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黨史文匯》2014年12期,作者:胡新民)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是兩件大事。其功過是非,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了這樣的結論:「一九五七年的經濟工作,由於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仍然有人質疑這個結論:認為整風就是為了反右,而且毛澤東一開始就設計了「引蛇出洞」的策略。然而,歷史的真相併非如此。
整風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反右
全黨整風實際上是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的八大提出來的。聯繫到延安整風,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指出,現在我們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思想和作風,不利於黨內團結和黨同人民的團結,必須大力克服這些嚴重缺點,才能把我們面前偉大的建設工作做好。與會的主要中央領導在會議期間和會議以後,都談到了整風問題。朱德在會議期間的1956年9月17日發言時說:「我們只要接受過去犯錯誤和改正錯誤的經驗教訓,採取整風的方法……我們就能夠防止發生嚴重的錯誤,就能夠及時地糾正已經發生的錯誤,使小錯誤不致變成大錯誤,使暫時的錯誤不致變成長期的錯誤,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確和黨的統一和團結。」
中共八大召開前後,即1956年秋冬,中國國內出現了一些不安定的情況。工廠農村學校都發生了一些群體事件。針對引發群體事件主要原因之一的幹部特殊化問題,劉少奇在1956年11月10日指出:「在幹部中間要用整風的辦法進行教育。要批判特權思想、站在人民頭上的思想、社會沙文主義的思想、主觀主義和命令主義的思想、官僚主義思想。」1957年5月7日,劉少奇在高級黨校和學員就整風問題進行了長談。他說:「關於學習和整風的矛盾問題,你們準備把整風和學習理論結合起來,這樣好。要力求兩不誤,既讀了書,又整了風,只讀書不解決思想問題,不整風,就是教條主義;只整風不讀書,就可能犯經驗主義。我們過去整風,讀書少了一些,有的甚至沒有讀書,是個缺點。這一條是值得今天注意的。」「整風整什麼? 認真學習文件,聯繫實際,討論問題,檢查自己的思想。」「整風就要大講這些脫離群眾的事實,要大家想一想。好多同志對這樣一些脫離群眾的事實熟視無睹,看一看就過去了。要學會聽閒話,有的同志聽不得閒話,特別是聽到告狀一類的事,就沉不住氣了。看到茅房寫了標語就去追查,當反革命問題搞。這樣一些問題,都要在整風時想一想,檢查檢查。整風中就是要注意研究檢查黨和各方面群眾的關係。」「在黨校整風過程中,同志們不論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對中央和中央各部門有意見可以講,對地方有意見也可以講,可以放手批評。但一定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實事求是,和風細雨,注意態度。」
在中共八大召開前後,國際上的波匈事件對中國國內影響也很大。周恩來於 1957年1月先後訪問了蘇聯、波蘭和匈牙利。波蘭的亂局和匈牙利的騷亂都使他更加深刻感到,執政黨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出現危機。中共要避開這個陷阱,最好的辦法就是進行全黨整風以加強與群眾的聯繫。周恩來回國後「無論在什麼會議上,只要講話都要談到這個問題,幾乎是走到哪裡,講到那裡」。
1957年3月12日,周恩來在與來訪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會談中說:我們每個國家都存在矛盾,而人民內部也還有矛盾,解決這些矛盾是一個重要的任務。3月24日,周恩來在杭州看望正在療養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告訴他中國共產黨準備開展整風運動,希望李考慮意見,幫助黨整風。4月13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4月14日,周恩來接見60多位電影工作者,在講話中闡述了在黨內開展整風運動的必要性。4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浙江省委第4次會議(擴大)和省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作國內外形勢報告,指出:我們主張從現在開始,自上而下地進行整風。4月25日,周恩來在杭州筧橋機場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等人交談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說整風應經常進行,否則思想會生鏽。4月29日在北京又與毛澤東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了整風問題。
反右時期的大字報
總之,從中共八大召開後的半年多時間裡,中央幾位主要領導成員都在積極推動整風的開展。「1957年4月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加緊部署整風的一個月,甚至可以說,在這個月內,幾乎每天都在研究和談論整風問題。」(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607頁)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因為向國內多次介紹了波蘭匈牙利由於內亂而造成的嚴重損失,以及共產黨人和愛國者慘遭殺害的情況,對推進全黨整風起到了特別的作用。國際知名研究周恩來專家、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在其《周恩來傳》中寫道:「(1957年)2月初,他返回中國……周得出的教訓是,共產黨領導們應當糾正自己的錯誤……不斷糾正錯誤可以加強而不是削弱中國的社會主義」。周恩來「明顯地贏得了毛對此事的贊同,並決定開展大規模的整風運動。」(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 解放軍出版社1989 第207頁)。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全黨整風開始。初期進展健康順利,黨衷心歡迎黨外人士和黨員群眾的善意批評和建議。毛澤東曾肯定開門整風的成果,指出:開展整風「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化學教授傅鷹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佔90%以上,對於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
但是從5月中下旬至6月初,國內政治生活的氣氛突然十分緊張起來,社會上極少數人乘「大鳴」、「大放」之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他們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極力抹煞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成就,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把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說成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極少數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很快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在某些地區和部門的一定範圍內出現了複雜的局面,而且有蔓延之勢。
各界響應號召,張貼大字報向執政者提意見。
這種出乎預料的極端錯誤言行,引起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警惕。中央領導連續召開會議進行研究。5月l4日晚九時,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至次日凌晨一時。到會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李維漢、康生、陸定一。16日繼續開會,從晚九時到次日一時二十分。與會者增加了新華社社長吳冷西。這表明此時中共中央已經將這那些極少數的人的問題看得十分嚴重了。
5月19日,北京高校學生中出現了不穩定的跡象,有些學生開始分頭到北京各大學和天津、濟南等地的大學去聯絡,並通過書信將大字報寄往全國各地的高校,企圖造成一個全國性的運動。當晚,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開會至深夜。5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至翌日凌晨一時。5月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鄧小平關於最近整風鳴放情況和工作部署的報告。中央認為,整風運動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點、改進工作;另一個是團結黨內外中間派。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必須採取「放」的方針策略。中央決定主要在國家機關和大專院校集中一周左右的時間「放」,黨員暫不反擊。這次會議實際也是準備由黨內整風轉向開展全社會的反右派鬥爭。
5月25日,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員接見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他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次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毛澤東這段講話。毛澤東的講話,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在整風鳴放的重要時刻公開發出的反擊右派的預警,也是為鳴放劃出了底線。
但是極少數人仍然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