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研一體，學術立社，此則人民教育出版社作為具有出版資質的國家級課程教材研究單位堅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百年教科書整理與研究」終獲批准（課題批准號：１０＆ＺＤ０９５），數百名編輯人員與國內相關高校、科研院所的學者共預其事。廓清百年教科書發展之軌跡，探尋近代以來吾國中小學課程、教材演變之規律，功在當下，利澤久遠。
春日氣候溫和，園中之樹，花葉並放，而桃李尤為豔麗。田間之草，萌芽盡發，而麥豆等尤為暢茂。實一年中風景最佳之候也。在動物則燕雀之類，鳴聲婉轉可聽，蛙蛇等之冬眠者，均啟蟄而出。昆蟲之卵及蛹亦乘時蠢動。或為幼蟲嗜食嫩葉，或為成蟲飛舞花間，如蚜蟲及蝶是矣。
以上文字選自191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新理科》第12課《春之風景》，意境很美，讀來韻味十足。若不說其出處，很難想見竟出自科學教科書中。這樣優美的科學課文，在當時乃至今日的科學教科書中也不多見。此套科學教科書的編著者，正是杜亞泉先生。
杜亞泉生平
杜亞泉(1873～1933)，原名煒孫，字秋帆，號亞泉，會稽(今屬浙江上虞)人。16歲中秀才，21歲肄業於崇文書院。後轉學數學，由數學入手學習科學，得科學之要領。
1898年，應蔡元培之聘任紹興中西學堂數學教員。
1900年秋到上海，創辦中國近代首家私立科技大學——亞泉學館。同時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科學刊物——《亞泉雜誌》半月刊。
1903年，返紹興與人創立越郡公學。翌年秋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理化部，併兼《東方雜誌》主編。
1920年辭去《東方雜誌》主編兼職，專任商務印書館理化部主任。
1924年，出資在上海創辦新中華學院，並任教。兩年後停辦。
1932年，淞滬戰役中，他的寓所與商務印書館俱被焚毀，全家回鄉避難。
1933年12月6日在家鄉逝世。
對我國早期科學教科書編寫的貢獻
杜亞泉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二十八年之久。除以上《共和國教科書新理科》外，還編寫了《簡易格致課本》、《最新格致教科書》、《新學制自然教科書》、《物理新教科書》、《化學新教科書》、《農學新教科書》、《中等學校教科書有機化學》等科學教科書。主持翻譯了《普通化學》、《普通質學》、《普通礦物學》、《普通植物學》、《普通動物學》、《普通生物學》等多部西方科學科教書。據後來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的王雲五介紹：杜亞泉「編著關於自然科學的書百數十種」，其中有相當數量是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初期所出理科教科書及科學書籍，大半出於先生手筆」。
從嚴格意義上說，《簡易格致課本》應該是我國自編的第一套小學科學教材。1902年前，我國科學教科書幾乎全部譯自國外，尤其在甲午海戰後，新式學堂內所用教科書悉自日本而來。這些譯書雖然滿足了一時之需，但並不能很好地適應國情。杜亞泉結合我國實際，吸收了國外科學教科書之長，最早實踐並編寫我國科學教科書，根據我國春夏秋冬之氣候特點選擇合適的教學內容，讓科學教學更加簡單易行，更加貼近我國的實際。
杜亞泉在編著內容時循序漸進、由淺入深。在內容組織上，由兒童身邊常見事物各種淺近知識，再到聲光化電等抽象，從個別的事物到一些普遍的規律。拋棄了傳統經學教材中的以內容為中心，大膽革新，更加貼近兒童生活，更加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使得教育更具有生活氣息和時代感。為我國早期科學教科書的建設摸索了很多成功經驗。
傳播科學，啟發民智
杜亞泉青年時期正值清政府腐敗無能、列強入侵，當時國內人民生活十分悽苦。舉國上下變法圖強的思潮十分高漲，杜亞泉認為傳統的經學救不了中國，必須以「科學救國」。所以他轉學數學和科學，並立志傳播科學、啟發民智。
在出任紹興中西學堂教員期間，他一邊教學，一邊學習西方科學，在教學之餘，時常攜帶器具藥品，到市場、名勝等大眾聚集之處做科學實驗表演，使老百姓能「驚眩變化之奇妙，增長事物之智識，響慕學問之旨趣，藉以為開通風氣之助」，他認為這是「開民智之良法」。
後來他進入商務印書館，走上了編譯科學書籍之路，這也為他傳播科學、啟發民智創造了更為廣闊的天地。通過《東方雜誌》，最先把元素周期表、氬鐳等新元素的發現研究、拉馬克的「用盡廢退」學說等引入我國。通過教科書，把達爾文進化論、地質世紀年表等科學知識，更加深入、廣泛地傳播到民眾之中。這些都對西方科學在我國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杜亞泉並不是科學家，但是他對我國早期的科學普及以及科學啟矇事業所做出的貢獻，是一般科學家所不能企及的。
對科學的本質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在傳播科學、啟發民智的同時，作為一名科學教育者，杜亞泉對科學本身也有著深刻的見解。他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由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發展而來，強調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如果將生物進化論完全應用於闡釋人類社會，將會帶來極大的危害，使人的競爭欲望強烈，物質欲昂進，社會陷入極度的物質欲望時代，最終使得人的道德淪喪和品質墮落。基於此，他認為科學只是一種形而下的文明，好比我們現在所說的一把「雙刃劍」，必須要有一種能夠把控它的思想精神，否則科學也會給人類帶來災難。在科學之上，他認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可以作為調劑西方科學的良方，特別主張以中國的傳統文化去克服西方社會的弊病，「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
在當時倡導「科學」「民主」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已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而杜亞泉卻以一種極其冷靜而理性的態度對科學的本質進行深入的剖析，既看到了科學的功利一面，也看到了它的弊端，他已經遠遠地走在了時代的前面，他對科學的理解和我們今天對科學本質的闡述非常契合。
在對待科學與我國傳統文化關係上，杜亞泉沒有一味地去否定和摒棄傳統文化。相反，他認為我國的傳統文化有很多可取之處，可以作為科學文明的很好補充與調劑。他的觀點雖然在當時遭到了病垢與批判，可是在今天看來，卻是那麼地可貴而有意義。
興辦教育，培養科技人才
在編譯科學書籍的同時，杜亞泉還興辦教育，培養社會所需的科技人才，這些也是他「科學救國」理想的一部分。早年他與蔡元培在紹興辦中西學堂，後在上海創辦亞泉學館；1902年，應浙江南潯龐清臣之邀出任潯溪公學校長。1903年，又與紹興文化教育界人士王子餘、壽孝天、宗能述等創辦越郡公學；在任紹興七縣同鄉會議長期間，還辦了三所小學。這些辦學活動多因經費不濟等原因而未能持久，有的存在時間很短。但他辦學之志，始終未泯。1924年，杜亞泉終於在上海自費創辦了新中華學院，培養從事科學、實業人才。他自己及子侄均在此任教，並自任訓導之責。雖然因之耽擱了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時間，被扣減薪水，也不介意。他深惡社會學風之頹靡，辦學理念力主「敦樸」，鼓勵學生畢業後到農村去，從事教育及農村合作事業。當時有些學生想到美國去，他頗為擔憂，他說他並不是反對他們去美國學習，只怕他們學成回來為洋人做事。他還很關心學生的健康，自掏腰包，囑咐廚師給學生增加夥食。這樣辦學兩年半下來，斥資八千餘元，家中積蓄盡罄所有，他原有的商務股票也全部出售，仍不足敷，終負債二三千元，學校最後也只好停辦。
1932年1月，日本佔領上海，商務印書館被日本的炮火焚毀，杜亞泉的寓所同時遭災，他只得率全家回鄉避難，變賣家產度日。然而他對科學教育的熱情，並未因此而受挫。在鄉間，他自費創辦了「千秋出版社」，聘用離館的舊同事和兩個侄子，拖著老邁的身體，繼續從事科學書籍的編著工作。他寧肯不添置必須的衣物，將「商務」發給的遣散費四百餘元，悉數購買參考書籍。在一年多時間裡，完成了七十餘萬字的《小學自然科辭書》的編撰。此書收錄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所必須的詞彙兩千餘條，包括天文、氣象、物理、化學、礦物、醫學、動物、植物、化工、農業、建築、食品等二十三類，對於補充小學自然教師的科學知識，裨益甚大。此書在他去世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也是他貢獻於社會的最後一部著作。
由於操勞過度，杜亞泉終於病倒，1933年秋患上了肋膜炎。在病中他仍沒有停止對科學教育事業的關注與思考。因思慮過度，徹底不眠，導致病情加重，於12月6日去世。杜亞泉本無財產積蓄，「平時賣文所入，除供簡單生活費用外，悉捐作教育公益費，因此身後蕭條，無分文遺產」。病重時無錢醫治，死後借棺入殮。
可以說，杜亞泉先生為了科學教育事業終其一生。斯人已去，但他所編著的書籍仍在校園裡滋養著一批批的學子。正如他的友人為其賦的詩中所云：「鞠躬盡瘁尋常事，動植猶然而況人。」這其實也是他一生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