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5月5日，馬克思誕生在德國萊茵省特裡爾市，當時為普魯士王國所殖民。然而，對於「世界公民」馬克思來說，他還有一個誕生地：比利時布魯塞爾廣場的天鵝咖啡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誕生地、《共產黨宣言》的誕生地。
「1846～1848馬克思在這裡居住」
布魯塞爾的名稱，由「布魯奧克塞拉」演化而來，是條頓語「沼澤上的住所」之意。公元十世紀末，這裡出現了城市的雛形。這個歐洲的十字路口，在長達數百年的歷史中，一直為眾多政治力量的爭奪地，因而形成了其特殊的包容開放的城市性格。也因此，成為了馬克思流亡生涯的第二站，成為他在茫茫沼澤中暫時得以激發和存放思想、學說的一處住所。
1843年秋，新婚僅數月的馬克思夫婦，攜手踏上流亡之途，去往巴黎。1845年1月，馬克思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2月到了布魯塞爾，一個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度。那年，他27歲。
頭一年，他們一家的住所輾轉了同盟路5-7號和奧爾良路42號等七八處，最終「定居」在布魯塞爾市伊克塞爾區的讓·達登街（Rue Jean D'Ardenne）50號，一棟上下四層的「聯排別墅」內。170年後的今天，房子已被增高到5層，伊克塞爾區歷史協會在樓房外牆上掛了一塊小牌子：「1846～1848馬克思在這裡居住」。
流亡布魯塞爾的三年多時光裡，流離、貧困時常伴隨著他，但這可算得是馬克思革命生涯中生活狀況最為平靜幸福的時期。而在馬克思到達布魯塞爾後兩個月，恩格斯也從巴黎投奔而來。
這兩位志同道合的戰友一碰頭便投入工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一部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熟的著作。 從這部著作幽默譏諷的文風中，我們能窺見這對相差兩歲的密友青年時代的精神狀態以及他們艱辛工作中的樂趣。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後不久的1883年6月2日，曾寫信給蘿拉回憶說，他和馬克思寫到得意時常大笑不止，「鬧得你們難以入眠」。 這個時期，馬克思的思想尤為活躍。他的許多重要著作如《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針對普魯東《貧困的哲學》所寫的《哲學的貧困》、由給布魯塞爾德國工人協會演講稿整理而成的《僱傭勞動與資本》等著作，都在此完成。而期間最為驚世駭俗、影響深遠的，自然是與恩格斯合作的《共產黨宣言》，這部深刻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的政治文獻。
一個多月時間寫出了震撼世界的「宣言」
從馬克思的住處步行約兩公裡，便來到布魯塞爾市中心著名的大廣場，人稱「平民廣場」。這個廣場與其他歐洲廣場不同，沒有教堂、鐘樓和禮拜堂。除卻金碧輝煌的哥德式市政廳和國王並未居住過的路易十四行宮這兩座官府外，其餘40多座呈現出哥德式、巴洛克式、路易十四式、文藝復興式等各類建築風格的大廈，均為17世紀的行業商會。諸如門楣上懸掛狐狸招牌的商業工會，掛驢子的運輸業，掛孔雀的繪畫業，船夫、裁縫、粉刷匠、磨房主、木匠……如此多的行業匯聚在一個廣場，形成了布魯塞爾獨特而壯觀的市井氣氛和平民文化景觀。1619年，布魯塞爾第一公民小於連的塑像就豎立在了臨近廣場的街巷中。
很自然地，「世界公民」馬克思，也成為了廣場歷史中最閃耀的部分。
廣場一角，市政廳的左側，有一幢高110米、寬近70米的五層建築，名為「天鵝之家」。其二樓門簷上飾有一振翅欲飛的天鵝，門口左側外牆懸掛的銘牌上寫道：「馬克思自1845年2月至1848年3月住在布魯塞爾。他曾跟德意志工人協會和民主協會一起在這裡歡度1847～1848年的新年之夜。」
當年的天鵝咖啡館，如今成為了一家餐廳。每當它開門迎客之時，無論老闆還是服務員，都會熱情地接受人們的朝聖。進門左側靠窗的區域，懸掛著馬克思的一幅照片。據考證，這是馬克思當年經常就坐的區域。就是在這裡，馬克思曾經常與工人見面，商討工人運動的策略及前途。也是在這裡，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天才的思想家，開始了前無古人的偉大合作，共同草擬了《共產黨宣言》。
到達布魯塞爾後不久，他們周圍就陸續聚集起了一批來自歐洲各地的共產主義者。他們經常來到天鵝咖啡館寫作和聚會，交流思想，討論時政，批判各種與科學共產主義相牴觸的思想學說。他們發起成立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第一次政治實踐嘗試，也是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雛型；創建德意志工人協會；參加正義者同盟，又改組同盟並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除德國代表外，還有瑞士、波蘭、英國的代表。大會經過深入的討論，採納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決定公布一個「宣言」形式的「同盟」綱領，並把起草工作委託給馬克思恩格斯。回到布魯塞爾的馬克思，開始構思和寫作這部震撼世界的「宣言」，而倫敦的共產主義者，則焦急地等待和催促馬克思的這部著作。從寫下第一個德文字母到畫出最後一個標點，馬克思用了一個多月時間。
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在倫敦瓦倫街19號的哈裡遜印刷所裡被印行成冊。這本綠色封面的德文小冊子，薄薄的23頁，2萬多字，首次印數僅幾百冊。今天，它已有200多種語言出版，成為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政治文獻。
如今，當人們穿越繁華的廣場、喧騰的人群，進入這片小小的靜謐的「聖地」時，仿佛能穿越時空，親見一群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聚集在這座咖啡館裡，或指點江山，或激烈爭辯，或慷慨陳詞，或陷入沉思；又仿佛能親聞，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年輕的胸膛中噴薄而出的那句激情而又理性的預言：「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1845年12月，馬克思宣布脫離普魯士國籍，自覺成為一名「世界公民」。
1848年12月，普魯士政府剝奪了馬克思的國籍。從此，他再也沒有取得其他國家的國籍。
1848年革命席捲歐洲，也波及到比利時。驚慌失措的比利時國王下令搜捕外國政治流亡者並驅逐出境，馬克思的名字被列在第一個。當年3月，在法國臨時新政府的邀請下，馬克思夫婦回到巴黎，恩格斯也隨即前往。
3年多後的1851年12月，因在巴黎抗議新獨裁者而自願選擇流亡之路的雨果，也來到布魯塞爾，先後居住於廣場上的綠門旅館、林堡旅館和鴿子飯店四樓。平民廣場上又誕生了一部傑作——《悲慘世界》。
布魯塞爾這塊不大的廣場上，還曾留下拜倫、海明威、梵谷、大仲馬、莫扎特等眾多偉人的足跡。天鵝咖啡館，也曾是他們流連思索、捕捉靈感、製造傳奇的地方。正因這些天才的自由的靈魂，使得美麗的平民廣場充滿了人類理性的光輝。
翻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花了將近二個月
當1847年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在天鵝咖啡館誕生之時，馬克思29歲，恩格斯27歲。72年後，一位同樣29歲的中國青年陳望道，在上海，在老漁陽裡，在同道們的鼓勵下，決定要將《共產黨宣言》完整翻譯成中文。
《共產黨宣言》的內容最早傳入中國，是在1899年2月到4月的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第121至124期，刊載了由李提摩太節譯、蔡爾康撰文的《大同學》，首次提到《共產黨宣言》中「資產者與無產者」中一段話。
1903年，又是上海的廣益書局出版了趙必振翻譯的日本福井準造所著《近世社會主義》，以較長篇幅介紹了馬克思學說及《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並引錄了《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段話。其後，各地政治組織創辦的報刊，都曾刊載過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馬克思著作書目、推介、節譯，但大都是用文言文翻譯的。
「五四」運動後，《共產黨宣言》的隻言片語已無法滿足人們的思想需求和理論渴望。在北京出獄後南下上海的陳獨秀，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正如當年倫敦共產主義者焦急的等待一樣，深感用「主義的集合」來組建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等人，覺得應儘快出版《共產黨宣言》全譯本，而上海《星期評論》的主編戴季陶，則正著手找人翻譯《共產黨宣言》意欲連載。《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得知此事後，向戴季陶舉薦了經歷浙江「一師風潮」的陳望道，陳獨秀也極表贊同。
於是，戴季陶向陳望道提供了《共產黨宣言》日譯本，陳獨秀請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共產黨宣言》英譯本，供陳望道作翻譯底本。
陳望道於1920年春節後返回故鄉義烏分水塘村，在家宅旁一間破陋的柴屋裡，專注翻譯《共產黨宣言》。譯文不足兩萬字，但陳望道「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花了將近二個月才完成。4月下旬，譯稿完成，遂赴上海請李漢俊校閱，再轉請陳獨秀審定。彼時，陳獨秀已住在老友柏文蔚提供的上海老漁陽裡2號。陳獨秀對此譯稿非常滿意，即交戴季陶，不料思想激進的《星期評論》遭到查封。
1920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隨即投入位於陳宅底樓客堂間的《新青年》編輯工作。上海漁陽裡一帶，仿佛有著神奇的磁力，一時間群賢畢至，聚談社會主義和改造中國的問題，儼然新文化運動者和早期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聚集地。毛澤東也曾專程到此拜訪陳獨秀，由此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尤其是1920年5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6月，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此成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此誕生，8月，「中國共產黨」 經由信件在此定名……
也是在這個8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提供經費，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裡12號租了一間房子，作「又新印刷所」。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作為上海社會主義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正式出版。此書32開，豎排平裝，內文以五號鉛字印刷，共56頁，每頁標「共產黨宣言」眉題，文中部分專用名詞後注有英文供參照，定價大洋一角，沒有扉頁、沒有序言。只在封面上，用了馬克思的肖像。
馬克思主義的「天火」，正式降落在黑暗的中國……
初版千餘冊很快銷售一空，9月重版，改正了首印本封面錯印的書名，書封上的書名和馬克思肖像也由紅色改為藍色。11月間，《中國共產黨宣言》出爐，交共產國際。《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出版不到一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正式誕生。
一座城市，總是由建築、人和傳奇共同鑄就。布魯塞爾的天鵝咖啡館和上海的漁陽裡，都只是城市中心的一個角落，一個充斥著市井氣息的角落。社會學家將布魯塞爾「歐洲十字路口」的地利和漁陽裡「物理和制度意義上」的縫隙效應相類比，但真正的自由的土壤，仍然在於它的傳統和人文，在於匯聚到這裡的志士仁人們，他們內心那「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理想。在那些市民可自由進出的公寓、旅店、咖啡館、餐廳、店鋪裡，在錯綜的街巷、不甚井然的空間裡，「市民」成長為「為大家而獻身」的偉大「公民」，從而孕育出巨大的思想風暴和撼動世界的傳奇。這思想的傳奇，在東西方兩處紅色紀念地斑駁的牆壁與街巷間，一如幽靈在遊蕩，雖屢遭圍剿，卻從未遠去。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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