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 來源：北京晚報
1978年底到1979年初，我們的文化領域中，思想是非常複雜的。在人民出版社來說，跟我比較談得來的是範用。他有個想法，打算辦一本《讀書》雜誌，要我來，並徵求我的意見，問我找誰。他已經想到的有史枚等老人，但是還要有具體幹活兒的人，那就是要董秀玉這樣的人。他知道我跟董秀玉比較熟，也想到了她。但有人反對，因為董秀玉在「文革」中比較積極地參加了一個造反派組織。我們去幹校勞動改造的時候，她沒有去，留在北京主持出版毛主席著作。她當時已經是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部主任，非常的春風得意。到了審查「五一六」問題的時候，她倒黴了，也成了一個目標，被隔離反省了三個月。此時，她剛出來不久，主任職務也已經被撤了，要重新分配工作。範用想找她來，就問我的意見。據說董秀玉所屬的造反派的一大問題就是整過三聯的黑材料，而「文革」期間人民出版社的一大問題就是三聯問題。所謂三聯問題，主要是鄒韜奮被認為是個資本家，三聯書店是資本家的企業。儘管我和史枚編的「大事記」不這麼說，但是有人這麼認為。
我是理解和支持董秀玉來參與《讀書》雜誌的。為什麼呢？大家在「文革」期間都做了很多應景的事情。她在「文革」中的作為不是由衷的，和惡意為之是兩碼事，你不能把這些都算到人家個人帳上。你也知道，當時大家看的都是中央指引的方向。如果中央說三聯是資本主義企業，我一定會擁護，一定要表態響應的。事實上中央還沒有表態到這個程度。當時爭來爭去，無非就是看中央的眼色了。偉大領袖指到哪兒，我們就打到哪兒，無所謂事實不事實。她只不過隨景參加過一些調查工作，如此而已。我了解她的人品。所以範用問我，我就表示贊成她來。範用採納了我的意見，所以董秀玉很快就到位了，到了範用身邊。
《讀書》雜誌是個很古怪的結構。我在回憶文章中說，這是個巧妙的設計，是高人設計。高人是誰呢？講穿了就是範用。他要設計到什麼程度呢？這個刊物，說是在人民出版社裡邊，由他領導。可是，機構名義是屬於當時的國家出版局的。刊物主辦者是國家出版局研究室，把編輯部設在人民出版社。這樣，人民出版社就管不著了。很明顯，當時範用在一些問題上跟人民出版社的領導想法並不一致。主編呢？又是跟國家出版局研究室毫無關係的陳原。研究室的一位叫倪子明的，是範用的老同事，他來兼任《讀書》雜誌的副主編。這個單位就成了幾不管的了。範用做什麼事，就可以說是出版局的意思，或者說是陳翰伯的意思、陳原的意思。編輯呢？除了董秀玉一個人是三聯的，就是史枚。史枚是執行編輯，馮亦代是執行副主編，是從民盟請來的。然後又找了一些知識青年，吳彬就是那時候由吳祖光介紹來的，她當時還是個油漆工，完全不懂出版，年齡上也是個小毛孩子。曾彥修也介紹了人來，當時要找工作的知識青年特別多。
我沒有參加《讀書》創刊前後那一段的工作。我當時是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的主任，等於半賦閒的狀態。範用是碰到個別問題時來問我。他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總編輯、黨委委員，分工管《讀書》雜誌的聯繫工作。表面上他不出面，實際上都是他指揮的，他安排的。當時的這些事兒，我在回憶文章裡不好寫。不好寫的事兒多著呢！以後會慢慢說。
《讀書》創刊之初，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這個人物太重要了！就是研究室調來的包遵信先生。他是真正來當編輯的。那時候，吳彬他們連助理編輯都還不是，董秀玉才能當助理編輯。董秀玉上面是包遵信，包遵信上面是史枚，史枚上面是倪子明、陳原，再上面是陳翰伯。你看不出範用在哪裡，可是實際上他是靈魂，都是聽從他的指揮。他的作用「瀰漫」在整個編輯部裡。
那時，我還沒去，我也沒想去。我跟範用說過，我想到商務。因為我喜歡搞外語，王子野一直鼓勵我學外語。另外我跟陳原比較熟，商務的一項主業就是外語。
到了1980年初，《讀書》雜誌已經辦起來半年多了。我去「商務」的事情也差不多了，內部已經明確了，就差正式宣布了。範用來找我談，要我到《讀書》去。我問他原因，他語焉不詳，只說《讀書》現在缺少一個中層的骨.需要一個人來幫他擺平日常的局面。我說，我考慮一下。我所謂的考慮，就是去問陳原。陳原說，既然這樣，那你就去《讀書》。
我記得，我編的第一期《讀書》，是1980年的5月號，3月發稿。我到了那裡才知道，的確是缺少一個調節關係、起潤滑作用的角色。當時鼓吹思想解放，史枚又是一個有個性的人，堅持自己的主張。他很大的一個功勞，就是《讀書》雜誌創刊號上的《讀書無禁區》。那篇文章的標題是他改的，作者原來的標題要軟一點，叫「讀書也要破除禁區」。他說要「破除禁區」，沒有說「無禁區」。史枚老先生一改，就成了「讀書無禁區」。他堅持這樣的想法、做法，誰都不能改變。可是辦雜誌的人每個人都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能改變，這樣辦不成呀！所以就需要一個能發揮潤滑劑作用的人。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比較談得來，跟陳原也比較熟，可能會好一些。我去之後，也確實做了一些調節工作。
《讀書》創刊號除了《讀書無禁區》那篇影響很大，還有一篇，就是責備海關扣書太多的來信。批評文字總讓人家不高興，往往需要善後工作。所以，有這麼一個人，又是黨員，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於作檢討，不斷到上級機關去作檢討。我正好屬於這樣一個身份。為批評海關的事兒，我也確實去國家出版局作了不少檢討。以後還不斷地出現被認為是有問題的文章，我就不斷地去作檢討。
我記得，李荒蕪的文章就惹了點麻煩。這位先生是老共產黨員，據說是中國共產黨紐約支部的創立人，或是領導人，總之做過那裡的工作。解放以後就回來了，在外文局做工作，翻譯過很多東西，也喜歡寫舊體詩，筆名叫「荒蕪」。他寫的一首舊體詩在《讀書》發表後，一位朱元石先生注意到了。這位朱先生用「鄧辦」的名義發來一篇文章，批評荒蕪，說這詩是反黨的。這下子搞得非常緊張。朱先生的批評文章已經發表在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內參」上了，寄來的意思是要我們在《讀書》雜誌發表，而且是一定要我們發表。好在我們雜誌的幾個老頭兒，堅持不發表。這樣，就不斷因為一些文章出現矛盾，像顧準的文章，王若水的文章等等。我不斷去應付這種事情，去作檢討，講一點「兩面光」的話。這是外部。
內部呢？也引起了一些矛盾。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喬木同志對《讀書》雜誌好像是特別地關照。我在回憶文章裡已經寫過我的這種感覺。究竟是為什麼這樣，我也弄不懂。
回過頭來說「內部」。《讀書》雜誌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內部也有分歧，有時候吵得很厲害。比如包遵信先生，動不動就說「要幹！」這老兄幹勁很大。當然也有反對他的意見。慢慢的，就在《讀書》內部形成了那麼一種局面：包遵信、史枚屬於要跟上面幹的人，你不準我說什麼我偏要說。陳原主張不這樣幹，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不要哪壺水不開提哪壺。意思是要避開鋒芒。陳原以外的領導口徑就截然不同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潤滑」難度越來越大。陳原知道我的苦心，我也知道他的意圖。就這樣，我跟其他領導人就越來越遠了。他們當然非常不滿，說我簡直是「背叛」。因為按系統說，我不是陳原的人。我當秘書多年，最大的擅長就是能體會領導意圖。但現在，偏偏我不能「革命」到哪壺不開提哪壺的程度。於是，從這個時候起有的領導就不斷批評我是機會主義。他們認為，對陳原，你沈昌文即使不公開頂，也完全可以暗中操作。可是，我是比較忠實於陳原的。從我的個性說，我也比較喜歡陳原這樣的。於是，矛盾越來越大。
1984年，史枚去世。史枚去世應該說是《讀書》雜誌跟上邊的鬥爭很尖銳的一個表現。他在去世的那天下午，同我說了不少，主要是主張為布哈林平反，尤其是布的「發財吧」口號。他知道我很關心我國革命史，尤其是做過「灰皮書」，看過不少內部材料，又懂俄語，能讀原著。史枚常同我討論俄共的黨爭史。這以前，有人已向我透露過，說史公惹了大禍，給中央領導寫了信，提出為布哈林平反。人民出版社黨委陳書記十分關心這事。史枚那天上午同我說了不少，說完很氣憤地夾起書走了。想不到當天晚上，就高血壓病發作，導致腦溢血，第二天就去世了。
在《讀書》編輯部，史枚等人，包括範用，論道德，都是很高尚的。我在回憶文章裡說他是焦大，就是這個道理。可是，光靠這個辦刊物是不行的。我說不行，也許冒昧了，他們一聽會勃然大怒。可是你不能否認這樣會犯忌。必須要有另外的辦法，就是類似陳原教我的辦法。他教我的辦法很簡單，說穿了，一句話，就是引而不發。我們光提供材料，不作結論。《讀書》雜誌的讀者，都是理解力很好的知識分子，他們看了以後，自然會作出結論。
如果有這樣的讀者作了結論，來找我問。我就會說，這結論是你作的啊，不是我作的。我可沒這樣說呀！我說的可能還是馬克思的話、毛澤東的話呢。當時還沒有出現《歷史的先聲》。就是這樣的奧妙呀！我學到的就是這個辦法。我告訴你的，就是馬克思的話，恩格斯的話，英國、美國的歷史，法國的歷史。我們的讀者真是聰明，看了之後，馬上給《讀書》編輯部寫信來說哎呀！講到我的心坎上啦！如何如何。
我在《讀書》的時候，最喜歡的讀者就是那些在窮鄉僻壤的中學教師，極有見地。若是他們看到了，再有個二十來歲的，血氣方剛，就要行動起來了。所謂《讀書》的影響，今天看起來，恐怕大部分就是思想上的影響吧。
為了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當年想了不少辦法，比如「《讀書》服務日」等等。為了做得好一點，也很注意聯絡知識分子。因為我們資源不夠啊。這些老先生都有資源，於是就引出了不少材料。這樣做，也有利於把我的角色扮演好，就是始終不要讓矛盾過於尖銳。當時有句名言，是一位小姐講出來的，《讀書》雜誌內部也有一些老先生贊成。這位小提出一個論點：辦成一個刊物並且光榮犧牲，就是它的歷程。意思是，辦刊物的人應當已經意識到，這個刊物很可能犧牲，儘管這樣，刊物還要辦。
不管怎麼樣，我在《讀書》這一段，基本做法大概就是這樣子的。產生的一大後果，就是我跟陳原更熟了，他的許多事情都是我幫他辦的。我知道，在共產黨的領導同志那裡，評判人有個「三步曲」，我在不少別的老同志心目中已經到了第三步了。所謂「三步曲」，第一步就是水平太低；第二步，叫做路線不對；第三步，品質不好。在陳原以外的老同志眼裡，我大概已經是品質出問題了，很難挽救了。這就不去管它。但不管怎樣，我還是要承認，那些老人家始終是幫助我、引領我走向出版事業的。特別是在1957年，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很可能被劃為「右派」。他們給我通了消息，讓我寫了大字報，不僅沒有被劃「右派」，而且還立了一功。以後他們也是不斷地幫助我。
這裡就要說在改革開放時期恢復三聯書店了。「文革」時期不是說三聯是資產階級企業、韜奮是資本家嗎？到了1982年，不再這麼看了，胡繩等人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好像是寫給鄧力群同志的。到了1983年、1984年的時候，成立了一個小組，專門做這個事情。組長是範用，副組長是許覺民。許覺民是範用的親家，林昭的舅舅。組員有我和董秀玉等人。
我從來愛做具體工作，範用管大事。我喜歡只拉車，不看路，整個局面上的事情不大知道。到了1985年快年底的時候，三聯書店恢復在望，討論的事情已經很具體了。有一天，在東四一帶的馬路上，我碰到了一位新聞出版署的領導，他對我說：老沈哪，你們三聯書店快要恢復了，現在想讓你當頭頭。我就問：怎麼讓我當頭頭？老範他們不是忙了很長時間了嗎？這位領導沒有講更多，我們就聊別的了。
後來我就打聽。直到現在，打聽到的事情，都沒有文字證實。據說一些老頭兒在三聯書店快要恢復的時候提了一個方案，主要意思是三聯書店自治。
上面採取了一個斷然措施，讓老幹部們立即退休，讓同老三聯的老頭們有一定關係而他們又認為比較安全的人接任。此人不知怎的變成是沈昌文。1986年1月1號，我接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的職務。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可以說是倉促上任。我想聘請範用為顧問委員會的主任，上面都不同意。當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後來才約略知道了原因。
這樣，到我上任之前的三聯書店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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