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爾港(Bar Harbor)的年月裡,通往廣闊世界的大門,主要是傑瑟普紀念圖書館(Jessup Memorial Library)。從我們居住的教區長(church rectory)住宅穿過荒山街(Mount Desert Street)就到了圖書館。我和圖書館員斯特普爾思小姐( Miss Staples)成了朋友,她後來迷迷糊糊地變成了斯特普爾思夫人,因為她嫁給了一名同姓的男子,到我九歲的時候,我每周都會抱著一摞書回家。沒有哪本書能夠像休·洛夫廷(Hugh Lofting,1886-1947)的杜立特醫生(Doctor Dolittle)的冒險故事那樣引起我的興趣。
這位好心的醫生居住在沼澤泥塘鎮(Puddleby-on-the-Marsh),看起來是個地道的英國人,但他的創造者前往美國時,甚至比瑪格麗特·尤瑟納爾去美國的時間還要年輕。洛夫廷1886年出生於英國伯克郡的梅登黑德(Maidenhead),在距離倫敦三十英裡的泰晤士河上遊,曾經在加拿大、非洲和古巴從事土木工程師的工作,後於1912年前往紐約開始新的記者職業。一戰開始,他於1916年回到英國應徵入伍。他在弗蘭德和法國擔任中尉,他想尋找一些合適的內容,寫信告訴自己在紐約的小孩。後來他這樣寫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在家裡的小孩很想收到我的信——他們想要有插圖的信,而不是沒有插圖的。但前線很難找到可以寫給小孩的有趣的東西:消息要麼太可怕,要麼太無聊。而且所有的信件都會被審查。然而有一件事情越來越多地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動物在一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似乎也變成了宿命論者。它們和我們一樣聽天由命。但它們的命運和人類的命運截然不同。無論士兵受傷如何嚴重,他的生命都不會被放棄;所有的外科(當時已經相當發達)資源都會用來搶救他的生命。一匹受傷嚴重的馬則會被及時地補上一槍。他開始想像,如果有一個獸醫能夠和他的動物病人進行交談,那該多有助於治療,於是杜立特醫生應運而生。戰後,洛夫廷和家人移居康乃狄克州,他在那裡將戰爭中寫給孩子的信件擴寫為一本書。《杜立特醫生的故事》(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於1920年在紐約出版,立刻大獲成功;兩年後在英國出版時,附上了英國作家休·沃爾波爾(Hugh Walpole)熱情洋溢的前言,沃爾波爾稱讚洛夫廷寫出了「《愛麗絲漫遊奇境》之後第一部真正的兒童文學經典」。
約翰·杜立特是一個家庭醫生,有一天他會說話的鸚鵡玻里尼西亞告訴他,動物的語言大部分都是非口頭的,之後他的職業產生了重大轉折。例如,她說,他的狗這樣扭動鼻子的時候,意思是「『難道你看不見雨已經停了嗎?』……狗幾乎總是用鼻子提問」。洛夫廷告訴我們,「一段時間以後,在鸚鵡的幫助下,杜立特醫生對動物的語言已經相當嫻熟,已經可以和它們親自交談,並理解它們所說的一切。然後他徹底放棄了人醫的職業」。小說沒有給出更充分的解釋,但小說如饑似渴的讀者非常樂意去閱讀這一不可能的前提引發的眾多冒險。
洛夫廷除了賦予他的主人公超自然的語言天賦之外,還給予他躁動不安的性格。杜立特經常在遙遠的地域花上半年的時間,往往是為了學習一門新動物(或魚類或昆蟲)的語言。在此過程中,他總是不出所料地捲入一些刺激的冒險之中,包括沉船、海盜、部落戰爭和遺失的文明等。杜立特用一個獨特的方法決定旅行的目的地:他隨機翻開地圖集,合上眼睛,用鉛筆戳一頁地圖。鉛筆所指,就是他前進的方向,只有一條鐵律,他絕不去曾經去過的地方——這條規則讓他經常要用鉛筆戳好幾次。
《杜立特醫生歷險記》(
The Voyages of Doctor Dolittle,1922)接近四百頁的篇幅,包含了很多冒險故事。這些故事以蜘蛛猴島(Spidermonkey Island) ——一座浮島——上的戰爭達到高潮,在這場戰爭中,杜立特領導波普西皮託爾 (Popsipetel)的軍隊打敗了邪惡的敵人口袋扎歌德拉格(Bag-jagderags)。感恩戴德的波普西皮託爾人擁戴他登基做了國王,加冕為永·多想想國王(King Jong Thinkalot),他們把他銘記在繪圖史書裡,就像我們看到的該著的彩色卷首插畫一樣。
這部書的敘事者是塔米·斯塔賓斯(Tommy Stubbins),如果說杜立特是福爾摩斯的話,那麼斯塔賓斯就是對其奉若神明的華生。敘事者塔米是個老人,他回想起1839年九歲時候的冒險經歷,當時他是一個鞋匠的兒子,前途黯淡,但一門心思想要旅行,終於成功地做了醫生的助手。我自然非常享受通過斯塔賓斯的眼睛所看到的故事,但真正的快樂在於醫生和他五花八門的家庭成員之間自然而然的交往。這些家庭成員包括管家鴨子撻撻(Dab-dab),她對一路帶進屋子的泥巴火冒三丈,萬事通鸚鵡玻里尼西亞,她總是向別人講述她在一百八十三年的鳥生中見到的一切,還有迷人的小豬哄哄(Gub-gub)。哄哄非常豔羨醫生總是能夠收到大量的信件,渴望自己也能夠擁有一個筆友,於是他開始給自己送匿名信。其他人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但結果發現這些「信」裡裝著香蕉皮。哄哄解釋說,他覺得他應該收到他能夠享用的信件。
這麼多年過去了,重讀此書,發現有很多內容不大妥當。醫生有一個夥伴是非洲王子,名叫棒破(Bumpo),他在牛津上學,出來度假。棒破身穿裁剪精緻的西服,但堅持赤腳走路,他很喜歡西塞羅,認為西塞羅的兒子是他的同學。他講一口非洲版的吉卜林式的英語(例如「今天早晨我一出四邊形就把鞋子扔過了牆」),在1922年讀這樣的內容或許比今天更加有趣。而且,該書的主要冒險故事的屬性模糊不清,這是一個尋找一個偉大的美國印第安人博物學家長箭的歷程,杜立特非常想和長箭交流思想。杜立特最終在南大西洋的蜘蛛猴島上找到了他。當時的場景會讓人想起斯坦利發現自己找到了利文斯通博士的情形
(譯者註:此兩人是1939年的電影《斯坦利和利文斯通》[Stanley and Livingstone]中的兩個主角):
長箭和棒破加入杜立特一邊,一起保衛波普西皮託爾王國,抵抗邪惡的口袋扎歌德拉格,他們的勝利成為故事和詩歌傳頌的內容:
紅皮膚強壯黑皮膚猛洛夫廷的故事介乎於帝國幻想和滑稽模仿之間。感恩戴德的波普西皮託爾人堅持要杜立特加冕為王,而禮貌的杜立特不好意思拒絕,但他為中斷科學工作而深感懊惱。他真的很想啟程去學習貝殼類動物的語言,王冠也對他抓捕蝴蝶構成障礙——他抓蝴蝶不是為了將其殺死,而是為了與其交談。
在本書的結尾,他,塔米和他們的動物成員們搭乘一隻巨大的海螺前往英格蘭的家,讓波普西皮託爾人自我管理。
應該如何理解這種帝國冒險故事?洛夫廷從一戰回來時,已經是一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加上他的愛爾蘭天主教背景,他可能永遠都不會成為大英帝國的忠實擁躉——這或許也是他移民美國的原因。在杜立特短暫的統治時期,他對島上的社會進行了民主化,並與口袋扎歌德拉格締結了合約;「和大多數合約不同」,洛夫廷說,這個合約「以前和現在都被嚴格遵守——甚至直到今天」。《杜立特醫生歷險記》呼籲在種族之間和物種之間建立和諧共棲的關係,雖然並不是每個年幼的讀者能夠從書中領悟到這層意思。
就我而言,這部著作持久的魅力在於其誇張的語言多樣性,這一特點還延伸到寫作模式上。在一個重要時刻,長箭和杜立特交談時,用的是一系列刻在甲蟲背上的象形文字,該著卷首插畫右上部所展示的正是這種象形文字。同樣,洛夫廷關於抵禦口袋扎歌德拉格戰爭的插圖也讓我深感興趣,但原因並非勇士們不可戰勝的力量,而是瑪雅人一般的圖形和象形文字:
甚至現在我基本上還是在追隨洛夫廷筆下精通多種語言、環球航行的主人公的足跡,雖然我從未能夠成功地像他那樣熟練掌握馬、老鷹和蝸牛的語言。杜立特從來也不知道戳在地圖上的鉛筆將他帶向何處,但同樣,任何作者都無法知道他們的著作將會把讀者帶向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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