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今天為大家帶來知乾坤而愛草木的汪老曾為何欣賞袖珍小書，為何獨愛寫短篇而不寫長篇，生前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成集？
按照本書主編、汪曾祺長子汪朗在《別集》總序裡的說法，出這樣一套集子大概是汪曾祺生前沒想到的。因為「別集」是汪曾祺為老師沈從文的一套書踅摸出的名字。上世紀90年代，嶽麓書社計劃出版沈從文的作品，沈從文家人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合作，編了一套二十本小書。為這套書取名字時，汪曾祺建議叫「沈從文別集」。這也合乎沈從文生前的願望，沈從文夫人張兆和在《沈從文別集》總序裡寫道：沈從文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選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冊子。「不在於如何精美漂亮，不在於如何豪華考究，只要字跡清楚，款式樸素大方，看起來舒服。本子小，便於收藏攜帶，尤其便於翻閱。」汪曾祺以此想出這麼個名字，也算是幫張兆和和他自己了卻沈從文的一個心願。
汪曾祺先生
當然，「別集」並不是汪曾祺新創造的詞。這個說法也是「古已有之」。《漢語大詞典》對它的解釋是：經、史、子、集中集部的分目，同總集相對而言，即收錄個人詩文的集子。以該書編委之一李建新的理解，其實我們平時讀的很多書都是「別集」，只不過有別集之實而沒有別集之名。「別集和文集、精選集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當然和全集是不一樣的。全集要收入作者所有的作品，甚至正式作品之外的各種文獻資料，別集不大可能這麼幹。」以李建新的推測，《沈從文別集》的編法，多半還受了上世紀50年代平明出版社出的《契訶夫小說集》的啟發。該集子都是小冊子，一是精選作品，二是選進一些契訶夫的書信、札記，別人對他的回憶、評論等，拉近了讀者和作者的距離。至於這套《汪曾祺別集》的命名，他坦言是從《沈從文別集》這套書來的。而《沈從文別集》是汪曾祺命名的，兩者自然就有相通之處，其編選體例不同於常見的選集，每本書前附收若干訪談、序跋、書信、匯報材料等文字。每本書的編者也會寫一篇短文放在書後，交代編選意圖或者談談對作者、作品的理解。
以上世紀九十年代嶽麓書社《沈從文別集》為底本的紀念版鈐印本
但以汪曾祺的性情，在寫作上他自然是要向沈從文學習，就像本書編委之一龍冬說的那樣，汪曾祺是和沈從文一樣確實能夠有意識地發現生活美的作家。「無論你生活的時代、你自身的經歷、你所處的社會環境如何艱難困苦，從他的作品裡，你都能感受到一縷光芒，一絲溫暖。他的老師沈從文說過一句話『美好的事物應該長存』，他也多次引用過這句話，他也確實是一個善於發現和記錄美的人。」雖然如此，汪曾祺未必想在出書上向沈從文看齊。在收錄於《汪曾祺別集·雞毛集》裡的一封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者吳福輝的信中，汪曾祺寫道：「我看現代文學還是以突出的作家為主幹，把一些受過某重要作家影響的較次要的作家放在此重要作家的章節中講，比較圓通。比如把我放在沈從文的一章去講，問題就較易說明。」由此可見他的謙遜、低調。他自然不想重複給沈從文集的「命名」，並被當成話題來討論。
對此，本書編委們自然也有考慮。以李建新的猜想，如果汪曾祺在世，即使不滿意，也未必會計較他們做《別集》這件事。他解釋說，汪曾祺先生是一個有趣的人，有名士氣。從別人的文章裡看，他對各種生活細節沒有那麼斤斤計較，對自己的稿子也不怎麼留心收集。「我們做《汪曾祺別集》，認真地對待他認真寫了一輩子的文字，這個態度他應該會滿意的吧？至於這套書是不是能讓他百分百地滿意，當然沒把握。但他應該會喜歡我們做事的『耐煩』。」
無論如何，汪曾祺在書要「便於攜帶、翻閱」這點上，應該和沈從文有比較一致的趣味。汪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汪曾祺不收那些經典大部頭，也沒見他翻過。因為原來生活條件不好，等生活條件好了，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去翻那些大部頭。「我們家經常就是《魯迅全集》一本，《高爾基全集》一本，都是剛買了一本，後面就不買了。比較全的是《契訶夫短篇小說集》。」汪朗還在一次演講中說到一件趣事，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於1985年給汪曾祺出版過一本薄薄的小說集《晚飯花集》，他兩年後去美國參加國際寫作計劃的時候，就把它和北京出版社出的《汪曾祺短篇小說選》一起帶上了。「他那時候在海外還屬於一個不知名的老作家。他就拿這兩本小書作為自己的身份證明。」
《晚飯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封面書影
汪曾祺也顯然很是重視閱讀。以汪朗的理解，汪曾祺不寫長篇小說，一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生活還不是很豐富，沒有足夠的素材，另外就是他對長篇小說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長篇小說無論從結構還是從表現手法上來說都不夠自然，生活中都是一個個片段，不可能處處都那麼精彩。短篇小說可以抓取吉光片羽，把它寫得儘量精彩。長篇小說一定要有一個架構，再往裡面去填東西，加入各種各樣虛構的東西。「而他認為大家的生活現在都那麼緊張，你跟大家說那麼多廢話其實沒什麼用。」汪曾祺顯然也不喜歡讀長篇小說，龍冬有一次和汪曾祺聊天聊到託爾斯泰，問他：「您讀不讀託爾斯泰啊？您覺得託爾斯泰怎麼樣啊？」他說：「託爾斯泰，我也讀不進去。」雖然如此，世人仍會覺得汪曾祺沒寫長篇是一大憾事。龍冬曾對他講：「您寫長篇，這是新聞。您乾脆半睜半閉眼的說，我給您記錄，或用錄音機錄下來。」汪曾祺答道：「不，我必須用筆寫，這樣我可以觸摸每一個字。」
的確，汪曾祺認真對待他筆下的每一個文字。以汪朗的說法，鍊字是他有意的追求，也是他比較得意的地方。「他寫完東西基本是不改的，你看他的稿紙是很乾淨的，一般都是一次性成型。」實際上，汪曾祺寫作能一次性成型，也因為他有打腹稿的習慣。汪朗透露說，汪曾祺寫作有個特點，開始不動筆，就在那瞎想，誰都不理。「我們家裡人就說老頭又在直眉瞪眼。那時候家裡有一個破沙發，每天早上起來吃完飯就坐在破沙發上，沏一杯濃茶，兩隻手端著閉目發呆，有時候可能半個小時，有時候可能四十分鐘，如果覺得想好了再去鋪紙拿筆，再開始動筆寫。他寫東西不願意想到哪兒寫到哪兒，而是打好腹稿以後再動筆，所以他能夠寫得比較流暢跟這個習慣可能也有關係。」
汪曾祺在寫作中
而以汪曾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的高要求，或許就不是那麼適宜寫長篇了。再則，在汪曾祺看來，從小說本身來說，相比長篇，短篇小說更適應如今的時代。他也曾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現代小說是快餐，是芝麻燒餅或漢堡包。當然，要做得好吃一些。」把他那些短的小說或別的文章匯集成《汪曾祺別集》那樣的幾卷本袖珍本小冊子，也自然更方便讀者「吃」。
由此，汪朗覺得，張兆和寫的那段話，用來描述這套別集的出版宗旨，也十分合適。「簡單輕便，宜於閱讀，是這套書想要達到的目的。當然，最好還能精緻一點。」而他所說的精緻，一方面指的出版形式上要精緻，另一方面也指的，相比此前出版的12卷《汪曾祺全集》，內容上更精緻。「《汪曾祺全集》因為收文要全，也有不利之處，就是一些文章的內容有重複，特別是老頭兒談文學創作體會的文章。汪曾祺本不是文藝理論家，但出名之後經常要四處瞎白話兒，車軲轆話來回說，最後都收進了《全集》。」汪朗還舉例說，汪曾祺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受國外現代派影響很大，寫一些比較洋化的現代派作品。「我家老頭子說，有一天他在路上走著，後面兩個女生在閒扯，一個問誰是汪曾祺，另一個回答說，就是那個寫別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的詩的人。這回我看了看他當年寫的詩，我覺得確實人家評價沒錯。」但在汪朗看來，收入這些作品好處就在於，它們能夠讓讀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汪曾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並且看他怎樣從一個深受西方影響的作家，慢慢變成運用中國語言非常熟練，而且寫東西非常直白的作家。「全集收入的文章，雖然不可能都很精緻，但可以給我們提供他創作的總體發展軌跡或者說脈絡。」
1987年，汪老在作家海明威出生地
收入這些比較洋化的現代派作品的好處還在於，它能讓讀者僅只是從外在形式上，就能看出汪曾祺並不是一味傳統。汪曾祺在很長時間裡，都被打上諸如」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作家」「一個不折不扣的鄉土作家」「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的傳統文人」等等標籤，以至於如龍冬所說，不少讀者先入為主認為汪曾祺很傳統，很文雅，都很少會想到把他跟「先鋒」、「自由」聯繫在一起。「其實，汪曾祺甚至是先鋒的，如果『先鋒』的意思是，指的他在不斷地學習、試驗、追求、探索漢語白話敘事文學如何更灑脫。應該說，他直接秉承著『五四』以來中國融入世界的審美價值取向，最終是把文學指向自由的。」汪朗也證實，汪曾祺很不樂意別人將他歸入傳統文人或是鄉土作家的行列，認為這帶有守舊和封閉的意思。他也自認為自己是個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當然文學的表現形式有時候很「傳統」。而汪曾祺的現代意識，也不只是滲透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果說，他越是到了後來，越是給我們傳統的印象，只是因為他經過了深層的轉化，以至於看不出什麼痕跡了。在這個過程中，他也有遭遇挫敗的時候。汪朗表示，汪曾祺曾經說自己寫劇本就是想和京劇鬧鬧彆扭，把現代元素注入到戲劇中，提升京劇的文學品質，但他覺得沒有成功，就像一拳打在了城牆上。「此次，編委們把《別集》戲劇卷定為《撞牆集》，也正是從老頭兒和我說的這一段話裡演繹出來。」
事實上，此次出版的別集保留了汪曾祺那些比較洋化的現代派作品。第一集《茱萸小集》，主要收入汪曾祺早期在西南聯大時期的作品。如龍冬所說，這些作品在藝術形式上、技法上，都可以看出汪曾祺是有意識的、甚至是刻意的，在模仿西方現代派文學，比如喬伊斯、普魯斯特、波德萊爾、伍爾夫等。相比而言，俄羅斯的契訶夫、美國的海明威，西班牙的阿索林，等等，都是汪曾祺經常提到的作家，也對他的創作產生更為直接，更為持久的影響。
不同版本《受戒》封面書影
而既然是別集，也自然是拿掉了他一些不那麼有代表性的作品。李建新介紹說，此次編選，小說部分，沒有進入的很少。因為早期小說只做一冊，整本書字數有限制，就放棄了十幾篇。散文部分，未入選的更多一些。大體上講，主要拿掉了一些表態發言或者應酬類的文章；由別人記錄的講稿，《別集》只是挑選了比較典型、比較精彩的篇目。詩作、雜著、書信等，作為附屬文字，只收了一部分，但所收書信的文字量也不算少。
所以，相比全集和別的小體量的作品集，《別集》就如汪朗調侃的那樣，顯得有些「不上不下」。「比起市面上常見的汪曾祺作品選集，《別集》字數要多出不少，收錄文章數量自然也多，而且小說、散文、文學評論、劇本、書信等各種體裁作品全有，可以比較全面地反映我家老頭兒的創作風格。相比《全集》約四百萬字，《別集》字數又要少了一半。」而《別集》的另一個優長之處在於，如汪朗所說，這套書的主持者大都對汪曾祺的作品有著深入了解，也編過他的作品集，有的當年常和老頭兒一起喝酒聊天，把他們家裡存的好酒都喝得差不多了；有的是專攻現當代文學的博士；有的被評為「第一汪迷」；有的參加過《汪曾祺全集》的編輯；還有的對他的戲劇創作有專門研究。「這些人聚在一起編《汪曾祺別集》，質量有保證不說，還改正了其他一些版本中的錯誤，文字上比較準確，這是一套『乾乾淨淨的作品集』。」
1988年秋天，《別集》編委之一龍冬和汪曾祺第一次見面
文章選讀承灕江出版社的好意，約我出一個自選集。我略加考慮，欣然同意了。因為，一則我出過的書市面上已經售缺，好些讀者來信問哪裡可以買到，有一個新的選集，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二則，把不同體裁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對想要較全面地了解我的讀者和研究者方便一些，省得到處去搜羅。
自選集包括少量的詩，不多的散文，主要的還是短篇小說。評論文章未收入，因為前些時剛剛編了一本《晚翠文談》，交給了浙江出版社，手裡沒有存稿。
我年輕時寫過詩，後來很長時間沒有寫。我對於詩只有一點很簡單的想法。一個是希望能吸收中國傳統詩歌的影響（新詩本身是外來形式，自然要吸收外國的，——西方的影響）。一個是最好要講一點韻律。詩的語言總要有一點音樂性，這樣才便於記誦，不能和散文完全一樣。
我的散文大都是記敘文。間發議論，也是夾敘夾議。我寫不了像伏爾泰、叔本華那樣閃爍著智慧的論著，也寫不了蒙田那樣淵博而優美的談論人生哲理的長篇散文。我也很少寫純粹的抒情散文。我覺得散文的感情要適當克制。感情過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寫情書一樣，自己有點不好意思。我讀了一些散文，覺得有點感傷主義。我的散文大概繼承了一點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傳統。有些篇可以看出張岱和龔定庵的痕跡。
我只寫短篇小說，因為我只會寫短篇小說。或者說，我只熟悉這樣一種對生活的思維方式。我沒有寫過長篇，因為我不知道長篇小說為何物。長篇小說當然不是篇幅很長的小說，也不是說它有繁複的人和事，有縱深感，是一個具有歷史性的長卷……這些等等。我覺得長篇小說是另外一種東西。什麼時候我摸得著長篇小說是什麼東西，我也許會試試，我沒有寫過中篇（外國沒有「中篇」這個概念）。我的小說最長的一篇大約是一萬七千字。有人說，我的某些小說，比如《大淖記事》稍為抻一抻就是一個中篇。我很奇怪：為什麼要抻一抻呢？抻一抻，就會失去原來的完整，原來的勻稱，就不是原來那個東西了。我以為一篇小說未產生前，即已有此小說的天生的形式在，好像宋儒所說的未有此事物，先有此事物的「天理」。我以為一篇小說是不能隨便抻長或縮短的。就像一個蘋果，既不能把它壓小一點，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點。壓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為一個蘋果。宋玉說東鄰之處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敷粉則太白，說的雖然絕對了一些，但是每個作者都應當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濃淡適度。當他寫出了一個作品，自己覺得：嘿，這正是我希望寫成的那樣，他就可以覺得無憾。一個作家能得到的最大的快感，無非是這點無憾，如莊子所說：「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否則，一個作家當作家，當個什麼勁兒呢？
我的小說的背景是：我的家鄉高郵、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因為我在這幾個地方住過。我在家鄉生活到十九歲，在昆明住了七年，上海住了一年多，以後一直住在北京，——當中到張家口沙嶺子勞動了四個年頭。我的以這些不同地方為背景的小說，大都受了一些這些地方的影響，風土人情；語言——包括敘述語言，都有一點這些地方的特點。但我不專用這一地方的語言寫這一地方的人事。我不太同意「鄉土文學」的提法。我不認為我寫的是鄉土文學。有些同志所主張的鄉土文學，他們心目中的對立面實際上是現代主義，我不排斥現代主義。
我寫的人物大都有原型。移花接木，把一個人的特點安在另一個人的身上，這種情況是有的。也偶爾「雜取種種人」，把幾個人的特點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但多以一個人為主。當然不是照搬原型。把生活裡的某個人原封不動地寫到紙上，這種情況是很少的。對於我所寫的人，會有我的看法，我的角度，為了表達我的一點什麼「意思」，會有所誇大，有所削減，有所改變，會加入我的假設，我的想像，這就是現在通常所說的主體意識。但我的主體意識總還是和某一活人的影子相粘附的。完全從理念出發，虛構出一個或幾個人物來，我還沒有這樣幹過。
重看我的作品時，我有一點奇怪的感覺：一個人為什麼要成為一個作家呢？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選擇的。不像是木匠或醫生，一個人拜師學木匠手藝，後來就當木匠；讀了醫科大學，畢業了就當醫生。木匠打家具，蓋房子；醫生給人看病。這都是實實在在的事。作家算幹什麼的呢？我幹了這一行，最初只是對文學有一點愛好，愛讀讀文學作品，——這種人多了去了！後來學著寫了一點作品，發表了，但是我很長時期並不意識到我是一個「作家」。現在我已經得到社會承認，再說我不是作家，就顯得矯情了。這樣我就不得不慎重地考慮考慮：作家在社會分工裡是幹什麼的？我覺得作家就是要不斷地拿出自己對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別是感情的那麼一種人。作家是感情的生產者。那麼，檢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麼樣的感情？我自己覺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憂傷，比如《職業》《幽冥鍾》；一部分作品則有一種內在的歡樂，比如《受戒》《大淖記事》；一部分作品則由於對命運的無可奈何轉化出一種常有苦味的嘲謔，比如《雲致秋行狀》《異秉》。在有些作品裡這三者是混和在一起的，比較複雜。
但是總起來說，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對於生活，我的樸素的信念是：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我自覺地想要對讀者產生一點影響的，也正是這點樸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壯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這是一個作家的氣質所決定的，不能勉強。
重看舊作，常常會覺得：我怎麼會寫出這樣一篇作品來的？——現在叫我來寫，寫不出來了。我的女兒曾經問我：「你還能寫出一篇《受戒》嗎？」我說：「寫不出來了。」一個人寫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內在的各種原因造成的。我是相信創作是有內部規律的。我們的評論界過去很不重視創作的內部規律，創作被看作是單純的社會現象，其結果是導致創作缺乏個性。有人把政治的、社會的因素都看成是內部規律，那麼，還有什麼是外部規律呢？這實際上是抹煞內部規律。一個人寫成一篇作品，是有一定的機緣的。過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為了讓人看出我的創作的思想脈絡，各輯的作品的編排，大體仍以寫作（發表）的時間先後為序。
一九九一年，汪曾祺在故鄉高郵的運河上
嚴格地說，這個集子很難說是「自選集」。「自選集」應該是從大量的作品裡選出自己認為比較滿意的。我不能做到這一點。一則是我的作品數量本來就少，挑得嚴了，就更會所剩無幾；二則，我對自己的作品無偏愛。有一位外國的漢學家發給我一張調查表，其中一欄是：「你認為自己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哪幾篇」，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填。我的自選集不是選出了多少篇，而是從我的作品裡剔除了一些篇。這不像農民田間選種，倒有點像老太太擇菜。老太太擇菜是很寬容的，往往把擇掉的黃葉、枯梗拿起來再看看，覺得湊合著還能吃，於是又擱回到好菜的一堆裡。常言說：揀到籃裡的都是菜，我的自選集就有一點是這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序於北京蒲黃榆路寓居
（選自《汪曾祺別集·受戒集》，汪曾祺/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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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茱萸、飯後、雞毛、撞牆......鍾情袖珍小書的汪老如今也擁有了自己的「別集」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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