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高模
縱觀書法史，我們知道一種書體及書法風格的形成，是具有地域性和文化語境的，比方說魏碑，就主要分布在黃河流域一帶，特別是在河南與山東地區尤為集中，雖然多為紀功頌德，但與佛教密切相關，帶有濃鬱的宗教色彩。例如《曹植墓碑》、《泰山金剛經》、《張猛龍碑》、《鄭文公碑》及諸多龍門造像記與墓志銘。
魏碑是漢隸向楷書轉化過渡的一種變體，其結體特徵主要有兩類，即斜畫緊結與平畫寬結，由於其鮮明獨特的風格在書法史上穩定地維持了很長時間，因此被定義為「魏碑」。
然而，在江南自《瘞鶴銘》的出水與《爨寶子碑》的出土，人們發現，魏碑並不是黃河流域的專利。通過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瘞鶴銘》的風格近似於《泰山金剛經》與《石門銘》。
可以想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與龍門石窟和泰山金石峪有太多的禪意聯繫。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曹植墓碑》。
魚山曹植墓，位於山東省東阿城南黃河北岸，
《三國志·曹植傳》載：曹植被封到東阿王的時候，曾經「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這一年，曹植才37歲。4年後，一代才子曹植終於病逝於東阿，終年41歲。1977年3月，在曹植墓中發現一塊陰刻銘文磚，內容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戍朔，十五日丙午，兗州刺史候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畢陳王陵，各賜休二百日。別督中王納主者、司徒從椽位張順。」這裡的太和七年，應是青龍元年（公元233 年），所以記太和年號，可能是刻這塊磚的人不知道皇帝已經改了元。曹植是太和六年十一月去世的，墓葬在4個月後完成，負責此項工程的200人同時得到了休假200天的獎勵。
曹植墓碑原立於曹植墓前，後被淹沒到大清河（今黃河）中，到清代撈出，並於光緒二十五年建造碑樓保護。從碑文內容可以了解，該碑是曹植十一世孫曹永洛所立。曹永洛在北齊皇建二年（公元562年），奏請皇帝批准，在曹植墓前復建祠廟，祭祀曹植。
曹植墓碑》由灰白巖石雕鑿，高257釐米，寬103釐米，碑文22行，共931字。其字體以楷書為主，夾雜有篆書和隸書，整體風格呈現出一種由魏碑向楷書轉化過渡的特徵。這種亦楷亦隸亦篆的書體，被後人稱之為「破體」，在中國書法史中鶴立雞群，標新立異。
下面我們來解讀一下《石門銘》。
《石門銘》全稱《泰山羊祉開復石門銘》，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刻，由太原典籤王遠書丹，武阿仁鑿刻於陝西褒城縣東北褒斜谷石門崖壁。漢中褒谷口是褒斜道最險要的隘口，絕壁陡峻，山崖邊水流湍急，很難架設棧道。東漢永平年間，漢明帝下詔在最險之處開鑿穿山隧道，歷時六年而成，古稱「石門」。東壁長16.5米，西壁長15米，南口高3.45米、寬4.4米，北口高3.75米、寬4.1米，隧道與棧道在同一條水平線上。褒斜石門是世界上較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後漢開鑿石門道破廢，崖文記述了北魏重修褒谷道的原因、經過與結果，傳頌梁秦二州刺史羊祉「詔遣左校令賈三德」重開褒斜道的盛舉。
《石門銘》全文融記事、頌功、寫景和抒情於一體，是石刻銘文的代表作，故書丹、鑿刻在當時也是有意識請書法與鑿字高手完成的，這從崖文中也可看出，崖文地處陝西褒城石門東壁，而書丹為「太原郡王遠」，鑿字為「河南郡洛陽縣武阿仁」，並且留名刻記於崖文題記中，可見王遠、武阿仁的藝術業績雖不為歷史所記載，但其高超的藝術作品正昭示了他們在當時就為社會認同的藝術高手。
古代漢中地區是南通川蜀、東控襄樊的交通要道。漢代以後此道即屢通屢壞。北魏時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開此道。為了表彰羊祉及參加此項工程者的功績，故有此刻。康有為將其列為「神品」，云：「石門銘飛逸奇渾，翩翩欲仙，若瑤島散仙，驂鶴跨鸞」。
石門銘：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將五百載。世代綿迴，戎夷遞作，乍開乍閉，通塞不恆。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其崖岸崩淪，澗閣堙禠，門南北各數裡，車馬不通者久之。攀蘿捫葛，然後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褒斜始開。至於門北一裡西上鑿山為道，峭岨盤迂，九折無以加，經途巨礙，行者苦之。梁秦初附，實仗才賢，朝難其人，褒簡良牧。三年，詔假節龍驤將軍督梁秦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泰山羊祉，建旟嶓漾，撫境綏邊，蓋有叔子之風焉。以天險難升，轉輸難阻，表求自迴車已南開創舊路，釋負擔之勞，就方軌之逸。詔遣左校令賈三德，領徒一萬人，石師百人，共成其事。三德巧思機發，精解冥會，雖元凱之梁河，德衡之損躡，未足偶其奇。起四年十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閣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填溪棧壑，砰險梁危，自廻車至谷口二百餘裡，連輈駢轡而進，往哲所不工，前賢所輟思，莫不夷通焉。王升履之，可無臨深之嘆；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勞。於是畜產鹽鐵之利，紈綿罽毼之饒，充牣川內，四民富實，百姓息肩，壯矣！自非思埒班爾，籌等張蔡，忠公忘私，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銘曰：龍門斯鑿，大禹所彰。茲巖廼穴，肇自漢皇。導此中國，以宣四方。其功伊何，既逸且康。去深去阻，匪閣匪梁。西帶汧隴，東控樊襄。河山雖險，憑德是強。昔惟畿甸，今則關壃。永懷古烈，跡在人亡。不逢殊績，何用再光。水眺悠皛，林望幽長。夕凝曉露，晝含曙霜。秋風夏起，寒鳥春傷。穹隆高閣，有車轔轔。威夷石道，駟牧其駰。千載絕軌，百輛更新。敢刊巖曲，以紀鴻塵。魏永平二年太歲己丑正月己卯朔卅日戊申梁秦典籤太原郡王遠書，石師河南郡洛陽縣武阿仁鑿字。
我們再來比較一下《泰山金剛金》。
《泰山金剛經》又名《泰山佛說金剛經》，著名摩崖刻石，刻於五嶽獨尊的泰山南麓鬥母宮東北一公裡處的花崗巖溪床之上。刻石南北長五十六米，東西寬三十六米，約計兩千多平方米，是漢字刊刻面積最大的作品。
經文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原經文分上下兩卷，三十二篇，5198字。《泰山經石峪》鐫刻了第一篇至第十六篇，計3017字。因年月久遠，加之溪水衝刷，沙石磨損，現僅存一千餘字，四十行，其中還有未完工的半成品[雙勾] 字。《泰山經石峪》，無題記和刊刻年月，也無經主和書丹者姓名，因筆法與山東鄒縣尖山摩崖《晉昌王唐邑扈題名》相近，後人或以為唐邑所書；因又與山東泰安境內徂徠山《徂徠山大般若經》相似，該經上有「齊武平元年王子椿造」字樣，因此後人又有推測為王子椿所書。清阮元《山左金右志》則作北齊天保間【公元550-559年】人所書。
今人考證為安道壹所書 ： 安道壹為北齊時高僧、大書法家。他經歷了北周「二武滅佛」之難，其佛教觀點屬禪宗北宗。
始祖達摩祖師被當權者毒死後，眾僧侶為護佛法開始遷移，並改變以前由書經傳播的方式，認為「縑竹易銷，皮紙易焚；刻在高山，永留不絕」。故在遷移中把佛經刻於石崖之上，《泰山金剛經》是特定歷史時期護法運動的產物，安道壹即是此時的主要書經者。
平陰一帶有北齊刻經5處，安道一題名3處。安道一的書藝甚高，開一代新域，中外影響很大：「清跨羲（羲之）誕（韋誕），妙越英繇」。康有為、郭沫若都給予極高評價。日本書道協會建議中國書協應立安氏為「書仙」，以與王羲之「書聖」並駕齊驅。雖無確證，但多數專家認為，安道一應是平陰東阿一帶人氏。
平陰縣二洪頂北齊刻經有僧安道一題名
《泰山經石峪》字徑多在50-60釐米之間，最小的也有30釐米，最大的是第六行第15字「今」，高49釐米，寬75.5釐米。 《泰山經石峪》書體在楷隸之間，偶有篆意草情，古拙樸茂，靜寫安詳，為歷代書家所推崇，被冠以「大字鼻祖」、「榜書之宗」的美稱。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包世臣在《藝舟雙輯》中稱「《泰山經石峪》大字與《痙鶴銘》」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又雲「《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為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又云：「大字如小字，唯《鶴銘》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碑派代表人物之一清康有為《廣藝舟雙輯》鄙薄北齊碑，以為北齊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絕少異同。唯對《泰山經石峪》推崇備至，說：「 《經石峪》為榜書之宗，《白駒谷》輔之」、「榜書雖別有堂壁，要亦取古人大字精者臨寫之。」六朝大字猶有數碑，《太祖文皇帝石闕》、《泰山經石峪》、《淇園白駒谷》皆佳碑也」。「作榜書須筆墨雍容，以安靜間穆為上，雄深雅健次之，……。觀《經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圓通，有天下而不與，肌虞若冰雪，綽約如處子氣韻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絕，豈暇為金剛怒目？」又說：「榜書也分方筆園筆，亦導源於鍾、衛者也。」《經石峪》園筆也；《白駒谷》方筆也。然以《經石峪》為第一。其筆意略同《鄭文公》，草情篆韻無所不備。雄渾古穆，得之榜書，較《觀海詩》尤難也。若下視魯公《祖關》、《逍遙樓》；李北海《景福》；吳琚《天下第一江山》等書，不帝兒鬥率天人視沙塵眾生矣，相去豈有道理計哉！」又云：「東坡雲，大字當使結密無間，此非榜書之能品，試觀《經石峪》正是寬綽有餘耳！」
《泰山經石峪》所摩刻的內容是佛教的重要經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東晉時，鳩摩羅什譯。按佛家之言：「金剛」既金剛石，光澤透明，不染塵埃，此經以金剛名為首，既取其尖利之義，就是說以金剛之堅，喻般若體，以金剛之利，喻般若用。「般若」是梵語，譯為「妙智慧」。 「波羅蜜」也是梵語，即「到彼岸」，佛家認為，眾生因為受了一個我字的迷惑，日日就在煩惱苦海中，倘能從生死煩惱大海之中，渡到不生不滅，清淨安樂之地，即到彼岸也，也就是脫離苦海。「經」字當作「徑」字解，比喻修行的一條路徑。
金剛經原包括在大般若經第577卷中，佛家有經中之經《金剛經》之說，詞有盡，理無窮。如來佛祖講大般若經共六百卷，講經的地方及法會的次數，計四處十六會，講《金剛經》則是在十六會中的第九會，地方在中印度的舍衛城南邊的給孤獨圓。這個時代，大約在古代中國的周穆王九年。
《金剛經》約在前秦苻堅時期傳譯我國。據山東省考古研究所賴非先生研究認為：北朝大規模刻經則是從北齊廢帝乾明元年[公元560]開始，後主高緯時發展成高峰，直到北朝結束刻經仍盛而不衰。刻經受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和佛教影響，主要集中在太行山東麓的鄴城附近和山東的泰嶧山區。泰山自古以來就是東方重要的崇拜中心。
當泰山地區成為山東的佛教中心時，其刻經作品主要分布在泰山西六十公裡的洪頂山、泰山東南三十公裡的徂來山，泰山南麓的經石峪，山東汶上縣，寧陽縣交界的水牛山，山東鄒成東南十公裡的嶧山，郯城北的鐵山、崗山、郯城東十三公裡的葛山等九處。其中泰山經石峪刻石以字經大，刊刻面積之廣，字數之多，書法之精良，對後世影響最大。
泰山金剛經大型摩崖石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泰山中華書法名山的成功申報。泰山金剛經，刻於泰山鬥母宮東北經石峪，總面積約2064平方米的自然石坪浮床上。清《金石錄補》云：「泰山御帳坪之南有石經峪，石如平臺，舊刻金剛經，字皆經尺。」 泰山金剛經是現存摩崖石刻中規模空前的巨製。前人評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清康有為稱之為「榜書第一」，包世臣驚嘆為「洋洋大觀」。
泰山金剛經是泰山佛教文化瑰寶，為國寶級重點文物。藏水下愈千年，後經發現，使泉水改道，方暴露出來。字徑50釐米左右。原刻2500餘字，因溪水漫流磨滅，現僅存41行，1067個字。殘毀過半。第15行有十幾個描紅雙鉤字，整個石刻也未落款。所以，刻石書丹者成為千古之謎。僅泰山志書就有王羲之、王子椿、唐邕諸說。1961年，郭沫若來泰山留下了「經字大如鬥，北齊人所書」的詩句。1989年第2期《書法》雜誌刊載王恩禮、賴非文章認為，泰山金剛經為北齊東嶺僧安道壹所書。
泰山金剛經，通篇文字氣勢磅礴，優遊自如，若具仙姿。書法縱橫遒勁，古拙樸茂，氣勢開張，筆勢圓渾，結構寬闊自然，用筆安詳從容，包容篆隸而妙化為楷，結體奇特，斜倚相生，富於變化，個性十足。人立於石峪四周山崖，俯視大字，發現如尊尊羅漢，肅穆端坐，穩如泰山，與整座泰山神韻完美融合。泰山金剛經是漢隸向唐楷過渡的一種書體，又稱「隸楷書」、「經石峪體」。經刻中多有一些不常見俗字，「萬」、「無」二字與現行通用簡化字完全相同。因此，泰山金剛經是中華石刻藝術、書法藝術裡程碑式巔峰之作，是研究我國書法歷史演變和藝術成就的重要依據。我國歷代金石、書法、鑑賞者視若珍寶。清楊守敬說，泰山金剛經「經尺之大書，如作小楷，此為極則。」清馮雲鵬評價說，「入印泥畫沙，草情篆韻，無所不備。」 金剛經千百年來一直吸引著眾多書法家、學者、文人雅士對它進行學習、研究和考證。
最後讓我們回到關於《瘞鶴銘》的話題上來。
瘞鶴銘》是原刻於鎮江焦山西麓崖壁上的楷書書法作品、摩崖石刻，其書者傳為南朝梁的書法家陶弘景。原石刻因山崩墜入江中，後打撈出，只存五殘石，現陳列於江蘇省鎮江焦山碑林中。
《瘞鶴銘》書自左至右，原文12行，每行23字或25字不等，其內容是一位隱士為一隻死去的鶴所作的紀念文字。此銘字體渾穆高古，用筆奇峭飛逸。雖是楷書，卻還略帶隸書和行書意趣。銘書自左而右，與碑不同，刻字大小懸殊，結字錯落疏宕，筆畫雄健飛舞，且方圓並用，無論筆畫或結字，章法都富於變化，形成蕭疏淡遠、沉毅華美之韻致。
《瘞鶴銘》的書法藝術對後世影響很大，為隋唐以來楷書典範之一，被歷代書家推為「大字之祖」。
《瘞鶴銘》
釋文：
瘞鶴銘並序。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奞仙鶴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竹，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餘欲無言，爾也何明，雷明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國，右割荊門爽塏，勢掩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夅嶽徵君，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
《瘞鶴銘》是一位隱士為一隻死去的鶴所撰的紀念文字。此摩崖原刻有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然對書者，歷來眾說紛紜，一直爭論不休。這主要是由於銘文只書其號，不寫真名，讓人猜謎至今。主要觀點有三：
一說為東晉王羲之所書，由唐人孫處玄所撰的《潤州圖經》最早記載，故而黃庭堅等學者認為出於王羲之筆下。在鎮江，流傳的也是王羲之所為，王羲之的妻子是鎮江人氏，王是鎮江之婿，再加上美麗的傳說，故而《瘞鶴銘》出於其手，猶有一定的可信度。
二說是為南梁天監十三年（514年）刻，南朝道教首領陶弘景所書。此說最早由北宋學者、書法家黃伯思提出，他認為陶弘景隱居茅山時，晚年自號「華陽真逸」，而銘文也頗有道教口風，此說宋代即得到大批學者認可，明清也有許多學者贊附。
三說書者為唐朝的王瓚。宋張邦基在《黑莊漫錄》云：「觀銘之側，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而筆法乃與瘞鶴極相類，意其王瓚所書」。另外還有其它幾種說法，如清程南耕以為是唐皮日休書，還有人認為是唐朝顧況等所寫，對此也各有各的理由。
現代學者們雖傾向陶弘景說居多，但亦未能成定論。
《瘞鶴銘》與《石門銘》及《泰山金剛經》之間，無證是用筆還是結體都有深刻的門人在聯繫。下面，我們以《瘞鶴銘》與《石門銘》為例進行比較解析。
用筆特點：
《瘞鶴銘》用筆純熟，體現出成熟楷書的書法特徵，同時也體現出書寫者很好的書法修養。用筆起收有致，撐挺勁健，多用圓筆藏鋒，逆起圓收，飽含篆隸之意，故意趣高古。而在此基礎上，北碑風格的方折用筆也間或出現，增強了其雄健之氣，從而體現了《瘞鶴銘》「意會篆分，派兼南北」的風貌。而且，在用筆上，《瘞鶴銘》與《石門銘》頗為相似，豪逸古樸，深沉凝重，鋒中筆圓，勢若飛動。主筆往往伸得很開，意如蕩槳行舟意境幽遠。圓筆藏鋒，鉤挑沉著堅韌，不露鋒芒，純從篆隸變化而來。
結體特徵：
《瘞鶴銘》與《石門銘》（包括《泰山金剛經》），都屬於平畫寬結。其結體寬博舒展，變化豐富。上下相銜，如仙鶴低舞，儀態大方，飄然欲仙，透出「瀟遠淡雅」的韻致。雖為大字，結體舒展卻不鬆散，具有小字結體的謹嚴與法度，緊結茂密。同時，其結體由中宮向外作輻射狀，寬博舒展，上下相銜，儀態大方，似散還合，平中求奇，盡具真率之情，或縱或橫，得字之真趣，錯落疏宕，氣勢寬宏。
《瘞鶴銘》在結字上著實獨具匠心。蘇軾雲「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即大字的結構容易流於鬆散無神，黃庭堅則以此銘的結構作了回應，足見此銘書法結字之妙。每一字有每一字可以玩味的地方，無絲毫煙火塵俗之氣。其平正穩健者如「鶴」「得」 「紀」 「流」等字，安閒肅穆，平穩持重；其開張放逸者如「禽」 「朱」 「外」 「石」等字，大開大合，收放自如；其縱勢疏放者如「事」 「華」 「篆」等字，體勢豐偉，氣度豪邁。另外還有一些頗不尋常的結字，極具藝術效果，其錯位者如「胎」，其欹側者如「丹」，其疏朗者如「浮」，其誇張者如「勢」等，可謂獨具匠心。
《瘞鶴銘》與《石門銘》的章法特點：
《瘞鶴銘》與《石門銘》都屬摩崖刻石，造型不同於其他行列分明的碑刻摩崖字跡那樣將字形大小規整統一，而是大小錯落變化反差很大，有行無列，頗類行草書的布局之法。字體大小各異，靈活多變。蕭疏淡遠，寓華美於沉毅，凌空弄翰，得蒼雄之筆力。樸茂雅致，字形活潑，使章法生動而和諧統一。整體氣象渾凝古樸、舒展自然，運筆以圓筆中鋒為主，弱化提按，在一個字中筆畫的粗細對比並不強烈，但字與字之間有時卻反差極大，如《瘞鶴銘》中「髴」字筆畫之細，「禽」「固」「仙」字筆畫之粗。轉折視結構靈活變化，忽方忽圓，結字隨意安排，忽大忽小，字形也略微傾側，使得行氣令字跡在上下左右之間相互映襯呼應，看似漫不經心，實則匠心獨運，渾然一器，整體感極好。
自《瘞鶴銘》面世以來，一直為文人書家所看重。
北宋書法家黃庭堅：曰結密而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又：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
北宋書法家歐陽修：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
北宋文人蘇舜欽：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今存瘞鶴銘，瀟灑集仙來作記，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玉蕊塵初滌，四體銀鉤蘚尚青，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沉冥。
南宋書家曹士冕：筆法之妙，書家冠冕。
明代文人王世貞：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
清代文人何紹基：自來書律，意古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貞白《瘞鶴銘》者。
清代書法理論家王澍：蕭疏淡遠，固是神仙之跡。
清代書法家翁方綱：寥寥乎數十字之僅存，而兼賅上下數千年之字學。
現代文學家郭沫若：從字體上看，既有真書的形，又保留了楷書的基本筆法，反映了隸書向真書過渡的痕跡。
《瘞鶴銘》是南朝石刻書法中最具重要意義的石刻之一。其書法藝術對後世影響很大，為隋唐以來楷書典範之一，被歷代書家推為「大字之祖」。
《瘞鶴銘》是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的重要碑刻，為書法石刻中的珍品。在焦山碑林的所有石刻中，《瘞鶴銘》為第一名碑。它是鎮江焦山碑刻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也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重點文物。在中國眾多的石刻中，唯有焦山《瘞鶴銘》和陝西《石門銘》被稱為「碑中之王」。
自宋代《瘞鶴銘》殘石被發現以來，歷代書法家均給予其高度評價，對它的時代、作者、思想藝術性等方面的研究、探討一直沒有停止過。北宋書法家黃庭堅的大字行楷作品受其啟發頗多。現代書畫家張大千更是因個人性格特徵與《瘞鶴銘》透露出來的筆墨意趣及思想內涵高度契合，以《瘞鶴銘》為基礎，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大千體」書法藝術。
《瘞鶴銘》因其為南朝時代書法氣韻，特別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加之風雨剝蝕的效果，更增強了線條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韻味。它既是成熟的楷書，又是領會楷書發展過程中之篆、隸筆勢遺蹤發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為我們今天乃至未來的書法創新與發展提供了參照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