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梁瑀可
編輯 | 姜妍
站在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開端，我們對於時間的感受似乎正在發生搖擺。一方面，在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國際局勢風雲變幻的當下，以分秒計的信息更新速度讓我們居於永恆的變動之中，時間日復一日加速，數字被不斷更改，新聞被不斷翻轉。另一方面，在民粹持續崛起、社會持續分裂、氣候持續變暖的大勢當中，對個體而言時間仿佛被拉長了，我們浮滯於一種新的常態之中，對於來路去路均不甚明朗。我們於是希冀向時間求得關於時間的答案，即向歷史回望。
回望20世紀下半葉，80年代夾在革命歷史與開放歷史之間、政治敘事與市場敘事之間，因其巨大的創造力和生命力而閃耀著令人目眩的獨特光芒。當懷念80年代蔚然成風，另一種聲音也出現了，不斷提醒我們80年代激情的不可能重複與不值得重複，人類學家項飈用魯迅的「心裡不禁起疑」形容他對於80年代的感情。夾在80年代和新世紀之間的，是一個被低估的十年；當「90後」一詞從老一輩對年輕人的指代變成更年輕一輩對「老人」的稱呼，我們似乎還沒能停下對80年代的追憶和惋惜，給予1990-2000這巨大變動的十年以足夠的關注。
如果說80年代一再被重提的原因，在於走出了文革陰影、投入改革開放懷抱的中國和中國人的解放與自由，在於李澤厚對個體存在與價值（而非宏大集體話語）的強調成為某種精神召喚，那麼在冷戰結束後的90年代，中國的體制變革、經濟發展、思潮更迭甚至港澳回歸，無疑同樣有著特殊而重要的意義。在這十年中，中國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幾乎每一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下崗到下海，從單位到企業，從肯德基到商業保險，從日常消費到農民進城……
在20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中，在全球化席捲的大背景之下，中國的勞動者一方面投入應對體制改革、企業改制、飯碗由鐵變回瓷的兇險、痛苦和機遇，一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滑向充滿著困惑、混亂與無限可能的市場之海。東北的陣痛與深圳的崛起遙相呼應，農民工進城與三峽大壩移民交織流動，港澳回歸、加入WTO與申奧反映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期待與訴求，亦有國際政治的草蛇灰線隱埋其中。
文化方面，中國知識界走向了「思想隱退，學術凸顯」的專業細分之路，80年代的先鋒文學在某種程度上褪去了先鋒的亮色，王朔和王蒙奮力撕毀崇高的面具，歌舞廳、遊戲廳等「廳」在大街小巷出現，以《我愛我家》《渴望》為代表的平民文化方興未艾，第五代導演正嘗試在夾縫中尋找中國敘事的方式，現代藝術正向當代藝術轉型，「藝術品市場」「策展人」「雙年展」「美術館」等名詞如雨後春筍般在九十年代出現並流行。
前有査建英主編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和北島主編的《七十年代》為人們所熟知——試圖通過一系列人物的對話或者自述，還原那兩個風雲變幻的二十年中的社會情境、主要問題及價值觀念。界面文化在2020年推出「90年代」專題，在懷念80年代的浪潮至今仍未式微之時，試圖帶領讀者從社會、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重新認識那個深具轉折意味的、塑造了我們今日生活基本樣貌的90年代。
今天推出的是該系列的第四篇：《90年代之三峽大壩——一個超現實的中國奇蹟》。
2004年12月10日，三峽大壩全景。圖片作者：天風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一艘豪華觀光郵輪行駛在長江上，餘水目無表情地望向窗外，經過一片普普通通的河灘時，她的眼神忽然閃爍，那裡曾是她家的老屋，如今已經淹埋在水下。紀錄片《沿江而上》跟蹤記錄了長江邊上一戶普通的農民家庭的生活，這家人因為三峽工程而搬離河邊，餘水是家中長女，家庭的貧困讓她被迫輟學外出打工，成為了一名郵輪服務員。
餘水的父親在老屋即將被淹沒之際，徒手把僅有的破家具一一背走，一家人推著裝著所有的家當的推車住到了一間出租的房子裡，「這裡水啊、電啊都要花錢」，餘水的母親說起搬家後的不便，河邊種的蔬菜瓜果都還沒有熟，家裡又斷了生活來源。
這只是無數個三峽故事的小小縮影，伴隨著整個九十年代時代脈搏的跳動，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大壩在長江上崛起，千百萬人的生活因此改變。相信每個中國人關於上個世紀最後十年的記憶恐怕都或多或少與此有關，這是一項「世紀工程」、「偉大工程」，為了防治長江特大洪水帶來的洪澇災害，為迅猛發展的經濟提供工業電力保障，一條長達3335m，壩頂高達185米的大壩把長江攔腰截斷。
導演賈樟柯敏銳地捕捉到了三峽大壩建設的歷史時刻，他帶著攝影組前往三峽記錄下珍貴的影像資料，一部《三峽好人》獲得了第63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該片以三峽拆遷為背景，講述了煤礦工人韓三明和女護士沈紅從山西來到重慶奉節，分別尋找已離開自己的前妻和丈夫的故事。他在一次採訪中回憶自己初到三峽的感受，「在巫山和奉節，整個城市好像遭受到了核打擊或者外星人襲擊，奉節兩千年時間形成的城市文化和歷史，兩年的時間就拆掉了。這就是中國的超現實，但在那個年代，超現實才是現實的一部分，可能晚一天一棟房子、晚一個月一座城就沒有了「。
在賈樟柯的電影鏡頭下，建築廢墟、鏽跡斑斑的鋼管在三峽庫區隨處可見，到處是光著膀子在房屋上方敲敲打打的工人。當世人把目光對準三峽這項偉大的工程時，賈樟柯卻將鏡頭下移到了底層人民身上，也不禁讓人開始思索，到底誰才是「三峽好人」？。
《三峽好人》 (2006)電影海報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項耗資百億的巨大工程，曾經引發了無數中西方科學家、工程師和環保人士的關注，對於修建大壩利弊的爭論持續了一個世紀之久，其中涉及的移民、環境、國防問題至今沒有統一的結論。唯一可以明確的是，這種驚天動地的工程直到九十年代才真正在中國有了實現的可能，經歷過改革開放後二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有需要也有了底氣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實力。一個偉大的科技發展國家，應具有改造自然環境的能力，防洪發電、造福一方，三峽大壩就是背負著這樣的歷史使命登上舞臺。
一、百年大計
長江綿延6300公裡，灌溉面積達180萬平方公裡，僅次於尼羅河、亞馬遜河，是世界第三大河。它發源於西藏北部的冰川地帶，從中國西南山麓奔流而出，穿過一條200公裡長的壯觀峽谷，這就是三峽。時間倒退回一百年前，最早提出在長江修建大壩的是孫中山。1919年他在《建國方略》裡，就首次提出在三峽建造水閘提升水位用以改善川江航道和水力發電的設想。五年後孫中山應廣州國立高師的邀請發表演說，對開發長江三峽水力資源做了更加生動的描述：中國沒有大不列顛一樣滿地跑的火車，也沒有美利堅一樣橫貫東西的鐵路大通道，但我們有長江，有取之不盡的水力資源！僅由宜昌到萬縣一帶的水力資源，就可發生3000餘萬匹馬力的電力！「 這番講話激勵了當時無數具有」科學救國「之志的熱血青年們，這個時期成立的礦務司地質科後來也持續發揮著不小的作用，不僅一直做著長江流域的水文探測，儲備水利人才，在蔣介石執政時還邀請到了薩凡奇博士到中國考察。
薩凡奇是美國的著名水利大師，曾經在羅斯福的支持下在哥倫比亞河上成功修建大古力水壩，到中國時，這位已經年屆65歲的水利大師立刻對三峽產生了同樣的熱情，他不顧當時中國戰亂的危險形勢，對三峽兩岸的地形地貌和江河流域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完成了著名的《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
當時已然千瘡百孔、內憂外患的中國，顯然沒有實力把這個夢想變成現實，薩凡奇的方案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支持。薩凡奇的學生張光鬥也對此提出了質疑，「三峽工程耗資如此巨大，國家這麼窮，萬萬不能在此時興建。」但張光鬥在國民黨撤退時把珍貴的水利資料留在了中國大陸，為後來三峽夢的實現埋下了種子。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在長江一次酣暢淋漓的遊泳振奮了國人的情緒，他寫下詩句 「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 ，再一次點燃了中國人的三峽情，1958年毛澤東任命周恩來為三峽事宜的主要負責人。但由於世界格局尚處於冷戰狀態，戰爭的威脅沒有消失，再加上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以及蘇聯對中國技術支持的撤退，兩位領導人都沒有看到三峽大壩建成的曙光。
時間來到了八十年代，認為「和平和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鄧小平判斷建大壩的時機已經成熟，再加上長江流域發生的幾次特大洪水，建設三峽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國務院成立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並設立三峽開發總公司負責工程建設。1990年，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推動下，成立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通過了新編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即著名的「175方案」，把水位線從150米提升到了175米。1992年4月3日，北京人民大會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建造三峽大壩成為現實。
在中國近百年幾位重要領導人的推動下，三峽大壩水利工程終於在 2003年建成，並實現了首次通航，它崛起於世紀之交，牽連著中國文明古河的命脈，給國人帶來的榮耀感和價值感遠非研究報告可以估算。
二、計劃與市場之間
興建於中國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接軌的三峽工程，得益於九十年代這個絕妙的時機。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帶來的國家經濟實力的提高和實實在在的用電需求，三峽工程不會最終順利上馬，但若沒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集體力量決策實施，三峽夢也不會有可能成為現實。
《江城》的作者何偉在書中寫到，「當我每次在長江上經過，我都感嘆政府建設三峽大壩的時機掐算得非常完美。當人們回顧中國這個特定的過渡時刻——它前所未有的融合了共產主義和市場經濟。」
賈樟柯也感受到了計劃經濟屬性跟三峽工程的牽絆，他用「菸酒茶糖」四個篇幅給電影《三峽好人》分幕，煙、酒、茶、糖是計劃經濟下政府配給給家庭的奢侈品，賈樟柯說「到了三峽之後先是感受到物質的消失，因為城市和建築是物質的，另一個感受就是三峽工程也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那麼大工程的決定和實施都很有中國特點，所以無論從空間的改變到人際關係的改變有象徵著作用。」國家在七十年代開始實行的現代化進程是三峽工程的一個助推器，鄧小平在當時提出到了2000年全國發電量要翻兩倍，這項工程被列入過國家的五年計劃，而這一切都有很強的計劃經濟烙印。
整個九十年代，人們一方面剛剛經歷著經濟發展帶來的物質生活的衝擊，開始從自我和財富的角度重塑生活的意義，與此同時還活在「舍小家、保大家「的集體意識裡，對榮譽感和國家意義構成的話語體系保持認同，最終使得一百多萬依戀舊土的中國移民出走他鄉成為現實。
在《國家行動》一書中，作者何建明記錄了兩個地區爭當拆遷第一戶的故事：重慶市涪陵庫區在人大會議決議前13天就開始動工了；屈原家鄉秭歸的老村支書韓永振在村民猶豫不決時帶頭拆了自家的新房子，獲得「三峽壩區移民第一戶「的牌匾。在這些故事中，集體榮譽感在移民拆遷的動力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百姓對實際經濟損失的估量往往來不及或者還沒有能力計算，在國家工程面前就已經一馬當先。
2001年，湖北宜昌，建設中的三峽大壩。圖片作者：周國強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從三峽大壩方案研究到建設的貸款支持，國外專家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981年，美國專家被邀請來訪問三峽壩址，促成了一項美國對中國建壩者進行技術援助的五年期協議。從1985年起，加拿大國際發展署資助當地一家公司對修建三峽大壩撰寫可行性報告，這項工作在資金提供方世界銀行和中國政府部門水利電力部的共同監督下實施，經過四年時間的論證，該研究組織得出結論——在三峽修建185米高的大壩，蓄水160米在技術上、環境上、經濟上都是可行的。
就是這份報告後來引發了國內外激烈的討論和質疑，當時有些其他國家建造巨壩後產生弊端，來自各國的獨立專家著書陳述了報告存在的漏洞，也在中國掀起了民間和知識界激烈的討論，當時的公共領域雙方意見爭論不休。
反對的聲音主要指責報告沒有使用足夠的水文數據（主要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水質數據和河、湖地形等相關屬性數據——編著），人們對修建三峽大壩的疑慮集中在幾個方面：移民生計問題、防洪有效性問題、泥沙淤積問題、經濟預測不準確等問題……科學界也有聲音提出，如果中國受到空襲，三峽大壩將成為一個主要攻擊目標。
可以說三峽大壩的建成經歷了「夢想70年，論證40年，爭論30年」的曲折歷程，在最後兩年，全國50多個學科，在國內知名、國際上也有重大影響的400多位水利水電專家和權威對三峽工程存在的問題進行研究，再一次得出了「三峽工程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國力上是承受的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好」的論據。
這樣的爭辯延誤了三峽庫區經濟的發展，因為遲遲沒有上馬的水電項目，可能被淹沒地區早就沒有了發展的動機。
在1992年人民代表大會上三分之二的通過率支持下，有關是否修建三峽大壩的討論最終結束。國家在修建過程中確實也考慮了爭論中涉及到的各項問題，並採取舉措將損害變小。直到2020年11月1日，水利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三峽工程完成整體竣工驗收。根據驗收結果，三峽工程建設任務全面完成，運行持續保持良好狀態，防洪、發電、航運、水資源利用等綜合效益全面發揮。
三、三峽好人
究竟誰是「三峽好人」？是數十年拋家舍業建設三峽的工人們？是一百二十萬「舍小家、保大家」的三峽移民？是無數次推翻論證研究設計方案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還是以舉國之力支持三峽大壩建設的中國人民？
如果問出生在湖北宜昌興山縣高陽鎮的王芝（化名）這些問題，她不會知道答案。王芝跟隨父母搬遷時只有12歲，對她來說當時最重要的是兒時遊玩的電影院和街道就要全部敲毀淹沒到水下。
在接受界面文化採訪時，王芝已經是一名母親，她回憶道，整座城市搬遷跨越的時間非常長，前後有十年之久，所以並沒有轟轟烈烈的搬遷儀式。她記得大家都為能夠成為三峽移民感到興奮，除了能為國家偉大工程做一份貢獻，更多的是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希望住到更好的房子，過上更新的生活。
這麼一項龐大的工程，涉及的利益糾葛和博弈是多方面的，按照1993年的測算，這座綿延600公裡長的水庫，淹沒兩岸耕地和果園達到了42萬畝，當時住在淹沒線以下的人口有84.75萬人，到了2013年，三峽庫區一共牽涉到12座縣城和114座集鎮遷建，像王芝一家搬遷安置移民已經增長到了124萬人。
當時中國正以新的形象站到世界的面前，如何妥當的做好這麼龐大數量的移民工作成為了重中之重。黃河的三門峽大壩、漢江的丹江口大壩和烏江的烏江渡大壩，在從1950年後因修建水電大壩被遷居的1000萬人中，直到八十年代仍有30%—40%處於貧窮狀態並缺少足夠的食品和衣物，由於過去制定的移民政策過於簡單不符合實際，導致一二十萬三門峽移民返庫的遭遇，留下長久的傷痛。
儘管根據世界銀行「成功移民」的標準，中國後來改善了移民安置的指導方針，可是因為三峽工程涉及遷徙的人口數量之多和難度之大，還是受到了極大的質疑。1984年2月，第二屆國際水利問題裁判會議上，西方二十幾個國家聯合向國際水利組織提出了一項中國建設三峽工程「造成一百多萬移民的人權得不到保證」的提案。
為此，中國決定下重金解決移民問題，並首次提出「開發性移民」的方案。按照1993年末物價水平計算，三峽工程總投資900.9億元中移民安置費有400億元，佔總投資的44.4%。政府對三峽庫區農村移民採取了形式多樣的安置方式，如繼續以種植業為主的就地後靠安置、政府組織外遷或投親靠友自主外遷、自謀職業、從事第二或第三產業安置、社會福利安置等，政府積極引導和鼓勵移民遠遷到三峽庫區以外的適宜地區安置。
在移民安置中，農村移民安置最為複雜，難度最大，三峽庫區的農村移民佔總數的40%以上，如果僅靠三峽庫區有限的耕地資源，全部就地後靠安置就很容易破壞脆弱的生態環境。遠遷他鄉就成為了必不可少的補充手段，最終統計，在三峽庫區以外安置移民共計有14.1萬人，其中四川、山東、廣東、福建等11省市安置三峽庫區移民7萬人。
三峽船工的「活化石」譚邦武，圖片攝於2002年，主人公時年91歲。圖片作者：田平 文林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些祖祖輩輩居住於長江邊上的人們，要離開家鄉奔赴未知時面臨的是怎樣的心態？1997年在涪陵教書的何偉，在《江城》一書記錄了這個即將被淹的城市人民的生活，人們仿佛對即將離開家園毫無知覺，大多人覺得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事情於是不再關心，175米水位線到處清晰地標註在城市的建築上，但人們似乎更願意活在當下。
新的樓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興建起來，但何偉發現，這些匆忙建起的居民樓是按照城市人口的習慣建立的，沒有放農具的地方。一個叫黃宗明的移民向何偉表示不願意搬到遠處，因為聽說了搬到廣東的移民因為語言障礙不能融入當地的情況。他們一家住慣了離水近的地方，水位上漲當天，他們在水邊久久不願意離去。直到水位線逼到臨時搭建的棚屋下二點五米處時，黃宗明還在徒手修一條簡陋的小船。
庫區一百二十萬移民在學術上稱為非自願性遷移，這類遷徙決定於工程建設的需要，不以移民本身的意志為轉移，而且有很強的時限性，一切都在與金錢賽跑。何偉記錄了他在移民階段的見聞「一般而言，是成批安置的；有時候一個村子被裝上一條船，送往下遊的其他省份，再由政府提供少量的土地補償。我認識一個警察，他要護送整個村子的人坐火車去廣東。他陪著村民們坐了兩天的火車，把他們送出廣州火車站坐上早已等在那裡的公共汽車，然後轉身又登上了回程的火車。」
《沿江而上》中的一家幾口就屬於沒有戶口的流動人口，世界銀行在評估三峽水利工程的移民安置問題時，將這類流動人口預測為總的庫區移民人口的10%，但顯然，這樣的估計在當時的中國相當保守。90年代，中國已經放開地區間的人口流動管制，有大量的無戶籍人口散落在農村和城市，這些人通常沒有工作單位，或者是農民但又沒有多少土地，這些「沒有被官方登記為居民「的流動人口往往得不到合理的移民安置和補償費用。
除此以外，有些地方移民遵循的是以水位線不同一刀切的方法，有的同宗族、同血親的家庭就被生生的分開了。《忠縣三峽移民志》第一卷長達80頁的移民大事記中用簡潔的語言記錄了移民被分散安置的情況：2000年2月22日，洋渡、新生、復興三鎮的241名移民先後登上「長月號」客輪，遷往湖北省荊州市安家落戶。8月21日，忠縣縣城碼頭「長月號」客輪載著烏楊、任家兩鎮44戶188名外遷移民出發，遷往湖北省荊州市太湖港農場。8月23日，塗井、甘井、洋渡鎮的611名移民登上「長展」、「長鯤」兩艘外遷移民專船，起航遠赴山東。2001年3月6日，烏楊鎮25戶144人啟程前往湖北省太湖港農場……2002年8月14日、16日，來自烏楊、甘井、新生、東溪、石寶6個鄉鎮的1269名移民落戶湖南。
王芝一家是幸運的，他們只是搬遷到了離原址十幾公裡的新縣城，並沒有過多背井離鄉的感覺。但她還是提到了家裡的老人們對舊城的依戀，「家裡的親友群裡轉發高陽鎮的老照片，老人們指指點點哪條街是哪條街，還有那些過去的故事。」
如今，時間整整過去了20年，當初的青中年變成了中老年，這些健在的人們再也回不去故鄉，百萬移民從故土被分散到全國各地，在那些環境迥異，或者語言不通的地方又開始了新的生活。在這座移民搬遷工程集體記憶的原始叢林裡，我們很難知道當初做出「犧牲」的三峽人得到與失去的應該如何比較。在如今人們享受到水電站的建立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他們不該被忘記。
四、消失的珍寶
同樣值得銘記的，還有那些永沉江底的瑰寶。水位線淹沒方案一再調整也牽動著不少知識分子、文人墨客的心，大壩的修建，意味著將有數以千計珍貴的文化歷史遺蹟，永遠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在長江西陵峽及峽口以東，屢次發現大溪文化遺存，考古發現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經有人類在此進行著以水稻為農作物的大量經濟活動，輔以漁獵和採集及制陶等作業，因此，該地區匯聚了一大批國寶級珍貴文物。
時任湖北省文物局三峽辦公室主任王鳳竹在2007年接受採訪時總結道：「三峽工程將淹沒秭歸、巴東、巫山、奉節、雲陽、萬州、忠縣、豐都等有著數千年歷史的古城，庫區文物十分密集，種類繁多，地面有異彩紛呈的民居、古廟、橋梁、碑刻等，地下有遺址、墓葬、石器等。這些文物古蹟跨越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夏商時期、春秋戰國時期、兩漢和唐、宋、元、明、清朝，時間跨度之長，堪稱一部『中國實物通史』。」
在庫區被淹的一百多處文化歷史古蹟中，有以「鬼城」之稱的豐都，曾經以展示光怪陸離的陰間鬼神世界的陰森恐怖而又嚴明公正的鬼文化而聞名，如今完全沒於水下。屈原《九歌·國殤》：「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李白詩：「下笑世上人，沈魂北豐都」，說的就是這裡。還有因三國劉備託孤傳為千古佳話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裡江陵一日還」的白帝城，其他諸如秭歸縣的屈原故裡、寶坪村的王昭君故裡、奉節城的八陣圖，以及杜甫草堂、「孟良梯」古棧道遺蹟等等文化古蹟的淹沒無不讓人遺憾。
還有令古今文人畫家魂牽夢繞的三峽自然風貌，更是構成了中國山水文人畫的一個重要元素。山水花鳥自然向來是中國古代文人寄託自己精神世界的載體，所以山水畫向來不以寫實為目的、只求意，中國傳統教育本就強調對自然的審美、強調「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
電影《三峽好人》裡就融入了傳統繪畫視覺元素，採用了大量的軌道橫移的鏡頭，把連綿的山水和人的活動結合到一起，將顏色改造為青綠山水，與綠調子的傳統畫相對應，像一幅徐徐展開的中國古代捲軸畫。一個令人難忘的特寫鏡頭是韓三明舉起手中的10元人民幣背面，眼前是即將消失的白帝城，時空的交錯再次引起觀眾共鳴，站在山河面前的當代人和古人在此刻有了某種牽連，歷史在這裡有了一種回應，仿佛可以在同一時空進行對話，然而這種牽連隨著水位線的上漲而被切斷。
古蹟的消失意味著現代與古代羈絆的消失，這影響到一個民族精神氣質的傳承是否有具有連續性，人們對自身過往的反思是否具有參照性。那些有關三峽的古詩詞文和神話傳說，將只是變成紙上的泛泛之談，連接巴蜀和荊楚兩大地區的通道走廊烙下的巴楚文化、神女文化，歷朝歷代路徑此地的詩人留下的華章詩篇……當下一代的青少年在讀到這些文字時，便再不會有鮮活的聯想，可以聽到的只剩下逐漸遠去的前人的訴說。
2017年12月4日，湖北宜昌，航拍冬日三峽文物復建群。圖片作者：林森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相關部門盡了最大努力對這類文物進行修復，例如大昌古鎮和張飛廟就按照原貌進行了復原重建，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的白鶴亮，以「無壓容器」的保護方式，修建了世界上唯一在水深40米處的水下博物館，讓後人還可以目睹世界上所發現的時間最早、延續時間最長、數量最多的枯水水文題刻。此外，被列為世界八大奇異建築的石寶寨，也被築起50米高的水泥牆來搶救性保護。當年這些搶救文物古蹟得舉措在今天更加顯得具有前瞻性。
但對於王芝來說，兒時從家裡出發去宜昌坐夜船的神秘體驗將永遠消失在記憶裡，路過的那些險灘、黑漆漆的山頭怪石，以及家鄉流傳的無數神仙鬼怪傳說，將不再有存在的痕跡。
五、現代性和環保意識
三峽大壩建設是新中國歷史上被公眾廣泛討論過的為數不多的公共議題之一。中國至今引以為傲的國家效率在如此龐大的關乎國計民生的計劃面前，仍然慢下了步伐，這其中的矛盾和複雜性不言而喻，這與人們逐漸意識到高速發展的經濟帶來的環境問題日益明顯有關，也是人類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反思表現。
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現代性思想，推動了西方科學、工業、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體系的發展。第一、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全球技術的大進步，使得人類改造自然的速度突飛猛進。科學和技術替代掉宗教，成為了引領人類向前的動力，人為主體，自然是客體，主客二分法將人與自然站到了對立面，這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合一」觀念是完全不同的。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中國就捲入了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傳統文化教育逐步被西方的自然科學教育所替代。至修建大壩之時，經過近百年的洗禮，中國已經初步完成了現代化啟蒙，西方主流觀念中以科學和技術為主導的發展觀也已經基本成為了中國人的世界觀。
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的基本精神是人可以通過理性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同時能夠對自身的行為進行反思。由此可見，現代性包含了兩層含義，一層是對改造世界的信心，另一層是對改造世界的反思。現代性之所以會帶來環境危機，是因為人對改造世界的自信心不斷膨脹，而反思卻存在滯後。到了七八十年代，西方的現代性不斷完善，尤其是作為第二層面的「反思性」日益增進。1978年，美國興起了一種新環境範式的理論，意識到人類只是眾多物種中的一種，複雜的因果關係及自然之網的相互反饋，常常使有目的的社會行動產生預料不到的後果；他們還認識到，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經濟增長、社會進步以及其他社會現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學上的潛在限制。
人類逐漸意識到巨大工程容易對自然造成意想不到的破壞，美國、加拿大許多已建成的大型水電站造成的環境問題至今無法解決，人類開始反省，自身的有限性是否具有向自然抗衡的力量，西方各國興起了轟轟烈烈的環保運動，因此才會對三峽的建設存有同樣的質疑。
然而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更多的是被捲入全球化浪潮中，而不是從傳統文化中獨立地發展出現代性，現代理性的根基並不深厚，反思性也進展緩慢。基本上後發展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在時間上是被高度壓縮的，例如英國、美國完成工業化分別花了200年、135年，而日本韓國僅分別花費65年、33年，在中國更是如此。可以說，從天空到地上再到地下、從陸地到海洋、從中心城市到偏遠農村，中國面臨前工業化時期、工業化時期以及後工業化時期的各種環境問題，這顯然比發達國家分階段出現的問題要嚴峻得多。
2020年8月25日，湖北宜昌，夕陽西下的三峽大壩。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中國環境治理的最初階段，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是非常薄弱的，直到1983年，國家才將環境保護確定為基本國策，而且落實到現實層面的過程更加緩慢。1990年，國家環保局開始連續發布《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公布環境變化的相關信息。
進入21世紀，國人的環保意識逐漸加強，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明確了堅持以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強調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2015年年初實施的《環保法》，立法目的也由過去的「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調整為「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在決定是否修建三峽大壩的檔口，剛剛完成了現代化轉型的中國，雖然面臨環境汙染問題，長江上遊水土流失及其嚴重，中華鱘等珍惜物種也瀕臨滅絕，但如果按照哈貝馬斯的現代性理論，當時的中國應該正處於初步具有了環保意識，又相信自己有力量解決問題的自信時刻。
國家確實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來解決問題，比如利用大壩洩洪排沙設施「排渾」，將洪水中的泥沙通過洩洪排出水庫至大壩下遊，減少泥沙淤積問題。為了應對水環境和水質將造成的不良影響，2001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三峽庫區及其上遊水汙染防治規劃》，要求在工程蓄水之前完成蓄水位以下庫底的清理工作，完成庫區汙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廠建設。根據檢測，目前庫區水環境質量總體保持穩定，但是在汛期，水庫內的漂浮物還是影響了水質而且匯聚在壩前，對工程的正常運行造成不利影響。
針對陸生植物，採取建自然保護區、珍稀植物保護點和古代珍奇樹種保護三類方法，修建了宜昌市大老嶺國家森林公園、興山縣龍門河亞熱帶常綠闊葉林自然保護區和巫山縣小三峽景觀生態自然保護區等，以及萬縣荷葉鐵線蕨自然保護點、秭疏花水柏枝自然保護點及宜昌市蓮沱川明參自然保護點，擬從庫區5000株古大珍奇樹中挑選出199株作為庫區重點保護對象。在長江中上遊設長江鱘、胭脂魚和白鱘人工繁殖放流站，自葛洲壩1981年截流建壩以來，已在壩下形成中華鱘產卵場自然繁育，每年向長江中投入大量的魚苗。
2009年6月29日，中國三峽總公司中華鱘研究所在長江湖北宜昌段江南櫻桃園碼頭舉行2009年度第二次中華鱘放流活動。此次放流的魚種以中華鱘為主，另有少量胭脂魚，共約7萬尾。圖片作者：黎明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如今，隨著對環境治理規律認識的深化，中國環境政策的新取向更加強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更加強調科學合理地管理人類社會需求。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控制開發強度，調整空間結構，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後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淨的美好家園。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山青水綠既能讓人記得住鄉愁，又可以成為人民生活質量的增長點和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將對現代性的反思和中國的傳統自然觀結合起來，或許才是平衡發展和環保的唯一出路。
六、活的印鈔機
在那個經濟即將騰飛的時刻，國家更關心的是國民的生活保障，人民是否能免於洪澇的災害，下遊的航運能力能否加強，兩個吉瓦的發電站可以帶來多少的電力用於工業建設。
如今三十年過去，曾經大多數的爭論現在已經有了答案，不可否認，三峽大壩已經成了一臺大型印鈔機，按照每個機組的年平均發電時間4000小時左右算的話，每年發電量900億度帶來的收入是225億元，相當於每天6000萬元，這比得上一臺百元印鈔機一天的印鈔量。截至2020年8月底，三峽電站累計發電量達13541億千瓦時，有力支持了華東、華中、廣東等地區電力供應，相當於節約標準煤4.30億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1.69億噸，成為中國重要的大型清潔能源生產基地。
2020年7月16日，湖北宜昌，三峽樞紐及右岸外送輸電線路。圖片作者：鄭家裕 圖片來源：人民視覺/視覺中國
三峽的防洪效應也很明顯，從入庫最大洪峰看，2010年和2012年的幾次大型洪災洪峰都在七萬立方米/秒以上，三峽水庫成功地把洪峰削減到四萬多立方米/秒，確保了長江中下遊一片安瀾。這與1998年是天壤之別，98特大洪災的最大洪峰流量只有63200立方米/秒，但百萬官兵以血肉之軀在荊江大堤上嚴防死守的情景至今令國人難忘。
萬裡長江，險在荊江。荊江大堤一旦決口，對江漢平原1500萬人和2300萬畝耕地將造成的嚴重後果，自古以來，荊江大堤的防洪就是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三峽大壩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削峰、錯峰作用將中下遊尤其是荊江河段的防洪標準從10年一遇提高至100年一遇，起到了很好的防洪效果。數據顯示，從大壩蓄水至2020年8月底，三峽水庫累計攔洪總量超過1800億立方米。
此外，三峽工程也有利改善了川江航道通航條件，過閘貨運量快速增長，2011年首次突破1億噸，2019年達到1.46億噸。三峽水庫每年枯水季節下洩流量提高到5500立方米每秒以上，為長江中下遊補水200多億立方米，改善了中下遊地區生產、生活和生態用水條件。
不管這項工程曾經經歷過多大的爭議，都是中國九十年代的重要縮影，它展現了一個飛速發展的國家在特定的時期對經濟與環境、科技和文化之間複雜關係的平衡和探索，三峽工程所代表的萬眾一心的力量如今依然令人振奮。如今，宏偉的大壩給國內外到訪的遊客帶來了強烈的視覺體驗，仿佛其不是出於人間，而是來自外太空的巨型建築。
這讓人聯想到《三峽好人》裡的UFO橋段，那年賈樟柯在長江邊看到了一座紀念塔，本來是為了紀念移民修建的，後來因為沒有繼續做下去，就裸露在長江邊最美的河道旁邊。導演覺得此物不應是人類世界的東西，是天外飛來的，就在電影裡安排了一個紀念塔飛走的橋段。不可否認，這種超現實感始終貫穿著進入新世紀的中國。
（本文按語寫作部分：黃月）
參考資料：
1、【美】彼得*海斯勒 《江城》李雪順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美】彼得*海斯勒 《奇石》李雪順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3、何建明 《國家行動》.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8.
4、《三峽工程淹沒區文物古蹟的價值評估（ 一）》 李秀清 李宏松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1998年5月
5、《長江三峽地區文化資源的綜合評價》 鄭敬東 《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
6、《三峽工程真的給中下遊防洪幫倒忙了嗎？——從建成7年來的表現看三峽工程防洪作用》王亦楠《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29期
7、《三峽工程的環境影響及其對策》 王儒述《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2年7月
8、《三峽工程論證始末》潘家錚《中國水利》1989年第1期
9、《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安全及長期使用問題研究》 鄭守仁 《中國水利水電科技進展》 2011年8月
10、《綠色生活方式中的現代性隱喻——基於CGSS 2010數據的實證研究》 趙萬裡 朱婷玉《廣東社會科學》 2017年第1期
11、《符合型環境治理的中國道路》洪大用 《中共中央黨校學報》 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