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勇養殖場剛孵化出來的鸚鵡幼鳥
讓阿勇頭疼的鸚鵡蛋
「我一看到鸚鵡下蛋就害怕，因為這意味著我要給它們騰地方、增飼料，愁人。」
近日，深圳青年王鵬「賣自家養的2隻鸚鵡被判5年」的新聞，引起持續爭論。
有人認為，王鵬被判5年在法律框架內並無不妥；也有人認為，「為外來物種而耗費這麼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與法律設立的初衷有偏離。」
目前，法律界人士的參與讓王鵬及其家人看到了希望，他們期待二審能對一審的判決作出修正。
對王鵬案二審抱有期待的，還有一位養鸚鵡的老闆。
四年來他投入數百萬元養殖鸚鵡，但因相關法律一隻都沒有賣出去，他甚至想把鸚鵡放生，但發現放生也是違法的。
有網友指出，不加甄別地將《華盛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中的物種，照搬過來認定為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到底合不合理？
他，等著二審
「賣鸚鵡者」擬無罪辯護
《野保法》引發網友討論
據法制晚報報導，2016年5月17日，深圳警方來到王鵬位於深圳寶安區的出租屋內，對其逮捕時，當場查獲了45隻鸚鵡。
報導稱，2016年4月初，王鵬賣了6隻鸚鵡，價格約3000元。調查結果顯示，6隻鸚鵡中，除4隻為玄鳳鸚鵡外，有兩隻為小金太陽鸚鵡，學名綠頰錐尾鸚鵡，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中，屬於受保護物種。
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一審以犯「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王鵬有期徒刑5年，並處罰金3000元。
對於此案，紅星新聞記者了解到，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等律師，為王鵬在二審中做無罪辯護。
雖然王鵬案二審開庭時間至今未確定，但網上關於《野保法》的討論已經沸沸揚揚。
有網友指出，《華盛頓公約》（CITES，即《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籤訂的初衷，在於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種的國際貿易，其用物種分級與許可證的方式，以達成野生物種市場的永續利用性的目的；而國內不加甄別地將《公約》附錄一、附錄二中的物種，照搬過來認定為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到底合不合理？「比如俗稱『六角恐龍』的鈍口螈，與本次涉案的『綠頰錐尾鸚鵡』一樣，都是《公約》附錄二中的物種，但在日本它是可以油炸的食材，而且價格很便宜。」
「這個東西的養殖太複雜了，我們一切都按合法的來，4年來已經賠了500多萬，盈利依然遙遙無期。」
他，也在等著「二審」
有證經營鸚鵡養殖
感覺自己掉進坑裡
「王鵬賣鸚鵡案」被報導後，有網友將《野保法》中將所有鸚鵡科的鳥都列為國家保護動物的行為展開討論。
阿勇看到後心頭一熱，他想，在不久的將來，《野保法》會不會對鸚鵡的具體種類給出司法解釋呢？
如果真能這樣，這對他來說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4年來已經賠了500多萬
與王鵬的非法養殖不同，在安徽省從事鸚鵡養殖的阿勇（化名）是有證經營。他目前擁有一個佔地16畝的養殖場，裡邊養有藍黃金剛、綠翅金剛和非洲灰3種共計160多隻鸚鵡。
「剛開始養鸚鵡是在2002年前後，當時也跟王鵬一樣，養它們純粹是出於熱愛。」5月9日，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採訪時，阿勇如是說。
阿勇是廣東人，對香港的花鳥市場有關注，「那邊的市場上就有賣各種鸚鵡的，警察帶著槍在市場上轉來轉去，也沒說過什麼。」
在發現鸚鵡市場有利可圖之後，他便盤算著把自己的愛好當成一個生意來做，「回來我還特地查了一下，咱們內地的法律對養殖鸚鵡是大力提倡的。」
1988年通過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一章第四條規定，國家對野生動物實行加強資源保護、積極馴養繁殖、合理開發利用的方針，鼓勵開展野生動物科學研究。在野生動物資源保護、科學研究和馴養繁殖方面成績顯著的單位和個人，由政府給予獎勵。
阿勇說，2010年前後，他就開始為養殖鸚鵡做準備了。
從辦理《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以下簡稱《馴養繁殖許可證》），到引種、建廠……2013年底，養殖場初具規模。
但現在阿勇覺得，自己仿佛是掉進了一個坑裡，無力逃脫，「這個東西的養殖太複雜了，我們一切都按合法的來，4年來已經賠了500多萬，盈利依然遙遙無期。」
「這東西不能隨便賣的」
阿勇回憶，他的養殖場最初引進了80隻鸚鵡，「20隻藍黃金剛，20隻綠翅金剛，40隻非洲灰。」
他說，這三種鸚鵡的前兩種是《公約》附錄二，「非洲灰」買的時候是《公約》附錄二中的，去年被收錄進《公約》附錄一中了，「都是從浙江的一家鸚鵡養殖企業引進的二代種。」
「鸚鵡的正常存活時間很長的，有些品種甚至能活80歲。」阿勇介紹，所以在選擇養鸚鵡時，他選的都是十幾歲的成年鸚鵡。
「行話叫『熟對』，當時也是為了儘快盈利，一共花費了380餘萬元。」阿勇說，引進時的價格都不便宜，以「綠翅」為例，當時買的是10萬塊錢一對。
因為當時行情好，養殖場開始運營的時候他也信心滿滿，以為自己要開創一個藍海行業，但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意料。
「這東西不能隨便賣的。」在與紅星新聞記者的通話中，阿勇無奈地說。
在鸚鵡的養殖過程中，除了一般的《工商營業執照》、《動物檢驗檢疫證之外》，還需要辦理《馴養繁殖許可證》，而這些證只是合法養殖的必需，「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養的鸚鵡只能賣給有《馴養繁殖許可證》的組織或個人。」
賣不掉就放生？「也違法」
按照之前的設想，買來的鸚鵡開始下蛋繁殖是一件喜事，但如今看來，這是一件讓他頭大的事，「我一看到鸚鵡下蛋就害怕，因為這意味著我要給它們騰地方、增飼料，發愁人。」
現在阿勇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他有時也在想，如果以後沒錢運營養殖場了，就乾脆把鸚鵡放生了算了，「每年30多萬的費用，如果不盈利我堅持不了多久。」
但查詢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之後，阿勇「崩潰」了：因為人工養殖的鸚鵡不具備野外自主生存的能力，法律規定，放生鸚鵡等同遺棄，也是違法的！
阿勇至今搞不懂，為什麼一個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被大力提倡人工馴養的動物，在合法的情況下，想以它獲利會如此之難。
對於未來，阿勇很茫然，他不知道以後會怎樣。但清楚的是，以目前的情況，他也撐不了多久了，「哎！走一天看一天吧，既然已經入坑了，怎麼可能輕易就跳出去。」
紅星新聞實習記者 段睿超
專家觀點
「中國的《野保法》相對來講，比較粗線條，所以在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的認定中，就套用了國際公約或某些紅皮書的相關規定」
耗費人力物力關注外來物種，脫離立法初衷
在我國1988年通過的《野保法》體系下，保護動物的級別幾十年來一直沒有調整。
達爾問自然求知社研究員劉慧莉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不過最新的《野保法》也有了相關的修正，對於物種的保護級別，五年就要調整一次。」
「這種調整，是需要跟最新的研究成果相結合的。」劉慧莉說，但在如何保護相關物種、在法律上給予什麼樣的地位及保障，目前的法律中並沒有相關規定。
曾全程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2016年修訂的鳥類保護專家，中國高校動物協會聯盟(籌)、海口市野生動物協會秘書長李波，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採訪時說，在國際上，《華盛頓公約》的劃分是比較嚴格和清晰的，但在國內有所不同，中國的《野保法》相對來講，比較粗線條，所以在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的認定中，就套用了國際公約或某些紅皮書的相關規定，「這肯定就存在某些條款是不符合中國國情和法情的情況。」
5月9日上午，正在美國參加世界動物博覽會的李波說，「在執法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不切合、甚至脫離了中國實際的情況。」
李波說，「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關注一個外來物種，這嚴重脫離了咱們立法的初衷。」
而對於類似王鵬所養的「錐尾鸚鵡」的保護，李波認為，這完全可以按照公約上邊的要求，監管其養殖、售賣等過程，不違反公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