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0日上午，接北京朋友微信：沈公昌文先生辭世往生（在家中無疾而終）。一時驚住。一時再問北京朋友，說「沈公夜間平靜辭世。昨天尚在商量入住醫院事，不料走得如此突然」。一時去網上找消息。一時不知做什麼。翻出前年寫的《沈公十日談》。我這篇長文本是2019年春應《八八沈公》編者之約而寫。今天再發一次，送沈公遠行。
2019，沈公米壽，草鷺要出書祝壽，命我作文一篇。若在舊時，我需以「壽序」應命，可是，我哪有鋪排「壽序」的本事？忽然想到，為文編刊，交友吃飯，我追隨沈公也有年頭了，不妨借《十日談》名目，寫一篇《沈公十日談》。
沈昌文先生
2018年11月29日我來遲了。在阜成路西頭定慧橋下轉來繞去，才發現那家飯店的招牌。這不是北京城路燈輝煌的街區，況是冬夜，我又初來乍到。衝上二樓，推開大包房的門，一眼望見沈公，正端坐在一張大圓桌的主位上，於一片喧鬧聲中，獨自笑著。他的左手邊，當然是俞曉群；右手位空著，是給我留的。這已是近十年來的慣例：我每次來京，曉群大哥都會組一個飯局，主角永遠是沈公，我則居右奉陪。因我是客，嗓門又大，挨沈公坐，容易應付對話中沈公年年減弱的聽力。八十七歲的老人家了，他和世界溝通的方式越來越少，多是沉默以對，四處微笑，偶爾有興致，才提高音量，喊出幾個新「創作」的笑話。幾十年在書籍出版的舞臺中央呼風喚雨，仿佛總是深陷作戰指揮中心的吵吵嚷嚷之中，如今，生活於他而言終於慢慢安靜下來。
他眼皮底下的這張飯桌則難以安靜，尤其我來了，更鬧。早已入席的朋友們，除了張冠生、徐時霖、顧犇幾位常常自帶安靜而來，其他諸位，祝勇、謝其章（經常還有止庵、韋力、吳興文、鄭勇、楊小洲等等），再加上忙東忙西的朱立利，哪位是無話可說的？沉穩如東道主俞曉群，酒過三巡，也是要響遏行雲的。
沈公照例喝他的啤酒。敬了幾杯之後，我問他今天是坐什麼車過來的。為節省老人家的腦力，照顧他的聽力，也免得他多耗心力，我漸漸不再問那些1980年代的風雨雷電了，不再核實《讀書》雜誌的「瘋男瘋女」掌故和《情愛論》的刪減內容了，不再深究三聯版蔡志忠漫畫和金庸作品集的內幕與細節了。我們只和他談談今天的事。
「今天，」他說，「我應邀來參加我的大BOSS俞曉群先生的晚宴。我早早坐公共汽車出門，轉車時順便去逛了一家二手書店，那裡專門賣一些打折的書。我挑了幾本，帶了來，送給各位。各位自己去選，書就在沙發那邊。」沈公這是又要送書了。他一輩子不僅編書、讀書、買書、翻書、談書、寫書，還常常自己買書或將手頭存書送朋友。2004年的一個飯局上，我問他養生之道，他說他練一門氣功，叫小周天，練了幾十年了，受益無窮。他給我介紹蔣維喬的靜坐法，囑我一定要學。回深圳後，忽然收到北京寄來的兩本書，全和「因是子靜坐法」有關，竟然就是沈公寄來的。
一見此刻沈公「舊疾復發」，我趕緊溜過去，找到那個紅色環保袋，將書一一取出，擺在茶几上。書共五本：星雲大師《豁達：做人之道》，陳益民《阿Q永遠健在》，還有《中國避諱》《閒話文人》，最後是一本《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張愛玲的傾城往事》。
在滿坑滿谷的折扣書堆裡，沈公為什麼挑出了這五種？這是他過往做書時選題策劃的微弱餘響，還是他對未來讀物市場的瞬時判斷？抑或是挑無可挑而又不得不挑的聊勝於無？
我巡閱一遍，書心未動，欣然歸座。又有幾位也去看了看，翻了翻，也都空手而回。我忽然就想念上海的陳子善了。陳老師此刻若在，一定不會讓張愛玲寂寞的。
酒飽飯足，轉眼要道別了。沈公穿上外套，戴好帽子，圍好圍脖，然後走到那五本書前，喊道：「各位如果喜歡哪一本，就拿走翻翻。我買來也是送各位的。」
大家嘻哈答應，都祝沈公多多保重、健康長壽，可是無人選書以應。
沈公只好將那包書提在手中：「各位客氣，我只好自己留著了。」
中國當代出版界的一對著名師徒：沈昌文（右）和俞曉群。2019年八月，攝自上海。
2002年12月6日沈公米壽，草鷺要出書祝壽，命我作文一篇。若在舊時，我需以「壽序」應命，可是，我哪有鋪排「壽序」的本事？忽然想到，為文編刊，交友吃飯，我追隨沈公也有年頭了，不妨借《十日談》名目，寫一篇《沈公十日談》。我先寫了2018年11月底在沈公飯局上的見聞，接下來就該寫我第一次拜見沈公的事了。於是，電腦上輸入「沈昌文」三字，搜我舊文中可資參考的段落。先就讀到2004年我主編《文化廣場》時所寫「眉批一二三」中的一段：
《讀書》雜誌的編輯我也佩服。前年冬天，朋友替我約了《讀書》的老主編沈昌文在北京韜奮圖書中心二樓咖啡館見面。我和朋友先到了，挑了中間一個位置落座，立刻就給咖啡香和書香包圍了。前方咖啡館的深處，有長桌一列，桌四周有賓客一群，眾人皆以竊竊私語之聲爭辯著一個公共話題，朋友說那是《讀書》雜誌召集的小型學術座談會。回頭望去，則是書架琳琅，群籍安穩。正四顧間，沈公昌文風風火火地來了，臉色被門外的寒風染成了深紅，像一本書話集的古樸封面。他傳授了我幾招編刊選書的「秘訣」；他說一會兒他還有約會，也是談書的事；「我每天做的就是為書做『媒』的事。」嗯，寫得真好。是我寫的？
說是「前年冬天」，算了半天，算出是2012年冬天。這大抵可信，蓋因我去北京，喜歡選冬天。離京南下深圳迄今近三十年，在一個沒有冬天的城市住久了，會非常想念北方的冬陽、冬夜與冬雪。《深圳商報》的「文化廣場」周刊，世紀之交，停刊有年，2003年3月的復刊由我主持，一如1995年的創刊。如此說來，我去北京求見沈公，當是為「文化廣場」謀劃未來。
且看我在文檔中搜出的第二段：
冠生兄領我去北京三聯二樓咖啡廳拜見沈昌文先生。「這是深圳來的，」冠生說，「深圳商報《文化廣場》的主編，胡洪俠，我們都叫他大俠。」沈公笑眯眯的，邊聽邊點頭，客客氣氣地說了幾個「好」，全沒有額外的熱情和深談的興趣。我一看大事不妙，趕緊接過話頭喊道：「沈公，我是OK先生。」
「奧！」沈公陡然轉頭向我，提高音調說，「你就是OK先生。」於是大家都笑了。
冠生「哎」了一聲，笑著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需要解釋。「OK先生是我用過的網名。」我說，「沈公和我都在一個叫『閒閒書話』的論壇裡玩兒。」
沈公連忙說：「我只潛水，不發言。不過你OK先生的『非日記』我還是有點印象的。」
這就是了。我和冠生1990年代初期即在深圳相識，後迅速升級為相知。回北京工作後他和沈公打交道多年，我想一睹「真人」風採，求冠生引見當然最為方便。
可是，既然是寫《沈公十日談》，所述所憶不僅應標出「年、月」，更理應精確到「日」。我第一次見到沈公，究竟是何月何日？我在自己的文字裡查不到，只好再求冠生大哥。
幾分鐘後，答案來了：「2002年12月6日下午14：30，三聯書店二樓咖啡廳。」
片刻，冠生的日記手跡圖片傳到。是十七年前的「文獻」了：橫格白紙，墨跡井然，筆劃一絲不亂，記事繁簡有致。我每每感嘆冠生沉穩踏實如山，山中藏龍臥虎，可是他仍不斷給人意外驚喜，讓人感佩不已。
十七年前的那天晚上，他寫道：
一上班就為大俠尋找沈昌文先生。看看，十七年前，沈公剛逾古稀，雖已退休，精神煥發，胸有成書萬卷待出版，天天又有東西南北各路飯局要主持；白日跨上自行車，一騎絕塵，凌晨潛入網際網路，春風得意。雖然遲至2002年才得以與之會面半小時，可我畢竟也算親眼見識了一星半點兒沈公巔峰狀態「下半場」的風採。
《師承集》
1988年8月18日沈公的巔峰狀態「上半場」，當然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那個年代他見過的人和見過他的人，領導過他的人和他領導的人，去過編輯部「閣樓」、在《讀書》開專欄、參加過「讀者服務日」的人，如今都成了傳說。
此刻我試圖經由「傳說隧道」找到我的清晰圖像，找不到。只模模糊糊在當時河北省衡水地委辦公樓三樓靠北一間辦公室裡，發現一個年輕人的身影——
時間顯示是1988年8月18日的上午，剛剛上班，那位身穿破舊牛仔褲的青年，在單位訂閱的新到報刊中，發現了第八期《讀書》雜誌。他連忙搶在手裡，回到座位，按多年養成的習慣，開始從後往前，一路讀下去。他那時也讀《讀者文摘》和《新華文摘》，還有這個「月刊」那個「選刊」之類。翻這些雜誌，他是從前往後看的。唯獨《讀書》，他一定先讀最後的「編輯絮語」，然後再慢慢一篇一篇倒翻上去。萬一某期竟然沒有「絮語」，即若有所失，甚至胡思亂想起來。那時他已經做過幾年報紙編輯，對如何寫作如何編報編刊有興趣。他也愛讀書，儘管身處小城，買書不便，可是新華書店有新書訂閱服務，街上有一兩家書攤和書屋，他還是可以買到《第三次浪潮》《寬容》《隨想錄》《情愛論》《悲劇的誕生》《傅雷家書》《洗澡》等等。他也已經知道接受《讀書》雜誌文章和新書信息的引導，去選書、買書和談論書。他喜歡三聯版的書，開始搜集「文化生活譯叢」「新知文庫」和「西方當代學術譯叢」，也零星買了幾種黃裳、唐等人的書話集。越讀書越覺得這座小城是呆不下去了。他覺得莫名的孤單。這些天來他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學正策划去海南看看。聽說那裡建了省，成了大特區，要建自由島。他總想找人說話，可是也想不出找誰說，也說不好究竟要說什麼。突然，他的眼神就停在了這期《讀書》「編後絮語」開頭那句話上：
朋友相處，有一種境界是「相見亦無事，不來常思君」。
他也無心再往下看，只反覆琢磨引號裡的這十個字：「相見亦無事，不來常思君」。
好不容易回過神來，很快又讀到結尾一段：
《讀書》絕不一味消極地淡泊和超脫，它密切關懷文化的命運和現狀。但是，它顯然要有更多對文化的「終極的關懷」，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種明白曉暢而非深奧費解的深度。是啊是啊，做人也一樣啊。要明白曉暢的深度，不要深奧費解的深度。「相見亦無事，不來常思君」，多麼明白曉暢。還有窗外隱約傳來的齊秦的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初聽明白曉暢，聽進去，也覺深奧費解……
1995年9月3日《深圳商報》的「文化廣場」周刊這一天創刊。時間過得真快，都二十四年了。
從第一期起，作為創刊主編，我努力每期寫一篇《編讀札記》，而且要寫成「美文」的樣子，而不是普普通通「編者的話」。其實，心裡的標準，就是寫成沈昌文「編後絮語」的樣子，寫成董橋《明月》卷首語的樣子。那時我還不認識沈昌文，也不認識董橋。
寫了沒幾期，無錫一位王先生看出了點奧妙，於是給《出版廣角》寫文章，推薦我的「編讀札記」，題為《編輯的美文》。他文中就提到《讀書》的編後絮語。我有人海中巧遇知音的欣喜，也有「小把戲」給人看穿的慚愧。
無獨有偶，「文化廣場」周刊的定位和風格惹來了一種批評，說是太像《讀書》了。我一時誠惶誠恐，高呼「這個誇獎不敢當啊不敢當」。
2016年7月，奉李輝之命，我把那幾年的「編讀札記」編成一本集子，起名為《好在共一城風雨》，加入到「副刊文叢」中印了出來。我在自序中再次認真交代了書中文字的來龍去脈：
本書所收文字，皆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我任深圳商報《文化廣場》主編時寫的「編讀札記」。當時年輕氣盛，不肯默默無聞為他人做嫁衣，逼著自己學董橋學沈昌文，筆下一心想練出幾篇「編輯的美文」來。光陰易過。二十年後，重編重讀，頓覺當年雖壯志差可凌雲，未免也多情復多事。部分篇目修修改改後曾編入廣東人民版《微塵與暗香》中，這次結集，全復舊貌，以存其真，以曝其傻。……彼時的大眾傳播還沒網絡什麼事，報紙興旺，副刊風光，編輯常常呼風喚雨，作者往往一紙風行。既打出「共同的園地，不同的聲音」之旗號，「廣場」上人多嘴雜，各顯神通，你可興風作浪，他亦撥雲弄雨，吵吵嚷嚷，果然熱鬧。談文化，談城市，談城市文化，談文化城市，許許多多現在人們還喋喋不休的話題那時我們都談過了，許許多多當時一起讀書喝酒衡文論藝的詩友如今倒成了風雨故人。那樣的歲月真好啊！2019年上海書展《八八沈公》上，王強面對全場回憶他和沈公的前塵往事，沈公則扭頭閱讀專門為他準備的電腦屏幕。考慮他聽力有礙，會議組織者專門請速記現場記錄發言者要點，顯示在電腦上供沈公「一審」復「一哂」。（夜書房 圖片）
1992年5月11日「學董橋學沈昌文」？是的，除了沈公，還有董橋。1980年代董橋編《明月》八年，其間每期卷首都寫「編者的話」，且寫得更獨特，更多姿，更具人文情懷、文化品位和文學品質。「編者文字」的傳統尺子早已經無法丈量「董家文字園林」。他的此類文章，三聯版《鄉愁的理念》和《這一代的事》收了很多。而這兩本小冊子能在北京三聯出版，沈公又是主其事者。
二十多年後沈公在給我的《非日記》寫序時，將當年董橋等香港作家北上的「路線圖」都勾勒了出來。他寫道：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因出版傅雷著作第一次去香港，得以結識這位文化界名人（指羅孚）。不久，我在北京忽被委以重任：籌備恢復三聯書店。三聯書店當年被凌遲處死、名存實亡近三十年，現在忽然要恢復，談何容易。上面給了我三十萬元資金，實在不夠用。我知道，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當年最早是在香港合而為一的。現在，因為北京的崇高地位，三十來年後復出的小小的北京的三聯書店居然成為「總店」，香港的反而成了「分店」。於是，我這總店的頭子多次得以拜訪香港分店，十分顯赫。可惜，那時已經見不到羅孚先生了——他被控是美國特務，被判刑十年，在內地坐牢。但是，有一次我在北京意外見到他，他說，那個「羅孚」還在坐牢，他現在名叫「史林安」，是個自由作家。我大喜過望，不管三七二十一，請史先生在《讀書》雜誌開一專欄。他用「柳蘇」為名，專門為文評介海內外文事。第一篇是《你一定要讀董橋》，一炮而紅。從這以後，我一再去中關村羅孚的「牢房」拜見「史林安」先生，請他為我籌劃出版香港和內地作家的作品。第一本當然是董橋的大作，以後源源不斷。他為我張羅的篇幅最大的書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全集。我請他寫了介紹信，專門去香港拜訪金庸先生，自然一談而成。我至今記得1989年4月在《讀書》雜誌上讀柳蘇《你一定要讀董橋》時的明亮感。對，明亮！感覺頭頂有片烏雲頓時消散，心中每一篇蠢蠢欲動的文字忽然都充滿生機，似乎還沒問世就有了茁壯成長的未來。董橋竟然這樣寫文章？中文原來還可以組合出這番面貌？他竟然認為錢鍾書的文字太「油」！他說好的翻譯是男歡女愛，壞的翻譯時同床異夢。他說中年是下午茶，「是只會感慨不會感動的年齡」，「是雜念越想越長，文章越寫越短的年齡」……讀柳蘇這篇文章，我的眼睛和嘴巴一會兒張開忘了合上，一會兒合上忘了張開，各種念頭，此起彼伏。最終才發現一陣亂讀瞎忙，忘了重點：董橋的書呢？去哪裡買？
《鄉愁的理念》1991年5月出版，沈公的「引董入京」初戰告捷，我卻是一年之後才買到書，箇中奧妙至今不解。前幾年我拿這本小冊子找董先生籤名。他仔細看了我買此書的日期，是1992年5月11日，又見我那日還在書名頁寫了幾句話：「多次尋董橋書不得。是日去導師家修改論文，比預定時間早半小時到目的地，便趁機先去書店，心想也許能見董書。果然。」董先生於是援筆題道：
「洪俠，我們是老朋友了，一九九二年認識的。董橋」若如此算，我又是哪年認識沈公的？愚鈍如我，很晚很晚才知道《讀書》雜誌的「編後絮語」原來是沈公所寫，很長一段時間《讀書》的執行主編也是沈公；也是很晚才弄明白，董橋金庸蔡志忠的書，原來都是沈公主政三聯時引進的。
2003年7月19日我1994年就認識了上海的陳子善和陸灝。陳子善和陸灝早就認識沈昌文。1996年開始，俞曉群就已開始「搭臺」讓沈公、陸灝他們唱戲了，我卻久久沒有機會和沈公與曉群相識。2002年總算見了沈公一面，而要見曉群一面，還需再等9年。想起來這也是怪事一樁。
2003年3月15日，《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周刊復刊，起初每周八大版，規模大勝從前。復刊號的「封面專題」做的是昆德拉，之後陸續又組織了桑塔格、赫拉巴爾、殘雪、奧威爾、程抱一、劉家科、陳子善、楊爭光、陳思和、哈耶克、《我們仨》等專題。到了7月，「非典」也鬧得差不多了，我說，該派人採訪沈昌文了。2003年7月19日，復刊後第18期「文化廣場」面世，「封面專題」是「閣樓上的沈昌文」。除去一、二版的邊欄，我把三個大版面全給了沈公，每個版主稿的標題也都由我操刀。北京的方緒曉（綠茶）去採訪了沈公，一篇有側記有問答的專訪稿為此專題奠定了大局。那時《閣樓人語》尚未出版，可是我們已經拿到了沈公專為此書寫的後記。
據我所知，就是這次接受綠茶專訪時，沈公首次系統講述了他的編輯「20字訣」。
綠茶問：您當編輯一輩子，有什麼好的編輯經驗能給我們說說嗎？
沈公立刻眉飛色舞起來：「經過這麼些年的積累和探索，我總結出來20個字。」然後他就做檢討般流利地說出一串：「吃喝玩樂，談情說愛，貪汙盜竊，出賣情報，坐以待幣。」
綠茶聽至此，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應對，心想老頭真這樣都該抓起來了。
沈公捂嘴而樂，一臉壞笑：聽我慢慢給你解釋——
先說「吃喝玩樂」。我現在可算是個美食家啦。老要請作者吃飯，老要研究如何請才能討得作者的歡心。我們不能張口就要別人的學術研究，或者和人討論學術問題。我一般會說，最近某某飯館的菜不錯呀！老兄我們聚一聚吧。我喜歡這種以個人身份請人吃飯。
「談情說愛」就是指編輯要「有情有愛」地跟作者建立很好的關係。有了「談情說愛」，編輯跟作者就有了廣泛的情感上的交往、知識上的交往，然後，一定能從作者身上組到最好的稿子。很多好選題都是這麼發現。你不跟作者「談情說愛」，怎麼能聽得懂專家講話？怎麼會發現選題線索？
有了和作者在「吃喝玩樂」的時候「談情說愛」，就能從作者身上「貪汙盜竊」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們的無形資產。像錢理群先生，每次吃完飯，他會拉著你談他最新的成果，你從中能探聽出他的研究新成果，然後就可以定出版計劃了。
最後兩點，是針對自己說的。我多年「貪汙盜竊」慣了，一點兒孤獨不了。老想著把自己掌握的情報利用起來，出賣給一些同行們，也因此滿足了我「吃喝玩樂」的習性。我四處幫閒，不一樣的是我現在不用負什麼責任。
「坐以待幣」就是說我不能陪著錢幫閒，用我的單位需要給我報銷應有的費用。
當初稿子上版，女編輯們讀至此都哈哈大笑，極力稱讚沈公「好玩兒」，又說「沈公來我們這裡當主編就好了」。我盯著她們問：「你們什麼意思啊？」
「別緊張啊領導，沒什麼別的意思。」她們揮舞著大樣兒邊走邊說，「我們的意思就是，希望領導向沈公學習，多吃喝玩樂，多談情說愛。」
《閣樓人語》
1996年6月15日且說沈公「吃喝玩樂」，「談情說愛」，去過全國很多地方，知道很多重要的人與事。不過，他不會知道，二十多年前，深圳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聚會。當年我也不知道。
1996年的時候，深圳的讀書人還是很願意「發聲」的。他們知道自己棲息的城市是「經濟特區」，心裡卻還是放不下「文化」，腦子裡還裝著不少他們熟悉的北方「文化符號」。深圳大學的一位老師提議說，6月15日下午，咱們談談《讀書》雜誌吧，《讀書》換了帥，我們應該怎麼看？教學樓小會議室裡討論一番可也！
那天下午，突然有風有雨，大家還是陸續到了。據目擊者後來回憶，先是一位程老師說，1979年，接觸到《讀書》，覺得生活打開了一個新窗口，非常新鮮。張老師、徐老師等幾位都同意，大家說《讀書》是讀書人召喚出來的，眾多作者是這個多難民族中的智者；《讀書》又召喚出了整整一代新的讀書人。
賀先生說，讀高中時我知道有《讀書》這麼一本好雜誌，1982年去北京讀大學就跟著《讀書》亂翻書，開始精神修煉。有《讀書》這樣寬容和明慧的燈塔引導，自己才不至於矯情入裡，灼傷自己。他說，沈昌文先生上個月剛剛卸任，汪暉先生接手，該有另一番氣象吧。
大家開始討論：目前有沒有能夠取代《讀書》雜誌的呢？有人開始說出一些雜誌的名字，《二十一世紀》《原道》《東方》，等等。王先生說，《東方》也許會取代《讀書》成為學界的旗幟。
賀先生不同意。「對我這樣的平民子弟來說，我依然摯愛《讀書》。」他說，「《讀書》的閒適取向、貴族風格雖然會傷及平民學人的脾胃，但她那一份高明與精神實在難以取代。」
海歸博士阮先生把話題引向了「話語權」：《讀書》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浸潤中國讀書屆十幾年，已握有強勢「話語權」，《東方》一復刊也先聲奪人，可是這都是「京派色彩」的論壇。全國學術文化擂臺上有深圳的選手嗎？深圳的學人和刊物在哪裡？
是啊是啊，大家說，在深圳能辦《讀書》這樣的雜誌嗎？深圳若有可能辦類似雜誌，可以少一些或沒有「貴族」味，但一定要有同樣的寬容、博大與精深。
諸位正說到興頭兒上，賀先生的一盆涼水伴著窗外的暴雨潑了過來：
「我來到深圳快一年了，至今仍不知何處可購得《讀書》。在北京時養成的每月15號去郵局等候《讀書》的習慣，只好戒絕了。」
二十多年後我才知道深圳有過這樣一個聚會。與會的幾位我也熟悉，如今他們各奔東西，天南海北，若今朝再湊一起，會如何消化當年他們製造的話題？
說起當年在深圳買《讀書》，誰又沒有一番獨特體驗？1992年張冠生離開深圳，回北京做費孝通先生的學術助理。從此，每月上旬，我和姜威等總能收到他在北京寄來的《讀書》，如此往復，一寄就是三四年。後來深圳賣《讀書》雜誌的報刊亭漸漸多了，我們才懇求他萬萬不必再為此勞心費力。
此刻我想說的是，讀《讀書》者，各美其美，而深圳這幫人，他們聽沈公那番「無能無為、不三不四」的高論，心裡只當沈公是「故作輕鬆」，他們自己心裡反而一點都不輕鬆。他們把沈公和雜誌命運、《讀書》和城市文化、雜誌和學術話語權綁在一起考慮。沈公與《讀書》雜誌，通過他們創造的讀者，進入過多少書房、酒桌、會議室與城市街道，漸漸的，引領時代之後隱入時代，書寫歷史之後凝成歷史。這是多大一件事！沈公貌似嬉皮笑臉傳授「二十字訣」時，心裡難道不明白這一點？只可惜很多聽者至今也不明白。他們只以為沈公傳授的是「技藝」，總結得很好玩兒。
其實，在深圳辦一份以《讀書》為榜樣的雜誌我也試過了。當然，以失敗告終。我很少對人講此事，覺得實在汗顏。2002年，網絡論壇如火如荼，我忽然興起，要在一個論壇寫「非日記」。我不知道沈公當時已是資深潛水員，我甚至還不知道「潛水員」用在虛擬世界是什麼意思。「非日記」寫到第八篇時，我想起很多辦雜誌的事，想起1999年我和姜威接手《風尚》時，二人是何等躊躇滿志，全不知雜誌世界的天高地厚。那天我把自己為新一期《風尚》寫的發刊詞讀了又讀，尤其是其中引述的陳原先生的一段話：
「辦雜誌，辦一個講真話的雜誌，辦一個不講『官話』的雜誌。開墾一個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著『獨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園地。不講大話、空話、套話、廢話；不崇尚毫言壯語，不誇誇其談，不隨風倒，也不湊熱鬧，保持冷靜客觀頭腦，獨立思考。不把自己裝扮成為人師表那樣的道貌岸然，自然，樸素、平等，完全可以發表不同意見，但是拒絕棍子！」我於是在「發刊詞」中高呼：
說得真好，但做起來也真難。我們不是辦《讀書》一類雜誌，但自以為《讀書》的風骨、神韻還是應該有的。確定本刊方針及定位時，我們曾說過如下的話：呵呵。如今再讀這些話，也只能「呵呵」了。
且說雜誌只辦了一期，作者稿費也沒能如約奉上。多少年之後，紅遍天下的易中天先生來深圳講演，「文化廣場」記者要去採訪，問我有何話交待。我說：「問候易老師吧。就說我特致歉意。當年《風尚》雜誌還欠他800元稿費呢。」晚上記者回來復命，說：「易老師說了——告訴你們胡大俠，當年說好的稿費不是800，是1000！」
《也無風雨也無晴》
2007年11月8日深圳一直未能出現一份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獨樹一幟的讀書雜誌，這個責任當然不能由沈公來承擔，但也不能說和他一點關係沒有。誰讓他總是盤踞北京呢？深圳的讀書人若要在書刊行業求學問道，還得跑到北京去找他，而且，還未必能找到。他總是往上海跑，往瀋陽跑，往鄭州跑，為什麼就不能常常來深圳呢？當年在《讀書》退休後，他若能毅然南下深圳，帶幾個徒弟（比如我），面授「二十字訣」秘籍之餘，毅然振臂一呼，譁啦啦豎起大旗，紮下營盤，招降納叛，招財進寶，挾《讀書》之餘威，集特區之資財，引香港之活水，借臺北之東風，何愁深圳讀書雜誌大業不成？教訓深刻啊，沈公！
更忍無可忍者，一直到2007年，我竟然還沒有機會在深圳接待沈公，當面聆聽各路教誨。眼看深圳的小報們也等不及了，老記小編們想：既然在深圳採訪不到沈公，那就找人去北京搜集點八卦吧。2004年的5月份，深圳某小報上登出一篇《生錯了年代的沈公》，說這老沈，平時背著雙肩背包，胸口掛著U盤和MP3，耳朵裡聽著王菲，踩著單車滿北京城跑，落了個「不良老年」的雅號。又說這人活著啊，有一種悲劇是心還沒老身體先老了，還有一種是身體沒有老心卻老了，沈公卻是心沒老身也沒老，別人卻說他老了。又說，某次沈公興之所至，聊起了他和初戀女友不得不說的故事，因為與他籤有「保密協定」，所以不便公開云云。
真是有些亂啊！這報紙約稿子編稿子，都沒有個前後照應。5月份的文章說「不便公開」，豈不知他們報紙四個月前已經登過記者專訪沈公的稿子，那時沈公早已一五一十講過自己的初戀了，哪裡還用得著「保密協定」？關於初戀，沈公如是說——
當了秘書之後，我和社裡的一位女士談朋友。她生性倔強，喜歡藝術，看重靈魂中的美和不美，她認為一個男孩子，如果參加了政治運動，就是不美了。我現在對她這種思想的來源，也沒有弄清楚，也許是自幼喪母，卻又聰明敏感，自學畫畫，身體又不好，總帶著些病態，後來調去做了美編。她設計的封面好像也帶著這些病態美。反右派鬥爭的時候，我參加活動不多，但有次是不得不參加的。黨支部反對我交她這樣消極的女朋友，所以我再三要求她參加。她勉強同意了，但是提出條件，她必須保持中立。我在會上發表了批判右派的講話，她事後對我說，我愛你是因為你的內心美，而我發現你批判別人時候的靈魂是最醜陋的。但她說這樣的話，愛情的因素多過批評的因素。
當時不參加階級鬥爭，和單位及革命青年就有矛盾。她的性格越來越陰鬱，而我卻越來越受到重用。1958年她受到了一個沉重的打擊，單位給了她一個通知，要求她「退職」，就是辭退了她。她沒有了生活來源，身體又特別不好。雖然我要她放心養病，說無論如何都會保障她的生活，但她性格太倔強，也不讓我去看她。後來竟然鬱鬱而終。她對我這麼好，她是對我最好的一位女士……我卻……我的所作所為，在名義上是對的、道德的，實際上……在愛情方面，我不懂怎樣才講得很深刻……就不提了吧。
轉眼到了2007年，沈公的故事報紙上講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新書《閣樓人語》已經在深圳各大書城賣成了舊書，他的口述實錄原稿未刪節本也早已經姜威製作成「非賣本」在朋友間私相流傳了，可是，他還是沒有在深圳露面。
這一年的11月8日，我決定不等了。坐著談何如起來行？於是，找了個理由，寫電郵力邀沈公南下。
「沈公，您好！」我寫道，「我是深圳商報「文化廣場」的胡洪俠，呵呵，天涯書話網的OK先生。幾年前曾和冠生兄一起在三聯購書中心的咖啡廳見過您一面。之後不斷見到您的新書，書心大慰。上海書店版您的一本書，還上了我們的月度好書榜」。
這都是實情，不是忽悠。然而接著：
「每年的十一月，是深圳的讀書月。今年我們策劃了一個活動，評選2007年度十大好書。我想邀一位前輩和一幫朋友來深圳給我們捧捧場。前輩就是您老人家，朋友包括陳子善、陸灝、梁文道、小寶、止庵、劉蘇裡。目前其他人來深行程均已確定，我才敢邀您。今天六點多打電話，可惜您不在家。現鄭重邀請沈公光臨深圳。說是開會，其實就是朋友同道南國一聚，聊聊天，過去叫神仙會，現在叫什麼就不清楚了。……您老人家的書現在深圳書城有幾種，如果願意，也可以和讀者見見面，籤售一番。一切都聽您安排。」然後再交待來深圳的任務：
「來深圳之前，我們會發給您一份侯選書目，您只要在其中勾出自己認為的五十種好書即可。到開會時，我們會集中討論每個人的推選書目，最後決出十大好書和二十種入圍好書。不知沈公意下如何？希望得到您的回覆，而且是肯定的回覆。」兩天之後，是星期六。晚上，沈公的答覆來了：
來信收到，謝謝！我很想來深圳，見見老朋友,不過近來健康情況不佳，無法遠行，不克前往，為歉！2008年9月29日沈昌文，一個如此熱愛書籍的出版家。
深圳，一個如此熱愛閱讀的城市。
此二者的相遇與知遇雖然遲了些，但讓二者不相遇、不相知也是不可能的事。
2008年9月29日下午，深圳百花路的物質生活書吧，迎來了沈昌文和「知道分子說《知道》」新書籤售會。
沈公終於出了新書，叫《知道》，由他口述，張冠生整理。出了新書當然就要到處做活動，對此自稱「書商」的沈公比誰都擅長。深圳不僅是「全民閱讀大本營」，各大書城的新書銷量也十分可觀。所以，冠生陪沈公來深圳推銷自己的新書顯得順理成章，一點不讓人意外。
最讓人意外的是：那幾天我竟然不在深圳。為深圳「申都」事，我去了美國南部一座名叫聖達菲的城市。
據說，沈公那天的講座，讀者很踴躍，問答很熱烈。深圳人終於可以當面向傳說中的沈昌文請教讀書問題。大家爭著問：「沈公，您平時讀什麼書？」
沈公的回答自然是「沈式幽默」：「我是一個整天讀、卻又不怎麼讀書的人，我並不是知識分子，而是一名知道分子」。
我猜此刻現場很多人應該可以默默誦出「二十字訣」吧——吃喝玩樂，談情說愛，貪汙盜竊，出賣情報，坐以待幣。
據說，那天沈公應讀者要求又把自己50多年在出版界的見聞與成長口述一遍，史實偶爾沉重，語氣常常輕鬆，忽而一本正經，忽而童心四射。其中細節，還要等冠生日記整理出來方可彌補。
在與城市的交往史上，2008年應該稱得上是沈公的「深圳年」。首先，他的《知道》一書入選了2008年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在此之前，沒有哪座城市曾經給過他的書如此這般的榮耀。
說起此事，還有一插曲。11月26日下午，我繼續主持十大好書評選。13位終身評委已然唇槍舌戰了一天半，如今迎來水落石出的時刻。最後一輪投票即將開始，20本參與終選投票的書目千挑萬選，
終於艱難產生。可是，大家突然發現，沈昌文《知道》一書赫然進入決選書目，而整理者張冠生卻又身擔終審評委之職。為公平公正起見，張冠生必須循例迴避，讓出投票表決權，獨自在圍觀席上「隔岸觀火」。十三評委立刻變成十二人，大家又發現問題了：評委數量為偶數，票數相等時如何抉擇。於是眾評委吵嚷半天后提議：終審評委增補一人。增補誰呢？不知誰靈機一動，高喊：胡洪俠！你暫時別當主持人了，當「臨時評委」！大家哄然同意，拍手拍桌通過。
《知道》
2008年，沈公還應邀加入了我們的「30年30本書」計劃，為深圳讀書人呈上一份他自己的「改革開放30年30本書」書單。但沈公畢竟是沈公，凡事喜歡按自己的思路玩，不願意讓別人牽著走。我們記者說，按活動要求您需要推薦30年間自己認為的好書。他說，我很少給人家推薦書；就是推薦，也是推薦我自己經手的書，像「揀金（金庸）」啊、「賣蔡（蔡志忠）」啊、《寬容》啊、《情愛論》啊之類的。我們說，那您得推薦30本。他說，哪有那麼多，18本就夠了。
下面是沈公貢獻給深圳讀書月「30年30本書」活動的「私家書單」：
１、《圍城》（修訂本），錢鍾書著，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薦書18種，三聯版高達13種，佔比為72.2222%。原來，「舉賢不避親」之類的話，就是給沈公這類大智大勇的人準備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談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國的出版物，怎麼可能繞開北京三聯出版的書呢？
沈公推薦這些書時，已經在三聯總經理位子上退休十好幾年了。對自己經手的那些刷新過大時代知識面貌與格局的書，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們讓他推薦「30年30本書」，他亮出的書目堪稱他自己的一份做書成績單。數十年間，出版人多矣，有幾人能有這樣的底氣、資本與驕傲。
2011年，深圳讀書月又要決選「致敬中國年度出版人」。評委一致同意：今年，我們向沈公昌文致敬。
2015年9月27日晚上七時許，沈昌文先生八十五歲生日宴在一片歡聲笑語中開張。簡直是太歡聲笑語了，我都無法維持出一個安靜場子讓俞曉群宣布生日宴開幕。
是在深圳，時為中秋，恰逢沈公生日剛過（才僅僅過了二十幾小時），我們以為沈公慶生的名義（其實也如此），在距中心書城幾百米之遙的一家淮揚風味酒樓擺下了夜宴。最大的那間廳房裡，安一張大大的圓桌，椅座環繞，擠來擠去，點點算算，賓客們還是需要左躲右閃才能坐得下。
沈公安坐主位，左顧右盼，不住點頭，一直微笑。
沈公女兒沈一，緊挨沈公坐下，奉母親之命，用女兒之權，以照顧父親飲食之名，行監督沈公喝酒之實，確保深圳之行一路平安。
特地從北京、上海、臺北、杭州、東莞趕來的師友們，深圳本地的朋友們，待沈公坐穩之後，亂鬨鬨紛紛落座。他們是：陳子善、俞曉群、吳興文、王志毅、沈勝衣、梁由之、李忠孝、朱立利、周青豐、陳新建、夏和順……，當然，還有我。
剛進2015年門檻，借北京圖書訂貨會之機，曉群大哥和我就開始策劃，說今年秋天要在深圳給沈公過生日。大家分頭籌備，如今終於在月圓之夜，眾師友相聚在沈公生日宴的燭光之中。
大家開始敬酒。
陳子善起身敬酒，祝沈公生日快樂。他們二位酒杯一碰，大家立刻想起，下午的書城新書分享會現場，沈公如何開子善老師的玩笑。沈公在上海長大，自然喜歡讀張愛玲、胡蘭成的書。「我老了，記憶力不行了。」沈公說，「前不久讀一本子善先生編的張愛玲的書，有人指著一幅照片問是誰，我看了半天說是胡蘭成。那人說不對，這明明是陳子善，你怎麼能說是胡蘭成呢？我又仔細看了看，發現那照片上的先生確實是陳子善，所以我有點對不起陳子善，這麼多年的老朋友居然錯認為胡蘭成……」沈公在那裡一本正經，娓娓道來，臺上臺下早笑成一片。
俞曉群起身敬酒，祝沈公生日快樂。他此刻特地又改口，不稱「沈公」稱「師父」。二人結交二十年，在中國出版界弄出多少大動靜：書趣文從、新世紀萬有文庫、《萬象》雜誌、海豚文庫等等。和曉群大哥聊中國出版，不出三句，就會出現「沈昌文」，再聊兩句，一定出現「王雲五」。沈公曾說他退休後的二十年是他「黃金二十年」，其間幾乎所有出版大手筆，都由俞曉群呼朋喚友，鼎力合作，聯袂完成。曉群稱沈公為「師父」，沈公戲稱曉群是他的「大BOSS」，局外人完全不懂他二人究竟是何關係。
吳興文起身敬酒，祝沈公生日快樂。說起吳興文，沈公滔滔不絕，一堆故事；反之亦如是。下午在中心書城，當著幾百位深圳書友的面，沈公又開講他和吳興文的「段子」：「當年聽說吳興文對一種票很有興趣，起初我以為是鈔票，誰幫我賺鈔票我就很高興。我就想，他是不是要給我『票』？後來我等了很久，我的天啊，他給我的竟然是藏書票！我才知道竟然有人對文化藝術品比對鈔票還感興趣，這讓我產生了敬仰之情……。」吳興文也大講一通二十年前他如何經常去沈公辦公室「搜刮」籤名本，聽得我們又羨又恨。
該我起身敬酒了。那時我還沒有戒酒，滿滿斟上一大杯，祝沈公生日快樂。我那裡一飲而盡，曉群大哥還批評我喝得太少。當然當然，今晚我有太多理由多多敬酒。我是東道主，策劃已久的沈公生日宴終於實現，乾杯乾杯。我也自認是沈公的未經拜師的「徒弟」，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拿到新一期《讀書》後，細細研讀「編後絮語」是我必做的功課。乾杯乾杯。我更是沈公引領出版風尚的受益者，尤其他和羅孚先生聯合將董橋散文引進到內地，讓我至今受惠無窮。乾杯乾杯。尤其應該痛飲致敬者，是2015年4月沈公竟然應我所求給我的《非日記》寫了序。他在序中透露了當年得羅孚先生之助引進董橋和金庸著作的內幕，鼓勵我多關注港臺文化，多多傳遞業內消息。最後一段他說他很遺憾「胡大兄沒有如同羅老當年那樣『有幸』在北京『坐牢』十年，讓我可以常去『牢房』探視他。」又說，「我現在同胡大兄彼此暌違兩地，難以經常見面暢談。但能讀到他的『非日記』，同這位大兄一起享受書情書色的愉悅，亦為快哉！」我又倒滿一杯酒，走到沈公面前說：「沈公啊，您的遺憾可能真得繼續是遺憾了。我到現在也沒想出辦法能像羅孚先生那樣在北京『坐牢』十年啊。我真是笨啊，連這事也辦不成我先幹為敬吧！」
各位師友一一敬酒，沈公頻頻起立坐下，又高興又辛苦，程序未過半，他每餐最多啤酒一瓶的指標已經用完了。他手持空杯，無可奈何，不再指望能夠搶到眼前轉來轉去的啤酒。紛亂之中，他趁沈一和人聊天，悄悄起身，沿酒桌繞了個大圈子，然後迅速衝向遠處服務員工作的吧檯。待女兒殺到身邊，他已給自己滿滿倒上一大杯。他一邊說「沒事沒事」，一邊踏上通往自己座位的歸程，途中還得意地和座中年輕人碰杯致意。
燈光忽然變暗。一輛小推車自走廊深處慢慢遊移過來。車上赫然滿載花團錦簇之生日蛋糕，蛋糕上插滿點亮的蠟燭。燭光搖曳，愈來愈明亮，大家紛紛起身，拍手相和，高唱《生日歌》。沈公玩興又起，興致勃勃，將一頂紙制彩色王冠頂在頭上，滿臉通紅，雙目含笑，先向大家一一作揖致意，然後以摧枯拉朽之勢將所有蠟燭盡數掃滅。
此刻窗外圓月高懸，有一盞盞孔明燈冉冉升起。
2019年4月，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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