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是上海人的腔調，而咖啡館，在歐美文人的筆下，那是文壇名家波德萊爾、羅曼羅蘭和海明威等常來高談闊論的座席，是人們休閒逍遙的地方，是文學青年談文論藝的所在。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當年馳名滬上的「公啡咖啡館」，在著名作家夏衍、陽翰笙的心目中，那更是彪炳史冊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誕生的搖籃。
據說，咖啡是上海開埠不久的1853年，由英國藥劑師J. Lewellyn在花園弄（今南京東路）1 號開的老德記藥店傳入的。它雖稱藥店，但也經營糕點。這口感酸苦、看似棕色的奇妙液體，為配合藥店之稱，一開始被稱為「咳嗽藥水」，後隨著西點的興起，才慢慢成了時髦之物。到1920年以後，咖啡館已遍布上海街頭，形成了以北四川路、霞飛路和南京路為「金三角「的咖啡店圈，尤其是北四川路上，更是咖啡店林立，濃濃的咖啡香飄市井。一杯咖啡，幾位好友，圍坐小桌，縱情而談，是一種小資情調，更是一種都市浪漫。當年除「公啡咖啡館「外，在老靶子路（今武進路）北首有張資平的「文藝咖啡座」，在虯江支路北北四川路口有創造社開的「上海咖啡店」，還有周全平的「西門咖啡店」等。而閒談咖啡文化的文章也是星布上海報刊，十分熱鬧，諸如魯迅的《革命咖啡店》、林徽因的《花廳夫人》、張若谷的《忒珈欽谷——霞飛路俄國珈琲店小坐速記》、慎之的《上海咖啡》、田漢的話劇《咖啡店的一夜》、曹聚仁的《文藝復興館》，溫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董樂山的《舊上海的西餐館和咖啡館》等等，甚至《申報》「藝術界」版還開設專欄「咖啡座」，均是研究老上海咖啡文化的珍貴文獻。
時間過去了幾十年，為尋覓「公啡咖啡館」的蹤跡，筆者曾經徜佯四川北路街頭，逛到四川北路多倫路口，抬頭一望，一座雄偉巍峨的門樓矗立在街口，上有「多倫路文化名人街」幾個大字，在陽光的照射下，分外耀目。靠北面的牆上，在多倫路8 號的門牌下，釘著一塊銘牌，上書「公啡咖啡館遺址」。這是「遺址」，現在是「上海時裝商廈」，內時裝琳琅，顧客盈門。1928年魯迅在《革命咖啡館》一文裡是這樣描寫咖啡店的模樣：「遙想洋樓高聳，前臨闊街，門口是晶光閃爍的玻璃招牌」，如今顯然已是兩種景象。網上有當年 「公啡咖啡館」的照片，是一幢假三層的小洋樓，樓下賣糖果、糕點，樓上有兩間房喝咖啡。查檢資料，抗戰勝利後，「公啡」由中國人主持，改名為「新元堂」,解放後改為「多倫果品店」，1995年因四川北路拓寬而拆除，並在附近造起七樓大廈，2006年公布為區歷史遺址紀念地。原在「公啡咖啡館遺址」近旁的地下室古玩城，闢有一家「公啡咖啡館」，由一位陳姓年輕人慘澹經營，大約2017年古玩城變身停車庫，這家咖啡館也隨之飄散。
那末，「公啡咖啡館」為什麼會成為左聯誕生的搖籃呢？原來歷史上公啡咖啡館地處老上海公共租界邊緣、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上，較為隱蔽，店主是一個日本人(一說猶太人)，巡捕房不大注意，因此成了左翼文人、進步青年聚會的場所，當年左聯的多次籌備會議就是在這裡秘密進行的。據夏衍在《懶尋舊夢錄》回憶：「籌備會一般是每周開一次，有時隔兩三天也開過，地點幾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館二樓一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間。」就是在這裡，時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委書記的潘漢年，召集在上海的黨員作家和進步文學工作者座談，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新精神，要求立即停止對魯迅、茅盾的論爭和批判；就是在這裡，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冰釋前隙，魯迅穿著長袍，嘴上含著菸斗，不住地品幾口綠茶，其他人喝著咖啡；就是在這裡，起草了左聯的綱領，協商了發起人名單……
1930年2月16日，天氣晴朗，《魯迅日記》云：「午後同柔石、雪峰出街頭飲加菲」。其實是到公啡咖啡館參加左聯的最後一次籌備會。到會的除魯迅之外，還有沈端先、鄭伯奇、馮乃超、彭康、沈起予、華漢、蔣光慈、錢杏、洪靈菲、柔石、澤雪峰等12人。會上檢討了過去文學運動中的缺點，確定了今後文學運動的任務，一致決定在3月初正式召開左聯成立大會——由此可見，左聯確實是在這裡孕育誕生的。
其實，不單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在「公啡」醞釀成立的，就是「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即「劇聯」的籌備會議，也是在這裡召開的，左聯骨幹茅盾、胡風、周揚等，也經常光顧公啡。更為喜劇性的是，原先並不喜歡跑咖啡店的魯迅，從此之後，也成了公啡咖啡館的常客。由於離山陰路寓所不遠，魯迅常常借座這裡約見友人，指導文學青年。1930年6月5日，「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蕭軍、蕭紅回憶說：1934年，他們帶著《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兩部小說稿，從東北輾轉來到上海，生活拮据，創作更是艱難，他們向魯迅求援。11月30 日午後，按照魯迅先生信中約定，他們乘1 路有軌電車先到北四川路底的內山書店跟魯迅見面。然後由魯迅把他倆帶公啡咖啡店長談，蕭紅寫道：「魯迅先生很熟悉地推門進去，上了2 樓。我們也隨後跟進。店裡一個外國人很熟識地跟魯迅打招呼，魯迅回禮以後便在靠近樓梯的一個廂位中坐了下來，我們也坐進去。這處廂位很僻靜，進門的地方有個小套間部分地掩住了它。座位的靠背很高，臨座的廂位互相看不見，坐在廂位裡就如進了一個小房間……」當年上海中央局宣傳部內部交通員、文學青年葛琴在出版自己的處女作《總退卻》時，向魯迅求教，魯迅在公啡接待她，她後來回憶說：「他完全不像一個老人——雖然他上唇上是留著那麼一抹濃黑的鬍鬚，他更沒有一絲名人的架子。那天我們在咖啡店裡談了兩個鐘頭，我完全不感覺有什麼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勁地說著文學上的各種問題，和不斷地給予我們熱烈地鼓勵（我們可以想起，那時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樣一個沉悶的狀態中），他的說話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樣充滿著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緒，當我們從咖啡店裡出來的時候，除了滿意以外，更驚愕中國如今還有一個青年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