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公走了，年享90歲，算是高齡，說是夢中安詳離世，走得很安詳。
不知這位自稱「破老頭」、「知道分子」、「不良老年」的「老頑童」臨走時做了什麼美夢，有沒有像放電影一樣把他的一生播放一遍。
頑劣人生
小時候家境貧窮，但他上的卻是貴族式的好學校；年輕時，最初報考上海的三聯書店未果，偽造學歷考中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卻被代招到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而三聯書店當時被併入人民出版社，若干年後，他當上了三聯書店的總經理；臨近退休時，上頭雖先打過招呼，卻無具體時間，以至於有了這樣戲劇化的場面———「1996年1月1日早上九點鐘，三聯書店的一個人事幹事給他打了一個電話，說「你已經在昨天下午五點退休了」。
作為一個生活在北京60多年的老上海人，沈公說話時經常會既帶著北京味道的兒化又帶著濃重的上海口音，還會時常蹦出幾個上海詞，像極了他生活20年的上海和63年的北京。
在《魯豫有約》中他講述了他的「頑劣人生」：
有這樣一位可愛的老人，他平常出門，所帶的裝備就像一個20歲左右的年輕人：騎一輛永久牌自行車、背一個藍色雙肩包、胸前掛一個MP3、兜裡揣一個PDA。他以文會友，引領讀書兼容並蓄；他豁達樂觀，誠懇中不乏雅痞風致；他激情似火，晚年依舊享盡生活百味。
20個字的一生
沈公生前用20個字概括了他的一生：「吃喝玩樂」、「談情說愛」、「貪汙盜竊」、「出賣情報」、坐以待「幣」。
「吃喝玩樂」隨著年齡增長，外加早年動過手術，沈公不得不放棄永久牌自行車，而是坐地鐵四處溜達。
隨身所帶的MP3裡依然是鄧麗君、蔡琴和卡朋特等人的曲目；
PDA裡面記的都是北京好吃的飯館地址和電話，無論是最地道的，還是最怪的都能找出來。
「談情說愛」用沈公自己的話說：「除了自己到處吃，跟作家、文人談情說愛也不錯。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談情說愛嘛」
這裡所說的「談情說愛」，無非就是跟圈內圈外的朋友交談聊天，談事情促交情，說說愛好。是一種雅致的活動，往往只有非常坦蕩的人，才能用這種頑皮的方式來表達。
「貪汙盜竊」沈公表示，做文化活動的人，盜竊有形資產很難，但盜竊無形資產則比較容易。
比如你跟別人聊天，就問他最近忙什麼，然後挑逗他說一下這件事的心得體會，等他把心得說出來了，其中的觀念、意境就可據為己有了。
著文化人就是不一般啊，「貪汙」的是不別人的知識，「盜竊」的是別人的思想，這種自嘲式的自我形容方式，也充分體現了一個文化老頭的處事之道。
「出賣情報」就是利用手中的資源，看交情的深淺幫助別人，順便收到免費吃喝的恩惠。這麼頑皮的老人不是「破老頭」是什麼？
坐以待「幣」沈公這樣解釋：「等你出了書後，就坐著等數人民幣。因為前面幹了16個字的「壞事」，所以最後四個字不一定有好結果，於是坐以待斃了；如果不想完蛋，就把『斃』改成『幣』。」
這20個字淋漓盡致地道出了一個「不良文化老頭」熱愛生活、用心工作的獨特方式，展現了一個天真、狡猾、機智、幽默、隨心所欲的沈公形象。
三聯書店和《讀書》
上世紀80年代，文化圈流傳著一句話：可以不讀書，但不可以不讀《讀書》。
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沈公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誌主編。
在三聯書店當家時，只有領導給的三四萬塊錢。經濟窘迫時，他向一企業家請求幫助，對方臨走時丟下一句話「我們這個公司，1000萬元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嚇得他再也不敢找人家了。
為了搞好三聯書店，他想到港臺等境外的文化資源，於是出了房龍（美國通俗歷史學家）的《寬容》，很轟動；又出了金庸的武俠小說、蔡志忠漫畫等；又如，他認為，不拘一格、放棄成見，才能讓新見呈現，正是這種「大無」的思想辦出了《讀書》雜誌的「大有」，有極大的胸懷，有極大的彈性……
《讀書》在他的長期執掌下，形成了既不乏對學術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堅持大眾化的輕鬆活潑的獨特風格。也正是由於這個風格，《讀書》籠絡了一批時下中國文化界最忠實的讀者。
《讀書》不僅是一個人的故事，一個行業的故事，而且是一群人的故事，是一個時代的故事。「沈昌文時代」的《讀書》雜誌和三聯書店，無疑是許多國人舉足輕重的精神家園。
解讀沈昌文
滑頭沈公的父親是上海人，母親是寧波人。3歲時，父親就去世了，五六歲開始，他就寄人籬下。他的母親給人當保姆，上海話叫「娘姨」。他跟著母親住別人家，一天到晚學的就是察言觀色。用上海話說，他從小就是個「識相」的人。
很多人說他「滑頭」，但他認為「滑頭」對他的一輩子影響都很大。沈公的「滑頭」，不在於用這個方式去取得利益，而是遇到為難的事知所趨避。
工作後有了收入，談戀愛也方便了起來。有人給他介紹了一位醫生。這位大夫喜歡音樂，他就假裝懂音樂，白天看了關於貝多芬的書，到晚上約會時賣弄。後來下鄉又拼命寫信，這麼就戀愛成功結婚了。
這，就是沈公式「滑頭」。
工作中也很有樂趣後來，他升官了，成了總編輯的秘書，專管社領導的開會、用車安排，因為對領導畢恭畢敬，很得領導賞識。
但也會犯一些小錯誤。當時沈公的領導叫王子言，有一天，領導看見他在筆記本上寫著「王八用車」，被氣壞了，經過批評和詢問才知道，原來是「王子言先生八點鐘要用車」，想要偷懶少些幾個字，沒想到成了罵人的話，只得承認錯誤。
謙虛的知道分子他是北京書界、文化界的信息源，圈裡大小事情會迅速地匯聚到他那兒，又迅速地傳播出去。幾年後，出了一個新詞，叫「知道分子」，他說自己不夠格做知識分子，充其量是個「知道分子」。
退休後，他還發起創辦《萬象》，一直活躍於出版界。
他的職業經歷見證了中國出版業的變遷和發展；他主編的《讀書》雜誌，曾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表達聲音的理想空間，書寫了一代人的文化夢想。
作為前《讀書》雜誌主編、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至今仍是中國出版界和學術界的一面旗幟，知識精英或三教九流都尊稱他為沈公。
#出版人沈昌文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