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電影節，看了8個多小時的DAU，經歷了過山車版的觀影體驗。
DAU在柏林首映之後，似乎全世界都在討論這個「真實版楚門秀」。為了幫助大家了解這個備受爭議的電影項目，我覺得有必要談論一下電影的內容本身。
以下劇透預警。
娜塔莎
入圍主競賽的影片《列夫·朗道：娜塔莎》，從五十年代蘇聯某神秘科研機構餐廳的兩個女侍應Natasha與Olga的生活切入，Olga年輕美貌，Natasha則已半老卻猶然風韻十足。
我們看到她們白天在餐廳接待研究機構的科學家與警官，還有他們的家屬，似乎遊刃有餘，井井有條；而晚上卻一杯又一杯互相灌醉，借酒消愁。
兩人在談起什麼是真愛的話題後，Natasha突然因為無法忍受Olga不懂愛的真諦而開始斥責她，Olga則用自己的年輕來譏諷Natasha青春已逝。Natasha終於爆發了，命令Olga清掃櫃檯。Olga此時也決心剛到底，堅持要回家。兩個女人相互撕扯。這一幕撕逼大戲長而不冗，一氣呵成，張力十足。
後來她們與一些機構成員和法國科學家Luc一起徹夜狂歡，一杯一杯灌下伏特加，用魚敲打著桌子，跳上桌子擁吻。
鏡頭不加掩飾地記錄下在酒精作用下Natasha與Luc的做愛全過程，鏡頭太生猛，一掃在場觀眾的困意，小至Luc試圖解那個年代的紐扣bra卻解不開的細節都讓人看得興味盎然。看著銀幕上一對老鴛鴦真槍實彈的纏綿，誰不目瞪口呆？
此時Olga與Natasha的關係就很有意思了，兩個人似乎又親如閨蜜，Natasha還會把Olga拉到床邊給Luc翻譯，又把Luc拋在床上，在浴室一邊洗澡一邊和Olga比較與身邊男人們不同的情愫。
而第二天白天，她們又衣冠整齊地招待餐廳的客人們，到了晚上，又開始一杯接著一杯對飲，斟滿白蘭地飲盡，之後一口伏特加一口啤酒，吐完了繼續喝，甚至試圖用啤酒來解酒。。。戰鬥民族果然都是用生命在喝酒。
看到這裡，大家都以為這部影片只是蘇聯時期的生活小品，呈現蘇聯人民是怎麼撒酒瘋的。沒想到正片才剛剛開始。
突然鏡頭一轉，Olga躺在浴缸裡被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潑水醒酒，Natasha隨後被帶到審訊室，拷問關於她與外國科學家luc的關係，一步一步被KGB的頭子Vladimir進行生理與心理的折磨——剝去衣衫，披頭散髮，用方才喝過的白蘭地酒瓶凌辱侵犯。
但這個過程又不是我們想像的純粹的殘酷折磨，Vladimir似乎熟稔「打一巴掌給一顆糖」的審訊策略，給Natasha斟酒，命令其吃沙拉，又反覆提起要和Natasha做朋友。Natasha的反應也很讓人玩味，她在被凌辱後，還能收拾衣裝正襟危坐，並施展她作為女人的魅力，試圖取得Vladimir的好感。
男-女，強-弱，審訊-被審訊，在這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下，高壓的控制欲與反抗的求生欲的對峙，顯得如此層次分明，甚至在Natasha與Olga這兩個女人的關係中也反映出類似的狀態。
究竟是怎樣的極權統治，讓人逐漸陷入這樣的卑微與瘋狂？在影片巨大的張力與衝擊力之下，我幾乎像丟了魂魄一樣走出影廳，一時不知道如何評論。
同時，我們也拋出一個疑問：影廳裡的觀眾都難以平復這部電影在兩個半小時內帶來的心理創傷，那演員們呢？在審訊室受盡凌辱、性虐待的Natasha呢？
在崩潰邊緣的Natasha，她的痛苦不是演出來的
出了影院，媒體們開始驚呼這部作品「偉大」「改變電影史」，我才開始了解DAU這個項目。它最大的特點，不是三年的拍攝，六年的剪輯時間，也不是8000小時的對白，3700萬的文字，甚至不是400個非專業出身的主要演員。DAU最讓人驚詫的是在這一個龐大的項目中，重構了蘇維埃社會，這些「演員」是切切實實生活在裡面的。
也就是說，在裡面發生的壓迫與侵犯，都是真實的。
媒體發布會上，影片的主創們反覆解釋，演員始終擁有喊停、離開片場的自由度，鏡頭也始終不是隱蔽的。他們自己選擇了留在DAU的世界，繼續他們的生活與拍攝。
退變
在看完《娜塔莎》之後，我感到這一部作品可能僅僅只是DAU宇宙中的冰山一角，畢竟它的切入點太小了，只截取了1952年餐廳女侍應的生活片段，而整個項目跨越了30-60年代的歷史階段。項目的主人公——DAU，也就是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在《娜塔莎》仍舊隻字未提。
《娜塔莎》都已經這麼牛逼了，那麼另外13部作品會是怎樣？帶著巨大的好奇心，我又走進了《列夫·朗道：退變》的影廳。
《列夫·朗道：退變》一共有6個小時，分為上下兩部分，故事時間設置為60時代末。由於從來沒有嘗試過這種馬拉松式觀影，我甚至已經做好了睡過去的心理準備，事實證明我想多了。
影片密集地重現了蘇聯秘密機構中一群人的生活，包括機構組織的會議，科學家穿梭於妻子與情人之間的生活，年輕人的飲酒與狂歡，神秘的人體試驗。。。DAU宇宙其他影片可能出現的人物也一一亮相，是一場複雜而精彩的群戲。
這六個小時情節層層遞進，把制度的惡和人性的墮落呈現到淋漓盡致，極其準確地折射了歷史與當今現實中真實存在的可怕的事情。
其中KGB的頭子，也就是上一部折磨Natasha的Vladimir,在這部電影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們熟悉的諸多獨裁者的影子：除了迷戀權術、控制、施虐、自戀這些特質，他的人物形象更是鮮活而多面的，甚至有時候還是「可親的」。
Vladimir在拳擊場上忍不住小試身手
論及掌控與凌辱，身處高位的Vladimir還是手到拈來，一點不輸上一部在《娜塔莎》裡的表現。看不慣年輕人文藝氣息的衣著打扮，便讓人給長發的青年全剃光了頭。這一幕很熟悉對不對。
這些青年也是機構中秘密試驗的受試者，試驗目的是創造出完美的「超級人類」。他們後來都光著頭，只允許穿一樣的白背心、素色襯衣與西服，並接受各種訓練，從熱愛藝術與西方文學的文藝青年變成了做愛只會機械啪啪、唱著走調的歌糟踐藝術品的糙漢子。
KGB的影響滲入研究機構內部之後，這個封閉的社會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放任自流到高壓控制，團體內部也逐漸開始腐爛，種族主義滋生，人開始瘋狂地作惡。
影片看到後半段，我的內心是邊大呼WTF邊給它極高的評價的，它對社會制度以及人性的描述太過真實與深刻。一場場群戲又如史詩一般地展開，驚嘆一陣接著一陣。
但我永遠也無法原諒接近尾聲的那一幕。它讓我看到純粹的惡，而這個項目的實質告訴我，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的。
那一幕是這樣展開的：一位美國心理學家進入機構測評受試青年的心理。那群青年此時已成為一個充斥著極端思想的光頭團夥，早就看不慣這個美國人，想把他騙到豬圈和他「玩玩」。最後因為餐廳工作的女伴的阻止，似乎沒有侵犯成功，只是把他嚇到了。
幾乎被性侵的美國心理學家
光頭青年們大概是覺得不過癮，隨後就去豬圈拎起一頭豬來羞辱，我們看到豬被他們蒙住了頭，身上被寫下「shame」等字，又被驅趕到餐廳裡，大聲地發出叫聲，聽得出是受到了極大的驚嚇。其中一個青年突然操起斧子向豬身上剁去，把還在掙扎的豬頭生生地砍了下來。餐廳的女伴失身痛哭起來，其餘的眾人也在驚詫中沉默著，看著青年們又把豬腿撕扯了下來。
極大的生理與心理不適在此時一併襲來，把我先前對此片的敬仰崇慕一掃而光。
對不起，我沒有辦法原諒。
你們說你們凌辱的演員在片場隨時可以離開，但豬就可以隨便虐殺了嗎？你們的底線在哪兒？
我甚至懷疑，這個項目的實質到底是什麼，導演拍攝的動因是什麼。
他真的是在反思，還是只是單純地複製與呈現這種惡？還是在拍攝這種惡的同時自己得到釋放內心惡魔的快感？
矛盾
看完《退變》，我又開始從新的角度，重新審視DAU這個做著大型社會實驗的藝術項目。
首先它已經超出了複製蘇聯社會體系的範疇，因為在項目中生活的演員，是擁有雙重身份的現代人。他們擁有現代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又被這個蘇維埃式的體制所扭曲。他們帶著自己的名字，融入DAU的宇宙，穿著特定的服裝、戴著舊時代的造型生活，放飛、迷失、再重新定義自我。
當真實與虛假的邊界早已模糊，他/她在被侵犯的時候會作何反映？會意識到自己正在做著一場夢，隨時可以逃離嗎？
誠然導演向觀眾解釋了這個項目的虛構性，拍攝開始前導演會與演員溝通，確保他們對於拍攝計劃有足夠認知。演員們也並沒有被關在DAU機構中，比如Natasha每天「下班」之後會返回哈爾科夫的家裡。
然而矛盾的是，導演又在其他採訪中透露，拍攝並沒有劇本，而是直接拍演員們的生活，隨後在整理素材時，挖掘其中有趣的故事線，把它們剪成了電影。電影中呈現的Natasha與Olga相愛相殺的關係，就是她們現實中的關係。
而其他的一些報導中也顯示，他們當中的許多演員是24小時生活在項目中的。
演員們對攝影機的意識也是一個矛盾點。
DAU電影的拍攝並沒有用傳統的打光手法，而是打造了一套定日鏡系統裝置，把陽光以固定方向反射到房間中，達到自然照明的效果。攝影機都不是隱形的，但攝影師拍攝時會被黑布遮蓋。
德國攝影師Jürgen Jürges在接受採訪時提到他們拍攝時的場景。「有時，我拿著大相機，站在離一對夫妻一米遠的地方，他們相互爭執，大喊大叫，好像我不在那兒一樣。」
也就是說，也許演員們對攝像機已經熟視無睹，因為它並不妨礙他們吃飯、睡覺、做愛、爭吵，攝影機的存在也成了習慣的一部分，他們並不會去想「現實生活」中被紀錄、被播放，而是在「DAU的當下生活」中活著。
最讓我懷疑的是演員們的態度。Natasha的女主角娜塔麗在記者會上強調，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自主支配著自己的感官與情感」。
曾在DAU項目擔任選角助理的阿賓娜·科瓦廖娃則認為導演「殘酷地操縱」了一個關於唐氏症候群嬰兒的實驗。
《退變》的實驗室裡就有從烏克蘭孤兒院帶進DAU的嬰兒
好像這些不會自己發聲的嬰兒就可以任人操控，就像實驗室的動物任意被宰割一樣。
我又查到一年前法國《世界報》就採訪過《退變》中飾演美國心理學家的美國演員。他在拍攝中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創傷，難以談論當時的情景。
在那一幕中，他是差點被強姦了的。施暴的「演員」，是受導演邀請的真正的新納粹分子，包括因毆打別人而入獄的罪犯。
我想，導演作為幕後的操縱者與人性的觀察者，大概是不會承認自己玩脫了吧。
大廈的築起
在DAU的世界中，可以說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從上帝視角揭露人的罪惡與制度的腐化。
他知道自己正在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playing a big game. 這大概也是讓諸多主創人員欲罷不能的原因。
導演自己出身於藝術世家，祖父是一位藝術家和演員，父親是一名享有聲望的導演，曾執導蘇聯第一部被禁電影《玻璃琴》，母親是一名語言學家和編輯。
導演也有著濃厚的蘇聯情結，至今依然把自己視為「蘇聯人」。
他第一部執導的電影《4》在歐洲激起了一陣水花，在鹿特丹拿了金虎獎。這為他後來創建DAU項目打下了根基。
後來他想拍一部關於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DAU）的紀錄片，劇本基於DAU的妻子的回憶錄。
顏藝無敵的蘇聯天才物理學家列夫·朗道，敢公然挑戰愛因斯坦
據說最初的劇本由俄羅斯著名作家弗拉基米爾·索羅金編寫。索羅金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作家。他的作品被稱為「顛覆傳統文學的另類文本」，他的代表作《藍色脂肪》，在俄羅斯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三本書中名列第三，涉及複製人、軍事實驗、時空交錯、二戰、蘇聯體制等等題材，備受年輕人喜愛。喜歡的朋友們可以深挖一下，在這裡就不展開了。
索羅金也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作家
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為了讓演員體驗蘇聯時期人們的心理和情感，就萌生了還原蘇聯研究所真實場景的想法。
他在歐洲找了聯合製片人，並靠著《4》積累的聲譽與人脈找了許多製片公司與基金會投錢。
盤點一下歐洲給DAU投資的公司和機構吧：德國的Essential Filmproduktion公司，柏林-布蘭登堡媒體促進協會，德國WDR/Arte，法國Arte電影事業部，中部德國媒體促進公司MDM，瑞典電影協會，Film i Vst公司，歐洲委員會基金Eurimages，鹿特丹休伯特巴爾斯基金，烏克蘭文化部，德國X Films Creative Pool Entertainment公司。西方顯然對重建蘇聯機構的想法很感興趣。他們的資助讓項目開始起步。
俄羅斯文化部當時也給DAU投了錢，但在2015年因為項目未按期完成而要求DAU項目退回之前投的34萬美元，並大力斥責DAU的電影是色情宣傳。
歐洲電影機構的這些投資很快在DAU不斷擴張的規模下很快被用掉了。資金鍊斷裂，項目也將面臨夭折。在這個時刻，金主爸爸出現了。
金主爸爸名叫謝爾蓋·阿多涅夫Serguei Adoniev，是一位神秘的俄羅斯富豪。他是導演之前影片《4》的粉絲，在項目實行的十三年裡投資了數千萬資金給DAU項目，並且不過問拍攝事宜，不需要任何回報或掛名，全心信任支持導演。
富豪本人的背景也很有意思，深挖的話能挖出不少大料。他是俄羅斯電信業寡頭，Yota公司創始人之一，前幾年普金親自安利送金磚國家領導人的手機YotaPhone就是出自這家公司，後來又在Yota走下坡路之前把股份賣給香港公司，成功套現。他和普金交往甚密，曾經因為販毒、經濟詐欺被FBI調查。他本人持有的保加利亞護照被撤回，但這根本限制不了他，因為他的夫人也早已加入保加利亞籍。
2011年的阿多涅夫與普金
資金的保障，讓導演一心撲入這項他堅信能改變歷史的項目中，逐漸構建起這座大廈，坐著私人飛機騰飛。
實驗與未來
DAU結束拍攝之後，它的社會實驗並沒有結束。
導演是懷著巨大的野心的，他準備在柏林、巴黎和倫敦分別策劃DAU的沉浸式藝術展。
2018年，DAU團隊來到柏林。他們要做一件挑戰德國人底線的事情：重建柏林圍牆。他們選擇了柏林市中心的一個街區，試圖建造一面柏林圍牆的複製品，給參觀者提供冷戰時期那種失去自由感的沉浸式生活體驗。在牆內的區域會有一個向外眺望柏林的平臺，對比冷戰時從西柏林窺視東柏林的平臺。
這種揭傷疤的行為，最後當然被柏林市政府冷酷地拒絕了。畢竟親歷過冷戰歷史的許多中老年人還活在創傷中，更別提製造創傷了。
2019年初，他們來到巴黎重構了DAU的蘇維埃小世界。和原本在柏林的設計一樣，參觀者必須購買「籤證」，進入區域時必須交出自己的手機，換取另一部導覽手機，包含了紀錄片、展覽與音樂會。展覽中還布置了蘇聯時期的房間和用具，1:1還原電影人物的蠟像展。
巴黎展入口處交手機
DAU演員蠟像
如今在柏林電影節兩部影片的展映，也為DAU項目積聚了世界各地的許多關注。《列夫·朗道：娜塔莎》在主競賽拿到傑出藝術成就獎（攝影銀熊獎），掀起巨大的爭議，但也給將來其餘12部電影的推出造了一波聲勢。
攝影師Jürgen Jürges拿了銀熊
據導演透露，未來他將「建造一座5000人規模的實驗性城市，這5000人來自全世界，這個城市的一切將會被記錄，一切都將是公開、透明的」。
野心勃勃的他，不是名垂青史，就是遺臭萬年吧。
作者：笑意
（書本海外特派記者，常居柏林、盧布爾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