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發布客戶端12月2日體育專電 題：孫揚事件：一次失敗的危機公關
孫楊誤服興奮劑遭禁賽被隱瞞了半年公布，輿論大譁。原本一樁並不大的事情，卻因管理部門危機公關處置不當，造成了負面影響較大的公共事件。
興奮劑其實很複雜
首先要說興奮劑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興奮劑的說法本身就不嚴密，因為在違禁藥物裡還有一大類叫鎮靜劑。再比如大家經常說「服用興奮劑」，其實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使用興奮劑」，因為沾上興奮劑已不僅僅是「服用」了，比如靜脈注射、血液回輸等。每次我審稿時看到「服用興奮劑」都會改成「使用興奮劑」，但改不勝改。
經常碰到有人問我：「XXX是真的服藥嗎？」通常我都會語焉不詳地搪塞過去，因為很難回答。運動員使用藥物大概可分四類：一類是不含違禁成分的治病用藥，比如今年1月1日之前的「萬爽力」(孫楊就是因此藥被禁賽)；第二類是可以幫助運動員身體恢復、提高代謝能力且暫時沒有列入興奮劑禁用名錄的營養輔助類藥物；第三類是可以提高運動成績但暫時查不出來的違禁藥品，著名的EPO(血紅細胞生成素)、HGH(生長激素)和THG(新型類固醇)一度就是這類藥品的典型；第四類是列入興奮劑名錄但運動員鋌而走險使用的藥品，有時會使用遮蓋劑等輔助手段。
對興奮劑的界定是「能提高運動成績同時又對運動員健康造成損害」，但在具體判定上有很大的難度。人們對興奮劑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一些藥物進進出出禁藥名單也是常事。早些年的興奮劑由於受限於科技水平，確實會造成對人體的較大傷害，甚至會造成女性不孕等惡果。但隨著科技水平的提升，高端興奮劑對人體損傷正在趨弱。嚴格來說，所有藥品都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吃三個炸雞蛋還能造成體內膽固醇增高呢。
因此，不能籠統地說運動員「吃藥」，而要說是否「使用違禁藥物」。而要作此判斷的依據就是是否在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的禁藥清單裡，尿樣檢測是否呈陽性。不在清單裡的藥，就能用，哪怕它實際上「能提高運動成績同時又對運動員健康造成損害」；在清單裡的藥，就不能用，否則就是違規，被查出來就要禁賽。
貓捉老鼠遊戲
全球反興奮劑領域，聽到最多的是這兩句話。一句是「貓捉老鼠遊戲」，另一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一批專家在查禁藥，另一批專家在研製禁藥。而且往往製藥的比查藥的水平還高，造成了反興奮劑鬥爭的滯後性。國際奧委會(包括後來的WADA)每年都認證幾十個興奮劑實驗室，中國興奮劑檢測中心從1990年以來每次認證都獲得通過，在世界上也大概絕無僅有，這是中國體育的亮點。但同時世界上也有巴爾科實驗室等一批科研機構在偷偷研製並指導使用高端興奮劑。
比如EPO。在上個世紀末，有不少選手使用EPO，那次製藥的明顯走在了查藥的前面，竟然靠傳統的尿檢手段查不出來。國際奧委會很著急，澳大利亞人也很賣力，終於在2000年雪梨奧運會前宣布採用血檢手段能查出EPO。
這項科技進步也波及到了中國體育界。中國興奮劑檢測機構也很快掌握了血檢技術，並在中國奧運代表團成立前查出了一批涉嫌使用EPO的運動員，包括幾位名頭不小的田徑選手。國家體育總局考慮撤換這批運動員，但卻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這在《袁偉民體壇風雲》一書中已有所提及。
那年的某一天國家體育總局宣傳司司長H和科教司司長S把我叫到總局，商議如何報導此事。談妥後我剛要開車離開，H又把我叫回去，說總局領導還是覺得不踏實，認為「藥檢呈陽性」的說法恐怕會引起法律糾紛，因為當時國內反興奮劑機構的血檢技術還不能說完全成熟，問能不能換個說法。
遇到興奮劑事件一般都說「藥檢呈陽性」或「尿樣呈陽性」，換個說法還真難。後來我提出，那就用「血檢有疑問」吧，被接受了。這種模稜兩可的說法顯得很不專業，但在當時可能也是一種最佳選擇吧。所以，後來在新華社的報導和代表團的口徑中，用的都是「血檢有疑問」。這也多少說明了興奮劑問題的複雜性。
反興奮劑的四大難題
反興奮劑領域最近二三十年始終面臨著法律、資金、技術和倫理四大難題。比如，早些年國際田聯一度考慮對首次使用違禁藥物者禁賽四年，但遭到了歐美國>家的反對。反對的理由是「損害了運動員的工作權利」，他們認為禁賽四年實際上是剝奪年輕人長達四年的工作權利，是不可接受的，也容易引起法律糾紛。歐美國家對「工作權利」看得較重。在20年前「博斯曼法案」中，歐盟反擊歐洲足聯的殺手鐧就是要「維護球員自由選擇工作的權利」。在興奮劑禁賽爭議中，美國地方法院甚至還給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發過傳票(當時反興奮劑機構還隸屬國際奧委會，後來才獨立出去成立了WADA)，害得這位權貴人物一度不敢去美國。芝加哥在申辦2016年奧運會時慘敗，歐巴馬到投票現場助威，但國際奧委會卻一丁點都不給新任總統面子。這會不會跟美國人多年前在興奮劑問題上得罪了國際奧委會有關呢？
資金難題好理解，畢竟藥檢成本也不低。至於技術難題，除上面提到的查藥趕不上製藥外，還有一類違禁成分是人體本身自有的，給藥檢帶來很大的困惑。比如睪酮，這類激素是人體本身就會生成，一度有不少運動員就使用此種違禁藥物。WADA把此類禁藥分為外源性和內源性，通過技術手段判定這種成分是人體自帶還是攝入藥物引起。問題於是來了，有的選手睪酮值檢測偏高，他們就自稱是人體自帶的，你怎麼判斷是內源性還是外源性？於是WADA劃定一個標準值，超出該值的就懷疑你是外源性的，但還不能立刻「斷案」，因為有些人的人體睪酮值本身就比別人高，不能貿然判定就是外源性。於是藥檢機構出了一項措施，就是要跟蹤幾個月，定期檢測。如果你睪酮值降下來了，說明你此前用禁藥了。如果一直保持這個數值，可以認定你的人體睪酮值就是比別人高，還你清白。於是，奇葩的事情出現了。有些選手為了造成人體自帶睪酮值偏高的假相，在追蹤期內仍持續服用該種違禁藥物，期望在追蹤檢查中混蒙過關。夠狗血吧？
至於倫理方面，比如血檢，就會跟一些國家的宗教習俗和人權條例有衝突。說起人權，就有好多運動員如此抱怨——大清早就有人敲我家的門，要查興奮劑(註：飛行檢查)，我還有沒有人權了？藥檢人員也有苦衷——現在用藥手段這麼高超，我不這麼查，哪能查出問題！
對孫楊應「疑罪從無」
回到孫楊事件。我自己在對興奮劑問題的看法上也有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早先，我也是堅定的「懷疑論者」，因為目睹了太多的名將倒在「尿瓶子」裡，不過現在想法有所改變。儘管我依然認為全球範圍內使用藥物和違禁藥物的運動員大有人在，但對興奮劑現象還是要秉承「疑罪從無」的法律理念。在證明一個人有錯甚至有罪之前，他就是清白的。既要實體正義，也要程序正義。寧可放過三千，決不冤枉一人。對孫揚也是，既然認定他服用的萬爽力是用於治病，那麼就得認定他是清白的。「疑罪從無」這一基本法治理念既然適用於國內外社會各界，當然中國體育界也不能例外。
當然孫揚有過失，他自己也說「要為進入自己體內的物質負責」。但中國運動員不像外國運動員有那麼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權。中國運動員是龐大的行政體系中的最低端，通常也是弱勢群體，在處理個人事務中處於被動地位，而領隊、教練也時常兼著父母、領導的角色。我懷疑孫揚平時在遊泳隊究竟有多大的自主權，大概都是聽別人的安排。你要讓他對「進入自己體內的物質負責」，有點苛求了。
在最近幾十年世界體壇尤其是國內體壇查出的興奮劑陽性事件中，一些案例的主要責任者其實不是運動員，而是運動員周邊的人，運動員有時甚至毫不知情，這也不是什麼秘密了。
一次失敗的危機公關
孫揚事件，暴露出國內體育界興奮劑管理上的漏洞。WADA把萬爽力中含有的曲美他嗪從今年1月1日起列為違禁成分，但總局科教司下發的藥物使用指南中到3月仍標明為可用藥品，這顯然對運動隊造成了誤導。據比較靠譜的消息說，反興奮劑中心曾給各運動隊下發過一個關於從今年元旦起禁用曲美他嗪的文件，但孫揚團隊為何沒有看到？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顯然，在此事上總局科教司和遊泳中心以及浙江遊泳隊都或多或少負有責任。運動員可傷不起呀！因此，本著對運動員負責的態度，希望今後方方面面少點推諉，多點反思，不要再出這樣的漏洞。還有，被禁賽一年的隊醫巴震依然出現在仁川亞運會上，讓人覺得匪夷所思，誰又該對此事負責？
其實孫揚誤服曲美他嗪本身並不是多大的事情，但管理部門拖延半年才公布，引起軒然大波，自導自演了一出負面公共事件。現在大家不滿甚至憤怒的並不是孫揚誤服，而是為什麼隱瞞了半年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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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製圖 |
有負面事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試圖掩蓋負面事件。這些年這麼多的社會負面事件不都印證了這個淺顯的道理嗎？
這是一次再失敗不過的危機公關。涉及名將的公共事件瞞了半年才公布，說好的新聞發布會又臨時取消。遊泳中心領導對記者說：你們問中央去。遊泳隊領隊說此事可公布可不公布。我的天！這些領導難道不知道隱瞞負面事件是要被問責的嗎？難道不知道中央政府一直在要求政務公開，對重要政務信息要及時披露嗎？面對記者如此說話，是要解決問題還是要挑起事端？
其實，如果管理者在半年前作出對孫揚禁賽決定後當即宣布，雖然肯定會激起反響甚至責難，但畢竟現在已不是廣島亞運會時的人文環境，相信國內外民眾對孫揚也能理解。事實上也不會影響孫揚參加亞運會。至少要比現在這樣做對孫楊和中國體育的傷害小得多。此前也有過寧澤濤、廖輝等禁賽復出的先例，民眾也波瀾不驚。仁川亞運會上亞奧理事會及時公布張文秀興奮劑陽性事件，也沒有產生多大的負面影響。有關部門實在是低估了民眾的智商和情商。
多少年來，體育管理部門的習慣性思維和做法是對負面事件遮遮掩掩，致使質疑聲不斷，傳言滿天飛，對中國體育的形象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但決策者對這種自毀長城的做法從來就缺少反思，更談不上吸取教訓。他們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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