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風把你吹來:從福建到東南亞

按：「每年二三月，華人乘著強勁的東北季風，從月港出發，順風南下，二十多天到達吧城。」《開吧歷代史紀》，由華人匿名撰寫，記錄早期華人和東南亞的貿易和社會生活。關注「日常生活的結構」，而不只是乾巴巴的制度分析，這部罕見的、生動的歷史文獻有太多的線索值得去探尋。

什麼風把你吹來：從福建到東南亞

文 | 陳天助

（《讀書》2018年10期新刊）

東南亞華人自己編寫的歷史文獻，極為罕見。早期華人識字率不高，而且多為下南洋經商，商人重利輕文，少有文字留存。近現代以來，傅吾康、陳育崧、蘇爾夢、丁荷生等學者發掘了一大批華人碑銘資料，並結集出版，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紀，少有十六至十七世紀的留存，而且碑銘的敘事模式，基本是歌功頌德為主。早期華人自己的記錄，還有另一種文類，就是華人知識分子創作的賦體詩文，不過這類文體含有太多抒情誇張成分，乾貨不多。從這個角度看，印尼華人歷史文獻《開吧歷代史紀》（下文簡稱《開吧》）顯得極為珍貴，這一編年體史紀由早期華人自己編撰，記載從一六一〇至一七九五年間華人在巴達維亞（華人稱為吧城，現為雅加達）的開拓足印。英文譯註本「The 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 the Kai Ba Lidai Shiji and Other Stories」新近由具有悠久歷史的荷蘭萊頓Brill出版社出版，荷蘭萊頓大學包樂史和廈門大學聶德寧合作譯註。既然是譯註本，除了翻譯部分，注釋就佔有很大比重。兩位教授多年研究成果和觀點滲透其中，可以說，每個注釋都是一個發現。所以，對東南亞歷史和華人華僑史有興趣的讀者，讀到譯註本無疑會有許多驚喜，同時，如果把英譯本與《開吧》正本一起研讀，收穫更大，可以深入認識早期華人在東南亞的日常生活和社會肌理。

Translated,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Leonard Blussé, Nie Dening: The 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 the Kai Ba Lidai Shiji and Other Stories (1610-1795), Brill Academic Pub, 2018一個意外的收穫

這個英譯註本源於四十多年前的一次偶然會面。包樂史回憶起這次奇遇，還相當興奮。他當時在日本京都大學修學，學期結束準備回荷蘭，途經新加坡。他跟隨一位研究文學的學友拜訪南洋史地專家許雲樵先生。這位學友想了解中國現代作家鬱達夫在南洋如何遇害以及遇害地點，當許先生得知當時的小包研究華僑史，便請他多坐一會兒，自己起身從房內搜出《南洋學報》（一九五三年第九卷第一輯），那裡面刊有他校注的《開吧》全文。許先生自己一直想翻譯成英文，可惜文本中混雜多種語言，特別是荷蘭文，對他來說是不可能的任務。許先生說，有可能的話，一定要翻譯成英文版，才能發揮《開吧》的史料價值。

許雲樵先生像（來源：sgmyouth.info）

後來，包樂史和他的老師發現了吧城另一重要史料——公館檔案，他與廈門大學一批研究者花了很長時間校注《公案簿》（至今出版到十五輯），《開吧》英譯本擱淺了。直到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包樂史再次應邀到京都大學訪學半年，他請聶德寧一起到京都著手譯註工作。之後他每年到廈大兩次，專題商討《開吧》譯註出現的一個個難題。二〇一六年暮冬，我到阿姆斯特丹拜訪包教授時，看到書桌上擺放著一堆校注資料，他感嘆這個項目比預期複雜得多，好幾次想放棄。二〇一八年三月他又到廈門做最後修訂，我們見面時，他長長舒了一口氣：總算解決了積鬱多年的心頭重負，實現了許雲樵等老一代學者的願望。

作者是誰？為誰而作？

《開吧》手抄本流傳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作者佚名，譯註者推斷寫作者可能是吧城公館（一七四二年開始荷蘭殖民者委任華人的自治機構）的秘書，大概成稿於一七九三年，因為只有秘書才能掌握一般人看不到的資料。而且，從書寫的特點來看，後三十年記載比較詳細，也較少差錯，似乎是作者親眼所見，並有意收集相關資料。作者的身份能否再縮小範圍呢，這一點相當困難，畢竟資料實在不多，我看譯註者一直在尋找蛛絲馬跡，他們還找出萊頓大學亞洲圖書館收藏的一塊牌匾，記載從第一任甲必丹（華人首領，也稱甲大）蘇鳴崗到黃綿光的簡要事跡，而一七四〇年紅溪慘案僅一筆帶過。譯註者推斷，作者應該是以此為框架展開《開吧》的記載。所以，作者有可能是作為秘書的吳纘綬。當然，這不是結論，畢竟沒有足夠的依據。

佚名作者從他的視角刻畫當年發生的紅溪（也稱洪溪）慘案（《開吧》英譯註本第13頁）

不過，從《開吧》敘事的特點來說，秘書所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作者時時兼顧吧城的兩個主流群體，即荷殖當局和華人領導階層。作者以「祖家」稱荷蘭王國，表現尊崇之意，而對最近幾任甲大的善舉流露出溢美之辭，行文時刻處於克制和權衡之中。特別是關於紅溪慘案的評述，比任何華人自己的記載都詳細很多，但是對荷蘭殖民者不擇手段的殘暴行徑，有批評也有保留。從這樣的敘述語態看，作者應該是隸屬於公館的公職人員。

作者是誰？可能永遠是一個懸案。但是，把目標鎖定在公館秘書，一個或幾個受過中華傳統文化浸染的華人知識分子，就是一個頗有研究價值的切入口，我們至少可以由此推出《開吧》的閱讀對象及其傳播路徑。《開吧》就像現在地方政府編修的「地方志」，往高處想，是可以作為「資治通鑑」看待的，也供知識分子研究參考之用。可想而知，讀者主要是公館裡的行政人員和極少數的華人知識分子。所以，研究者發現的最早幾個版本，並不是印刷本，而是手抄本。據譯註者介紹，在《開吧》成書後的半個世紀，至今發現五種抄本。根據許雲樵先生《開吧歷代史紀》「弁言」所言，《開吧》手抄本有四種，但實際上應該有五個抄本，因為當時許雲樵先生沒有提到康奈爾大學藏本《開咬咾吧歷代史全錄》。

那麼，兩位譯註者選用哪個手抄本為底本呢？許雲樵校注採用的是萊頓大學收藏的手抄本《開吧歷代史紀》，這是當時發現的最好抄本了。而康奈爾大學抄本《開咬咾吧歷代史全錄》應該是至今發現最早的抄本，數字記錄使用的是蘇州碼，也叫番仔碼，這是中國早期民間「商業數字」。從時間上判斷，康奈爾大學抄本早於萊頓大學抄本，更少有後來手抄者的修改痕跡，兩位譯註者選用的就是康奈爾大學抄本作為底本。

蘇州碼計數發票（來源：中新網）秉筆直書的編年體

《開吧》按編年體方式展開敘述，這是最簡單的方式。以編年史為基本體式，作者離不開對重大事件的關注，比如，歷屆總督和甲必丹的委任與繼任。值得一提的是，《開吧》雖然作為地方資政文獻，卻不會像地方志那樣，板著一張面孔，它不按財政、水利、造船、風俗⋯⋯分門別類。孔子提倡寫史要有「春秋筆法」，在自然敘事中表現出作者的旨趣和態度。《開吧》作者似乎也抓住了這一特點，盡力用簡要筆墨，表現出人物的喜怒哀樂。人物描寫沒有模式化和臉譜化，形象比一般的編年史更生動、豐滿。所以，《開吧》裡描寫的蘇鳴崗、郭郡、顏二觀老婆、抬棺人等，都讓人印象深刻。

巴達維亞華人節慶遊行隊伍，從儀式上看，更像是多種族群的狂歡節（《開吧》英譯註本第109頁）

但是，《開吧》作者在描述事件時，有時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更像是秉筆直書，不隱諱對具體事件和人物的看法。比如，一位甲大不會寫字，作為文化人的作者提到他就帶有輕視的口吻；另一個甲大很高調，就任典禮搞得像過年一樣，一年後故去，作者就在語氣上帶有因果報應的嘲諷。還有一個武直迷（華人官職，管理孤兒院）做事不夠仁義，作者甚至詛咒其「無後」。這種主動權掌握在書寫者手中的「地方志」，有其陌生而可愛的一面。

正是這樣樸實而率真的描述，給譯註者帶來很多難題。文本夾雜著閩南話、馬來文、荷蘭文等多種語言，還不時運用中文古字、異體字、俗字以及當時通行的「簡體字」，還有許多生造詞語⋯⋯作者顯然是在吧城土生土長，至少生活多年，才具有融合多種語言的能力。中荷兩位譯註者必須回到當時的語言環境，查對各種語言的不同表達方式。比如「土公」，其意為殯儀人員；比如「生理」，其實是做生意的意思。還有多種貨幣單位的表達也讓人頭痛，比如《開吧》裡常用的「只」，翻譯為cent，就是「分」「幾分」的意思，現在閩南口語還時常出現「仙」「幾仙」。還有，荷蘭語duit（一文錢），在閩南話中有「銅鐳」一說，與「只」「佔」「仙」的意思基本相同，《開吧》常常混合使用。

當地盛行的街頭哇揚戲，隨著華人人口的劇增，華人帆船到港或離港時，閩南頭家就請劇團來碼頭表演（《開吧》英譯註本第157頁）

除了語言的混雜，官職、時間、器物、稱謂等專有名詞也相當複雜。比如，甲必丹任職的時間記錄，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存在著時間差，大約相差一年，這應該是委任書在海上來回漂流的時間差。許先生在其注本中似乎就忽略了這一點。好在，現在兩位譯註者在書後做了詳細附錄：歷任荷蘭總督的荷文名、中文名，就任時間的西曆和中國年曆；歷任甲大的中文名、荷文名、荷蘭任命時間。還有，常用的專有名詞，也以馬來語、閩南語、荷蘭語列表說明。這樣一來，我們在查對人物、時間、專有名詞時，就可少走很多彎路。

史記與遊記

值得一提的是，譯註者為了讓我們進一步理解歷史背景，還譯介了幾乎同時代華人知識分子關於吧城的相關文本。難怪，書名中還包括了「and Other Stories」。附錄譯註的「其他故事」作為全書第三部分，分別是程遜我《噶剌吧紀略》《蔡新傳》（節選），王大海《海島逸志》（節選）及顧森《甲喇吧》。就像文章開頭提到的，這些文本畢竟是遊記或賦體，與《開吧》相比，史料價值需要打折扣。但是，作為資料互證，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清《開吧》的歷史背景和史料價值。

巴達維亞的全景圖，作於1632年，時逢建港二十年（《開吧》英譯註本第63頁）

王大海的《海島逸志》算是最有「故事」的。他在漳州漳浦成長，應邀到吧城當私塾先生，在三寶壠、北膠浪也居住過一段，時間是一七八三到一七九三年。他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一八〇六年付梓的《海島逸志》，從文體上看屬於文人遊記，他有意描繪華人在異域的傳奇故事。比如，他筆下幾個女性形象就遺留著《列女傳》的痕跡：富裕華人連捷公於一七三八至一七三九年在吧城任武直迷，一七四〇年在紅溪慘案中遇害，其妻不願成為權貴之婦，投江自盡；另一位「列女」，雖然是番婆，但在丈夫回閩南不幸身亡後，她堅持攜子回婆家伺候年邁公婆。

與王大海同為漳浦老鄉的程遜我，也在吧城當私塾先生，生活年代更早一些，從一七二九到一七三六年。他曾中過舉人，比王大海文化地位更高一些。回到唐山（華人對祖國的一種習慣稱呼）後，他於一七四一年在北京遇見時為翰林院編修的蔡新，也是漳浦老鄉。蔡新聽聞紅溪事件，急切想聽程遜我說說吧城情況，結果程遜我寫出來的是《噶喇吧紀略》，雖然多少反映當地華僑社會的情況，但還是傳統文人的遊記。後來，當方苞問蔡新是否應在東南沿海實施海禁時，蔡新回答萬萬不可，這不僅傷害地方百姓民生，也影響中央財政收入。乾隆時期，關於是否禁止與南洋貿易的爭論，作為文獻保留在中國第一檔案館，譯註者把這兩個文獻翻譯成英文，讓讀者了解清朝政府海疆管理政策以及對海外華人的態度。

以海為生的巴達維亞（《開吧》英譯註本第4頁）

其實，關於吧城的文獻，還有一篇作品與之密切相關，即清末學者陳乃玉的《甲喇巴賦》，譯註者在導論中幾次提到，但並未列入英譯註本的附錄。據譯註者說，《甲喇巴賦》通篇為賦體詩文，譯成英文，恐怕無法準確傳達作者本意，只好作罷。

季風帶來的日常生活

什麼風把你吹來？這是我老家東山島的問候語。東山島在明清之際還隸屬於漳浦，我也算是王大海、程遜我、蔡新的小老鄉。我知道，風向和風力對航海人太重要了，因而這句話才成為我們的口頭禪。讀著《開吧》原本和譯註本，我頭腦中一直縈繞著這樣一個問題：吧城華人生活始終受到一種自然力的制約，這就是季風。一年一度的季風，在三四百年前慢慢塑造了吧城及吧城華人的日常生活。

每年二三月，華人乘著強勁的東北季風，從月港出發，順風南下，二十多天到達吧城。然後，就留在這裡做一船貨物的買賣，清倉了就到賭場，等著五六月西南季風吹起，他們才「聞風而動」，揚帆駛回福建。所以，福建航海人離不開一本航海針經——《順風相送》，這本書記載著從月港到「東西洋」的海上航行指南（卜正民：《塞爾登的中國地圖》）。當然，打算長期留在吧城開啟新生活的不僅有福建人，也有一些廣東人，大家一樣要 「看天吃飯」，等候一年一度季風到來。只有唐山商船來了，才有生意可做。可以說，季風決定了華人在吧的生活節奏以及殖民當局的管理方式，從這個視角去看，是不是可以看到《開吧》更豐厚而真實的一面？

中國帆船畫像，這種遠洋商船可承載千名乘客以及相當數量的貨物（《開吧》英譯註本第9頁）

吧城興建初期，居民遠遠不足，需要大批工匠、店員、麵粉師、殯儀業者⋯⋯荷蘭殖民者等不及從唐山南來的平底船，畢竟每年才一次來回。他們到萬丹等周邊地區，企圖拉攏華人到吧城，當然受到萬丹人的強烈抵制，收效甚微。首任甲大蘇鳴崗面臨的第一個難題，也是人手和生意的問題。糟糕的是，他就任的第一年唐山商船根本沒到吧城貿易，城裡四五百戶人的生計已成問題。一六二〇年蘇鳴崗親自回福建動員，他老家就在月港附近的同安，然後等到東北季風到來，他才與七艘福建商船一同浩浩蕩蕩回吧，一舉奠定了他的威名。

荷蘭人在吧城站穩腳跟後，每年都要趁東北季風到來之前，拍賣各項稅種，一般在十二月三十日左右，出錢最多的人獲得第二年徵收權。稅種很多與華人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鹽密切相關，比如米稅、宰豬羊稅、酒稅、糖稅⋯⋯當然，也少不了賭場稅。一六六〇年所列的七種稅收，賭場稅排在第二種。《開吧》記載了一七四三年稅種達到十六項，燈燭、磨麵粉、鬥雞都納入在內，賭場稅從來不缺席。華人以愛賭出名，主要原因，就是對西南季風的漫長等候。

1790年荷蘭商船休息室的情景，當時華人水手在洋船頗受重視，畫面中間是烘乾衣物的設備（《開吧》英譯註本第187頁）

明清時期，官府要求福建外出男子必須已婚，因為下南洋至少耗時半年，有的甚至遙遙無期。年輕人出發前不但先要成親，還儘量讓老婆懷上孩子，這樣，男人們就多一份對家人和故土的牽掛。對大海另一端的吧城來說，一個只有光棍的世界，是多麼可怕！荷蘭殖民當局允許並鼓勵新客落腳後，與當地番女結合。當然，如果能與先期到達的華裔後代成親，那是更好的選擇，可是機會很少。但不管怎樣，他們生下的後代，統稱為「土生華人」（Peranakan）。

長途海上航行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折磨，特別是對婦女，但是有一個人卻願意接受挑戰。《開吧》裡面記載了鮮少發生的新奇事件：一六九九年，一位閩南女子，隨丈夫乘船到吧城，本來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沒想到卻被當成稀世之人。荷蘭人還請她到衙門做客，引起眾多人圍觀。不少人前來欣賞唐山女子的纏足，這在吧城是難得一見的。三五個月以後，這位婦女又乘西南季風回閩南了，到岸即被出首，還連累數人被殺，因為十七世紀末的清朝時期，官府不準女人隨同男人遠洋出行。

漫長的季風季節，使多數華人回不了唐山，吧城生活節奏也隨之發生變化，一些社會問題日益凸顯。一六五〇年荷蘭殖民當局以空地不夠用為藉口，不準華人死後葬在公司原先墓地。郭訓、郭喬等人合議興建一塊華人公墓（義冢），兩兄弟出面呼籲唐人捐款，於是開闢東邊公墓區，請一名「土公」專門管理。此舉「堪稱致治邦家，恩及孤魂」（荷蘭資料解釋，系因舊墓地用完，只好另找一塊）。我們從這個側面可以看到，當時華人居留吧城日益增多，如何妥善解決生死問題，成為華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議題。一六九〇年按郭郡倡議，在吧城成立美色甘（Meisegan），即孤兒和醫療等救濟機構，此舉荷蘭人在二十年前已經在本土實施。郭郡意見受到當局的肯定。救濟機構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吧城華人一些後顧之憂，隨之，也帶來一些新的麻煩。有一名叫邱祖觀的武直迷，一七〇五年他要求所有華人的奴婢死後，交繳一定費用方可出葬，如果私自下葬被查，罰款二十五文。一七二一年他死後，「喪腳」不給他抬棺材，好說歹說抬走了，半路想不通，又把棺材扔在路邊。後來，甲大出面懇求，也白費功夫，只好請當地番人過來幫忙，才送他最後一程。

當地華人首領的墳墓，創作者似乎有意借鑑了中國畫的空靈由西向東（英譯註本第20頁）

《開吧》不時向我們展現了樸實的生活細節，這樣的記錄，讓我們可以探尋早期華人日常生活的足跡。在熱帶地區，華人一般不穿鞋襪。可是，一六六〇年十二月底公堂競稅時，要求衣冠端正，有一個叫王旺的富人偏偏不理這一套，他赤腳直闖公堂，也許是實力不凡，居然沒人阻撓他，而他還競得照身票。

隨著華人在吧城人口的增多，中醫在吧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有一位中醫受到洋人很高的禮遇。一六八一年荷蘭總督回荷蘭，點名吧城著名中醫周美爹同船，當他的貼身醫生。到荷蘭後，他為周美爹安排了一個獨立居所，不但衣食無憂，還有專人伺候。第二年周美爹隨船回吧城。之後，吧城引進的新客目錄，總少不了中醫師一項。

或許是作者的樸實，《開吧》不掩飾在吧華人對人物的真實看法。《開吧》對首任甲大蘇鳴崗大加讚賞，而對第二任甲大，卻一句也不願提及。史學家總是善於發現人物之間的縫隙，譯註者在導論中這樣分析，原來第二任甲大是林六哥，只是他的身份為穆斯林，書寫者有意迴避，不讓其載入史冊。另外，作者還記錄了一個有趣的番婦，甲大顏二觀老婆為「貓釐之婦」，顏二觀因病突然辭世，老婆繼承職位（一六四八），她行事有點像武則天和呂太后，「如男人行儀，公庭斷事，亦頗明快」。但是，作者筆鋒一轉，又抨擊 「女子焉能稱甲」，「每逢經期到時，即推病不出」，「婦人為理國政，陰陽反悖，邦之將喪」。竟然將女性的生理期都拿來說事，而且與「國政」放在一起理論。

我的閱讀和思考路徑，明顯受到布羅代爾「長時段」史觀的影響，試圖撇開歷史中的政治事件、英雄人物，關注歷史上緩慢變化的事物和人物，比如港口、運輸、氣候及其與行動者的關係，這種結構在一兩代人的生存過程中可能是看不到的，它是緩慢發展的，甚至可以理解為接近靜止地運動。作為地理因素的季風，就是這樣在二三百年間影響著華人的生活和交流。當然，關注了「長時段」的同時，布羅代爾把視點瞄向「日常生活的結構」，即人們的衣食住行，這是歷史本身的基座。帶著這樣的視角，關注華人的柴米油鹽，以及沿街店鋪、賭場、秤屋、磨麵店等，而不只是乾巴巴的制度分析，是不是讓我們更能觸摸到早期華人在吧城獨特的生活面相及其背後的社會脈動呢？

巴達維亞華人救濟院，兼有救濟和醫療功能，初建於1690年（《開吧》英譯註本第94頁）

帶著這樣的視角，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問：蒸汽船從歐洲開到東南亞，機械力取代了風力，華人的日常生活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華人原先按二十四節氣生活，當他們到達東南亞，如何適應和調整新的節奏？還有，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大航海時代的人們到達亞洲時，如何應對時間的問題？如此多有趣的問題待我們去發掘和探索。而《開吧》及《蘭芳公司歷代年冊》這類罕見的華人自己編撰的歷史文獻，正好可以提供有價值的線索和資料，反之，思考這樣的問題，也有助於發掘這些珍貴歷史文獻被遮蔽的意義。

（《開吧歷代史紀》許雲樵校注本，《南洋學報》第九卷第一輯，新加坡，一九五三年；Translated,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Leonard Blussé, Nie Dening: The Chinese Annals of Batavia, the Kai Ba Lidai Shiji and Other Stories (1610-1795) ，Brill Academic Pub，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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