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源於租界擴張，具有「半租界」的顯著特點，在中國革命和中共黨史上、在先進思想的傳播和左翼文化的發展中，作出重要的貢獻，堪稱中國進步文化策源地。細究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的成因、演變及歷史特徵，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認識和理解近現代上海與中國革命、進步文化之間的不解之緣。
四川北路,原名「北四川路」,位於上海市區蘇州河以北，南起北蘇州路、北至東江灣路，全長約3.8公裡。歷史上的北四川路，不僅是著名的商業街，也是紅色印記和海派風情交織輝映的文化街。尤其是從今武進路至東江灣路、方圓約2平方公裡的區域，亦即歷史上所謂? 「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在中國革命和中共黨史上、在先進思想的傳播和左翼文化的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細究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的成因、演變及歷史特徵，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認識和理解近現代上海與中國革命、進步文化之間的不解之緣。
「越界築路」與公共租界的擴張
所謂「越界築路」，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上海租界擴張和城市發展所出現的獨特歷史現象。北四川路地處蘇州河北的虹口地區。無論道路本身的延展，還是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的形成，都離不開公共租界在滬北地區的擴張。
1847年，美國代理領事曾向蘇松太道麟桂申請劃虹口一帶為美國租界。
次年，美國牧師聖公會主教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在虹口購地居住，並建造教堂，繼而「向上海道臺商請準許虹口為該國之租界」。
鹹豐十年（1860年），美國人華爾在蘇松太道吳煦的贊助下，在上海成立洋槍隊，並於租界內外修築「軍路」。華爾的後繼者戈登也多次下令修築界外軍路。為了鎮壓共同的敵人太平軍，清政府默許了租界當局的越界築路行為。「遊說洋兵助剿，增闢邑治障山門，並筑西郊馬路，以利軍行。」此為越界築路之始。
此後60多年間，上海的租界多次擴界，野蠻生長。擴界的手段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租界當局通過談判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後，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擴展並確定租界四至，如1848年英租界的擴展、1860年代以後美租界四至的劃定、1899年公共租界四至的確定，以及20世紀法租界的擴展。另一種則是先築路，造成事實上的擴界，而後通過談判，將越界築路地區全部或部分劃入租界。
1863年，領袖領事、美國領事熙華德（Seward）與上海道臺黃芳訂立章程，規定美租界四至：「西面從護界河（泥城浜）對岸之點 （今西藏北路南端）起，向東沿蘇州河及黃浦江，到楊樹浦，沿楊樹浦向北三裡為止，從此向西劃一直線，回到護界河對岸的起點。」
同年9月21日，英、美租界合併為英美公共租界。
1873年，熙華德提出：「租界西面應從蘇州河北岸原定地點一直向北到內地三裡處，然後再向東劃一直線連接租界東界的北段。」上海道臺未予同意。熙華德再提議：「從租界西面蘇州河北岸原定起點劃一直線到靶子場稍北處，再由此劃一直線到原定租界東界的北端。」上海道臺仍未同意。儘管如此，工部局事實上已經將其控制範圍擴充到這一地區，這條新的分界線即所謂 「熙華德線」（Seward Line）。
1893年，上海道臺聶緝槼、美國領事廖那特各派3人組成劃界委員會，共同處理熙華德線事宜。經勘界，雙方基本依熙華德線正式劃定邊界，樹立界石，並訂立《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公共租界面積擴充至10676畝。
1897年，工部局企圖再次擴界：「西界擴至梵王渡，東界擴至周家嘴角，南面包括浦東，北面直達寶山縣境。」被上海道臺蔡鈞拒絕。
1899年3月，英、美、德三國公使以照會送達總理衙門，迫令清政府訓令南京兩江總督「應允各領事及工部局所求擴充」。次月，總理衙門大臣即通知公使團，「已照照會所請，訓令江督」。根據協商， 「（公共租界北區）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縣北邊界限為止，即上海寶山兩縣交界之線，仍以下至周家嘴角直線上為止」。
19世紀末的這次擴界，公共租界北區和東區共增加11377畝，西區增加11450畝，加上原有的10676畝，總面積為33503畝。至此，上海公共租界名義上的擴張終告結束。
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的形成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伴隨著租界擴張和越界築路，北四川路自南向北不斷延展。
1877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自裡擺渡橋（今四川路橋）北堍築路至天潼路。這段長不到百米的碎石路，習稱裡擺渡橋北，因與蘇州河南岸的四川路相連，遂正式命名為北四川路。
1877年，公共租界自裡擺渡橋（今四川路橋）北堍築路至天潼路，習稱裡擺渡橋北，正式命名為北四川路。
此後20多年間，北四川路不斷向北延展，直至租界華界交界處的川虹浜（又作穿洪浜，位於今武進路北側）。
1899年重訂的《上海土地章程》第六款議定，「準其購買租界以外接連之地、相隔之地，或照兩下言明情願收受 （西人或中國人）之地，以使成街路及建造公園」。這一規定，為租界當局越界築路鋪平了道路。
1903年，工部局越老靶子路（今武進路），延展北四川路至寶山金家厙 （今魯迅公園）。至此，北四川路基本成型，成為貫通南北、連接滬北地區租界與華界的交通要道。
同年，築江灣路，連接北四川路與公共遊泳池 （今虹口遊泳池）。
1904年，築黃陸路（今黃渡路）。
1908和1909年，租界當局兩次提出擴界要求，都被清政府拒絕。名義上的擴張遇阻，通過越界築路實現事實上的擴張，便成為公共租界進一步擴展勢力範圍的主要手段。
1911年，築施高塔路（今山陰路）、赫司克爾路（今中州路）、竇樂安路（今多倫路）。
1912年，租界工部局趁辛亥革命爆發上海政局不穩，在滬西和滬北加快填浜築路，其中包括北四川路周邊的狄思威路（今溧陽路）、白保羅路（今新鄉路）。
1913年，築湯恩路（今哈爾濱路）。
1917年，築歐嘉路（今海倫路）。
1913至1918年，陳貽範等北洋政府特派江蘇交涉員先後就租界當局越界築路問題提出交涉，工部局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口頭允緩而最終造成既成事實。
1921年10月，工部局擅將滬北華界新民路界石拔去，闢築北四川路西側的福生路（今羅浮路）。
至1920年代初，公共租界北區以北的北四川路周邊，已形成一個由赫司克而路、歐嘉路、狄思威路、施高塔路、竇樂安路、黃陸路、江灣路等十多條馬路縱橫交織而成的完整的路網。僅僅二三十年光景，在名義上仍屬華界的滬北地區，赫然出現了一片新城區。這裡的道路、交通與租界相連相通，公共建築、市政設施與租界相同或相近，甚至連許多道路街巷的名稱，都與租界一樣，用的是外國人名字。
這塊華洋交錯、亦中亦西的地方，就是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儘管地處租界之外，但就熱鬧繁華的程度而言，這裡絲毫不比租界差。
一是交通便利。1907年，外白渡橋重建，橋身改為鋼桁架結構。第二年，1路有軌電車即由靜安寺經外灘過外白渡橋再沿北四川路開往虹口公園。1924年，滬北興市公共汽車公司先後開通1路、2路公共汽車，起點同在北四川路附近的天通庵。
1908年，1路有軌電車由靜安寺經外灘過外白渡橋，沿北四川路至虹口公園。
二是房產火爆。1920年前後，租界內部的市政建設開始趨向飽和。但隨著北四川路越界向北延伸，一片片石庫門、一條條新裡弄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成為外省移民和外國僑民在上海置業的好去處。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20世紀前30年，公共租界的地價平均上漲8至10倍，但是無論如何漲，租界北區的地價都只有中區的三分之一左右。與租界相比，越界築路區的地價和房價更具有競爭力和吸引力。
三是人口密集。隨著市政道路、公共設施的不斷完善，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的人口迅速增加。在這些居民中，還有不少日、英、美、葡、俄、印、德等國的僑民，人口來源和構成比其他地區更複雜。
四是商業繁榮。1896年，北四川路8號開設了上海第一家具有相當規模的和昌洋服店。1898年，新大北茶食店等商店次第開業，街市漸成。至1920年，北四川路已有茶食店40家、呢絨綢布店8家、五金顏料店11家、南貨店2家、水果店2家。
五是文化興盛。1897年，北四川路附近的禮查飯店，實現了中國的第一次電影放映。同年，夏瑞芳等在鄰近的江西北路創辦了商務印書館。1908年，西班牙人雷瑪斯在乍浦路創辦中國第一座電影院——虹口活動影戲園。至1930年代，上海的60餘家影院，一半集中於北四川路、海寧路一帶。1912年，劉海粟與友人在乍浦路創辦上海圖畫美術院，後改稱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26年，中國第一本大型綜合性新聞畫報《良友》在北四川路問世。
1926年，中國第一本大型綜合性新聞畫報《良友》在北四川路問世。
?「半租界」的獨特社會政治空間
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的特點，歸結起來就是? 「半租界」，即這塊地界既不完全歸租界的工部局管，也不完全歸華界的民國地方政府管。大家都想管，卻又都沒辦法徹底排除對方的勢力影響。
從地理位置來說，越界築路區本就在租界四至以外的華界，當然應該由中國政府管。但馬路卻是工部局出錢修築的，租界當局怎麼可能袖手旁觀？從管轄治理來看，越界築路在法律上本無據可依，其地權屬中國所有，但道路管理權卻為租界當局所侵奪，由此造成社會管理的複雜局面。「在街頭維持治安的是租界上的巡捕，而路旁範圍仍由中國警察駐守，虹口北四川路就是這種情形。」
1911年11月，四川路上部分納稅人向工部局提出請求，希望增加北四川路延長段（即越界築路區）的警力，並請求工部局警務處將警政轄區延伸至臨近北四川路的小馬路。次年，工部局在北四川路上租屋設立捕房。1927年2月，又在狄思威路上租賃新屋設立捕房，並將1912年初設時的北四川路捕房更名為狄思威路捕房。該捕房所轄區域多為公共租界以北的界外築路區，包括北四川路、江灣路、狄思威路、竇樂安路、施高塔路，等等。租界當局在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設立捕房的歷史事實說明，租界作為「國中之國」，在相當程度上將租界內的治外法權延伸並覆蓋到越界築路區域。
葉聖陶一家於1927年搬進北四川路西側東橫浜路（今橫浜路）35弄的景雲裡11號。這裡，正處於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其子葉至善回憶當年剛剛搬到橫浜路時的情景，對北四川路一帶的「半租界」特徵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繪：「橫浜東路是新築的越界馬路，從北四川路竇樂安路底『越』到寶山路東頭。路是租界工部局修的，以便利交通為名就『越界』修進『華界』來了，明明是擴大地盤的蠶食政策。路面上的一切，包括巡警，都歸租界。路的兩旁仍是華界，只是向街的弄堂口和房屋向街的大門，得釘上租界的門牌，照章納稅。魯迅先生把越界築路稱作 『半租界』，真箇一點不錯。」
五四運動後，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運動風起雲湧，收回租界和越界馬路治權的呼聲日漸高漲。
1926年5月，北洋軍閥孫傳芳任淞滬督辦公署督辦，宴請各國駐滬總領事及工部局、公董局總董，公開宣布不同意租界界址擴張，也不允許建築越界馬路。接著，收回北四川路一帶及狄思威路、虹橋路等處越界馬路的警稅管理權。領事、美國駐滬總領事克寧翰即向交涉員許沅提出交涉，要求將越界築路管理權一事與滬上各項懸案一併解決。許沅函復克寧翰表示同意，收回越界築路管理權一事暫緩進行。同年8月底，許沅向克寧翰提出收回越界築路管理權的要求。克寧翰復函表示領事團願就此事與中國政府磋商，並訂於9月15日開始會商。但轉而又趁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以「時局不清，前途難測」為由，拒絕會商。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 （華界）。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發表聲明，管轄越界馬路及附近地段。但工部局毫不理睬，仍繼續收取越界築路地段的巡捕捐。9月初，交涉員郭泰祺致函克寧翰，提出抗議。1928年7月，交涉署與領事團一再交涉，領事團雖表示同意雙方就收回越界馬路一事進行磋商，但磋商並無進展。1930年6月，國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宣布在租界西區外各馬路行使職權，克寧翰照會市政府提出責問。1932年 4月，上海市政府與工部局各派2名代表，就收回越界馬路再次進行會商，仍無結果。
在這樣的你來我往中，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的 「半租界」身份得以固化，構成一種既不同於華界、又不同於租界的獨特社會政治空間。由此，越界築路區不僅成為民國初年北洋軍閥封建統治的薄弱環節，也成為中國政府、租界當局和各方勢力角逐、「過招」的中間地帶，進而影響和推動了中國進步文化的策源。
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對中國進步文化策源的影響
根據虹口區黨史和文物保護部門統計，全區共有革命舊址遺址49處，左翼文化運動重要舊址遺址32處，合計81處。這些與中國革命和中共發展歷程密切相關的重要舊址遺址，大多分布在今四川北路和提籃橋北外灘一帶。
相比之下，在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即今武進路以北南北長約2公裡、東西寬約1公裡的四川北路中北部地區，密集分布著52處重要的舊址遺址、名人故居。其中，既有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左翼作家聯盟等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地，也有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上海區委 （江浙區委）、中共江蘇省委、上海總工會等黨的重要機關辦公場所，更有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等早期共產黨人和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沈尹默等進步文化名人的工作和生活場所。在這些重要革命舊址遺址發生的人和事，曾經極大地影響了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革命進程，使得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成為中國進步文化的重要策源地。
北四川路安慎坊中央宣傳部舊址
回望這些歷史事件，1925年1月在北四川路西側淞滬鐵路邊一座石庫門裡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這次大會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並且把黨的基本組織由「組」改為「支部」，黨的領導人由 「委員長」改為「總書記」，明確「黨員三人以上得成立一個支部」，不僅有力地促進了工農群眾運動的發展，加快了大革命高潮的到來，而且推動中國共產黨實現了脫胎換骨的轉變，從小到大，由弱到強，從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小團體轉變成為真正的群眾性政黨。
這麼重要的大會，為什麼不像一大、二大那樣在租界裡開？而是選擇在北四川路的越界築路區域？據會議親歷者、時任中央宣傳部秘書的鄭超麟回憶，這幢房子，當時是委託中央宣傳部的幹事張伯簡找來的，找房子地點的要求，是「不能在租界裡，又不能離租界太遠，以便一旦發現問題，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
鄭超麟的這段回憶，形象地說明了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和虹口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的特殊優勢。作為一個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指導、在秘密狀態下開展工作的無產階級政黨，無論在華界還是在租界，都面臨較大的風險。而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的「半租界」狀態，則為大會的安全召開提供了便利和保障。因此，中共四大在此處召開，會期長達12天，卻沒有出現任何安全問題。
許多進步人士和左翼作家也把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當作亂世中的避難港灣。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茅盾、魯迅先後定居景雲裡。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四川路西側淞滬鐵路邊一座石庫門中召開。
如前所述，景雲裡是四川北路附近東橫浜路上的一條石庫門弄堂。1927年8月，茅盾冒著被國民黨通緝的危險，從武漢回到上海，經好友葉聖陶幫助，住進葉家隔壁弄堂最深處的景雲裡11號半，創作了轟動文壇的《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並且第一次使用了筆名「茅盾」，從職業革命家轉變為偉大的文學家。
同年10月，魯迅攜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原本並未打算久留，結果卻是在旅社住了短短5天後，便在三弟周建人所住的景雲裡租房寓居。直至1936年逝世，魯迅和家人一直定居在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
茅盾回憶這段危險時期時說:：「我隱藏在我家 （景雲裡十一號甲）的三樓上，足不出門，整整十個月。當然，我的『隱藏』也不是絕對的，對於住在同一條弄堂裡的葉聖陶、周建人我就沒有保密 （那時葉聖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葉聖陶的隔壁）。十月份魯迅從廣州經香港來到上海，也搬到景雲裡，我也沒有對他保密。」
由此可見，北四川路地區之所以會成為中國進步文化的重要策源地，越界築路區特殊的社會政治生態至關重要，功不可沒。論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對中國進步文化策源的貢獻和影響，主要是以下幾方面：
一是開放多元、兼容並包的文化氛圍促進了先進思想的傳播。近代以來，北四川路及周邊地區，集聚了一批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影響的文化、出版、教育機構，營造出一種開放多元的文化生態，為先進思想的傳播打下基礎。19世紀末，由傳教士林樂知創辦的 《萬國公報》，向國人介紹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歐美理論家、思想家。由「五金大王」葉澄衷捐資創辦的澄衷蒙學堂，是由中國人創辦的最早的西式學堂。與中共四大會址僅隔一條淞滬鐵路的商務印書館，以扶助教育、譯介西學為己任，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現代出版機構。在北四川路周邊的弄堂裡，來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用獨具個性的方式從事新聞、出版、文學、電影、戲劇、美術、音樂等不同領域的文化活動，傳播先進的政治學說、社會理論、文藝思想，為進步文化的產生發展開啟民智、夯實基礎。1949年，學財務做會計出身的曾聯松，在山陰路上的小屋裡設計了五星紅旗樣稿，最終從3000多份投稿中脫穎而出，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二是街巷縱橫、建築密集的城市空間便利了革命活動的開展。在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道路裡弄密如蛛網，石庫門建築比比皆是，打開任何一處不起眼的門，都可能發現重要的革命運動舊址、遺址，或是左翼文化運動的歷史痕跡。老上海大學是國共兩黨共同創辦的革命學校，也是一所「弄堂大學」，先後輾轉於北四川路附近青雲裡、師壽坊等處，辦學條件異常艱苦，卻為中國革命培養了大批青年幹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領導中央特別委員會，坐鎮北四川路安慎坊的中央宣傳部；周恩來、趙世炎則於景雲裡和商務職工療養院兩處前線指揮部靠前指揮，率領工人、學生糾察隊奮勇戰鬥，為起義成功奠定勝局。北四川路周邊的數十條馬路、成百上千條弄堂，交織成一個四通八達的城市迷宮，進可攻，退可守，為革命和進步文化活動的開展提供了空間。
三是華洋交錯、多頭管理的社會環境保障了進步力量的安全。越界築路區就是 「半租界」。在這片事實上的租界勢力範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侵害中國領土主權，欺壓廣大中國人民。但同時，也不可不看到， 「半租界」的特殊環境，為中國共產黨人、激進知識分子、進步文化人士提供了相對安全的立足縫隙和生存空間。中共四大在這裡召開並非偶然。黨的重要機關如中央宣傳部、中央工農部、上海區委、江蘇省委、上海總工會，紛紛選址北四川路周邊地區設立辦公地點，同樣是經過深思熟慮。以陳獨秀、瞿秋白等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和以魯迅、茅盾為代表的進步文化人士，曾長期在越界築路區居住、工作、生活，尋求必要的安全保護是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四是舒適便利、優雅宜居的生活環境滿足了物質精神的需求。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不僅地價低廉，房租便宜，交通、飲食、購物都十分便捷，書店、影院、咖啡館眾多，無論工作、會友、娛樂都極其方便。魯迅在北四川路居住生活的10年間，緊張的工作、寫作之餘，幾乎每個月都要攜家人或陪友人去看電影，有段時間幾乎每天都要去內山書店買書、會客。無論電影院還是書店，步行也就是五六分鐘，最多十來分鐘。換作其他地方，很難想像能有這麼方便的生活空間。又如景雲裡，魯迅、周建人兄弟與茅盾、葉聖陶、馮雪峰、柔石几家前門對後門，前後左右不過十餘步；相似的處境，相同的志趣，為他們溝通情感、交流思想提供了最好的環境。
正是由於具備這些因素，在馬克思主義和先進思想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早期發展、民族革命運動和工農群眾運動的蓬勃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文藝發展過程中，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區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為中國進步文化的策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