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安詳解重案犯罪現場調查 鼻炎是法醫的職業病

當命案發生，痕跡勘察人員首先到場，然後是法醫、攝錄像人員、DNA生物物證檢驗員。他們並不負責抓捕嫌犯，卻讓嫌犯無所遁形。他們隸屬於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研究管理中心（簡稱刑技中心），負責全上海兇殺命案及部分重、特大案（事）件的現場取證、屍體檢驗和痕跡物證提取和檢驗。「在我們眼裡，各種細節都是有機結合的。」刑技中心痕跡室業務主管田巍說，「你不知道你所分析的結果是否發生，何時發生，但它們最終會發生，然後驗證你的判斷。」

一名警員正在上海刑偵總隊生物物證檢驗實驗室DNA實驗區中進行DNA預處理

上海市公安局刑事偵查總隊主檢法醫師孟航對屍體進行解刨檢查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獲悉，刑技中心設有法醫、毒化、視聽、槍彈、文檢、指紋、電子物證、理化、心理測試、生物物證室等專業，還負責對刑技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和難點開展科學研究；對治安、糾紛、事故的調查和民事案件的訴訟等提供技術鑑定。現有技術人員167人。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痕跡是犯罪現場調查的一個重要概念。

在刑技人員眼裡，指紋、足跡、槍枝、彈藥、鎖、紡織物、車輛都屬於痕跡的範疇。田巍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剛剛開始搞痕跡時，一切都很散亂，但如今，在我們眼裡，各種細節都是有機結合的。」田巍表示，他們的工作是為偵查提供方向：情殺還是仇殺，為財還是為人。

他告訴澎湃新聞：「美劇《犯罪現場調查》，相當一部分就是取證的工作。痕跡勘察的人最早到現場，有點像總調度。到達現場後，確認是兇殺案件，然後通知法醫、攝錄像人員、DNA生物物證檢驗員，在犯罪現場提取指紋，然後顯現後交給指紋室，足跡經過照相衝印出來，放入足跡庫進行串並，在現場有屍體，在初勘結束後，交給法醫，運送去殯儀館進行屍體解剖。」

澎湃新聞了解到，刑技中心的DNA資料庫建立於2001年，目前數據總量達100多萬，每年比中案件數為1400-1500起；指紋自動識別系統建立於2005年，庫容380萬人，每年比中案件數3000餘起；足跡系統建立於2011年，庫容約8萬枚，每年比中案件數約4000-5000起。為其他系統提供資料、提供以及製作法律文書的現場勘查系統於2009年建立，庫容約30萬個案例。

在田巍看來，分析痕跡就像賭博，「你不知道你所分析的結果是否發生，何時發生，但它們最終會發生，然後驗證你的判斷。」

田巍回憶說，幾年前，上海虹口區曾發生過一個案子，基層分局法醫到現場以後，覺得有點奇怪，無法確定是否是命案，所以通知了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

「當天下午5點多，我趕到現場，那是一個老式的門面房，前店後屋，但其實後面只有一個放床的地方，不到兩米長。」田巍說，死者是一名90多歲的老太太，每天賣冥幣，家徒四壁，感覺沒什麼可偷的。

「老太太像睡著了，身上蓋著被子，沒有明顯的出血點，嘴角有一點血跡和體液。現場感覺很『安靜』，『安靜』得有些可疑。」田巍說，那麼一個擁擠狹小的房屋，總應該有些凌亂，就像喝了水會把杯子放在桌上，凳子隨意地放在桌子旁邊，但這個房間卻不然，「總感覺太平靜，就像有人布置過。老太太睡著了，手很對稱地放在胸前，被子蓋得很好，沒有大的褶皺，屋裡的凳子齊整地放在桌子底下，充滿了一種整理過的氣息。」

頭頂上的老式燈罩印證了田巍的懷疑，「面上很規整，但很快我抬頭發現，燈罩上有幾滴血，看到這一點，我確定不是自然死亡，於是叫法醫、DNA生物物證都來了。」

DNA生物物證檢驗人員採集了血樣，第二天化驗結果顯示是一名未知男性。經過資料庫比對，從該血樣提取的DNA，與閘北一起盜竊案中的一名犯罪嫌疑人的DNA很吻合。但是，案發時該犯罪嫌疑人正羈押在看守所內。

犯罪嫌疑人究竟是誰？

「他們家是四兄妹，三男一女，都有吸毒前科，於是我們對Y染色體進行檢驗，肯定是來源於同一個父系，最終我們檢驗查明，作案的是三兄弟中的老三。」DNA生物物證室副主任平原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經警方查明，嫌犯的妻子是死者家的保姆，聽說死者賣房子得了一筆巨款，回家跟丈夫說起此事。得知這一消息後，正愁沒錢買毒品的嫌犯便上門作案。

田巍稱，在殺人案件現場，50%的犯罪嫌疑人肯定會出血，「這種出血的情況，犯罪嫌疑人有時根本不知道，他可能會清理完現場，但有些痕跡他甚至意識不到自己留下了。而我們警方的勘察是立體式的，只要你留下了，我們努力百分百地發現。」

尋找嫌犯的單獨血樣

犯罪現場調查是基於程序、經驗、推理之上的嚴謹科學：採集哪塊血樣，怎麼尋找皮膚觸摸後的留痕，如何提取更完整的生物物證DNA鏈。

「女性或者男性、衛生狀況、精神狀況、溫度、溼度都會對DNA數據產生極大的影響。不過，我認為現在問題不在於能不能做，而是到了現場以後，能不能發現樣本。」平原說。

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採訪時，他講述了一個經典案例，「案發地是一個賣淫場所，房間很小，一張單人床、一個電視櫃，走道很窄。」他到現場的時候，床單、被褥全部被血跡浸染，被害人是一名賣淫女，被刀捅死，倒在地上。

他回憶說，「第一次去現場，在水槽裡提取到了混合血樣，既有被害人的血，也有疑似嫌疑人的。嫌疑人有可能在行兇時受傷，但混合血樣的不精準也影響我們的檢測。」

第二天，平原再次來到現場，他要尋找嫌疑人的單獨血樣。既然在廚房水槽找到了血跡，那麼從殺人現場到廚房，這條路徑上可能會有血液滴落。

但是，平原發現這條路徑很乾淨，無論是地面還是牆上，沒有任何痕跡，「我當時就在想，這說明什麼呢，從行兇的房間到廚房，嫌疑人的血被止住了，使得血沒有滴落在地板上，要不然就是他包紮了。」

包紮要有動作，平原在現場尋找，沒有發現衛生紙、紗布，「然後我又考慮，他出血口也許不大，會不會用什麼材料擦拭了傷口？我視線集中到了床單上，床單上浸滿血，我找到一處，血是擦拭狀而不是滴落狀的，一查果然是混合樣本，說明嫌犯殺人的時候手上沾滿了血，有他自己的也有被害人的。我們採取了一個很笨的方法，取了20多個點，最後在其中的兩個點找到單獨的犯罪嫌疑人的血樣。」

刑技中心DNA生物物證室的提取能力有多強？

平原告訴澎湃新聞記者：「一個細胞裡的DNA（脫氧核糖核酸）含量是6-7個皮克（1克的十萬億分之一），做100-160個細胞，就能提取很多脫氧核糖核酸。最早，我們只能做DNA生物物證多的，比如孤立的被害人血樣。但現在極端檢測，7-10個細胞，我們就能得到比較準確的DNA生物物證數據。」

在平原看來，最大的滿足是做出結果的一剎那，和預想的完全一致，「我們的工作，最大的樂趣是能夠無數次去經歷『考試』。檢驗過程是按部就班，但採集卻不盡相同，你做出來的結果，都與當時的分析判斷息息相關。」

平原表示，每年刑偵部門要接觸1萬多起血跡，會有一個容錯率，意味著一年容許錯一到兩起案件，但是對這一到兩起案件，做錯了就是百分之百，「對我們而言，是不能有錯誤率的，任何一個錯誤，導致的就是毀滅性的結果。所以，我們在人員配備上，生物物證實驗室實施一組人專門檢驗現場物證，一組人專門檢測犯罪嫌疑人的樣本，避免樣本之間交叉汙染；在覆核制度上，所有的結果都要請另一成員覆核，然後形成文書，專門找資深人士覆核，最後交由室領導做第三重複核。」

鼻炎是法醫的職業病

屍體上的氣味、斑點乃至每個傷痕都會告訴你，死者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經歷了什麼。

不過，屍體要通過法醫才能「說話」。32歲的孟航，在刑技中心法醫室已工作5年，曾與上百具屍體「對話」。

8月26日，澎湃新聞記者跟隨孟航和他的同事，來到上海松江區殯儀館，目睹他們如何與屍體「對話」。

現場躺著兩具屍體，一具是身材瘦小的男屍，另一具是體型肥胖的女屍。因為被水浸泡過，兩具屍體高度腐敗，還沒進門濃烈的屍臭就撲面而來，讓人一陣噁心。但是，孟航和他的同事早已習慣，「氣味是第一個要克服的障礙，如果無法忍受屍臭，那做不了法醫。」

孟航甚至沒有帶口罩，「影響現場交流，特別是遇到大案子，解剖時現場就要討論各種可能性，帶著口罩說話聽不清楚。」他說，這也是法醫很多人都有鼻炎的原因，「算是一種職業病。」

打開二十多公斤重的法醫包，孟航將「法醫5件套」一字排開：各類刀剪、鑷子、注射器、試管、棉籤。他負責身材瘦小的男屍。

穿上防護服、戴上橡膠手套之後，孟航拉開裹屍袋，「首先是檢驗衣著，小男孩衣著已經沒有了，就一個小三角褲。然後是屍體體表檢查，拿捲尺測量身高，檢查有無外傷。」

隨後，他翻看死者眼部，球結膜十分渾濁，「這是判斷死亡時間的重要指標。你再看，這個屍體的『巨人觀』已經形成，整個人膨脹變大；體表呈灰綠色，全身腐敗靜脈網已經形成；還有手足套也已經成形，手皮特別厚，像手套一樣能剝下來。這些都說明屍體重度腐敗，死亡時間已經很久。」

隨後，孟航拿起手術刀，輕輕地在胸部切開一個小口，同時，他的頭向一側偏開，避開屍體內直衝而出的氣體。

「先檢查胸腔和腹腔，胸腔是心和肺，腹腔是胃、子宮和膀胱，當然這個男屍沒有子宮，然後是顱腔。判斷是否是生前溺水，重點是呼吸系統和肺部，口鼻腔和食管內是否有細小的泥沙，肺臟是不是比較膨隆，包膜緊張，觸之有黏發感，我們不僅要看，還要觸和聞。」孟航熟練地向澎湃新聞記者講解。

之後，他從肺部提取了部分液體和切片，帶回實驗室化驗，檢查是否有硅藻。又用注射器提取了部分屍體血液，「這是帶回去做DNA比對的，幫助確認屍源。」最後是檢查顱腔，孟航確認沒有傷痕。

整個過程持續了40分鐘。

孟航表示，「今天是解剖中最簡單的。有些特別複雜的案子，比如一名中年死者突然被罵兩句或者打一拳就死了，那還要考慮他傷還是病的原因，各佔多少比例，這種要持續好幾個月都有，要做病理切片。」

 

來源：騰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