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以來，西方重要政治家、學者等具有影響力的頭面人物對不同制度與民主等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密切關注國際政治思潮的這些新變化，採取切實可行的應對策略，對增強我國的話語權與文化軟實力、樹立良好的中國形象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關於不同制度觀點的新變化
美國杜克大學布魯斯?W?詹特森教授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史蒂芬?韋伯教授在《美國的硬推銷》一文中指出，過去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是五大理念：一是和平比戰爭好；二是霸權比均衡好；三是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四是民主比專制好；五是西方文化比其它文化好。但這五大理念不再像過去一樣擲地有聲、引領潮流，世界政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又一次成為公開討論的議題，並強調除和平比戰爭好外，其餘四大理念都在發生變化。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政治思潮中對資本主義制度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發展理念的反思不斷增加。美國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嚴厲批判了新自由主義。斯蒂格利茨認為，新自由主義既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持，也沒有得到歷史經驗的檢驗，而只是「一直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教條」。關於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有害作用，他說：一方面，它為銀行家和投資者的行為提供「理論根據」，使他們相信追求私利會提高全社會的福利；另一方面，它為監管者和決策者提供「理論根據」，使他們相信解除或放鬆監管會促進私人部門繁榮，使大家都能從中獲益。克魯格曼教授對「裡根經濟學」進行了批判，指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徹底粉碎了人們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信仰。上世紀裡根政府提出了「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的口號，但現在「只有政府才解決問題」。薩繆爾森指責「那些完全指望市場力量的人」，並力主政府應幹預經濟：既要在微觀經濟領域「對企業進行規範」，又要在宏觀經濟領域「穩定經濟」。
法國經濟學家熱拉爾?迪梅尼爾認為，此次危機不是簡單的金融危機，而是新自由主義這一不可持續的社會秩序的危機。達沃斯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認為，「當下的資本主義形式已經無法適應我們的世界了」，「僅僅對資本主義所滋生的那些放任行為加以譴責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對此進行更深刻的分析，即為什麼如今的資本主義體系不再適應現在的世界？」
關於不同民主政治的新論斷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學者對西式民主質疑聲日漸增多。葡萄牙社會學家博阿文圖拉?德索薩?桑託斯認為，目前的危機讓全世界「有理由認為資本主義是反民主的」。與此同時，眾多西方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興趣日濃，並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種新形式。如在美國學者拉裡?戴爾蒙德主編的《中國的選舉與民主》一書中，不少西方學者認為，支持改革的精英分子將會同普通民眾一起，最終形成一種新的民主政治體制，而且悠久的中國文化能夠支持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並為中國民主政治的鞏固做出貢獻。英國諾丁漢大學鄭永年強調，民主政治具有多種形式，發展民主政治的途徑也是多樣化的，中國要積極努力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發展中國民主，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的特點是要走自己的路，價值取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論。他強調「中國不拒絕民主，但也不簡單輸入民主，這是中國有序民主的希望」。對於中國農村村民直接選舉，有西方學者指出，「在鮮為人知的選舉試點村中，中國的民主在某些方面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國農村村民直接選舉制賦予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以政治權利，大大推動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
兩點啟示
第一，準確把握西方政治思潮的新變化，抓住提升我國軟實力的重要機遇。
從西方政治思潮新變化看，西方學者意識到了自身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對策建議，但由於自身立場的局限性，以及傳統宗教文化的影響，還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西方政治領域並沒有真正地跨入一個新時代。
實際上，西方政治思潮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基礎之上，而西方文化有它的軟肋。文化決定著人對自身的描述和期許，也決定著人們所持有的形上學信念。西方「民主」等等作為其文化價值觀的招牌字眼似乎具有天經地義的正確性，思想領域不知不覺地懸掛著一道無形禁令：「思維到此為止，禁止深入」。從禁令出發意味著西方學者的思維是不徹底的，不徹底的思維不具有與現實交手的力量，充其量是大批量生產偽善的煙霧彈，以鞏固自身的軟實力。其實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它們是適應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局限性，把民主固定化，奉為神明就犯了主體形上學的錯誤。從人類發展的歷史來看，社會的進步和繁榮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識的增進，而對新知識的掌握往往是一個由少數到多數的過程，如果多數壓制了少數的個性，也就扼殺了社會的創造性，不利於知識的增進。
總之，當今西方關於不同制度與民主的新變化，在某種程度上為中國的思想創新和提升軟實力、增強話語權提供了機遇。
第二，提升我國軟實力必須轉變思維方式。
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社會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熱點問題，我國對此也多有譯介。然而，毋庸諱言，由於思維框架的局限性，我們的認識還有待深入，只挖掘了一些表面材料，大多停留在從道義上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直接或間接地得出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結論。表面看來，這種思路站在了社會主義立場上，無論政治上還是道義上似乎都是正確的。但實際上，這種思路有些問題，其一，它沒有遵循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用舊理論框架剪裁事實的結果。國外學者和政要確實對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批評，揭露了許多不平等的事實，但這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綜合地整理和分析國外學者的文章，我們會發現，他們反思的重點不在於此，大多數學者認為，貧富不均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並不必然會指向社會主義。其二，這種思路不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不是已經固定化的東西，而是正在進行中的事業，它是解放思想、突破陳規的結果，有許多問題顯然需要深入探討，只有用開放的思路才能進一步完善它，而用教條的思路去框定它只能損害它；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忽略了國外學者對資本主義制度反思深層的、有意義的內涵，那麼我們便不能夠真正地把握他們的思想以提升我們的話語權。話語是靠深刻性而取勝的，淺層次話語說得再多也會被人不屑一顧，只能暴露出自身的狹隘和膚淺。如果我們不能站在理論制高點與國外對話，那麼增強我國際話語權、提升我軟實力也只是一廂情願的一紙空談。
簡言之，提升我國軟實力絕不能採取簡單否定資本主義、肯定社會主義的思路，而必須首先掌握西方學者據以提出問題的思想文化基礎，站在理論制高點來發出自己的聲音。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