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發生了諸多摩擦。然而這些摩擦基本是些「雞毛蒜皮」，其中很多與其叫摩擦，倒不如叫「口角」。但是它們集中湧現，還是耐人尋味。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時間西方國家「抗議中國」的頻次已經多於北京對西方國家的交涉。它們對中國的指控主要有以下幾類：中國在本國市場上「排擠」西方公司，同時中國出手購買西方國家的重要資產;中國通過一些合作限制西方機構和個人批評中國;中國「籠絡」西方政界人士等精英;中國媒體機構在西方搞宣傳;中國積極搜集西方國家的情報，等等。
這些指控很多都模稜兩可，有不少是憑印象羅列的。但它們清晰表達了部分西方人士強烈不滿中國的情緒。而且從心態上看，過去西方指責中國多是教訓式的，而現在越來越多來自西方的批評是抱怨式的、抗議型的。
不能不說，所有這一切的根源是西方世界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尤其反映了部分精英人士對承認、接受中國崛起的不情願。所以他們找各種茬向中國發難，將國家間和不同文明間正常的摩擦上綱上線，通過各種無理取鬧發洩情緒。
需要看到，這一輪來自西方的批評既很少直接觸及重大問題，又勾勒出中西深層隔閡的一些輪廓。人類沒有過中美這樣既意識形態嚴重分歧、地緣政治存在矛盾，又有不低於盟友之間緊密程度經濟及文化交往的先例，經驗無從談起。美國深刻影響著西方的對華態度，因此當下的摩擦大多發生在表層，但它們的根很深。
然而中國無需因此而緊張。要堅信，這些糾紛不能把中國崛起怎麼樣，我們的所有應對之策都應建立在這一充分的自信之上。
在有些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莫須有的指責時，我們無需就反擊、把它們頂回去有所猶豫。國際辯論千萬低調不得，這種時候嗓門大經常比道理硬還重要。西方經常沒理，仗的就是嗓門高。中國的喇叭本來就沒西方的大，如果我們再主動調小音量，吃的虧將更多。
很多後來引起爭議的項目，當初進入西方社會時，都是受到歡迎的。比如孔子學院，西方學校的需求量很大，絕大多數孔院都是西方國家的大學主動找上門來，求中方去開，開設的條件也是雙方談妥了的。西方媒體拿孔院說事，實際是那些國家利益多元化的反映。其他的爭議情況也大多如此。
對於這種複雜性，中方可以坦然面對。只要是合法的合作，同時也受西方社會的實際歡迎，西方輿論鬧起來，應當由那些國家同中國的合作機構出面解釋。如果有的西方合作機構受不了輿論壓力，那就撤出。中國不會因此有什麼損失。萬一個別西方合作機構倒打一耙，那我們就毫不客氣地譴責它們。
比如經常是中國公司在某個西方國家裡合法拿到一個合同，當地媒體不幹了，中國公司這時就應理直氣壯地回擊那些指責，要求那些媒體去質問它們國家的法律去，而犯不著質疑中國公司的用心。
近日澳大利亞媒體炒作中國公司「控制了」該國的梅裡登機場，而且據說中國公司只為此花了1美元。我們不了解其中的內情，但我們很想說：你們澳大利亞人就那麼傻，合法拿到合同的中國公司何錯之有？
當然，以後中國人與西方打交道要建立起對方心理很多時候從優勢變為弱勢的意識，對容易引起糾紛的合作項目要更審慎，避免帶著國內思維在西方國家開展工作。另外有時還可以考慮適當向當地多讓點利，也未嘗不可。
比如澳大利亞梅裡登機場的合同，中國公司可以從付給對方1美元，改為付給對方2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