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年來，面對東部人口飽和、資源缺乏、城市發展障礙等問題，政界和學界不斷有人討論如何突破1935年胡煥庸劃出的璦琿—騰衝人口地理分界線。本文舍此難題，著重探討其提出的歷史情境，注意到二三十年代中國人口研究領域的人口分布轉向和移民殖邊思潮，以及翁文灝的人口地理分界線的提法對胡煥庸的影響，表明胡線端點隨經濟發展和人口變化的可變更性。同樣，胡線還承襲了「東南人滿，西北土滿」的傳統地理認知，在一個「整體的中國領土空間」基礎上畫界，突破了當時「本部—邊疆」二元話語，強化了中國疆域的整體概念和近代國家認同。
《歷史情境中的「胡煥庸線」》文 | 張軻風（《讀書》2021年1期新刊）
一九三五年，地理學家胡煥庸在《地理學報》第二期上發表《中國人口之分布》一文，根據收集和估算的全國各縣人口數據，繪製了中國第一張人口等值線密度圖，全面系統地反映了中國人口「西疏東密」的不均衡狀況。為直觀呈現這一研究成果，胡煥庸提出一條璦琿（今黑河）—騰衝人口分界線：
今試自黑龍江之璦琿，向西南作一直線，至雲南之騰衝為止，分全國為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方公裡，約佔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方公裡，約佔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則東南部計四萬四千萬，約佔總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佔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懸殊，有如此者。
1935年胡煥庸先生用手工畫圖發現的「璦琿-騰衝線」（來源：cnblogs.com）胡文不久即引起國際地理學界的關注，被美國《地理學評論》（Geographical Review）雜誌全文翻譯介紹，英、德等地理刊物亦相繼轉載。因其在描述中國人口分布上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田心源教授稱為「胡煥庸線」。
諸多研究揭示，「胡線」是描述中國人口「東密西疏」分布格局的基本分界線，也是一條反映我國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歷史條件差異、民族分布、城鎮化水平的重要參考線，且具有異乎尋常的頑固性和穩定性。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毋庸多言。我在此並不關注「胡線」因「地理本性」而造就的頑固性問題，也不希圖回答胡煥庸線「能否破」「怎麼破」的世紀難題，我關注的是，從知識生產的視角出發，胡煥庸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情境下提出「胡線」的？此線之提出反映了什麼樣的思想傳襲？
「爭訟久矣」的中國人口問題近代中國人口論的勃興，是以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引入中國為前提的，部分學者認為，近代中國衰落的病症在於人口過剩導致的社會危機和各類災害，因此提出通過移民實邊、節制人口增長、改良人種等舉措，以擺脫中國人口過剩的沉重包袱。然而，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始，中國人口問題討論出現了一次轉向。一九二四年，孫中山發表民族主義講話表示：「從前有一位美國公使叫做樂克裡耳（柔克義，W. W. Rockhill），到中國各處調查，說中國的人口最多不過三萬萬。我們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時候已經有了四萬萬，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則已減少四分之一。」受此刺激，孫中山表示：「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英美等列強）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徵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受國父遺教的影響，當時知識界為民族主義情緒和愛國話語所激發，泛起一股中國人口不增就要亡國滅種的論調，認為中國地大物博，平均人口密度並不高，不存在人口過剩問題。出於興國保種之需要，中國應該增加人口而非節制。
隨著討論的深入，學界逐漸達成的共識是，中國人口是否過剩，並不單純取決於人口總數和平均人口密度，只有從人口分布層面上談人口是否過剩才有意義。於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揭示中國人口分布不均並探討人口均衡之道成為中國人口問題研究的主要方向。在胡煥庸發表《中國人口之分布》一文之前，陳長蘅、諶亞達、許仕廉、楊效春、牟永錫、華企雲、翁文灝、張印堂、涂長望，以及葛德石（G. B. Gressey）、洛克斯佩（P. M. Roxby）等中外學者均曾撰文詳細探討過中國人口分布狀況，洛克斯佩、許仕廉等人甚至繪製了中國人口分布圖。陳長蘅《中國人口論》指出：「本部十八省人口最密，平均每英方裡有二百六十八人；東三省次之，平均六十一人；新疆又次之，平均五人；蒙藏又次之，平均二點七人。二十一行省之平均密度為二百二十九人，二十二行省之平均密度為一百七十八人。全國平均密度為一百零三人。」進而認為：我國人民「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皆居於十八省」，「非積極移民無以厚內地人民之生計，亦無以保滿蒙回藏廣大之領土」。署名子明的《中國人口問題與移民實邊》（《銀行周報》一九二八年第三十九期）一文也指出：「吾國人口，其癥結並不在於過多，而在於分配之不均。試披閱吾國地圖，本部十八省不過佔全國面積三分之一，而人口佔全國七分之六。此外如滿、蒙、新疆、西藏等邊陲，類皆地曠人稀，面積佔國權三分之二，人口僅七分之一。」而移民實邊「實為吾國今日最要之政策」。
美國雪城大學檔案館藏，1946年胡煥庸致葛德石（G. B. Gressey）函（來源：news.ecnu.edu.cn）儘管當時研究依據的人口數據差異極大，精度和尺度也各有不同，但其結論是高度一致的，即中國「本部」地狹人稠，「人無地耕」；邊疆則土曠人稀，「地無人耕」。既如此，移民殖邊可緩解內地人口過剩之壓力，可開發邊疆空曠之荒地，可鞏固邊防以滅列強覬覦之心，可謂一舉而三善備。移民殖邊成為當時社會各界的普遍呼聲。正如劉寶珺《中國之人口問題》（《馮庸大學月刊》，一九三一年第一期）一文熱情洋溢地呼籲：
內地有過剩的人口麼？請到邊疆去！有糧食不足為患嗎？請到邊疆去！有無業的遊民、失業的勞工嗎？請到邊疆去！退伍的兵士，挑得動，任得勞，何必去作土匪，可到邊疆去！學校的畢業生，有智有謀，為了謀生，何必逢迎軍閥，可到邊疆去！邊疆的土曠人稀，物產既美，邊疆可耕可牧，亦多礦多林，本求食之佳處，亦人民之樂境。
胡煥庸正是在這樣的情景下參與討論的。胡文根據全國分縣人口統計數據，將中國人口密度分為八個等級，並以每點代表二萬人的「點子法」，繪製了代表當時最高精度的中國第一幅等值線人口密度分布圖，這表明了胡文在研究精度和尺度上較前已有大的突破。然若從學術創新意義上審視，胡煥庸的中國人口地理分布研究及《中國人口密度分布圖》並不「新鮮」，胡文觀點也未超越前人，這或許也是胡文在當時國內學界並未引起充分重視的主要原因。然而，作為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的「胡線」之提出，卻是一次重要的學術貢獻。當時學界關於中國人口分布的「空間性」差異，早已形成了一種共通的表達方式，即「本部十八省」和邊疆地區的空間分異（「本部—邊疆」二分法）。那麼，胡煥庸為何突發奇想，突破這一傳統思維和既有路徑，創造性地畫出一條自東北璦琿以迄西南騰衝的人口地理分界線？又是什麼樣的歷史情境，啟發了胡氏以此線為界，將中國分為「東南」和「西北」兩個半壁？
2015年地理遙感人口密度分布圖（來源：douban.com）從「翁文灝線」到「胡煥庸線」一九三二年，著名地理學家、地質學家翁文灝發表了《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獨立評論》第三期）一文。這篇論文也是參與中國人口問題討論的重要成果。翁文儘管是在資料不完備的情況下完成的，但它創新性地探討了中國人口分布和土地利用的空間差異情形，尤其注重以自然區域作為認識中國區域不平衡發展的科學方法。翁文將中國人口稠密區域分為中原區（白河黃河及淮河平原）、揚子區（揚子江中下遊平原）、丘陵區（以上平原附近之低山寬谷區域）、東南沿海區（浙閩粵等東南沿海區域）、四川盆地五大自然區，測算出各區域的人口總數和人口密度數據，據此指出：
以上五個區域總算起來約計面積七十萬方裡，佔全國百分之十七弱，他的人口則有三萬五千數百萬人，佔全國百分之八十三強，密度總平均每方裡多至五百人。其餘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乃分布於其他百分之八十三的面積，平均密度每方裡只有三十五人。可見中國人口分布是極端的不平均。
同時翁文表示，移民殖邊是「應該走的大路」，但西北地利不足，幾無移殖之希望，而主張對東北移民開發。他曾形象地說：「中國人向來好以地大物博自豪。大多數的人往往默認一切土地皆可同等利用，只要有人去開發。其實地的好壞大有分別，好的地方一方裡養一千人綽有餘裕，壞的地方一方裡養五十人還甚困難。」翁文一經發表，獲得學界的廣泛關注和徵引，影響極大。
胡文的研究思路和結論，顯然從翁文中得到不少啟發。胡文的落腳點是討論移民殖邊的可行性問題，強調地理環境的人口承載力思想，應該是對翁文觀點的申說。
翁文對胡煥庸的啟發不唯如此，還直接表現在以分界線手段呈現人口分布空間差異上。翁文指出：
假如我們在中國地圖上從北平起，沿太行山脈向南，經過鄭州、宜昌、常德、寶慶、梧州到欽州畫一條線，上述四個人口最多的區域（中原區、揚子區、丘陵區、東南沿海區）皆在此線以東。四個區域合計面積約六十四萬方裡，佔全國百分之十五，人口合計則有三萬一千萬人，佔全國百分之七十以上。
翁氏畫出的這條人口地理分界線，北起北平，南達欽州，呈現出與我國第二地理階梯線大致吻合的態勢。若套用「胡線」命名法，可稱之為「翁文灝線」或「北平—欽州線」。「翁線」之提出，可能給了胡煥庸直接的「提醒」。
中國地理一、二、三階梯線（來源：zhidao.baidu.com）如何看待「翁線」和「胡線」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呢？毋庸置疑，「翁線」和「胡線」與其說是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毋寧說是地理學家為了更直觀描述人口分布的空間分異性而採取的一種可視化方法和參考性基線。很多學者總愛強調「胡線」的客觀存在性，認為它是我國地理環境、經濟、社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歷史產物。然則，這樣的理解事實上忽略了「胡線」是地理學家發揮主觀意識作用的舉動，其本身有科學性，但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客觀存在。「翁線」因資料殘闕和研究模糊性，科學典範性明顯不足。與之相比，「胡線」依據的數據精度更高，兩個端點的選擇更科學合理，實現了中國人口分布空間差異性的最大化。一九八二年，孫敬之曾提議將「胡線」改畫為「漠河—騰衝線」，胡煥庸則認為，這樣的畫法將大興安嶺、呼倫貝爾高原、內蒙古高原以及岷山、邛崍山等人口稀少之高原山地都包括在東南半壁之中，不如原界線「更加貼切和能說明問題」。可見，胡煥庸關於「璦琿—騰衝」兩個端點的選擇確實是做過精心測算的。
總而言之，不論是「胡線」還是「翁線」「孫線」，儘管都能反映中國人口「東密西疏」的空間大勢，但我們並不能據此認為這些分界線都是必然存在或客觀形成的。人口地理分界線的「畫法」，確有一種遵循科學邏輯的主觀性，其只有是否更科學、更合理之說，而無客觀必然存在之理。人口地理分界線是社會經濟發展和人類改造地理環境的一項重要指標，「胡線」對「翁線」的改造，就是這樣一次不斷提升研究精度以及典範性、標準化的科學舉動。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著中國經濟深化發展和人口分布變化，在未來地理學家的眼中，中國人口「東密西疏」的空間大勢或許不會改變，但「胡線」的兩個端點（璦琿和騰衝）並非完全不能變更。
東南人滿，西北土滿如果說，「胡線」對「翁線」分界線思維的繼承是一次科學表達方式的傳襲，那麼我們更應該關注「胡線」得以提出的思想傳襲。胡煥庸以「胡線」為分界，將中國劃分為「東南」和「西北」兩個半壁，事實上源於「東南」和「西北」地理分異的傳統認知，更具體一點說，是根植於古代中國「東南人滿，西北土滿」的歷史情境之中的。
「東南」與「西北」是古代中國頻繁對舉的兩個方位概念。司馬遷說：「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這句話凝聚了古人豐富的地理經驗。很多歷史文獻也描述中國的地理大勢為「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不惟地形，「東南」與「西北」在經濟、文化上也呈現出較大的地理差異。西晉張華《博物志》記：「東南之人，食水之產；西北之人，食六畜產。」歐陽修《論逐路取人札子》云：「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兩宋時期，在經濟文化重心轉移的大背景下，中國人口「東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在南宋即已形成。宋人將這一人口比重變化稱為「天運」之轉移，「三代以前，天運主於西北，故戶口之盛莫盛於西北；三代以後天運主於東南，故戶口之盛莫過於東南」。這說明宋代伊始，人們對「東南」「西北」的人口分布格局也有了一定的認識。到了明代，郭之奇已使用「東南人滿，西北土滿」來形容這樣的人口分布格局變化。至清康熙時，移民殖邊以均人口的思想也被人提出來，朱奇齡明確主張「以東南有餘之民，任西北有餘之地」。進入近代，西北移民殖邊之論成為潮流，「東南人滿，西北土滿」一語，與清末以來中國人口「四萬萬」的數字神話類似，且相互映照，為近代中國社會各界人士耳熟能詳，這是近代中國移民殖邊思潮興起的思想基點。
需要進一步揭示的是，在模糊的傳統語境裡，我們很難理解「東南」和「西北」兩個概念的性質和區域範圍。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歷史情境、文化語境之下，「東南」「西北」所指稱的區域範圍自然也有較大差異，諸家對此多有不同的認識。僅就近代中國而言，「西北」與「東南」在區域空間上大致可以視為「邊疆」與「本部十八省」之間的對舉關係。然而，在探討歷史區域變化之外，絕不能忽視對傳統語境的探討。在歷史語境裡，「東南」和「西北」往往包含偏正解構式的複合詞和並列結構式的連接詞兩種形式，也就是說，「西北」可能是指正西和正北兩個方位之間的「西北一隅」，也可能是指包含正西和正北兩個方位的「半壁」區域。正如近人曾養甫《建設西北為今後重要問題》所云：「西北區域，從廣義言之，則西、北二部悉在其內。從狹義言之，則僅指西北一隅。」
回頭再看「胡煥庸線」。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人口「東密西疏」的分布格局已為人廣泛研究和揭示，「東南人滿，西北土滿」也早已是知識界表述中國人口分布的口頭禪。而「翁線」的出現，為胡煥庸提供了具體的分界線思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胡煥庸將這一半壁區劃法具體落實在中國人口地理研究之中，於是「胡線」應運而生。總言之，「胡線」是依靠較高精度的人口數據，運用分界線思維和標準化手段，在現代科學研究過程中化約和展現「東南人滿，西北土滿」傳統認識的產物。可以說，學理上的「胡線」提出不足百年，但事實上的「胡線」已存在了千餘年。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版《胡煥庸人口地理選集》（來源：whb.cn）不能忽視的另外一個事實是，「胡線」是建立在一個「整體的中國領土空間」基礎上畫出的人口地理分界。近代中國的領土空間是隨著清代疆域觀念變化和國際條約體系的介入，以清代疆域為主體逐步確立下來的。然而，身處其中的相當一部分知識精英尚未建立起現代中國疆域的意識，或者執拗於傳統天下觀主導下的華夷秩序，或者不自覺地受日本輿論話語影響，接受了中國「本部—邊疆」截然二分的對立論，個別人甚而因西方殖民話語的刺激，沾沾自喜地將中國「本部」之外的邊疆之域也視為中國的「殖民地」。正是囿於這樣的思想局限，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人口問題大討論中，多數知識精英堅持以「本部」和「邊疆」截然分為二區的慣性思維和刻板邏輯。
翁文灝、胡煥庸等地理學家則成為破除「本部」話語的踐行者，他們與歷史學家、政治學家關注邊疆問題的角度向來不同，並不糾結於「本部—邊疆」二元對立話語，也不像顧頡剛那樣大聲疾呼「『中國本部』一詞亟待廢除」，而是另闢蹊徑，特別注重從「整體的中國領土空間」這樣一個地理實體中陳述地理問題，立足於這個地理實體內部的自然區域進行科學分析，這使得過去被誤讀的國家版圖，以一個清晰的「秋海棠狀」中國疆域輪廓呈現出來。一定程度上，這使得他們能夠擺脫政治疆域史的糾纏，超然於意識形態的束縛，將具有強烈的政治—歷史屬性的中國疆域輕描淡寫地自然化了。這種通過強化「地理中國」意識的科學建構，可謂潤物細無聲，結果是反而增強了蒙、新、藏、青等邊疆之域的領土屬性，成功消解了中國疆域描述中「本部—邊疆」二元論的負面影響。
胡煥庸先生（來源：news.ecnu.edu.cn）英國學者大衛·利文斯通曾強調：美國的地質學調查，「將整個國家作為一個可以想像可以圖繪的、緊密聯繫的實體，而賦予了形象」，並「通過地圖學操作」，令獨特的國家認同理念「變得高度真實了」（《科學知識的地理》，孟鍇譯，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七年版，136頁）。由此，「國家認同的建構與地理形象的繪製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胡線」發揮的作用與之類似，作為近代地理科學的一種知識構建產物，它通過破除舊有的「本部」論，重新提煉出一種解釋中國領土空間及其內部區域分異的學術話語，清晰完整地呈現出一個可視化的中國疆域輪廓，藉此完成了現代中國疆域觀念和國家認同的一次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