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天志」與孔子的「天道」的觀念是有天壤之別的，我們經過他們思想的對比或許能發現些什麼，我們接下來看看墨子對這個理論的觀點。
孔子之不言「天道」，是由於那時的天已散失了對於人民的恫嚇作用，所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可是孔子的「不言」，並非是對於天的否定，只是對於天的作用，不怎麼強調而已。
而墨子之言「天志」，與孔子的「不言」意義又有不同。墨子的「言」，是以天作為一個「兼相愛，交相利」的象徵，藉以達到「相互關愛，互惠互利」的目的。
所以墨子說天是「兼天下而愛之，交（交字原作撤遂二字，義難通，故依畢沉改）萬物以利之」；又歷舉例以說明「天之愛民之厚」。又說，「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不自以為德），其明久而不衰」。
至於天何以會「而愛之」與「兼而利之呢？這因為「今天下無小大，皆天之邑也：人無長幼貴線，皆天之臣也」的緣故。於是說來，萬人在天底下都是平等的，都應該享受為平等的待遇。
為了使當時的人獲得較為平等的待遇，墨子便進而說明「天之意」。天之意，是「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思相」口天之意，是「不欲大國之攻小國」、「大家之亂小家」，以及之暴寡，詐之欺」和「貴之傲賤」。天之意，是「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和「有財相分又「欲義而惡不義」。
然而當時不相愛相利而相惡相賊的是誰呢？答案是王公大人。是由於王公大人只是偏愛，只是偏愛「王公大人骨肉之親」。他們說「吾豈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又說「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
換而言之，他們對於非王公大人骨肉之親是不相愛相利的，所以墨子說他們不是「兼君」「兼士」而是「別君」、「別士」，這種「別君」、「別士」，對於人民，豈獨不相愛相利，反而相惡相賊。
如「詐之欺愚，貴之做，富之貧」，以及「奪民衣食之財」和「厚作於百姓」，都是相惡相賊之具體表現。那當時「有力不相營，有財不相分」和「有道不相教」的又是誰呢？也是王公大人。因為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奈。
對於人民，怎麼會「有力相營，有財相分」又當時學在官府，只有王公大人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機會；對於「賤人」的子弟，又怎麼會「有道相教」呢？據孔子所說，「民斯為下」，是由於他們生來就是「困而不學」的。如果「有道相」，豈不是對牛彈琴嗎？所以孔子又說「小人是不可以大受」。
孔子這確能體貼王公大人的意旨，確是王公大人所要說的話。至於當時「不義」的又是誰呢？也是王公大人。因為王公大人只是親親貴貴，如果「舉義」的話，就應該「不避親疏」、「不貧線」，即使「在農與工肆之人」，只要「有能」，就應當舉用：同時他們又「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
在墨子看來，這許多都是不義之舉。最甚的，還要大張伐，「大為不義攻國」，這要「虧人愈多」，是尤其不應該的。於是說來，「王公大人」怎的會有義舉呢？既然當時一切的不好，都是「王公大人」所為，所以墨子之言「天志」，並非如周初的統治者一般，自己對天志倒採懷疑的態度，而以之來專事壓制這被徵服被奴役的人們。
墨子的主張和這傳統相反，他不是壓制被徵服被奴役的人們的，他是以天為「兼相愛，交相利」的一個最高準則，以之來對付當時的統治層—王公大人和卿大夫士的。
墨子說，我之要「有天志，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屬與不面（圓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而我之操有「天志」，是「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
又說，「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要察仁義之本」，對於「天之意不可不順」且只有「順天之意」，才由是面知，墨子之所謂「天志」，只是把它來當作一種純潔無為「義之法。
私的測量工具，以之來量度王公大人，量度王公大人的「仁」與「不仁」。「仁」的固無問題：「不仁」的，依墨子的說法，當然是「抑而廢之」，這樣來使社會趨向相互關愛，互惠互利。走上「兼相愛，交相利」的道路。
然而，既只是把「天志」當作如「輪人之規，匠人之矩」的樣，那麼，所謂真正的天有意志一點，自然也就談不上了。不過，雖是如此，但強調天有意志，這總歸是有錯誤的，是迷信是予天以神秘化，還沒有理解「天」只是「自然之天」，因之，到後期墨家，從發揚墨子的科學思想中，對這一點也就舍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