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人類文明史上佔據著重要一席，尤其是在西方的歷史上，每一個國家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宗教文明。宗教影響著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風俗，它滲透至方方面面。尤其重要的是與政治之間的聯繫，宗教的價值體系的形成其實脫不開政治的屬性。統治者往往都會將其作為統治的工具，利用宗教政策來鞏固統治的地位。「宗教寬容」政策就是統治者慣常採用的策略，簡單的說就是讓各教派信仰能夠趨於平和的狀態，避免由教派紛而引起國家的內憂外患。在歷史上，羅馬、英國以及波斯帝國等都採取過宗教寬容政策。
在大流士一世時期，波斯帝國的國力達到鼎盛時期，其中不乏有「宗教寬容」政策的功勞。大流士實行的宗教寬容政策不僅使國內的政局得到穩固，而且也避免了激起被徵服之地的強烈反抗情緒，形成對波斯的威脅，可謂是「一石二鳥」的安國大智慧。
波斯帝國的寬容政策在居魯士時期就已經產生了。在居魯士攻佔巴比倫之後，他不僅將各城邦的神像送還，而且又恢復了巴比倫城主神馬都克的身份。同時他還讓猶太人返鄉，建立其聖殿，而後居魯士也被其視作救世主。這些都是居魯士寬容政策的體現，也是這些政策不僅讓他贏得了聲望，更為重要的是還促成了波斯的擴張，同時穩固了國家的政權。顯然，宗教對於當時的人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居魯士在攻佔巴比倫的時候，宗教就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雖然波斯的實力已經壯大，但是在進攻巴比倫城的時候卻受到了極大阻礙。因為巴比倫城易守難攻，而且城中準備的補給都十分充足。若不是巴比倫納國王波尼德冷落了巴比倫主神馬都克，也不會引起巴比倫人的不滿。正是因為納波尼德對於巴比倫宗教的背叛，才導致巴比倫祭司主動給居魯士開啟了城門。當宗教與政治相關聯，宗教信仰甚至能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
而居魯士之後，大流士一世的宗教寬容政策進一步促進了波斯的發展和鞏固。大流士即位之前的波斯處於動蕩混亂的局面，最主要的就是內部的王權紛爭以及波斯徵服之地的起義。大流士在用軍事武力的手段鎮壓了叛亂，將波斯的版圖又歸於統一之後，便開始了大改革。因為此時波斯不僅元氣大傷，此前的國家政策也都在混亂的動蕩中被破壞，所以急需一番改革來恢復。軍事的武力手段之後就是改革措施登上檯面，大流士在經濟、軍事等方面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極大地促進了波斯帝國的繁榮發展。而在這些改革中，大流士所採取的宗教寬容政策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有著「一石二鳥」之妙用。
首先宗教寬容的第一個好處就是穩定了被徵服之地，避免反抗勢力興起對波斯造成威脅。每個國家都有著本國的宗教信仰，當然也會有其它的地區宗教文化的融入，但是都會有一個主神的位置。隨著擴張之戰的不斷進行，一個國家徵服另一國家或地區，除了領土上的徵服，往往還會進行文化入侵，進行「洗腦式」的奴役。文化中自然包括宗教文化，而對於把宗教信仰看得十分崇高的被徵服人民來說，是十分嚴峻的侵佔。所以為了反抗這種強制入侵，便會集結反抗勢力起來反對壓制。這種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或者說積蓄了力量之後，就會對徵服者的統治造成強烈的震動，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反抗力量。歷史上「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鬥爭屢見不鮮。反抗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領土被侵佔，更主要的是因為在別國統治之下限制了自由，比如宗教信仰或是交流上的自由被限制對於有著自己宗教信仰的人來說是極其嚴重的壓抑。
所以為了安定波斯的政權，大流士一世採取宗教寬容政策，他尊重各被徵服之地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還幫助埃及修建了阿蒙神廟，保護埃及的宗教信仰，埃及的祭司也因此樂意歸順於他。祭司在有宗教信仰的國家是十分重要的存在，他們的地位通常也很崇高。因為信奉神需要舉行祭祀活動，而這些活動的主持就離不開。他們一般被認為是神與人的溝通者，不僅人民崇敬他們，而且統治者也會對其感到敬畏。所以大流士此舉就已經收服祭司，也就相當於穩定了埃及反抗波斯勢力。同時大流士也和居魯士一樣，對於猶太人也是實行宗教寬容政策，還支持耶路撒冷聖殿的修復。而且埃蘭人也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信奉自己的神。即使他們曾經發動叛亂反抗波斯，也依舊可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
大流士一世針對被徵服地的宗教寬容政策，自然是出於政治的考慮，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波斯國內的穩定。擺平了外患，也就消除了隱憂。沒有了反抗勢力的威脅，波斯才能夠一心促進內部的強盛。而且允許這些地方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甚至還會激起他們的感激之情。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一種心理上的情感控制，還能夠對波斯的發展產生促進作用。這就是大流士實行宗教政策的其中一方面的考慮。
其次，宗教寬容的另一個好處就是能夠促進不同宗教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交流，穩定波斯內部的統治和發展。波斯由於擴張戰爭不斷壯大自己的版圖，到了大流士時期波斯已經成為橫跨亞、非、歐的大帝國。如此廣闊的疆域，民族也是眾多。而每個民族又都有自己的本土文化和宗教信仰。若要讓這麼多民族都統一奉行波斯的宗教文化，這顯然會激起強烈的抗議。但由於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宗教文化，這些地區之間的差距較為懸殊，如果缺乏彼此之間的交流往來對于波斯的管理來說是一大困難。
所以要實行宗教寬容政策，大流士先在文字上下功夫。大流士統一了文字，將阿拉米語定為官方的語言，這對於宗教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當然波斯自身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波斯信仰的是襖教，在居魯士時期襖教遍及波斯。到了大流士一世時期，大流士又把襖教的主神阿胡拉馬茲達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即使是在波斯有自己主神的情況之下，大流士依舊實行宗教寬容，讓各種宗教文化之間都有發展的空間，可以進行自由的傳教，彼此之間相互交流溝通。而且在襖教之前的早期的伊朗的宗教信仰也沒有被扼殺，大流士反而對其予以支持和保護。因此不僅波斯人民對波斯的統治具有認同感，其它地區也消減了波斯的掠奪之仇。所以各民族之間也因為宗教活動而逐漸展開了更多的交流和往來，宗教寬容政策反作用經濟和政治等方面，促進了波斯內部的穩固和繁榮發展。
總結
大流士作為波斯的最高統治者，他的宗教寬容政策自然是與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從一個「宗教寬容」，就實現了波斯對內和對外的雙重穩定，足可見大流士「一石二鳥」的智慧之處。大流士一世的宗教寬容政策對于波斯來說是促進了波斯的繁榮鼎盛，而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來說同樣具有促進作用。大流士一世認可各民族不同的宗教文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同信仰之間的相互衝突。從而避免各地陷入混亂局面，有利於地方之間的穩固，同時也有利於鞏固波斯的統治。而且不同宗教文化之間的交流，可以打破相對隔絕的狀態，通過交流往來增進理解並且給予彼此宗教文化以尊重，從而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
宗教是一種意識，是以相對獨立的姿態存在的。即使國家走向了滅亡，但這種信仰還是可以存活的。尤其是在普遍將神視為崇高信仰的社會環境中，宗教衝突與徵服往往會造成很大的危機。宗教寬容政策蘊含著妥協的意味，但是在大流士一世時期，基于波斯的社會環境，這種妥協反而是一種安定國家的智慧。
參考文獻
《波斯帝國》
《大流士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