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稀之年，任彥申「意外」地迎來了自己人生中第4本著作的問世。
2015年1月，這本名為《任彥申從政心得》的「領導者的必讀書」，出現在國內各大城市的書店中。出版社在推薦詞中寫道：「省部級高官的從政心得，言人所不曾言、不便言、不敢言。暢敘從政要訣、做人之道，痛斥官場陋習、學界弊病，直抒人生感悟！」
2月7日，在江蘇省委附近一套起居室兼會客廳，這位曾任江蘇省委副書記的70歲老人熱情地招呼客人入座。面對澎湃新聞（www.thepapper.cn）記者遞上去的這本新書，任彥申微笑著說，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新書的樣子。他坦言：「對這個書名，我不是太滿意。」
此前的2007年，從江蘇省委副書記任上退居二線、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剛滿1年的任彥申利用閒暇時間，出版了具有回憶錄性質的書籍《從清華園到未名湖》。在調任江蘇之前，任彥申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這兩所中國最為著名的學府中度過的。這也是他第一部作品名字的來由。
新世紀之交，2000年3月，中組部一紙調令，將與知識分子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學者型官員」任彥申調任江蘇，他先是擔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後很快被提拔為省委副書記。在江蘇的這10年間，成為他寫作第二本書《後知後覺》的素材。
2013年，徹底從官場上脫身出來、實現了「裸退」的任彥申，完成了他的第三本書《如何是好》。三本書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幾本書銷量非常好，不僅剛出版時引發人們熱議，出版後一直暢銷不衰，多次脫銷，印刷廠不得不一再加印，可謂是『常銷書』、『長銷書』。」江蘇人民出版社相關負責人對澎湃新聞說，其中，《從清華園到未名湖》迄今已重印過19次，銷量約20萬冊。坊間也因此把任彥申戲稱為「高官作家」、省部級高官中的「暢銷書作家」。
《任彥申從政心得》嚴格說來，《任彥申從政心得》並不是新著，而是集納了此前三部書的「合集」。2015年年初，在徵得任彥申同意後，出版社趕在他70歲生日前，匆忙推出了這部「大部頭」。
出版社的人士對澎湃新聞證實，任彥申向他們口頭表達過他對新書書名的不滿意，但「僅此而已」。「一個省部級官員能如此包容我們，這很難得。這件小事，也能從側面看出他在為人處事上的性格特點，比如，包容、隨性。」
「過渡性人物」在北大任職10年新書書名「不期而遇」的這段意外小插曲，似乎是任彥申一生經歷的縮影。
「在我此前的工作經歷中，幾次重大的崗位變動都是陡然降臨，自己始料不及的。」任彥申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回憶。
1991年年初，46歲的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任彥申，被調任北京大學擔任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後於1994年任北大黨委書記。
「對於去北大工作，我疑慮重重，確有誠惶誠恐之感。」任彥申回憶說，北大是一所極具精神魅力的著名高等學府，是眾多學者和學生嚮往的學術殿堂，然而，對於北大的領導者來說，北大更像風浪中行駛的一艘船，很難駕馭，「弄不好隨時翻船」。
任彥申的清華學長、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吉在為《從清華園到未名湖》所作的序言中也提到這一點，在歷史上，北大一把手多是在內部或外部壓力下黯然離去。「好進不好出」似乎成為多任北大領導人的宿命。
《從清華園到未名湖》然而，在上世紀90年代，任彥申在北大任職的10年間，北京大學卻取得了自身和平發展的重要時期之一。「當然不能歸功於他（任彥申），但他也有一份不可忘卻的貢獻。」劉吉說，他還聽到不少北大人懷念任，「這真是不容易的事啊」。
2000年4月，北大、北醫大舉行合校大會。此時，任彥申已被調任江蘇。任彥申也受邀重返北大參加了這次大會，當主持人一介紹任彥申到會時，會場上響起了長時間的掌聲，以表示對他擔任北大領導時的肯定。任彥申3次站起來鞠躬致謝。
任彥申赴任北大之初，卻是壓力重重。當時，高校教師收入很低，「腦體倒掛」嚴重。他記得，北大有一年把100名優秀青年學者留校當教師，1年不到，「出走了57人」。當時，靠單一財政撥款的我國大學普遍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困難。如何改善師生的生活待遇、穩定「軍心」，成為棘手難題。
更大的苦悶，還來自於思想氛圍。上世紀90年代初期，北大的厲以寧等一批學者，圍繞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很多超前的理論觀點，比如，主張以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的取向、應當對國企進行改革等。
這些觀點在當時理論界引起很大爭議，甚至遭到了某些領導部門的嚴厲批評。這類思想在當時被當作「錯誤思潮」來對待，厲以寧等學者也被視為「可疑人物」。面對來自上下左右的壓力，作為黨委書記的任彥申應該怎麼對待這批知識分子，這是讓他頗費腦筋的難題。
「對於理論創新人才，要敢於保護、善於保護，勇於為他們分擔責任、緩解壓力」，任彥申說，但同時，也要對上面有所交代。事後證明，這些當初被視為「荒誕不經」的理論和「可疑人物」得到了保護，後來，竟成為中國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智力支撐。
當其擔任北大黨委書記時，有朋友勸他：在北大當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最好的自我保護辦法就是「優柔寡斷」，這樣犯錯誤的機會才少。
任彥申在其書中回憶了他當時的真實心態——在幹部大會上，他不止一次引用毛澤東的一段話：「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能朝夕。」「我覺得，個人安危小，北大興衰大。如果以不出事為原則，那就什麼事也不幹，這樣的領導有什麼價值呢？」任彥申說，對領導幹部來說，無功就是過，佔著位置不幹事就是最大的錯誤。
也正是在任彥申主政北大期間，北大舉辦了百年校慶，「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從一個口號上升為國家戰略，促成了「985計劃」的出臺。隨著「211工程」、「985計劃」等國家項目的相繼實施，北大等高校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期，學校的面貌發生歷史性的變化。
「極大提高了江蘇文宣系統的檔次和水平」2000年3月，任彥申從北京空降到江蘇。他先是擔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半年後，升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分管宣傳文教、組織幹部和統戰工作。
江蘇政界一位人士對澎湃新聞回憶說，任彥申剛到江蘇時，官場上不少人對他冷眼觀察，不知道這位學者型色彩偏重的官員能否擔當起地方施政的大任。甚至一些人在相互打聽：任彥申這次的任職，到底是屬於「下放到地方、被重用了」，還是「京城外放，被邊緣化了」？
很快，與任接觸過的人開始發覺，這位「北京來的官員」帶來了一股「不一樣」的風氣。
一位曾在江蘇省委宣傳部任職的幹部對澎湃新聞回憶說，任彥申任省委宣傳部長後，第一次召集部裡的全體人員開務虛會，請大家暢所欲言，提一提當前宣傳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等。一個「不太重要」處室的負責人在會上羅列了當時存在的很多問題，「提的問題很尖銳」，很多人為他捏了一把汗。但任彥申一直微笑著，並鼓勵這位處長繼續講下去。不久，這個處長從相對邊緣的業務處調到了核心的新聞出版處。
與任彥申相熟的人士對澎湃新聞說，任彥申其實就是藉助這次會議「發現人才、發現思想」，「就是給大家提供一個自由表達的舞臺，看看到底哪些人有真才實學、敢說敢言、能說出有價值的東西。」而周圍的人也正是通過這個事認識到了任彥申性格的特點。
任彥申的一位身邊工作人員說，在平時，也有一些下屬會因為工作與任彥申「紅過臉」，但任從來不覺得面子上掛不住，更不會給對方「穿小鞋」，而是寬慰地說：「現在還能有幾個人會為了工作而冒犯領導呢」。
曾任江蘇省委宣傳部新聞出版處副處長的王振羽對澎湃新聞評價說，任彥申雖兼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只有短短2年時間，卻「極大提高了江蘇文宣系統的檔次和水平」。
王振羽說，任彥申到任後，一改此前沉悶的氣氛，文宣系統變得活躍起來。任多次給下屬講：宣傳部的人「不能就宣傳談宣傳」，而應該「跳出宣傳看宣傳」；宣傳部不能陷入到繁瑣的具體事務中去，而是要釋疑解惑、引導潮流，要成為省委的參謀部、智囊團，為省委重大決策提供思想理論支撐和輿論環境。
也是在任彥申分管宣傳工作期間，2000、2001年間，江蘇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報業集團、廣電集團、演藝集團、文化產業集團、鳳凰出版集團等六大文化產業集團。當時的背景是，主管部門過度重視文化機構的意識形態屬性，而忽視了其市場經濟屬性，政事政企不分，政府包養文化的弊端日漸顯現。
而隨著中國「入世」，韓劇、日本動漫正大舉強勢進入中國，國外的媒體及文化機構也對中國虎視眈眈。如何提高我們自己的文化機構的競爭力，成為一項嶄新課題。江蘇也在那時成為首批「吃螃蟹」者。
直到兩年後，十六大報告中才出現「文化產業」這個名詞，還要再過幾年，國內其他省市才陸續成立類似的文化產業集團。目前，江蘇的文化產業的規模、利潤和影響力在國內均處於領先水平。
「有痛有癢」地寫作近年來，省部級等高級幹部在退休或離任後出書，成為一種新的現象。在這批「高官作家」中，任彥申的作品屬於非常暢銷的類別。而這並非所有「高官作家」均能獲得的待遇。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
曾任江蘇省委宣傳部新聞出版處副處長的王振羽對澎湃新聞說，「文如其人」，這主要是任彥申在其作品和文字中展現出了其作為高級幹部的真性情的一面，而不是「板起面孔說官話」。書裡的很多文字，既展現了他自己的真實思想，又保持了他獨有的個性與鋒芒，而這在官場中，仍是稀缺品。
比如，近年來，不少民眾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現狀提出了批評，「中國大學向何處走」成為各界關心的焦點話題。一些人甚至發出感慨說，中國的高校應該回到「蔡元培時代」。對此，任彥申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在書中詳盡闡釋了，為何在當今知識經濟的背景下，「回到洪堡」、「回到蔡元培」，絕不是大學的前進、而是大學的倒退。
《如何是好》在書中，任彥申也沒有迴避任何話題。一些原本被出版社視為過於「敏感」的內容，在任的堅持下，後來也得以保留。北京的一些老領導在看過後，也紛紛反饋給任彥申說，寫得很不錯。
作為一個長期主管和分管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黨的高級幹部，任彥申很有感觸地說：當今社會，多元思想文化相互激蕩是一大特點，這也被寫入黨的十六大報告的。我們再也不能回到過去那種「輿論一律」的時期了。處理思想領域的分歧和矛盾，不能急，不能匆匆忙忙地判斷。要按照鄧小平所說的，「不爭論」。不要陷入到過去那種「姓資姓社」的抽象爭論。「因為抽象爭論解決不了問題，要知道，真理並不總是越辯越明，有時候會越辯越糊塗。歸根到底，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任彥申在書中寫道，一個受人擁戴的領導者，應當有聲有色地工作，有滋有味地生活，有情有義地交往。而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劉吉在看完《從清華園到未名湖》後則感慨說，任彥申也是「有痛有癢」地寫作。
「書中的所言所寫，都是我真情實感的流露，是我內心湧動的東西，而不是在那裡無病呻吟。」任彥申對澎湃新聞說，「不要做官樣文章」就是他給自己的寫作要求，要力爭把真實的想法和鮮活的經歷感受寫出來。
任彥申說，書中的有些觀點，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來自失敗的教訓；有些是他親身的體驗，有些則是他作為旁觀者的感悟；有的是他為官從政的心得，有的則是他讀書、生活的感觸。「有的是在位者想說但不便說的，但我既然退下來了，我來說吧。」他在書中對我國的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官場中的不良風氣，均給予了犀利暢快的分析和鞭撻。
任彥申還提出「人生不同階段應扮演不同角色」：當年年富力強，處於精力、活力、創造力的高峰時，應當唱主角；當你走過了人生高峰期，應該主動讓賢，讓更有創造活力的人去當主角，自己甘當配角；當你年老體衰、心力不濟時，應該及時鞠躬謝幕，下臺當一名觀眾。
也是在實現「裸退」後，任彥申重新對其過往的工作生涯進行了梳理。他覺得，作為退下來的官員，不應該再對時局指手畫腳了，但是，如果對過往的經歷和感受加以整理，對後來人或許有一些借鑑價值。
也正是在此動機下，他利用閒暇時間，寫出了幾部「大部頭」。出乎其意料的是，這些作品竟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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