾格將工作重點轉向對日情報工作，並且選送一批優秀的中國情報人員前往蘇聯受訓，參與對日諜報工作。佐爾格新的工作任務得到中共特科的積極配合。當時佐爾格身邊有一位重要的助手名叫張放，他將自己的老同學張永興介紹給了佐爾格。
張永興是中共黨員，「九·一八」事變後曾前往深山老林說服土匪組成抗日義勇軍，與關東軍作戰。1932年底，張永興根據中共特科的命令來到上海，與另一名中共黨員張樹棣一起前往蘇聯，在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受訓。臨行前，張永興與佐爾格見了面。受訓完畢後，張永興和張樹棣於1934年春奉命回到中國東北，來到齊齊哈爾。他們以闊少的派頭，先住進當地著名的谷川洋行，很快買下了一個雜貨鋪，然後又投資興辦了《民生晚報》，自任社長，整日借採訪之名遊山玩水，實則是探查情報。張永興和張樹棣一方面收買大量產業，作為情報組織的掩護；另一方面通過熟人介紹招集了30多人，組成代號「波波夫」的情報組，其成員包括張永興的五弟張克興。
關東軍心臟裡的棋子
值得一提的是，蘇軍將張永興投放到齊齊哈爾是很有目的性的一步棋。事實上，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後，將這座城市打造成了一個巨大的軍事堡壘。在城市東部，是日本化學戰部隊——516部隊和526部隊；齊齊哈爾火車站東側和北側則是關東軍的物資集散地，倉庫裡儲存了大量軍事物資。可以說，張永興是蘇軍投放到關東軍心臟地區的一枚棋子。
張永興的情報組在軍營、倉庫、機場等軍事設施旁邊開辦鞋帽店、水果攤、旅館、菸草行、養雞場等產業。情報員在裡面監視各自負責區域內日軍的活動情況。在飛機場附近蹲點的情報員，要觀察機場內飛機的起落架次、時間、機種、攜帶炸彈的種類；在火車站附近的情報員，則要觀察車站內軍列發車的時間、運送的物資、運送的方向。一些情報員還主動報名，進入日軍軍營內參加修築工事和運送垃圾的工作，乘機撿拾紙屑，甚至直接進入庫房盜取文件。
1934年5月12日，關東軍司令官菱義隆大將籤發命令，決定把東寧、綏芬河、平陽鎮及海拉爾等地作為建設軍事要塞的範圍。關東軍於是驅使數十萬中國勞工在東北中蘇邊境上修建大規模的軍事設施。張樹棣以旅遊為名來到海拉爾刺探情報，他派出諜報員化裝成苦力，進入日軍修築要塞的施工現場探查情報。就這樣，大量日軍的機密情報被張永興通過發報員送往莫斯科。
斷送在東條英機手上
但張永興很快就要面對一個強悍的對手——東條英機。東條英機於1935年9月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他上任後迅速向所謂「滿洲國」各行政區派遣憲兵，在中國東北全境建立起一張以哈爾濱為中心的、龐大的間諜網絡。東條英機還組織起一個情報班，專門研究竊聽、電報截取和破譯。
東條英機的 「努力」很快有了成效——1936年初，關東軍察覺在齊齊哈爾上空經常有神秘的電波出現。東條英機下令在齊齊哈爾採取分區停電的方式排查電臺位置。機警的張永興為防不測，於1936年8月暫時停止向莫斯科發報。此後不久，張永興奉命攜帶部分情報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張永興前腳剛走，關東軍憲兵隊就在靠近中蘇邊境附近，抓獲了一名可疑的中國人，並在其身上搜到了日軍重要的軍事情報。憲兵隊對此人進行嚴刑拷打，並順藤摸瓜查到此人的上級正是在齊齊哈爾活動的張永興和張樹棣二人。關東軍憲兵隊立刻出動包圍了齊齊哈爾市內的「波波夫」情報站點。張永興住處的電臺、照相機以及大批未來得及發出的情報都被查獲。張永興的兄弟張克興也被逮捕。
張永興在蘇聯聞訊後，不顧蘇方人員勸阻回到東北。他先秘密偷越邊境，然後尋機搭上火車來到齊齊哈爾。當他來到自己的居住地附近時，發現四周氣氛詭異，不時有來路不明的人出沒；十幾天後，也就是1936年11月19日，張永興再度來到住處，覺得四周已無日本特務，便悄悄溜進家中，試圖將家中的間諜用品以及情報轉移。不料，日本憲兵隊特務此時突然出現在大門口，張永興終於遭到逮捕。
1937年1月5日，關東軍憲兵將張永興、張克興等8人運到齊齊哈爾市北郊的一片亂墳崗前，集體槍決。據見證人回憶，這些囚犯被殺前，還在與日本憲兵辯論，問他們「愛國有什麼罪」。
（據《上海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