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一本政經
（id： ybzjwxh ）
文：張志安 曹豔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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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報告是針對中國內地調查記者行業的第二次全國性普查，與六年前進行的首次調查結果進行比較後，本文發現：
調查記者行業面臨嚴重的人才流失趨勢，傳統媒體調查記者從業人數下降幅度高達58%；
調查記者行業依然由男性主導，且年齡結構偏向年輕化，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對更高，從業經歷也更加豐富；
調查記者高度集中在7家傳統媒體和2家新媒體機構，41%的調查記者工作地在北京，曾經籍貫最集中的「調查湘軍」現象呈衰落之勢；
他們在擇業動機、角色認知方面與首次調研結果高度相似，但職業認同感顯著下降、工作自主空間有所收縮、職業忠誠度更加充滿不確定性。
研究緣起
通常，調查記者被視為新聞從業者隊伍中追求事實真相、推動社會進步的標杆。近年來，在技術、政治、市場等多重壓力下，中國新聞業的生態環境正在發生重構和變革，調查報導行業比過去面臨著更大的生存困境。
一是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崛起，削弱了傳統新聞業的文化權威，用戶生產內容（UGC）、公民新聞、網絡監督的活躍意味著傳統媒體不再是事實真相的唯一提供者和輿論監督者的主力踐行者，由此導致組織化的調查報導和傳統媒體僱傭的調查記者面臨著社會影響力衰落的嚴峻考驗；
二是 伴隨輿論環境的變化和新時期宣傳報導力度的增強，媒體主管部門及各級政府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塑造社會認同，對敏感性社會問題的報導加強了行政控制，網絡管理部門針對商業網站的深度報導重申了其不具備原創新聞採訪權的規定，由此，客觀上限制了調查報導的供應量；
三是 越來越多的傳統媒體陷入發行下降、盈利虧損、人才流失等生存困境，不少市場化都市報裁減甚至撤銷了深度報導部，且普遍壓縮了用於調查報導的採訪成本，「優秀媒體人的加速離職轉型引發一些學者對新聞專業主義衰落的擔憂」。
與此同時，傳統媒體的融合轉型也為調查記者開闢了新的傳播平臺和職業空間，一些有影響力的傳統媒體依舊重視和堅守調查報導。
比如，2014年7月，澎湃新聞一上線就推出系列深度調查報導；2017年2月，《成都商報》旗下的「紅星新聞」發布年薪20萬招聘調查記者的廣告；2017年4月，《新京報》宣布「將至少增加2000萬元投入，尋找最優秀的新聞人」。 立足新媒體環境和新新聞生態中，調查記者行業的總體特徵、職業意識和生存狀態發生哪些變化？
本文試圖運用2016-2017年開展的中國調查記者第二次全國調查數據，與2010-2011年實施的全國紙媒調查記者首次總體普查進行比較，分析和探討調查記者行業生態的最新變化特徵。
2010年9月-2011年3月，我們通過媒體負責人、不同區域有威望的調查記者及調查記者經常使用的QQ群等三種方式，建立了首個全國紙媒調查記者全樣本名單資料庫。
這次調查，我們的實施步驟如下：
首先，根據原來核實的媒體庫名單，邀請74家傳統媒體的現任負責人核實調查記者名單和聯繫方式，之後與記者本人聯繫進行確認核實；
其次，根據原來名單庫中調查記者的職業流動狀況，補充了11家傳統媒體機構，同樣經過由媒體負責人和記者本人雙重核實後確認名單；
最後，新增一批近年來出現且從事調查性報導的新媒體機構，包括澎湃新聞、界面新聞、封面新聞、上遊新聞、紅星新聞、北京時間，以及新浪、搜狐、網易、騰訊、鳳凰網等五大新聞門戶網站。
本次研究的數據收集時間為2016年11月-2017年4月，共回收有效問卷163份，問卷總體回收率高達93.1%。六年前的第一次調查，確定的調查記者樣本有334位，最後成功回收了259位調查記者的問卷，而目前調查記者的規模已大大縮減。
經確認傳統媒體中僅有130名調查記者，分布在55家傳統媒體機構，其中122名調查記者填寫並返回問卷，問卷回收率高達93.8%；新增11家新媒體機構中，共有43名主要從事調查報導的記者，其中有39名接受了本次調查，問卷回收率為90.7%； 另外，還有2名資深調查記者主要依託自媒體發布調查報導線索或報導，自我定位為民間調查記者。
縱向比較可發現，本次研究核定的調查記者共175名，比六年前減少了159名；本次研究共回收份問卷163份，比六年前減少了96份。
中國調查記者當前的總體特徵
1.調查記者從業人數顯著下降,平均年齡34.8歲，仍以男性為主
與首次調研結果相比，傳統媒體調查記者從業人數減少幅度高達57.5%，新媒體機構新增調查記者數量比較有限，整個調查報導行業面臨人才流失和隊伍萎縮的嚴峻考驗。
首次調研的74家傳統媒體機構中，有30家媒體已經沒有主要從事一線調查報導的記者。而且，調查記者的職業流動和代際更替頻繁，本次研究的樣本中有47.9%的調查對象屬於2011-2017年間新入行的調查記者。
與首次調查結果相似的是，調查記者行業仍然以男性為主，女性調查記者僅佔18.4%；不過，在新入行調查記者中，女性調查記者比例有了顯著提升，佔比25.6%，這意味著更多年輕女性加入這個行業。這個群體的年齡結構非常年輕，平均年齡34.8歲，50歲以上的調查記者僅有4人；女性調查記者相對更加年輕，平均年齡僅32.3歲。
如果按照代際來劃分的話，「80後」已成為調查報導行業的主力軍，佔比58.9%；其次是「70後」、「90後」，分別佔比23.4%、12.7%；此外，還有極少數的「50後」、「60後」。
2.調查記者教育程度有所提高，平均從事新聞工作近十年
與首次調研結果相比，當前調查記者的教育程度有所提高，絕大部分都是本科及以上學歷，獲得研究生學歷的比例（20.9%）也顯著高於首次調研結果（14.7%）；調查記者接受教育的專業背景更多來自新聞傳播學，佔比47.2%，其次是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調查記者從業經歷相對更加豐富，平均從事新聞工作9.9年、平均從事調查報導的時間為6.5年，而首次調研時這兩個數據分別為8年、4.8年。
3.調查記者的任職機構分布呈現高度集中化趨勢，工作地點以北京為主
從調查記者人數來看，擁有調查記者最多的媒體主要是澎湃新聞、財新傳媒、《新京報》、界面新聞、《北京青年報》、《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大河報》、《中國青年報》，這九家媒體匯聚了當前約40%的調查記者。可見，調查記者所在媒體的總部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廣州、鄭州。
縱向比較發現，《瞭望東方周刊》、《財經國家周刊》、《南都周刊》等原來擁有較多調查記者的新聞雜誌，如今已基本沒有主要從事調查報導的記者；《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大河報》等以調查性報導著稱的市場化媒體，擁有的調查記者數量雖然還處於國內第一梯隊，但相比六年前已有大幅下降；比較而言，上海報業集團旗下的新媒體機構比較重視調查報導，澎湃新聞、界面新聞擁有的調查記者數量名列前茅。
從工作城市看，調查記者主要集中在北京（41%）、廣州（8%）、武漢（6.1%）、鄭州（4.9%）、上海（4.9%）、重慶（4.9%）等城市。相比首次調研，在北京工作的調查記者比例提高了11%。
從聘任方式來看，84.7%的調查記者屬於長期聘用的公司編制，擁有事業編制的調查記者比例僅佔12.3%，另有個別短期聘用及「獨立調查記者」，與六年前的調研結果沒有顯著差異。
4.湖南籍調查記者所佔比例下降，山東籍調查記者嶄露頭角
首次調研發現了調查記者的「湖南幫」現象，即湖南（14%）、河南（13%）籍的調查記者最多，研究者將此現象歸因為經濟欠發達、抗爭文化和負面新聞多發三個因素。
從本次調查看，現有調查記者群體的籍貫分布中，來自河南（13.5%）、湖北（12.9%）、湖南（10.4%）三個省的數量最多，一個顯著變化是湖南籍調查記者的比例有所下降，如果再統計新入行調查記者的籍貫，這一趨勢就更為明顯——新入行的調查記者中，湖南籍佔比下降至7.7%，位居河南（12.8%）、山東（11.5%）之後。
與「調查湘軍」有所衰落的趨勢相比，山東籍的年輕調查記者數量有了顯著提升。例如，2016年率先報導「山東疫苗案」的澎湃新聞記者刁凡超、2017年首先報導「刺死辱母案」的《南方周末》記者王瑞峰均是山東籍記者，也均以山東負面新聞作為報導題材。這也說明，調查記者在家鄉擁有較廣的社會關係網，更有利於獲知當地報導線索和挖掘重大新聞題材。
中國調查記者的職業觀念
1.擇業動機
本研究通過詢問「下列因素對您選擇做調查記者有多大影響」來測量調查記者的擇業動機。共包括10個選項，採用十點量表（1=影響非常小，10=影響非常大）。
研究發現，兩次調研的得分排序完全一致，調查記者的擇業動機具有高度穩定性：最吸引調查記者入行的因素是「揭露社會問題、維護公平正義」（M=8.02）、「表達百姓呼聲」（M=7.33）、「傳播新思想、啟迪民心」（M=7.06），可見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對調查記者最具有感召力；最不認同的擇業理由是「收入較高」（M=3.15）、「有機會成名」（M=3.61）這類功利性動機。
與首次調研結果有所不同的是，當前調查記者群體對「興趣類」的擇業動機更為重視，「喜歡寫作」、「喜歡接觸各界人士」、「喜歡冒險、刺激的生活」方面的得分顯著提升。另外，「新聞工作受人尊敬」、「學了新聞相關的專業」方面的得分也有顯著提升。說明，除道義和責任因素外，職業本身的特點也更多影響著這個群體的擇業。
2.角色認知
新聞從業者「對新聞媒體社會功能的認知」直接影響其新聞實踐，研究者常常用此測量他們的角色認知。本量表包括18個選項，同樣採用十點量表（1=非常不重要，10=非常重要）。
調研結果顯示，調查記者最為重視的社會功能是「報導可靠信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M=7.79）、「對複雜的問題提供分析與解釋」（M=7.79）、「依據事實報導新近發生的事件」（M=7.57）、「幫助人民實行輿論監督」（M=7.53）、「推動社會改革」（（M=7.21）；最不重視的功能是「為民眾提供娛樂和休閒」（M=4.70）、「提高群眾的知識與文化水平」（M=5.12）、「輿論引導」（M=5.80）、「報導最大多數群眾感興趣的新聞」（M=5.88）。
可見， 調查記者一如既往地重視「調查與解釋」、「輿論監督」功能，即看重「記錄者」和「倡導者」的角色，相對不重視新聞媒體的「娛樂和宣傳」功能。與首次調查相比，當前調查記者群體更為重視「報導可靠信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在所有選項中排名第一；而在首次調研中，該選項的平均得分排名第六（M=7.29）。
此外，當前調查記者也更重視新聞媒體在「政策解釋」與「政治參與」方面的功能，如「幫助人民了解黨和政府的政策」、「對政府的政策做出解釋」、「對決策中的政策展開討論」等選項的得分顯著高於首次調研。
3.職業認同
社會心理學研究發現，歸屬於某一個群體會獲得一種社會認同，因為他所獲得的群體資格會賦予其某種情感和價值意義，而社會認同很大程度來自內群體和相關外群體的比較。調查記者這一職業群體，在多大程度上其自我認同感會優於一般記者？本研究通過3個選項來進行測量，同樣採用十點量表（1=非常不認同，10=非常認同）。
調研結果顯示，調查記者群體普遍認為調查記者比一般條線記者「綜合素質更高」（M=6.74）、「對社會更重要」（M=6.66）、「更受人尊敬」（M=5.71）。不過，與首次調研結果相比，調查記者的職業認同感明顯降低，「比一般條線記者綜合素質更高」、「比一般條線記者更受人尊敬」兩項的平均得分顯著下降。
4.同行協作
從本次調研結果看，調查記者仍然是一個同行協作較為密切的群體，有84%的調查對象提及有過同行協作，比首次調研（88%）的協作比例略有下降。
不過，從平均得分來看，各類協作方式的頻率都不高，得分最高的一項是「分享消息來源」，平均得分僅6.03（1=頻率非常少，10=非常頻繁）。最常見的協作方式仍然是「分享消息來源」、「提供或接受背景資料」、「分享採訪中獲得的事實信息」。比較而言，不常使用的協作方式是「為製造聲勢和影響，約定發稿時間」、「自己媒體發表不了的報導，投稿給同行媒體發表」、「分享報導思路或策劃方向」。
與首次調研相比， 當前調查記者在「分享事實信息」、「分享報導思路」、「請同行媒體跟蹤報導事件」方面的協作頻率有所提升。新入行調查記者與資深調查記者、新媒體機構調查記者與傳統媒體調查記者在各類協作方式上的頻率並無顯著差異。
近年來，資深調查記者的業內協作情況明顯減少，一方面是因為在圈內相熟的調查記者紛紛離職轉型，有信任和情感基礎的同伴迅速減少，另一方面也是出於對獨家信源的保護而更加偏向獨立進行採訪調查。
中國調查記者的生存狀態
1.收入水平
當前調查記者群體的月收入水平集中在5000-15000元之間，佔比68.9%。與首次調研相比，調查記者的月收入水平有了顯著提升，約60%的調查對象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而首次調研只有17.5%的調查記者在此區間。月收入過萬的調查記者中，約37%的月收入在10001-15000元之間，約17%的月收入在15001-20000元之間，還有個別調查記者的月收入在20000元以上。
調查記者月收入水平提升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則，距離首次調研已過去六年時間，隨著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各行各業的薪酬都有了普遍提升；
二則，本次調查增加了新媒體機構的調查記者，約82%的新媒體機構的調查記者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有12.8%的月收入超過20000元，而傳統媒體僅有50%的調查記者月收入過萬。據了解，商業網站和新興平臺為吸引高水平調查記者，的確開出了比傳統媒體更高的薪資待遇。
與群體收入普遍提升相對的是，調查記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加明顯，8.7%的調查記者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約32%的調查記者月收入在5000-10000之間，低收入調查記者主要就職於非沿海地區的傳統媒體。
如河南《大河報》的一位調查記者所言： 「調查記者的收入有明顯的下滑，2000年的時候，記者的工資達到五六千、六七千，當時鄭州的房價是一千多，可想當時的收入是非常高的；現在鄭州的房價每平米1-2萬了、多的3-4萬，現在人均工資才四五千」。
2. 職業滿意度
調研結果顯示，當前調查記者的工作滿意度整體一般（M=6.47），與六年前（M=6.62）相比並未出現顯著下降。調查記者對「同事關係」、「工作時間彈性」、「工作中的自主程度」、「學習新知識的機會」、「主管領導的能力」、「工作的社會影響」等非物質性回報相對更加滿意；最不滿意的同樣是「晉升機會」、「福利待遇」、「報酬收入」等物質性回報。與調查預期不大一致的是，當前調查記者對「主管領導的能力」、「工作的社會影響力」、「工作時間彈性」、「提拔升職機會」、「福利待遇」的滿意度要顯著高於首次調研。
為什麼調查記者的職業滿意度沒有顯著下降，某些維度上還有顯著提升？
新入行調查記者的工作滿意度整體上要顯著高於2011年前入行的資深調查記者，主要體現在對「同事關係」、「主管領導能力」、「學習新知識機會」、「薪酬福利晉升」方面相對更加滿意；新媒體機構調查記者的工作滿意度整體上也要顯著高於傳統媒體調查記者，主要體現在「主管領導的能力」、「工作中的自主創新」、「報酬收入」方面的滿意度相對更高。
由此可見， 新入行的調查記者和新媒體機構調查記者提升了這個群體的職業滿意度，這或跟新入行者的職業期待不會過高、對比調查報導黃金時期的心理落差沒那麼大、新媒體機構調查記者的收入待遇及組織文化相對更加理想等因素有關。
3.工作自主性
從調查記者的總體評價來看（M=6.24，1=非常低，10=非常高），他們在工作中獲得的自主程度並不高，新入行調查記者與資深調查記者對工作自主性的評價並沒有顯著差異。
與首次調研結果相比，來自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主管領導方面的組織控制有了顯著提升，對調查記者的工作自主性有所削弱。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傳統媒體調查記者比新媒體機構的調查記者更會考慮經營部門打招呼的稿子（M傳統媒體=4.51，M新媒體機構=3.41，t=2.089，p 0.05），這可能與傳統媒體所面臨的經營壓力有關。
4.職業忠誠度
本次研究通過詢問「未來還準備從事多少年的調查報導」來測量調查記者的職業忠誠度。
統計發現， 約有44%的調查記者表示未來5年內（0年，1-5年）不會再從事調查報導，這與六年前的調研結果沒有非常大的差別，即「有限忠誠者」所佔比例沒有變化；表示5年後還會堅持做調查報導僅有19.6%，明顯低於六年前的24%，意味著「中、高度忠誠者」比例明顯下降；未來不確定會從事多久的調查記者比例高達36.8%，顯著高於首次調研，可見對未來職業生涯的不確定性在當前調查記者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此外，傳統媒體和新媒體機構調查記者的職業忠誠度沒有顯著差異，新入行和資深調查記者的職業忠誠度也沒有顯著差異。
結語與探討
本研究為新媒體環境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證數據和初步的研究結論。
從總體特徵來看，調查記者行業人才流失狀況比較嚴重，與六年前相比，傳統媒體調查記者從業人數不足首次調研的一半，澎湃新聞、界面新聞等新媒體機構則為調查記者開闢了新的職業空間。
當前調查記者群體主要集中在澎湃新聞、財新傳媒、《新京報》、界面新聞等九家媒體機構，有41%的調查記者在北京工作。與首次調研結果相似的是，調查記者行業依然由男性主導、年齡結構整體偏年輕，但接受過新聞傳播學科專業化教育的比例更高，調查記者的新聞從業經歷也更加豐富。從籍貫上看，「調查湘軍」呈規模減小之勢，來自山東的新入行調查記者比例有了顯著提升。
儘管新聞業態受新媒體影響發生了顯著變化，但調查記者在擇業動機、角色認知方面具有較高的穩定性，最吸引他們入行的因素依然是「監督和啟蒙」，而且始終非常重視新聞媒體在「調查與解釋」、「輿論監督」方面的社會功能。
略有不同的是， 針對媒體功能的社會認知評價中，當前的調查記者群體最重視「報導可靠信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在所有選項中排名第一，這可能與新媒體環境下謠言更加容易廣泛傳播的現象有關，為此，調查記者更加重視事實核查、真相傳播的力量和意義。
令人欣慰的是，當前調查記者自我報告的工作滿意度並未出現顯著下降，在某些維度中反而有所提升，分析表明新入行調查記者、新媒體機構調查記者的工作滿意度明顯更高。
此外，調查記者的職業認同感顯著下降、對國內媒體作為「理想媒體」的評價總體不高，來自組織外行政控制和組織內主管領導方面的壓力降低了調查記者的工作自主性。
值得隱憂的是，當前調查記者的職業忠誠度普遍較低且呈現出高度的不確定性，高達36.8%的調查記者不確定未來還會從事多久的調查報導，有43.6%的調查記者明確表示五年內不再從事調查報導。
註：基於此報告的論文《新媒體環境下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 首發於《現代傳播》2017年第11期 ；作者為 廣東省輿情大數據分析與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山大學網際網路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張志安；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2014級公共傳播專業博士研究生 曹豔輝。
本文轉載自公號「一本政經」，不代表本公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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