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在天安門城樓（資料圖）
1982年4月23日，傍晚時分，一輛轎車悄然駛進北京西單西絨線胡同，停在一個四合院前。這個四合院以前的主人是黃炎培先生，現在，住著時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周揚。
從轎車裡走出一位年近七旬的清瘦老人。他就是曾經顯赫一時、後來身陷囹圄的陳伯達。此時的陳伯達，仍處於保外就醫狀態，並未刑滿釋放，所以「陪同」他前去周揚住宅的除了司機，還有兩位公安人員。
根據陳伯達兒子陳曉農的回憶，陳伯達與周揚的交談長達4個多小時。在交談中，陳伯達講述了當年拯救毛澤東的事情：
19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裡，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牆，聽警衛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到安全地方，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險的……
陳伯達還談到，1971年，他被押往秦城監獄服刑，曾在獄中高呼「我救過毛主席」，後來夥食果然改善。陳伯達就是以如此獨特的方式，顯示他與毛澤東非比尋常的關係。
陳伯達命運中的第一個轉折點
陳伯達第一次遇見毛澤東，是在1938年的延安。彼時，這位三十出頭的青年已經攜帶妻兒輾轉來到革命聖地一年多了。
抗戰時期的延安，是愛國人士嚮往的地方。1938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在一次講演中感慨地說：「今天許多人歸向了共產黨，天下英雄豪傑雲集延安。所以我說十年以來，人心大變，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艱苦，不遠千裡而來延安。」
陳伯達也是其中的一員。只不過，早在10年前白色恐怖籠罩中國的時候，他就經人介紹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度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科科長、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到延安來更像落葉歸根，而非投奔光明。
陳伯達是福建惠安人，說一口難懂的閩南方言。初到延安，中組部安排他在剛剛創辦的陝北公學任教。上課時，陳伯達在上面滔滔不絕地講解，下面學員面面相覷，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只有不斷在黑板上書寫，學員才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後來，馬列學院成立，首任院長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洛甫)擔任。張是陳伯達留學蘇聯時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兩人關係很好。他將陳伯達調來當教員，還介紹給毛澤東認識。不過毛澤東並未在意這位其貌不揚的教員。
陳伯達在馬列學院授課，語言依然是一道坎。以至於輪到他上課的時候，要帶一名「翻譯」，將他的閩南方言翻譯成普通話。這種日子過得當然辛苦。好在不久他就熬出頭了。1938年夏天快要結束的時候，馬列學院舉行一次孫中山思想討論會。會上，大家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發生了爭論。有人說孫中山思想屬於「小資產階級」，有人說應該是「民族資產階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說服不了誰。就在大家爭論得不可開交時，陳伯達發言了。也許是汲取了講課的教訓，陳在發言時儘量說得很慢，便於大家理解。他顯示了與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巧妙地運用了「辯證法」，強調孫中山思想既有「小資產階級」屬性的一面，也有「民族資產階級」的一面。
陳伯達的發言引起了在場另外一個人的興趣——毛澤東也參加了這次討論會。毛澤東不一定完全聽懂了陳伯達的話，但他敏銳地看出，這位教員比其他人的理論水平明顯高出一籌。會後，毛把陳伯達留下來，了解他的情況。當晚，還請他一起陪一位美國記者(作者按——是否埃德加?斯諾?待考)吃飯。吃飯時，毛澤東得知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教過「先秦諸子」，非常高興。因為他對中國古代哲學也很有興趣。兩人有了共同話題，越說越起勁，竟把美國客人晾在一旁。
這是陳伯達與毛澤東的第一次交往，也成了陳伯達命運中的第一個轉折點。因為沒過多久，一紙調令就將他調到毛澤東身邊，擔任首席政治秘書。
毛澤東身邊的「五大秘書」之一
毛澤東早年曾擔任中共中央局秘書，又做過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一向對秘書工作高度重視。從1928年毛澤東任工農紅軍前委書記時調動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政治部宣傳員、分隊長譚政擔任秘書，到1974年安排張玉鳳擔任機要秘書兼生活秘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秘書，一共有35位。
毛的秘書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政治秘書，如陳伯達、胡喬木，主要職責為起草文件、撰寫稿件等。一類是機要秘書，如葉子龍、高智，主要職責為收發文件，整理資料等。一類是生活秘書，如江青、張玉鳳，主要職責為負責毛澤東的日常生活和飲食起居。在毛澤東的秘書隊伍中，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江青影響最大，被稱為「五大秘書」。
普通人印象中的秘書工作，不外乎端茶倒水、整理文件等。毛澤東對秘書尤其是政治秘書的要求顯然遠不止於此。他要求秘書能夠從事政治理論研究，起草撰寫重要的文件、文章，相當於毛澤東的「文膽」。
當時的延安有好幾位理論寫作高手，比如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楊松、《解放》周刊編輯吳亮平、抗日軍政大學主任教員艾思奇，范文瀾、何思敬、胡喬木、周揚、丁玲等都是一時之選。但最終，毛澤東選擇了陳伯達。1939年春天，陳伯達調到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任副秘書長(一說為副主任)，正式成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這一做就是31年。
國民黨稱之為「陳逆伯達」
陳伯達一生寫過很多文章，在抗戰時期發表的《評〈中國之命運〉》，算是他的開山之作。後人評價，這也是陳伯達寫得最好的文章。
1943年，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其侍從秘書陶希聖起草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本書洋洋灑灑十幾萬言，中心論點就是一個：宣稱只有國民黨才能救中國，只有蔣介石才能救中國，並對中共進行了攻擊和污衊。在推廣發行這本書時，國民黨方面可謂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紙張印刷，其價格卻極便宜，讓老百姓都買得起。因此，該書的發行量很快就超過了100萬冊。面對國民黨發起的宣傳攻勢，中共方面決定進行「反擊」。毛澤東以其一貫的幽默語氣對陳伯達、范文瀾等人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作文章呢」。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范文瀾、艾思奇、齊燕銘等分別作起了文章。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了《評蔣介石先生〈中國之命運〉》一文。全文對《中國之命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評。在審稿時，毛澤東將題目中的「蔣介石先生」去掉，再稍作修改，並將署名改為陳伯達一個人的名字，刊發在7月21日的延安《解放日報》上。
中共中央宣傳部借這篇文章進行了一次黨內黨外的擴大宣傳。大後方印了幾萬本小冊子，不但在根據地發行，還發行到了重慶，甚至還翻譯成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關注。受此文的影響，美國左派人士著文譴責《中國之命運》是法西斯主義。《評〈中國之命運〉》一時洛陽紙貴，國民黨下令嚴禁此文，稱作者為「陳逆伯達」，陳伯達因此名噪一時。
此後，「陳逆伯達」繼續向國民黨陣營開火，先後寫下了《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解放後他又寫下了《史達林和中國革命》《論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參與起草了《共同綱領》(即臨時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五四憲法」)、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根據毛澤東的多次講話精神，歸納整理成毛澤東建國後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論十大關係》，起草了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和《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以及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等。
周恩來曾讚揚陳伯達：他是「我們黨的最好的理論家」。
毛澤東與陳伯達在天安門城樓交談（資料圖）
從炙手可熱到突然「消失」
在毛澤東的30多位秘書中，陳伯達的職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毛澤東親自點將讓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澤東、林彪之後，位於康生之前。
當然，彼時炙手可熱、風光八面的陳伯達，並不知道僅僅在一年後，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將徹底終止，且被冠以「反共託派分子」的罪名，墮入秦城監獄。
1970年夏天的廬山會議，林彪第一個發言時，不顧大會議程，大談特談「天才」問題，提出設立國家主席。第二天，陳伯達在參加華北組會議時，不點名地指責有人(實際上就是指康生、張春橋等人)反對稱毛澤東為「天才」，同時陳在中央委員中鼓動要設國家主席。此外，吳法憲、葉群、王洪文、邱會作等也分別在西南組、中南組、上海組、西北組發言，附和林彪的講話。當天，華北組還出了簡報，刊發陳伯達在小組會議上的發言，編為全會第六號簡報在全體中央委員中散發。
毛澤東的反應怎樣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宣布停止討論林彪8月23日的講話，收回華北組第二號簡報，責令陳伯達做檢討。繼而，由毛澤東找林彪談話，周恩來找吳法憲等人談話，要他們向中央做檢查。
更沉重的打擊還在後面。會前，陳伯達摘錄了很多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稱天才」的材料，為廬山會議造勢。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在這份材料上寫了一段話，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點意見》。文章不長，全文照錄於此：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裡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地配合了。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什麼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顯然，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澤東僅僅批評了陳伯達一人。而且，特意點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澤東的身份和影響，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陳伯達政治生命的終結。接下來的會議上，陳伯達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沒有出現在主席臺上。所有的新聞、簡報都不再點到他的名字。從外界來看，曾經地位頗高的陳伯達，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廬山：中槍的為何是陳伯達
林彪為何提出「天才論」並倡議設置國家主席？毛澤東為何勃然大怒？鬧劇的主角是林彪，中槍的為何是陳伯達？這些問號就像飄蕩在廬山山麓間的雲霧，讓人捉摸不透。不弄清楚其中原因，就讀不懂廬山會議的詭譎多變。
「天才論」實際上是老調重彈。在此次修改憲法中要提到毛澤東。此前對毛澤東的評價，最權威的無過於林彪為《毛主席語錄》所寫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話，「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段話隨著《毛主席語錄》的問世，成了毛澤東的「專用」評價語言。林彪本人也在多次講話中，稱頌毛澤東是「天才」。中共九大召開時，這段話一度寫進政治報告和黨章草案。可毛澤東在審閱時將「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詞語刪除，只保留了「繼承、捍衛和發展」三個動詞。這說明，毛澤東對近幾年泛濫成災的個人崇拜思潮是有所警惕的，甚至是反感了，有意識在這方面降溫。正如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書房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表示，「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了，要降溫了。」林彪是否真的沒有覺察到毛的情緒變化?
但真正讓毛澤東生氣的其實是國家主席之爭。新中國成立後，1954年，按照《憲法》規定，中國設置了國家主席職位。第一任國家主席是毛澤東。1959年，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繼任者是劉少奇。1964年，劉少奇再次當選國家主席。1966年「文革」開始，劉少奇遭受批判，被解除一切職務，開除出黨。國家主席職位自此出現空缺，一直到1969年劉少奇病逝也未恢復。林彪對國家主席非常感興趣。雖然當時他已經是黨的唯一副主席，黨章確定的「接班人」，但實際上擁有的權力並不大。在黨內，一切重大事項都必須毛澤東拍板;在政府方面，則由周恩來主持工作。林彪深知，他想當國家主席，首先就必須恢復這個職位。只要這個職位一恢復，當選者只能是他。畢竟，毛澤東早就辭去了國家主席，一定不會在77歲高齡時再次出任。
但是，毛澤東多次反對設置國家主席。1970年3月8日，毛澤東提議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4月12日，他對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林彪建議毛澤東兼任國家主席等的請示報告作了批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議不妥。」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以《三國演義》「孫權勸曹操當皇帝」的典故告誡林彪不要打國家主席的算盤。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毛澤東第四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毛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林彪置毛澤東多次反對設置國家主席的意見於不顧，在23日的大會講話中發動「突然襲擊」，繼續重申了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毛澤東的不滿可想而知。
在廬山會議上，提出「天才論」和建議設置國家主席的並不止陳伯達一人。除了林彪，葉群、王洪文、吳法憲等人也持相同意見。周恩來在東北組的發言也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同意「天才論」觀點。那麼，為什麼毛澤東單單拿陳伯達開刀，而不涉及林彪等人呢?原因是複雜的。其中，固然有前面所言挽救和教育林彪的原因，也有策略方法上的考慮。畢竟，陳伯達雖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手中沒有實權，在黨內影響遠遠不能與林彪相比。拿他開刀，風險最小。當然，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最高領導早就對陳伯達不滿了。
陳伯達是毛澤東一手提拔上來的。毛澤東看重的是陳伯達的「書生」本色與「理論」頭腦。31年來，陳伯達的確為黨做了大量宣傳和理論工作，特別是「文革」中，進行了輿論導向和理論宣傳總結，從而豐富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但最近一些年來，陳伯達的表現越來越令人失望，在理論工作上跟不上毛澤東的節拍，屢次受到毛的嚴厲批評。更犯忌的是，他還由於各種原因與林彪、葉群等人走得很近。
應該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雖然毛澤東偶爾會批評敲打陳伯達幾句，總體說來還是信任他的。因此，才會在「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欽點陳伯達為組長。從很大程度上講，也正因為這個組長職位，陳伯達才得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常委，爬上權力的頂峰。
但隨著「文革」的深入，陳伯達不斷受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排擠。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手下大將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已經被打倒，陳日漸孤立。在中共中央，其地位日漸被張春橋取代。江青可以肆無忌憚地罵他，連康生都嘲諷這位馬列主義研究院院長是「烏龍院院長」。
孤獨的陳伯達得重新尋找「靠山」或者說「盟友」。找誰呢?在政治局常委裡面，毛澤東和周恩來顯然都不是合適的對象。找來找去，最終找到了林彪。此時的林彪，在軍隊裡的勢力越來越大，可手下沒有靠得住的「筆桿子」，因此，兩人一拍即合。1968年，中共九大召開前夕，陳伯達與林彪握手了。一次，陳伯達在電話中無意說出想吃海蟹，葉群馬上以「林辦」名義，讓空軍用飛機送到陳伯達處。
這種「抱團取暖」的行為犯了大忌。
陳伯達(中)
罪與罰
顯而易見，陳伯達被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嚇懵了。他想彌補自己的過錯，尋求毛的寬恕。他請求見毛澤東一面。毛居然同意了。
見了面，毛澤東與他握手，第一句話就是，「這幾年你官做大了，不來見我，也不寫文章了。」自起草八大政治報告以後，陳伯達確實很少撰寫比較有分量、有影響的理論文章了。不過，說不來見毛澤東，是因為「官做大了」，倒是真冤枉了陳伯達。那時候的毛澤東，豈是陳伯達想見就見的？連江青要見，都必須經過秘書匯報並得到毛的同意。周恩來、林彪等也很難見他幾次，更別說陳伯達了。
接下來，毛澤東沒有提廬山會議的事情，而是詢問了《人民日報》原總編吳冷西、《紅旗》雜誌原副總編胡繩等人的近況，甚至還問起女兒李訥在哪裡(李訥曾在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工作，處理群眾來信，後來做辦事組組長)。陳伯達很高興。能夠聊到這種話題，說明主席沒把自己當外人看。分別時，毛澤東握著陳伯達的手說：「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陳伯達在感激涕零的同時，也放下心來。毛澤東還是把自己當作同志和老下級看待，說明問題並不太嚴重。
陳伯達一定忘記了劉少奇的前車之鑑。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兩人之間的最後一次會面和談話。根據劉少奇女兒劉愛琴等人的回憶，劉少奇提出兩點請求，一是辭去全部職務回家種地，二是提前結束「文革」。毛澤東沉默了一會兒，並沒有表態，只是建議他讀幾本書。臨行前，毛澤東叮囑他「回去後好好學習，保重身體」。但是4個月後，中央就成立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小組」，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1969年11月12日，飽受折磨和虐待的劉少奇病逝於河南……
陳伯達沒下廬山就被監控起來。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閉幕，中央宣布成立專案組，對陳伯達進行審查。到了北京陳伯達就被軟禁，失去了人身自由。軟禁之前，陳伯達想再見一次毛澤東，幾次給毛澤東秘書徐業夫打電話，都未成功。打電話給康生，康生連電話都不接。倒是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很快回了話，表示「已經沒有辦法」了。對陳伯達這位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周恩來沒有落井下石。
1970年10月18日，陳伯達被正式拘押。一場席捲全國的大批判正等待著他。陳伯達再一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是戴著「反黨分子」、「託派」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帽子。
毛澤東本人又是怎樣看待這位跟隨自己31年的「筆桿子」呢? 1971年3月，毛澤東指出：「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
不過，雖然陳伯達在1970年10月18日就已被拘押(後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被判處18年徒刑，刑滿之日為1988年10月17日。18年刑期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可直到1976年9月，陳伯達才被正式逮捕，並於1980年11月20日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公開審判。
弔詭的是，在起草起訴書時，經中共中央、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兩案」領導小組決定，對陳伯達在廬山的一系列活動不提出起訴，實事求是地遵照法律原則，只追究陳伯達觸及法律的事實。這就意味著，當初導致陳伯達從政治局常委淪為「階下囚」的「滔天大罪」，竟然不足以為罪。歷史和陳伯達開了一個玩笑。
下面的這個細節或許可以作為註腳。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做講話《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裡面提到一句，「林彪、『四人幫』，特別是所謂理論家陳伯達、張春橋，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後來，該講話稿收入1983年7月出版的《鄧小平文選(1975—1982)》(再版時改名為《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筆者注)，即刪除了「陳伯達」三個字。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 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最為重要的一次會議，此次會議通過了著名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中提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其中涉及「中央文革小組」時如此表述：「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對曾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隻字未提。
但這並不意味著陳伯達是無辜的。陳伯達素以「小小老百姓」自謙，然而他在掌握生殺予奪大權之時，幹下了不少壞事。批鬥劉少奇、陸定一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手製造出「冀東冤案」……鑑於此，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8條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第92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102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138條誣告陷害罪，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1981年8月5日，陳伯達獲準保外就醫，1989年9月20日因心肌梗塞猝死於北京。隨後，陳伯達以原名「陳建相」被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遺體告別儀式上沒有訃告，也沒有悼詞。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一則電訊：
本報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電文文字加標點符號共53個字。
陳伯達被審判時的情景
懺悔之餘
晚年陳伯達在接受作家葉永烈採訪時，曾不勝感慨地說：「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文革』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汲取教訓……」
不僅僅是懺悔，經過監獄生活的陳伯達，確實思考了很多，也想透徹了很多。
在與周揚見面後，陳伯達曾將他的作品《求知難》託付給《讀書》，於1982年第10期發表。不久，胡喬木也批示將其《認識的漸變與突變》發表於遼寧省《理論與實踐》(1983年第2期)。允許尚在保外就醫的「犯罪分子」公開發表學術文章(雖然署筆名)，這似乎是「法外開恩」，但陳伯達不這樣想。他說，「在獄中寫不涉及現時政治的學術文章而得到發表，在世界很多國家並不鮮見;解放前陳獨秀被國民黨政府判了刑，當然也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陳獨秀在獄中寫的《實庵字說》《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東方雜誌》發表。」
對於周揚冒著風險與自己見面，陳伯達是心存感激的。由此他也產生了一些感想。他對兒子陳曉農說：「陳獨秀被審判時，他早年留日時的同學章士釗出庭為他辯護……敢於為國民黨的敵人陳獨秀辯護，是很不容易的。後來陳獨秀坐牢，胡適等還到獄中看他。現在革命勝利了，一個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
筆者很關心，作為跟隨毛澤東長達31年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到底是如何評價毛澤東的。翻閱由其子陳曉農出版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裡面記載了很多父子間坦誠直率的交談，陳伯達不曾對毛澤東有半句非議。不管怎麼說，無論是在天翻地覆的1970年代，還是在毛澤東已經逝世多年的1980年代，陳伯達都沒有片言隻語埋怨毛，雖然他有足夠的理由傾倒肚子裡的「苦水」。
1980年冬天，一紙起訴書送到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陳伯達手上時，這位76歲的老人哭了。他說了一句發自肺腑的話：「如果毛主席還在，說一句話就好了。我不輕易流淚，今天我哭了，現在沒有辦法了。」
直到那一刻，他還是將自己的命運，與毛澤東緊緊聯繫在一起。
本文參閱了葉永烈《陳伯達傳》、張希賢《陳布雷與陳伯達》、懷倩《陳伯達是怎樣當上毛澤東秘書的》、葉永烈《毛澤東和他的秘書們》、于光遠《初識陳伯達》、黃崢《劉少奇冤案始末》、丁凱文《陳伯達與「文化大革命」》、 顧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楊波《我所了解的陳伯達》以及《〈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注釋集》《邱會作回憶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等書籍和文章。原載於《同舟共進》2014年第8期，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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