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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雍君（中央財經大學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網易研究局專欄作家）
摘要 數字資產的積極特徵蘊含了把數字經濟導向兼容增長、平等和穩定的巨大潛能，但數字企業為尋求數位化租金最大化而濫用其易被先來者霸佔的消極特徵，將招致社會難以承受的附帶損失和機會成本，特別是後果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分化，從而腐蝕和瓦解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根基。對此保持充分的預見性和警覺非常重要。著手考慮徵收補償性數字稅可作為扭轉局面的第一步，意義更大的矯正性數字稅應緊隨其後，以此作為全面財政調整戰略的關鍵一環。這種簡單而深刻的再平衡努力的重要性被怎樣強調都不過分。
關鍵詞 數字經濟 數字企業 數位化租金 財政調整 數字稅
一、發生了什麼事？
從遠程辦公到電子商務的各個領域，世界正朝向數位化闊步前行，人類正迅速進入數字時代。這個原本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轉型，將因緊迫應對新冠疫情發展的全球性努力而被壓縮到未來幾個月內完成。在數字世界中，中國已然作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主導力量。這一趨勢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持續下去。
積極地看，朝向數位化的經濟社會發展將為塑造兼容性性發展模式，創造意義非凡、足以與工業革命相提並論的歷史性機遇。發展是人類的永恆主題。人類告別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所演繹的現代化故事正是發展的故事，一個飛躍式提升個體和整體生存質量和改變命運的故事。
發展故事中最為精彩華美的部分，莫過於認識到並非所有的「發展」都是好的。「好的發展」應被理解為兼容增長、平等和穩定目標的發展：增長意味著蛋糕（財富與機會）做大，平等意味著蛋糕優先朝向境況最差者的公平分享，穩定則意味著兩者皆可持續。
數字資產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先進生產力的主要代表和驅動力量，就其潛能而言，或許足以為塑造兼容增長、平等和穩定的理想發展模式開闢廣闊前景。數字資產主要承載於高度數位化的商業模式，包括社交網絡平臺和電子商務。
然而，不應天真地把這種或然前景視為必然前景。經濟發展和人類歷史進程中從來就不存在什麼「理想的必然」。數字經濟的未來命運並非取決於數字資產本身的發展，而是取決於我們預見、理解並修正其非意願後果的意願與能力，因為數字經濟朝向壞的方向發展的風險很高。
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了生活水準的生產力的極大提升，也造就了深刻的社會分化和生態環境破壞等諸多負面後果。不妨把這些齊頭並進的負面進程及其後果統稱為「失衡」。
縱觀歷史不難發現，人類科技的每次飛躍式進步和經濟社會轉型無不伴隨著各種形式和程度的失衡。數字經濟亦不例外。我們不能對此視而不見，相反，在準確預見非意願後果的基礎上著手採取旨在糾正失衡的調整措施，以促使進程和後果合乎所願，既是必需的也是緊迫的。
本文的核心觀點是：數字稅理應作為全面的財政調整戰略的關鍵一環，包括收入面調整和支出面調整。具體地講，作為糾正全面失衡的數字稅不應只從「徵收」的角度考慮，亦應一併從「支出」的角度考慮；不應只從數字稅的角度考慮，更應把數字稅作為整體的稅制改革和政府間財政關係改革的關鍵一環。面對全面失衡的高風險，數字稅本身的作用有限，但與財政調整戰略的其他方面協同發揮作用時，即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全面失衡意味著數字科技和經濟數位化異化為損害增長、平等和穩定目標的力量，導致塑造兼容性發展模式的努力受挫。
全面失衡的高風險根植於數字企業濫用數字經濟特徵的種種作為，大致分為兩類情形：逃稅和數位化租金。
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
數字科技企業在許多國家開展在線業務的同時將利潤轉移到低稅率國家，導致對其收集海量數據和避稅的全球擔憂，以至越來越多的國家以開徵或考慮開徵數字稅進行應對。這個概念的數字稅可稱為補償性數字稅，旨在確保數字企業在經濟業務發生地公平地「補足」最低限度的稅收，以重新恢復稅制和稅收管轄區的稅收權益分配。此類數字稅在國內層面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考慮中國作為數字經濟大國尤其如此。當務之急是系統評估數字企業在國內的BESP的方式和程度，作為著手開徵補償性數字稅的第一步。
數位化租金
數位化租金是筆者創設的一個實用性和指向性很強的概念，定義為數字企業濫用數字力量和壟斷地位從轉移而非創造財富中獲利，這是本文關於「確立數字稅的系統觀和緊迫感」的焦點。
數字力量可以作為一種「創造財富」的力量被使用，也可以作為一種「轉移財富」的力量被使用。如果數字企業從事創造財富的活動並從中獲利，那麼，數字資產創造的就是「利潤」；如果從熱衷於轉移財富的活動中獲利，無論這種轉移性活動被多麼巧妙地包裝或偽裝成不易辨識的外在形式，數字資產創造的就是租金（rents）。
數位化租金和數位化利潤的根本性質和後果不應被混為一談。數字企業可以是數字世界的英雄，也可以是數字世界的越軌者，這取決於其運用數字力量（數字資產配置）的目的和方式——創造還是轉移財富。
行為性質與行為後果緊密相連。創造財富的正當行為促進增長、平等和穩定，因而造就兼容性發展的理想模式；相反，轉移財富的非正當恰好相反。如此，數位化利潤與數位化租金便足以一個分析範式，讓我們能夠看清數字企業的作為和數字經濟的前景。實際上，不只是經濟前景，還有更廣泛的社會前景和政治前景。數位化力量施加的影響不只是經濟系統，還有社會和政治系統。數位化租金的負面影響將一併滋生、擴散和強化於所有這些系統。
調整措施因而很不相同。如果涉及的是數位化利潤（以及對應的銷售），回應以補償性數字稅的調整措施是適當的。如果涉及的是遠為複雜棘手的數位化租金，那麼，擴展到整個稅收制度和政府間財政體制的全面調整才會。
這是個典型的社會工程，但時下關於數字稅的討論遠不足以呈現其系統的和關鍵細節上的真實影響。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寫道：『這個世界的問題並不在於人們知道得太少，而在於他們了解了太多不是那麼回事的事情。」（轉引自[美]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思想本質--語言是洞察人類天性之窗》.張旭紅，梅德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p9.）。
為此，澄清兩個關鍵問題非常重要。首先，不應把數字經濟的「美好前景」與數字企業的「實際作為」混為一談。在這裡，有必要採納根本的二分法，因為對數字企業熱衷於攫取數位化租金而使美好前景毀於一旦的風險保持警覺總是必需的。所以，觀察和評估數字經濟趨勢或進程是一回事，觀察和評估數字企業的作為是另一回事。要想撥開數字經濟風景線下的重重迷霧，看清數字企業痴迷數位化租金的作為招致的代價，以及糾正失衡需要怎樣的調整機制才會有效，必須在二分法的分析上下一番功夫。
其次，科技進步和管理科技進步的二分法也是必需的。人類的科技進步史表明，如果不能合理管理科技進步的目的和步伐，科技進步不僅無法為人類帶來繁榮，反而會釀成難以想像的災禍。這個很有力量的觀點，非常適於對照解讀時下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數字企業和數字稅。
基於以上兩個二分法，接下來的討論分三部分：數字經濟的潛能與樂觀前景，數位化尋租及其負面後果，作為全面財政調整戰略一環的數字稅。
二、數字經濟的潛能與樂觀前景
奔騰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系統中的數字洪流正在成為取代勞動力和常規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主導力量發揮作用。數字資產的獨特性蘊含了數字經濟朝向增長、平等和穩定發展的巨大潛能。正是在這一正面意義上，我們有充分理由擁抱數字經濟，為其謳歌和歡呼。
強化增長潛能的特性
增長是發展政策的首要目標。早期發展理論把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看作增長的根本源泉，稍後則把主要源自科技進步的知識視為獨立的和關鍵的驅動因子，進而以「知識經濟」描述知識與經濟的融合創造的新經濟形態。知識要素非常寬泛，焦點是各種形式的無形資產，包括專利、專有技術、商標權、版權、客戶關係乃至「好的點子」。
與其他驅動增長的要素一樣，數字資產本身也作為交易要素進入市場交易，從而成為「增長」本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數位化產品與服務的交易規模正在迅速擴大，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非數位化產品與服務。
然而，數字資產的增長貢獻主要源自其獨特的「易整合性」：作為整合其他各種資源的核心工具發揮作用。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和經濟發展史上，增長的第一推動力和生活水準提升的最大秘密正在於各個層次上的資源整合（重組），而非科技進步本身或資源數量的增加。財富和實力的增長相對而言並沒有那麼重要，較之重要得多的是達成財富和實力增長的能力！無論個人、公司、地區還是整個國家。舉例來說，中國目前最先進的戰機是作為隱形機的殲20，但較之重要得多的是造就殲20的團隊！包括研發、設計、製造和使用團隊。
數字的力量因而主要來自其作為數字資產（「雞」）的力量，並非作為數字產品（與服務）的力量。數字資產的力量也並非源自數字作為普通資源，而是源自作為整合資源的易整合性資源：邊界（用途）上的無限開放性，精準度上的無限趨近性，以及各個維度上的顆粒度上的無限延展性。這些特性與其本質上的非稀缺性緊密結合在一起，為易整合性提供了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就其易整合性特徵和由此而來的增長潛能而言，在可以辨識的多種「生產要素」清單中，還沒有任何其他一種要素能夠與數字資產相提並論。
易整合性蘊含的巨大增長潛能根植於基本的系統論原理：系統整體功能取決於構成系統的各個節點（要素或子系統）間的聯結方式與緊密程度。只有在各個節點間形成有機地緊密聯結時，系統的整體功效才會最大化；相反，在缺失聯結或者機械式聯結的情況下，整體功能取決於其最薄弱的一環（木桶原理）。
數字資產的易整合性特徵非常有助於建立和強化「有機地緊密聯結」，從而引領人類的「增長故事」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堆砌」生產要素無事無補。要使這些要素驅動增長，必須有足夠好的粘合劑和催化劑介入其中，這正是數字資產驅動增長所扮演的角色。
數字資產的易整合特徵相當明顯地作用於兩個主要的互補路徑：（1）匹配供求，供需雙方在共享的數位化平臺上迅速發現、達成和擴展互利交易；（2）決策效率，商業領域的中心問題已從如何提高生產率轉變為如何執行數據基礎的決策。以下僅就第二個路徑做些簡要討論。
給定政治與社會條件，經濟增長可視為人類能動者制定和執行各類商業決策的結果，或者更具體地說，可視為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決策（集體決策）和大量分散而自發的個體（企業與個人）決策彼此互動的結果。可以合理推論，企業的管理決策在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
如今，大量使用數據分析來優化企業的各個運營環節的努力已經迅速普及，由此形成的事實基礎的決策方法從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犯錯風險很高的主觀判斷法，在各個行業中催生了大批以數據分析作為主要競爭形式的企業。
數據基礎的商業決策優化包括：（1）優化客戶與市場營銷管理，聚焦是運用點、線、面齊全的客戶信息分析進行預測和確定「一一對應的供需匹配」；（2）優化產品管理，包括為每個「供貨點」確定最優商品與庫存量及其組合、何時導入新品淘汰舊品以及改善定價；（3）優化供應鏈管理，聚焦優化供應商、物流（配送）、現金流和資源配置以提高運營效率。
決策優化使得以最適當方式快速採取明智行動成為可能，就其廣度、深度和可持續性而言，這是上人類歷史從未有過、以前甚至很難設想的事情，而且依然方興未艾。集體行動（政策決策與執行）層面的此類潛能同樣巨大，儘管其進展相對滯後。
決策優化大大減少了「決策折騰」和資源浪費。現代經濟體系中的最大浪費莫過於生產能力（遠大於消費能力）的浪費，這是馬克思在其巨著《資本論》即已指明的。另一個巨大浪費是各種無效決策或失敗決策。人類的決策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部失敗遠多於成功的歷史。如今，數字科技的發展為扭曲局面提供了最大希望，由此產生的效果將最終轉換為提升增長潛能，一種伴隨數字資產易整合性特徵而來的、幾乎沒有上限的潛能。
強化平等潛能的特性
在數字資產的易整合性提升數字經濟增長潛能的同時，數字資產固有的開放性提升了數字經濟的平等潛能。
開放性意味著社會底層和偏遠地區的人們，也較易獲得過去只有少數人才能獲得的大量相關信息。這些信息助其發現與分享機會、降低學習門檻和獲取更多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及參與對其安身立命至關緊要的整個市場經濟體系中。這在過去（甚至2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現在則成為了鐵的事實，而且趨勢仍在不斷強化。
憑藉開放性創設的數位化環境，只要具備某個小小的、看起來無關緊要的「一技之長」者，也可能在數字世界中與他人分享機會和利益。「平等」目標的基本含義正是與他人公平地分享機會與利益，包括貧困地區與發達地區間的分享。就其潛能而言，分享的程度和方式巨大而多樣化，儘管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限制。
以此言之，數字經濟造就經濟與社會分化的馬太效應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正常的。就其「本性」而言，數字經濟恰恰是所有人、所有企業和所有地區原本都有平等生存與發展空間的業態。若該業態消亡或被扭曲，我們不應將其看作數字經濟本身的必然產物，而應看作某些強大的人為力量從中作梗的結果。
我們不能這樣說：大批實體零售等中小企業衰亡是數字經濟的發展所「註定的」。同樣，不能把企業和銀行的生意「搬遷到數字平臺上」進而收窄機會空間和大批失業，視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代價」。
類似的還有：地區間財政能力和公平服務差距擴大化不應被視為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合理」現象。後面的討論將表明，這些表明平等目標退化和弱化的驅動力量，並非來自數字經濟本身，而是源於數字企業對數字資產的濫用和誤用。
強化穩定潛能的特性
穩定的基本含義是增長和平等的可持續性。數字資產的非稀缺性特徵極大地強化達成穩定目標的潛能，這一積極功能可與易整合性強化增長潛能、開放性強化平等潛能相提並論。
數萬年以來，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經濟系統的增長潛能一直受制於資源的稀缺性。好消息是：數字資產的湧現極大地緩解了與發展與資源間的緊張關係。資源各種各樣，但除了數據資產外，沒有其他任何資源如同陽光般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核心是海量式的、可不斷更新和循環的客戶/消費者數據。數據資產不只是「海量般的」，也是輕如鴻毛般的「輕資產」。處理數據並其結構化需要消耗能量，但這與消耗能量開採自然資源不同：自然資源總有一天會耗盡，數字資源不會。隨著科技進步、特別是人工智慧和商業智能的發展，採集、存儲、加工和處理數據的成本有效性將迅速提升，甚至以零成本處理數字成為可能。
以上討論表明，數字經濟的發展前景理應被視一種樂觀的前景，因為數字資產的潛能性特徵支持兼容性發展模式的所有三個綜合目標——增長、平等穩定。然而，這些潛能也可能被濫用和誤用。其實，人類開發的每一種技術性工具何嘗不是如此？原子彈可以用來保衛和平，也可以用來毀滅生命。數字資產與此類似，關鍵在於掌握在誰的手上以及為怎樣的目的服務。
海量般的商業數據無疑集中於數字企業，特別是數字巨頭。國際層面如此，國內層面亦如此。數字企業不只是收集、存儲和使用海量數據，還是商業數據處理技術的開發者和掌控者。我們沒有充分理由要求它們為公共目的行事，但如果如此作為的私利目的並非創造數位化利潤，而是攫取數位化租金，事情就過頭了。因此，在得出具體結論之前，對數字企業「用數據做什麼」的問題上，有必要做一番仔細的審視，焦點是把利潤與租金的界限明確標示出來，進而揭示尋租行為如何招致數字經濟的樂觀前景化為烏有。
三、數位化尋租及其負面後果
創造與轉移（攫取）財富交織著人類的全部歷史。撇開法律和其他限制性因素，從別人手中轉移財富總是比自己創造財富來得容易。人類具有優先選擇轉移財富的內在傾向甚至強烈動機也就不足為奇。法律禁止那些性質惡劣或後果嚴重的財富轉移性活動，比如掠奪和偷竊。儘管如此，隱秘的、本質類似（「剝削」）的財富轉移活動，依然有很高的概率在法律之網下滋長和強化，例子包括壟斷和反競爭行為。
界限在概念上相當分明：創造財富屬於蛋糕做大的正和遊戲，轉移財富屬於蛋糕分配的零和遊戲。真實世界中，所有的零和遊戲本質上都是負和遊戲，因為轉移財富需要消耗額外的資源從而產生社會福利的淨損失。稅收經濟學稱之為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政府的徵稅所得抵補納稅人的納稅所失後付出的額外代價。額外代價還包括納稅人支付的遵從成本和稅負機關的徵管成本。
可以看到，國內數字企業大多在做一件相同的、利益誘惑難以抗拒的大事情：把別人的生意（包括金融和非金融生意）搬到數字平臺上。不是說它們只做這件事，而是說這件事在「數字經濟業務」中佔了極大分量，包括由此獲得的銷售和利潤。
不妨把這類交易稱之為搬遷式交易——利用進入門檻通常很高的數字平臺支持的遠程線上交易。交易可以在線上完成（如下載音樂和軟體），也可以線上下單、線下完成訂單（如電子商務）。藉助這個神奇的平臺，數字企業可以迅速把業務擴展成倍地擴展到或遠或近的市場（目的）地轄區，即便在那裡沒有任何實質性經濟存在或應稅存在。這是過去全然無法想像的。
我們需要追問的是：搬遷式交易在性質上屬於財富創造還是轉移性活動？
基於兩個難以被合理反駁的判定標準，確認「搬遷式交易多半屬於轉移財富的活動」是適當的。
附帶損害標準
此標準根植於經濟學的基本決策原理：只有決策（選擇）收益高於其機會成本的決策才是正確的。該原理關注對機會成本的完整計算。如果被完整計算的機會成本能夠表明「製造的問題比要解決的問題還多」時，搬遷式交易表面上（交易雙間）的互利性質，從整個社會的觀點看便是非互利的和得不償失的。
如果仔細計算，搬遷式交易的附帶損害或機會成本很可能遠高於想像，即便沒有達到得不償失的地步。零售、旅遊、餐飲等「低小凡」（對應「高大尚」）產業中大批中小企業的倒閉和隨之而來的大批失業，只是機會成本的較小部分。其他部分至少還應包括衍生的機會成本：損失的產出（GDP）、稅收、政府為失業者增加的各種支出（從社會保障到再就業培訓等），還有失業者揮不不去的心理壓力、挫敗感和可能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比如犯罪風險和對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衍生的機會成本還有非常重要卻常被漏算的一大塊：城市生活多樣性和活力性乃至城市功能的嚴重退化。缺失這些要素，「城市發展」概念變得嚴重空心化。我們的信念是：如果說「高大尚」產業及其從業者是國家和社會的寶貴財富，「低小凡」產業及其從業者何嘗不是如此？「一枝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才是春」的常識和信念，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生活而言也是適當的；考慮到彼此間的高度互補性和依賴性，考慮到「你小凡產業」對吸納就業的價值與貢獻，考慮到就業吸納對中國的特殊重要性，更是如此。
社會價值標準
該標準根植於福利經濟學著名的補償原理：若贏家的作為經意或不經意地損害了輸家，那麼，補償輸家就是適當的和必要的，無論形式補償還是真實補償；而且只有贏家的所得大於輸家的所失時，這樣的作為才是值得的（效率視角）。
該標準的應用要求關注對社會價值的完整計算。可以看到，國外的許多數字巨頭致力於把賺取的錢花在社會價值極大的「顛覆式創新」上，包括人工智慧、作業系統和無人機等方面的大量投資。相比之下，國內的數字企業大多在進行有如搬運工式的「簡單再生產」或者「簡單的擴大再生產」（交易量與頻率），在產品與服務的使用價值上並未助推實質性創新。產品還是那些產品，不同的只是轉換交易模式——把實體經濟中的常規交易轉換為遠程線上交易模式。
問題是：交易模式的轉換屬於「創新」的範疇嗎？
不得不說：確實屬於創新，但也是社會價值相對很低、附帶損失相對很高的那類創新。
不言而喻，遠程線上交易模式使得數字企業能在很短時間內把銷售和利潤擴大到幾乎不可思議的地步，由此也會帶來大量稅收（假設沒有BEPS）。2020年全球電商銷售高達3.9萬億美元，同期「雙十一」購物狂潮中，中國兩大電商巨頭阿里巴巴和京東銷售達到創紀錄的1150億美元。
然而，量的擴大和交易模式的轉換同真正意義上的、通需要承載於產品與服務使用價值面上的創新，不可混為一談。真正的創新是質量而非量變，一如數位相機取代膠捲相機（顛覆式創新），或者數位相機被製作得日益精良並為消費者喜聞樂見（改良式創新）。
必須承認，搬遷式交易也包含了具有社會價值的創新：（1）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網上購物的便利性；（2）不同於常規產品的數位化產品和服務；（3）「帶出」或強化了包括網際網路金融和物流業在內的新企業與新行業，由此擴展了工作崗位與就會機會。
然而，若與由此而來的附帶損失加以比較，這些社會價值是有限的。除了前述的附帶損失外，其他附帶損失至少還應包括：
（1）物流業的強勢發展帶來的各種負面後果，包括加劇交通擁堵和事故風險以及佔用寶貴的路面資源；
（2）實體經濟廠商對其新產品、好產品被迫降價（否則網上網下很難售出）喪失合理的超額利潤，由此喪失產品創新所高度依賴的寶貴動力，導致所有產品「平庸化低價」和「低價平庸化」現象，進一步的衍生後果包括浪費性使用和加劇生態與自然環境退化的高風險；
（3）伴隨「金融生意大搬遷」而來的極高槓桿（財務風險）和綜合資金成本（「高利貸」），以不易被覺察的方式轉嫁給社會、消費者和整個實體經濟，進而對後者產生抑制效應；
（4）供應商從原來對實體店的「批量出貨」轉變對快遞物流「高頻率零星分散式出貨」，由此額外增加的交易成本從宏觀上看可能如同天文數字。
以上關於附帶損失的清單並不完整，比如沒有包括網上購物可能面對更高假貨和欺詐風險。
作為一般結論，只是在「濫用市場勢力的事實、證據與全部後果得」被確認和鑑別的情況下，作為機會成本的附帶損失才是完整的。市場勢力作為客觀存在具有合理性，但濫用市場勢力霸佔收益渠道的壟斷和反競爭行為是不可接受的。數位化租金正是此類行為的直接或間接產物。
市場勢力的支柱是需要大額投資構建的數位化平臺。很難想像中小企業會有這樣的投資能力。作為數字資產的關鍵形式，數位化平臺本身就是高不可攀的「護城河」的明確信號，成為阻擋潛在競爭者的巨大進入壁壘。
神奇之處在於：數位化平臺具有一種魔力，能夠把常規的現場分散交易迅速「搬遷為」遠程集中（線上）交易，並極大地擴展交易規模和頻率。隨之而來的巨大規模經濟效應、網絡效應和擴展交易的零邊際成本，把數字企業轉換為超級市場勢力的擁有者，在最壞的情況下變異為市場勢力濫用者和數位化租金的攫取者，典型症狀除了超高的市場集中度外，還包括操縱價格和各種形式的霸王條款。擠壓性定價（擠走競爭對手）、壓低供應商價格、抬高消費者（包括支付和金融服務）價格和對消費者的歧視性定價，都是價格操縱的常見形式。
數位化租金本質上是一種資本化租金：原本作為發展健康的數字經濟的核心工具的數字資產，以不易被察覺和認知的方式被異化為「佔有它以獲取租金」的資本，從而遠離社會意義非凡的財富創造活動。對搬遷式交易的前述分析能夠幫助我們看清社會為此付出的額外代價。
健康的數字經濟應被理解為兼容增長、平等和穩定的數字經濟。數字資產的積極潛能預設了發展健康數字經濟的樂觀前景：易整合性特徵對促進增長特別有用，開放性特徵對促進平等特別有用，非稀缺性和「輕資產」（無環境外部性的知識類資產）特徵對促進穩定特別有用。
然而，積極特徵不會自動導向數字經濟的樂觀前景，除非數字企業能夠充分利用這些特徵在主觀上為自己謀利的同時，不至於招致被轉嫁給他人或社會承擔的高機會成本；或者數字企業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價值足夠地高於機會成本，並且能夠以某種適當方式對數字經濟的輸家進行補償。利用積極特徵要求把數字的力量用於改進前述的決策效率，以及包含實質創新的供求匹配機制。
這些條件中最基本的一項是「創新」的性質和程度。搬遷式交易確實包含創新，但其核心本質是一種「換個地點、換個方式」意義上的創新。不得不說，這種低級創新的社會價值相對很低，但社會機會成本（附帶損失）卻很高。
不得不說，此類創新與社會價值最高、「創新」實質最為確切的三類創新幾乎毫不粘邊，這就是個體生命質量（包括人均壽命和身心健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以及某種重要的作用機制（比如新冠病毒如何損傷器官功能）得到揭示。三者分別指向人類的生活領域、經濟領域和科學研究領域。
實質創新的供求匹配指「開發新奇的東西、為它找到合適的買主」。收音機、電視、汽車、電腦、手機……在當時都是「新奇的東西」，創新者冒險地投入巨資把它們開發出來，然後必須找到合適的買主，否則，創新的進程就會中斷。對近代西方世界崛起起著第一推動力的這種「供求匹配」創新機制，全然不同於搬遷式交易下簡單放大（現有產品與服務交易）的供求匹配機制。相反，廠商在大眾購物平臺上的「被迫壓價」極可能把新奇類創新機制扼殺掉，一併被扼殺掉的還有相應的創新式增長模式——比「簡單的擴大再生產」的增長重要得多的增長模式。
實質性創新成分很少的搬遷式交易之所以大行其道並成為常態，主要源於它能夠為數字企業帶來巨額數位化租金，而且攫取租金總是比從事實質創新容易得多。數字巨頭把賺取的大把租金花在鞏固和建構更多「護城河」上，形成多輪循環的攻城掠地和造就更多的附帶損失，也就不足為奇。
多少有點奇怪的是：我們的社會似乎缺失能夠看清「創造還是轉移」財富的慧眼，以及當轉移財富成為常態對中國數字經濟的未來意味著什麼的洞察力。期待本文能夠激發對這一主題的更多關注和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情勢已經發展到不容樂觀的地步，但採取明智行動的機會依然存在。作為第一步，我們的社會必須凝聚起一個基本共識：系統化和常態化的數位化尋租必須被遏制，因為它腐蝕和瓦解健康的數字經濟的三個根基——增長、平等和穩定。數位化尋租的實質是零和遊戲和負和遊戲，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或經濟系統能夠長期承受得起其代價和後果。
四、作為全面財政調整戰略一環的數字稅
就其潛能和實踐而言，當一個社會或經濟系統的失衡必須被糾正時，沒有什麼比全面的財政調整措施來得更重要的了。數字經濟朝向畸形化發展的高風險已經清楚地表明了失衡的嚴重性，考慮包括新冠疫情在內的其他幹擾因素的合併作用時，尤其如此。2020年包括谷歌、臉書在內的美國七大數字科技企業市值增加了3.4萬億美元，成為新冠疫情中鮮見的大贏家。中國的情形可能類似。
鑑於所涉及的是麻煩、複雜、棘手的國家治理和地方治理問題，6項關鍵的財政調整是必不可少的。單一措施的數字稅遠不足以把數字經濟引向兼容增長、平等和穩定的健康發展軌道。
徵收補償性數字稅
在現行稅制框架內，把數字企業少繳漏交的稅收「補徵」上來，實為當務之急。這項努力與許多國家開徵或擬開徵的數字稅可相提並論，旨在恢復公平競爭和防範進一步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時機已經成熟，需要的只是相對簡單的技術性設計和數據來源的保證。
矯正性數字稅
數位化租金原則上應收歸國庫。租金可按會計利潤（利潤表）減去正常資本回報計算得出。正常的資本回報可採用被廣泛運用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估算為兩部分：無風險收益率加上風險溢價。
以數字稅收入實施支出面調整
數字稅收入應被用於支持增長和平等的目的，包括：優先救助陷入困境的企業和人們，培訓工人以使其重新就業或從事新工作，讓消費者購買更多，讓企業投資於更多更有價值的產能，創辦新企業，支持基礎研究，以及作為轉移支付提高貧困地區應對BEPS的能力。
全面實施目的地和來源地規則
目前的增值稅和消費稅依然採取產地徵稅規則。這一規則雖然便利徵管，但與稅收制度的高級原則（公平和效率）以及地方財政的自主性原則相悖，其中長期負面後果與代價很大。麻煩還在於：數字經濟特有的遠程線上交易模式極易與產地規則形成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加劇未來調整的困難和複雜性。把當前註冊地納稅的企業所得稅改為來源地徵稅規則的設想，與此類似。全面實施目的地和來源地規則對欠發達地區尤其有利，從而與數字經濟的平等（包括區際財政平等）目標一致。
改良增值稅並著手考慮轉換為消費稅
現行增值稅的抵扣不完全、不充分、不及時、過於複雜以及稅率差異過大的問題相當突出。知識要素（比如高薪人才）的抵扣困難意味著與數字經濟的內在邏輯相牴觸。產地規則的普遍使用使問題雪上加霜。高昂的稅收成本大大抵消了其「創收」功能。對於實施被一再強調「減稅」的稅收政策而言，增值稅更是一個蹩腳的工具，因為「上遊的減稅」勢必轉換為「中下遊的加稅」。這意味著用增值稅實施減稅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總體來說，增值稅尤其不適合中國特定國情和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內在邏輯。增值稅的抵扣機制的初衷，原本就是要把稅負集中在消費（零售）上。既然如此，直接對消費徵稅要比「繞一個大彎子」的增值稅好得多。若客觀真實地面對實踐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及其後果，整合為消費稅的論點將更加有力。
政府間財政體制改革與調整全面接納自主性價值
在繼續採納產地規劃和註冊地規則的情況下，只要沒有其他相關的適應性調整，數字經濟的發展將深刻地改變政府間財政權益版圖，某些政府層級和欠發達地區將不由自主地成為「財政輸家」，從而打亂現有體制設定的目標和利益分配格局，導致意義非凡的地方財政自主性價值更加難以得到尊重和保護。把自主性納入「收入劃分」、「支出劃分」和「轉移支付」概念並作為其關鍵目標對待，可作為向正確方向前進的第一步。建立聯結的觀念較之「財權事權匹配」的空洞概念重要得多。把自主性同國家利益與中央宏觀調控對立起來的狹隘思維，更是有害無益。
結語
數字企業運用數字資產為自己謀利是自然的和合理性，畢竟，數字經濟的發展表明幾乎所有企業都將被適當地數位化，否則將沒有前途。然而，大量分散性的個體行為在宏觀上造成的結果必須被充分關注。博弈論的基本原理提醒我們對「個體最優招致全局毀滅」的困境保持足夠警覺。
這樣的經濟與社會困境最可能在數字企業尋求「利出一孔」的個體最優行為中出現。數字資產的積極潛能（易整合性與開放性等）開闢了通向兼容增長、平等和穩定的數字經濟的康莊大道，但其消極潛能（易被控制和獨佔）也隱含了扭曲數字經濟本來面目的高風險。
這類「市場失靈」不太可能被市場體系自行矯正，政府干預因而是必需的，但學界目前討論和理解的單一數字稅計劃難當此任。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被全面理解和精心設計的財政調整戰略，數字稅作為其中的關鍵一環發揮作用。該戰略統籌考慮稅收制度和政府間財政體制的適應性調整，涉及範圍廣泛、內容豐富的稅收原則、轄區規則（界定何處納稅）以及地方財政的自主性價值。
如此，數字經濟朝向兼容增長、平等和穩定的發展，才具相對充分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數字經濟至少看起來不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因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數位化租金和附帶損失。我們所期望的是機會開放、利益公平分享以及某些公共價值充盈其中的數字經濟，不是為「高大尚」霸佔收益渠道、而是為所有「低小凡」產業、企業和普通大眾充分參與創設廣闊空間的數字經濟；「低小凡」產業和企業必須被保護而不是被摧毀。為此，出手迅速的政府干預行動是必需的，行動滯後的負面效應將越來越大。就學界而言，關於數字經濟、數字企業和數字稅的思考，需要在一個更宏大和更深刻的層面上展開，底線是有能力把創造財富和轉移財富的界限清晰明了地標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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