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觀察報
林毅夫/文 我國作為一個收入水平中等偏上的第二大經濟體，既存在遠離世界前沿的追趕型產業，也存在處於世界前沿的領先型產業，還有迅速接近世界前沿的「彎道超車」型產業，以及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轉進型產業，並且也必須發展雖然目前不具備比較優勢但對國防與經濟安全重要的戰略型產業。
追趕型產業在現階段還是佔主導地位的。例如，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雖然達到9750美元，但是依然只有美國的15%、英國的22%、德國的20%、法國的23%、義大利的28%、加拿大的20%、日本的23%。這種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勞動生產率水平的差距，代表中國現有產業的技術和附加值水平，比發達國家同類產業的水平低，仍處於追趕階段。
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相比，巨大的地域差異是中國經濟結構的一個顯著特徵。中國的30餘個省市自治區、300餘個地市、近3000個區縣之間的稟賦結構水平差距非常大，對應的生產結構也千差萬別，適宜的金融結構也不同。並且，不同地區相同的產業在前述五類產業中的歸類，以及具體的轉型升級方向和因勢利導作用需求和方式可能差別極大。各省的工業化進程也不同。在最細分區域——近3000個區縣層面，這種稟賦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差異還會進一步被放大。
例如，同樣是紡織服裝行業，在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是轉進型產業，而在西部內陸人口多的欠發達地區是追趕型產業。「彎道超車」的獨角獸企業也大多分布在北上廣深和一些省會城市，因為這些地區的人力資本相當充足。
雖然目前中國整體的第三產業佔比超過了一半，但是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和製造業依然是一些地區的主導產業。因此，中國各地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路徑，以及高質量發展的具體表現形式千差萬別，各地需要採取因地制宜的產業政策。
因此，各地應該結合自身稟賦結構特徵因地制宜地採取因勢利導的金融創新，以更精準地定位滿足本地實際的金融需求，而不是採取「一刀切」式的做法來落實國家的金融規劃與金融政策或模仿其他地區的金融創新，更不可「追風趕潮」。
例如，北京目前人均GDP水平在全國省級區域中最高，產業結構水平也最高，第三產業比重超過80%，而且是首都，因此北京市在「十三五」規劃提出要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實際上，金融產業目前已經是北京的第一大產業了，在全國各省中，只有同樣為全球金融中心的上海與北京人均GDP水平相當，產業結構水平相當。北京和上海的金融發展可謂一馬當先，其他省市難以望其項背，也無法效仿。
整體上，中國各地隨著經濟發展，金融發展水平也得到提高。然而，也存在一些處於類似發展階段省市的金融發展依然差異很大。例如，重慶市和吉林省在2010—2017年的人均GDP平均值相當，但是重慶的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卻高於吉林省。另外，一些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省市金融發展水平相對更高。例如，2010—2017年，浙江省的人均GDP是重慶市的1.56倍，但是重慶市的金融業佔GDP的比重卻是浙江省的1.11倍。
這些例子反映出一些地方金融相對滯後，而一些地區金融過度發展。因此，全國各地不應該追求金融業的絕對發展，應以實體經濟的金融需求為準，否則很容易造成金融抑制或者金融泡沫。各地最優的金融結構安排，應與特定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結構及其內生決定的產業結構相適應。
在具體思路上，依然可以採取新結構金融學的基本思路，以及五類產業因勢利導的操作方式來因地制宜地落實國家的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例如，全國首個支持產業轉型升級的國家級金融改革試驗區，江蘇泰州金融改革試點就按此思路展開。
2016年經國務院同意，中國人民銀行聯合有關部門印發《江蘇省泰州市建設金融支持產業轉型升級改革創新試驗區總體方案》。該方案的主要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加強機構建設，構建與產業轉型升級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組織體系；二是加快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滿足產業轉型升級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三是積極拓寬直接融資渠道，充分發揮金融市場助推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作用；四是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保障水平；五是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營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再來看另一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綜合改革試驗區，泉州國家級的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雖然它目前的發展階段與泰州相當，但是具體的主導產業結構不同，因此具體的最優金融結構也應該有所不同。例如，泉州2018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為3 911.97億元，其中傳統產業、重化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三大板塊佔比分別為67%、28.5%、4.5%，其中紡織服裝和鞋業這一類傳統產業就佔1/3，而生物醫藥和新一代信息技術只佔0.32%和2.3%。
相對而言，泰州的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高端裝備製造及高技術船舶、節能與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術、化工及新材料五大主導產業是工業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泉州的紡織服裝和鞋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重化產業是產能富餘型產業，都是前述五類產業中典型的轉進型產業，而生物醫藥、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裝備製造則不同，是追趕型產業與戰略新興產業。因此，二者主要的金融需求會有較大的差別，適宜的金融結構也有所不同。轉進型產業的融資需求，銀行的間接融資即可滿足。
通過金融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於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適時避免金融脫實向虛、適時化解金融結構矛盾、適時注意尊重市場規律並堅持精準支持，各地要因地制宜地予以落實而非追風趕潮。各級政府不但在採取產業政策時要遵循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基本原則，而且在採取金融政策時也要遵循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基本原則，做到「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
（作者林毅夫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本文摘編自《2019·徑山報告》，收錄於《中國金融創新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