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在諸暨市民公園的遐想湖畔的遐想石上，望著身邊的一小片水杉林，靜靜地遐想著。
曾經，我和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水杉是一種極其普通極為平常的樹。
去年8月，我帶著濃鬱的興致閱讀了斯行健先生於1951年所著的《水杉》一書，書的卷頭語介紹道：「作者將1948年5月以來發表的關於水杉的文字，集編為這一本小冊子，定名為『水杉』（Problems of Metasequoia），承蒙本公司允予出版。這幾篇文字，都是極通俗的，僅『水杉命名的我見』及『水杉命名的再討論』兩篇，比較專業。作者是研究古生代及中生代的地質及植物化石的。」書中的14篇文章分別發表在當時的上海《大公報》、南京《中央日報》和《科學時代》《科學大眾》《讀書通訊》《科學》《科學世界》等報紙雜誌上。
看了這本小冊子，我才知道，水杉與銀杏一樣被稱為植物中的「活化石」，他的發現曾多麼的轟動。我這才知道，水杉是一種極不普通極不平常的樹，它可是植物界的大熊貓啊！
後來，我又相繼設法購買了斯行健先生的專業著作《中國標準化石·植物》《中國古生物志》《中國古生代植物圖鑑》等，走訪了先生的故居，電話採訪了斯先生的夫人裴加梅女士，與斯行健的侄子斯建新進行面對面的採訪，從而對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按斯氏家族輩分，我應該叫斯行健曾爺爺。斯行健，字天石，1901年3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諸暨市東白湖鎮斯宅村（過去叫諸暨縣斯宅鄉斯宅村），他的爺爺斯景，字爾福，號仰止，官名康，曾任湖北東湖縣、宣恩縣，四川寧遠府鹽源縣、巫山縣等地知縣。父親斯啟佑，字應謨，號耿周，學名旦，曾就讀日本東京警監學校，回國後懷著辦學報國的理想，與辭官回家的父親和具有同樣抱負的族兄友人一起，在山村家鄉創辦現代學堂——斯民學校。
斯行健與著名畫家、教育家潘天壽同在1920年畢業於浙江高級中學（現為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畢業後，斯行健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班，兩年後轉入地質學，師從李四光、朱家驊、葛利普教授。1926年北大畢業後，到中山大學任助教。
1928年9月，斯行健登上開往德國的輪船，從此，他高大寬梧的身影出現在柏林大學的校園內。一到柏林大學，他就寫信給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徵求攻讀專業方向意見，李四光回信告訴他，中國古植物研究的基礎薄弱，有關地層問題得不到解決，嚴重地阻礙了地質工作的進展，長期以來不得不把化石寄往國外。建議他以祖國地質事業的發展為重，放下個人興趣，攻讀古植物學。從此，斯行健放棄古脊椎動物學，師從古植物學家高騰教授攻讀古植物學。古植物學的研究範圍包括古代植物的形態解剖、系統分類、生態、時間和空間的分布以及各門類植物的起源、發展和進化的歷史、古代植物區系、各地質時代的植被和它們的演替等，有助於尋找礦產和研究含有煤炭、石油等礦產地層的分布、劃分和對比。
在德國，斯行健如饑似渴地投入到學習研究之中，決心利用身在柏林可以查對標本的有利條件，獲得更多的知識。有一次，高騰教授外出，留下一本化石鑑定的書，斯行健如獲至寶，認真學習，兩個月後教授回來，他已把整本書閱讀完了，並能按書上的要求鑑定化石。對此，高騰教授非常吃驚，讚嘆不已。
1929年，他在德國撰寫的論文《校正欣克所著東亞石炭二疊紀植物》，把19世紀末古植物界的權威欣克先生所定的有關屬、種問題進行重新分析梳理和歸納，這種對科學的頂真態度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同和讚譽。1930年9月，國際植物學會邀請他赴英國劍橋大學出席國際第五屆植物學會。會議期間，高騰教授向各國同行推薦斯行健說：「這就是中國的斯行健，在古植物學方面是東方的希望。」
1931年，斯行健撰寫的論文《中國裡阿斯期植物群》通過答辯，成為中國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古植物學家。獲得博士學位後，斯行健又赴瑞典國立皇家研究院繼續深造，精心研究藏在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中國植物化石標本，完成了《中國裡阿斯期植物群》和《中國中生代植物》兩本著作。1933年夏，李四光老師寫信建議他回國報效祖國，接到老師的信後，他毅然放棄重返柏林深造的決定，當年就提前回國。
在中央研究院歡迎他回國的會上，他慷慨激昂地說：「要以數年精力先從事教育，培育人才，然後再全力投入科學研究。」由此，他全力以赴傾注在古植物學的教育研究中，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古植物研究員、北平研究院特約古植物研究員，並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率先開設古植物學課程把所有時間全部花在古植物學的教育研究中。
1937年初，經李四光老師安排，斯行健調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工作，擔任古植物研究員，併兼任中央大學古植物學教授。正當他發憤圖強集中精力於古植物學的教育研究時，抗日戰爭爆發，根據李四光老師的指示，斯行健與地質研究所的所有人員、家屬一起隨帶圖書、標本、儀器等遷往江西廬山，又經湖南遷到廣西桂林。長途跋涉中，非常可惜的是他個人多年苦心搜集的標本資料幾乎全毀於廬山。
來年8月，在恩師李四光夫婦的介紹見證下，斯行健與朱有年結婚，之後生下一女一兒，分別取名為斯楓、斯葦。「楓」「葦」，均為植物。
1944年6月，日軍從湘桂鐵路南下，桂林形勢危急，斯行健帶著妻子和兩位幼小的子女，與其他科研人員及家屬一起追隨李四光老師倉促離開桂林，7月到達貴陽。在那樣動蕩不安的烽火歲月裡，他們沒有一天放棄過對地質的研究。在貴陽的短短幾月，他與李四光老師一起考察地質和第四紀冰川遺蹟，取得重大收穫。12月，到達重慶。在這，期間，他夜以繼日的工作，幾乎到了忘我的境界，甚至對日機的不斷空襲也置若罔聞。短短的兩三年時間，他發表10多篇論文，完成了《鄂西香溪煤系植物化石》古生物志。
抗日戰爭勝利後，斯行健回到南京地質研究所繼續從事古植物學研究，總算可以安安穩穩的繼續他的事業了。1948年3月25日，美國《舊金山紀事報》登載頭條新聞：「科學上的驚人發現——一億年前稱雄世界而後消失2500萬年的東方紅杉，在中國內地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仍然活著！」新聞中的「東方紅杉」，即被人稱為「活化石」「水衫王」的水杉樹。當時，水杉的發現轟動全球。針對這一現象，斯行健先生十分關注，已經是權威古植物學家的斯健行高度關注水杉的發現，既充分肯定這一傑出的發現，同時提出了更加寬泛的建議。新中國成立後，國家也採納了斯行健等老一輩科學家的建議，在湖北利川專門設立了水杉種子站，建立了種子園，全國許多地區都引種水杉。之後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也引種栽培。
1951年5月，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這是亞洲第一個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斯行健接替李四光任古生物所代所長、所長。在此期間，他還擔任南京大學的教學工作。
1954年8月1日，他的小女兒出生，取名斯林，三個子女的名字都與植物相關，充分表達了先生傾心植物的情感。
同年，斯行健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並來到北京開會。晚上看戲，毛澤東主席走到斯行健座位旁坐了下來，這讓他激動萬分。毛主席親切地問：「你姓什麼？」斯行健激動回答：「姓斯。」主席說：「乃天行健也。」主席不僅知道斯行健取名的典故，還能聽出他的地方口音。斯行健從心裡佩服毛主席。兩人談了怎樣發展新中國的地質工作。斯行健告訴主席，自己是學古植物的，解放前是冷門，解放後已成熱門了。毛主席用濃重的湖南話關懷地說：「你要努力培養年輕的地質工作者，為國效勞呵！」
報效國家，為國效勞。他的心裡貯存著老師的諄諄教誨和主席的殷切期望。斯行健經常告誡其他學者：「作為新中國的科學家，每年都要有幾篇論文發表，在國際間進行交流，要不然外國學者認為你不存在了。」他著作頗豐，一生描述過3000多種標本，創立新種約100個，其中《陝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群》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中國古生代植物》和遺著《內蒙古清水河地區及山西曲晚古生代植物群》均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為我國的古生代、中生代煤、煤氣的勘探開發提供了生物地層學的依據。
在斯行健先生的培養教育下，他的學生李星學、周志炎等都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中國古植物學的開拓者。
1964年7月22日，《光明日報》頭版發了一則《人大代表，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所長斯行健在南京病逝》的消息：「新華社南京21日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科學院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所長斯行健，19日下午在南京病逝，享年六十三歲。斯行健先生治喪委員會已由郭沫若、惠浴宇、管文蔚等四十一人組成，將於23日在南京舉行公祭。」
斯行健先生的早逝，對中國古植物學的研究與發展是巨大的損失。
此時，我又靜靜地望著眼前的水杉，這一棵棵水杉仿佛是先生挺拔有姿、正直樸實、嚴謹厚德的影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先生不為名利的崇高品質和敢於奉獻的偉大精神，已成為一種不朽的化石永遠留在世上。
（作者：斯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