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盛剛
如今為什麼要重讀卡爾·馬克思？
這是因為時代又變了。經濟學家總是認為是他們引領了時代，但實際上是時代改變了經濟學家。30多年前，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充滿樂觀主義情懷，將其《自由選擇》一書最後一章的標題定為「潮流在轉變」，因為當時人們普遍的信念正在從計劃經濟轉向信仰市場經濟。
但是，30多年後人們發現美國與西方社會的潮流又要轉變了，這就是民粹主義的興起，它標誌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一個時代的結束。
1952年，經濟學家米塞斯在其「如今為什麼要讀亞當·斯密？」一文中寫道：在廣受歡迎的傳說中，亞當·斯密被稱為政治經濟學之父，而他的兩部大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在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們以令人欽佩的邏輯上的透徹和無可挑剔的文學形式，呈現出了自由、個人主義及繁榮的意識形態精髓。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擊破了阻礙公民個人發揮進取精神、從而阻礙經濟改善的制度壁壘。它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空前成就鋪平了道路。
踐行自由主義的原則，使得人口數量成倍增加。在那些奉行經濟自由政策的國家，即使是能力較差和不太勤奮的人，也能保證其生活水平好過那些「美好舊時光」中的富人。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普通人就是屢屢被談到的消費者，他們「永遠是對的」。他的購買使高效的企業家發家致富，他的棄而不買使低效的企業家關門大吉。消費者主權，是自由商業世界的典型標誌，是西方文明國家中生產活動的特徵。
但是，如今這種文明正遭到外部的東方野蠻人和內部的自封為進步主義者之人的瘋狂攻擊。他們的目標是摧毀現有的一切。他們要用政府中央計劃來代替公民個人自主權，用極權來代替民主。
他們稱亞當·斯密的理論知識「為正在崛起的資本家階級效勞的無意識的僱傭兵」，「他為貪婪賦予新的尊嚴，為掠奪性的衝動賦予新的神聖」。這是對亞當·斯密粗野的侮辱，也是對西方文明的踐踏。
所以，如今需要重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部被傑出作者們如此盛讚的著作，絕不能被置於圖書館的書架上，僅供專家和歷史學家們研讀。至少它最重要的章節應該讓所有渴望了解過去的人閱讀。幾乎找不到另一本書可以更好地帶人展開對現代思想史和工業化所創造的繁榮的研究。
那麼，如今為什麼要讀卡爾·馬克思呢？
這是因為人們發現所謂自由體系並不是通往自由與繁榮之路。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合法化源於對宗教特權與封建王朝君權神授的一次革命，它以契約取代了以身份地位成為社會的法律基礎，主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核心是法制下的民主與法制下的自由。
在這一體系中，國家是中立的，既不偏向少數富人，也不偏向多數窮人，其職能是對內維護法制，對外抵禦入侵，同時提供社會的公共品，比如修建道路等基礎設施。但是，從一開始它的合法性就受到質疑。
首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並不是中立的，而是偏向少數富人，偏向資本。對此就如馬克思揭露的那樣，整部人類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先是奴隸主剝削壓迫奴隸，封建貴族剝削壓迫農民，然後是資本家剝削壓迫工人。
所謂自由只是資本家對僱傭工人剝削的自由，政府只是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而且，由於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內在矛盾，資本主義社會最終將走向崩潰，代之以社會主義社會。
其次，所謂自由契約實際上掩蓋了現實的不平等，因為就契約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締約雙方之間大體上平等。反之無所謂契約自由。比如就童工問題，自由契約的原則就是不適用的。如果兒童是無助的，那麼成人的處境是否就好得多呢？
事實上，弱者表示同意的方式，就好比一個失足掉進深淵的人同意把他的全部財產送給那個不肯按其他條件扔進一根繩子給他的人。這不是真正的同意。
所以，顯然在不平等基礎上進行所謂平等的競爭，結果只能是富者愈來愈富，窮人愈來愈窮。對此後來就連為了拯救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也說道：「說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定互相一致，這一點並無根據，上天並不是這樣來統治世界的。說是兩種利益實際上互相一致，這個說法也不正確，在下界並不是這樣來管理社會的。」
可以說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合理性與合法化在19世紀中期就遇到了危機，而在19世紀末陷入崩潰，結果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並催生出了三大主義。
一是俄國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當時許多進步人士認為俄國革命的意義可以堪比法國大革命，如果說法國大革命是一場中產階級的革命，那麼俄國革命則是一場無產階級的革命，其目的在於建立一種以社會需求而不是以市場，利潤為導向的社會政治經濟體系。當時許多文人墨客紛紛到訪蘇俄，就像19世紀人們到美國去朝聖取經一樣，儘管有些失望，但都認為這是一種新的文明與新的社會。
二是德意法西斯主義，實際上法西斯主義不僅出現於德意，也存在於英國，美國，法國，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現象。彼得·德魯克在《經濟人的末日：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將歐洲的這一悲劇解釋為是一種喪失政治信念的結果，是歐洲民眾政治異化的結果。這是一個群眾絕望與惡魔再現的時代，信仰幻滅，社會與政治結構瓦解，歐洲社會再度變得非理性，險惡，令人無法理解，無法掌控，毫無意義又變化無常。德魯克認為：群眾的絕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義的關鍵。
三是美歐民主福利資本主義，20世紀30年代，受到凱恩斯主義的影響，美國政府在大蕭條時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國式的福利國家。1942年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況膠著之際就發表了《貝弗裡奇報告》，並在二戰結束後的第二年推出《國民保險法》和《國民健康服務法案》，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費醫療制度。由此，大西洋兩岸形成了以公共財政為主導的福利國家，史稱「凱恩斯福利國家」。
二戰後出現的20年大發展與大繁榮，迄今令美國與西方人戀戀不捨，認為那是民主與繁榮的天堂。 但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中期，歷史又發生了一次大轉型，法西斯主義早已灰飛煙滅，社會主義成了體制僵化，經濟無效率的代名詞，而美歐民主福利資本主義又遇到了一次合法化危機。
人們認為自由放任才是合法的，國家幹預是不合法的。之所以如此，這是因為由於國家實行幹預政策，違背了西方社會固有的保護個人首創精神和信奉企業自由的合法的意識形態。所以，無論是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還是後來的米爾頓·弗裡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認為所謂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從19世紀下半期隨著福利國家的產生，在西方就已經開始走向衰退，這是西方文明的悲劇，西方文明的復興有賴於自由主義市場競爭理念與體制的復活和重建。可以說這是美國與西方社會合法化基礎的一次大逆轉，結果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無疑是希望通過制度革命，以拯救資本主義。
但是，結果無論是英國的柴契爾主義還是美國的裡根主義都失敗了。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也應聲而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義終結了嗎？」為題發表文章，他寫道：「新自由主義不再討人喜愛了，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發展中國家相互競爭，但勝負已定，那些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沒能贏得增長大獎。」 他指出，「自由市場這套說辭一直在被有選擇地運用--當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時就擁抱，不符合時就不提。」「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學說不過就是一套服務於某種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條，它從來沒有得到過經濟理論的支持。」
新自由主義認為19世紀是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而新自由主義就是要復興古典自由主義的信仰，以此重建西方社會和西方文明。但是，新自由主義很少提及19世紀末自由主義體系的大崩潰，那次崩潰的結果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三大主義的產生，一是俄國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二是德意法西斯主義；三是美歐民主福利資本主義。
目前，美國與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標誌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人們發現歷史不僅沒有終結，相反而是又回到了一戰前那似曾相識的革命與戰爭的前夜。那麼，歷史真的會重演嗎？
法國19世紀思想家託克維爾曾經說到：有多少道德體系和政治體系經歷了被發現，被遺忘，被重新發現，被再次忘卻，過不了多久又被發現這一連續過程，而每一次被發現都給世界帶來魅力和驚奇，好像它們是全新的，充滿了智慧。
之所以如此，並不是由於人類精神的多產，而是由於人類的無知。這種情況簡直令人難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