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秘密其實就藏在馬克·安德森的圖書館裡│酷文推薦

原標題：矽谷秘密其實就藏在馬克·安德森的圖書館裡│酷文推薦

下文由美國《連線》記者Cade Metz撰寫。不久前，他拜訪了矽谷著名投資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並專訪了創始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採訪的過程中，他發現了一個關於「書的秘密」。DT君覺得本文十分精彩，還原了一個十分真實的矽谷帝國，以下是翻譯後的全文：

Cade Metz

當我第一次走進Andreessen Horowitz公司（下文簡稱AH）的大廳時，有4個人在那裡，2個人站著，2個人坐著。他們都看著筆記本電腦，焦慮地翻著幻燈片。過一會，他們就要將自己的商業方案推銷給AH的合作夥伴們。

AH公司是2009年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如上圖）和他的好友本·霍洛維茨（Ben Horowitz）聯合成立的，位於著名的沙丘路——Sand Hill Road，位於加州帕洛阿爾託市門羅公園，一直蜿蜒進史丹福大學。因密布著超過40家風險投資公司而聞名於世。

沙丘路是創業者們將自己的想法推給矽谷的絕佳「通道」，而AH公司則是這些通道裡規格最高，收益率最高的地方。

這裡收藏的800本書是好萊塢和矽谷的縮影。

我和公司的幾位合作夥伴聊了聊，聽了一兩個故事，不過我並沒有PPT要展示。AH公司的大廳還是一座圖書館，各類書從地板一直排到了屋頂。我走到最近的書架前掃了眼書名，挑了幾本翻了翻，然後又瀏覽一遍，從中挑出一些中意的書，有凱文·布朗羅（Kevin Brownlow）的《The Parade’s Gone By》，尼爾·高布樂（NeilGabler）的《An Empire of Their Own》， A·斯科特·伯格（A. Scott Berg）的《Samuel Goldwyn》，卡羅爾·比徹姆（Karol Beauchamp）的《Joseph P. Kennedy Presents》，這些都是講述好萊塢早期故事的書。

恰好我是個影迷，所以這些書在自己家裡的書架上也有。很顯然，AH公司的某個人也跟我有同樣的愛好。

AH公司的大廳還有很多關於計算機編程和矽谷的書，例如約翰·馬科夫的《What the Dormouse Said》和克萊頓·克裡斯坦森的《The Innovator’s Dilemma》。除此之外，還有很多超出好萊塢範疇的書，例如講述新媒體發展史的書，講述廣播歷史的書；還有大衛·哈伯斯塔姆的《The Powers That Be》，萊斯利·克林格的《Annotated Sherlock Holmes》，查爾斯·舒爾茨的《花生》漫畫全集，以及一書架多的關於朋克的書籍。

但是，各種電影書才是真正吸引我的：《The Parade’s Gone By》記錄了無聲電影的歲月，《Samuel Goldwyn》是好萊塢最好的一本自傳。這些書絕對不是隨機挑選的，而是屬於某位在這一方面有很深興趣和造詣的人。

因此，我開始打聽這些書的來處，以及它們放在這裡寓意。最終，我找到了些答案，只是遠遠沒有想像中的簡單。安德森圖書館的藏書經過了精心設計，這裡的800本書既是好萊塢的縮影，同時也是矽谷的縮影。

《Who the Devil Made It （是誰讓它變成了魔鬼） 》

1908年，美國的九大電影製作公司和在新澤西的託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沒錯，就是發明燈泡的愛迪生）聯合成立了電影專利公司（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一般所知為Edison Trust），並通過對攝像機專利的控制來阻止其他公司參與電影製作。這些專利屬於愛迪生，他把專利授權給了這家電影專利公司。

因此，一大批電影製作公司被迫遷到了美國西海岸，因為這裡的法院對愛迪生沒有那麼友好。好萊塢之所以能夠成為之後的電影聖地，一部分是因為這裡陽光明媚，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可以拍攝戶外電影；而另一大重要原因就是這裡遠離新澤西，以及新澤西的愛迪生。

《Who the Devil Made It》是一本好萊塢的口述歷史，由著名導演和電影歷史學家彼得·博格達諾維奇（Peter Bogdanovich）收集整理而成，描述了好萊塢從電影專利公司開始的歷史。亞倫·德萬（Allan Dwan）從上世紀10年代開始拍攝電影。他告訴博格達諾維奇，作為西遷的電影製作者之一，電影專利公司僱傭了很多打手和偵探來監視他們。

他回憶到，當時會有偵探躲在樹上拍下電影拍攝現場，搜集那些他們認為構成侵權的攝像機的證據。因此，他選擇拍攝地點時都會選那些遠離火車站點的地方，因為這樣電影專利公司的人就不那麼容易找到他。

好萊塢早期的歷史和矽谷的歷史驚人的相似，大批的創新者都迫切需要新的時代來取代舊的制度。因此，AH公司的大廳裡收藏包括《Who the Devil Made It》在內的講述好萊塢歷史書也就不足為奇。博格達諾維奇和德萬講述的歷史與《What the Dormouse Said》敘述的故事頗為相似，後者講述了上世紀60年代一群自由思想者開創個人電腦時代，與巨頭IBM鬥爭的崢嶸歲月。

我向AH公司的合作人之一克裡斯·迪克森（Chris Dixon）問起了這些藏書的事兒。他說：「這些都是馬克•安德森的書」。

如果你對矽谷有所了解，或者訂閱過《紐約客》雜誌（於2015年夏天刊載了一篇超過13000字的安德森個人專訪），那麼你對這個名字一定不陌生。

如果你沒讀過，那也沒關係，我做了個簡單的總結：

一、馬克•安德森開發的網景瀏覽器開啟了網際網路時代；

二、現在，他是一名風險投資人；

三、他的頭腦異常發達。

迪克森說，這些書都是安德森在公司成立之初從自己的個人收藏中拿來的，並且他對每一本書都十分了解。不過，如果說這些書都帶著馬克•安德森的影子，那麼它們也一定帶著一點點麥可·奧維茨（Michael Ovitz）的痕跡。

麥可·奧維茨是好萊塢著名經紀人，曾被稱作「好萊塢最有權勢的人」。

就像《紐約客》報導的那樣，安德森和霍洛維茨是奧維茨的好友，他是好萊塢最大的經紀公司——創新精英經紀公司(CAA)的創始人。當安德森和霍洛維茨創立AH公司的時候，他們向奧維茨諮詢過意見。

迪克森說：「AH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它是一臺真正可以實現夢想的機器。公司的每個人都被成為合作夥伴，他們提供其他公司沒有的服務，並且樂於幫助那些還不是自己客戶的人。」

與傳統的矽谷風投公司不同，AH僱傭了一整支專業公關團隊，他們成功的將公司帶進了福布斯財富榜。和CAA一樣，AH也在辦公室懸掛了一些勞森伯格（Rauschenbergs，美國畫家、藝術家、波普藝術代表人物）的作品。公司用玻璃杯，而不是塑料杯子喝東西。

玻璃杯、勞森伯格、書，一起構成了AH公司的標籤。此外，他們還出售「權威」。

奧維茨誠然是可以解釋好萊塢歷史書的原因之一，但這並不是AH那些書存在的理由。它們只關乎馬克·安德森。

《The Star Machine（星空機器）》

就像珍妮·貝辛格（Jeanine Basinger）在她的著作《The Star Machine》裡提到的那樣，曾經的好萊塢是一座生產巨星的工廠——可以將普通的男男女女打造成受萬人追捧的「電影明星」、「男神」、「女神」！

例如，美國著名影星朱麗亞·簡·米爾德麗德·弗朗西絲·特納（Julia Jean Mildred Frances Turner，如上圖），她出生在愛達荷州很普通的一個採礦小鎮上。她被一位好萊塢編導發現時，只是在好萊塢高中對面街道的一家店裡喝可樂。

之後，隨著她在米高梅電影公司（MGM）的走紅，龐大的造星機器不只是改變了她的名字、穿著和聲音，還重新編造了關於她的故事。

她不再是朱麗亞·簡·米爾德麗德·弗朗西絲，而是拉娜（Lana）；她被發現的時候不是在一家小店裡喝可樂，而是在一家高檔店裡喝著巧克力麥芽，因為這樣聽起來更加高大上。電影公司對於「憑空捏造」這樣的故事一點都不臉紅，而媒體也「毫不臉紅」的和電影公司保持默契，大肆宣傳明星光彩亮麗的一面。

毫不奇怪，矽谷和好萊塢的運作模式出奇的一致——打造明星公司，然後將平白無奇的故事編織成神話，就像拉娜的巧克力麥芽一樣。

埃文·威廉士（Evan Williams）和比茲·斯通（Biz Stone）與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一道在 Odeo 創建了Twitter；

Uber的執行長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成功解決了巴黎計程車的短缺；

血液檢測公司 Theranos 的創始人伊莉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的創意起源於她童年時代對針頭的恐懼。

在和很多人討論了這些書之後，我向編輯提出一個想法，一個透過安德森圖書館（包括那些朋克書）來了解矽穀神話的想法。編輯們很喜歡這個思路，但是他們需要圖書館的圖片。因此，我向公司的公關團隊申請，希望對安德森進行採訪，並且拍一些藏書的照片。然而，他們拒絕了我。

公關部門的人都很友善，但他們說，現在公司被過度曝光（影射《紐約客》的報導），並且安德森剛剛有了小孩兒，不方便接受採訪。但是不得不說，這些理由並不合理，因為AH本身就是一家建立在「過度曝光」基礎上的公司。在 Twitter 上，安德森以超乎常人的熱情向全世界宣揚自己的思想，在一天內發布100多條Twitter消息，並且發明了「tweet storm（發帖風暴）」的方式，用刷屏的方式對外狂轟濫炸。

但是，我僅僅是想跟他談談公司大廳裡的書，單純的寫一些真實的東西，不帶有偽裝和修飾。

《The Whole Equation（完整方程式）》

2006年，大衛·湯普森（David Thompson）寫了一本關於好萊塢歷史的書《The Whole Equation》，再一次詮釋了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未完成小說《The Last Tycoon》中對好萊塢的敘述：「很多人都自認為對好萊塢很了解，但其實他們知道的只是些模糊閃爍的概念。只有極少數人對好萊塢有完整清晰的認識」。

這句話算是對早期好萊塢的公正評價。那個時候的好萊塢不斷發展變化，集商業、科技、藝術，當然還有包裝、粉飾於一體。

有些人，像約瑟夫·P·甘迺迪（Joseph P. Kennedy，美國甘迺迪總統的父親）就很了解資金的運作；甘迺迪的合作夥伴大衛·薩爾諾夫（David Sarnoff，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的負責人）就深知如何利用技術推動商業發展；而另外一些人，像D.W.格裡菲斯（D.W. Griffith）就知道技術是何推動藝術的進步。

他們每個人都只某一領域的專家。相比之下，有極少數人，像歐文·塔爾貝格（Irving Thalberg，米高梅MGM的製片負責人）則知曉整個行業，在每一個領域的理解都不亞於其他人。

矽谷同樣融合了諸多不同的因素，其中還包含了藝術。我們都知道，好萊塢是一家負責拍攝自己的電影和電視節目的「公司」。然而，與過去單一的電影院相比，我們現在可以通過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收看節目。Netflix和Amazon相繼成立了自己的電影製片廠，Facebook也通過收購Oculus公司大力發展好萊塢沒有的「沉浸式」虛擬實境電影。

這種新的電影模式正是迪克森和安德森所大力推崇的，這也能夠解釋為什麼AH公司的大廳裡有很多電影的書籍。

最終，我如願以償的採訪到了安德森，問起他關於書的問題。他表示，自己並不喜歡其他風投公司的大廳。那些大廳看起來就像是送給自己的「紀念碑」，刻滿了自己過去的豐功偉績，仿佛是初創公司啟動IPO時的招股說明書封面和投資銀行給的璐彩特玻璃雕像。

安德森說：「那些看起來就像是一家人壽保險的大廳，而不是一家想要與之深入交談的企業」。因此，他親自為AH公司挑選了一批書，並且花了三個晚上把這些書按照內容分類，編程了書放在一起，好萊塢的書放在一起，商業方面的書籍歸在一類，如此類推。

然而，分類整理好的書不過多久就被弄亂了，因為大廳人來人往，人們總會拿起書看幾眼，然後很難免的把書放回到錯誤的位置。例如，有時候，史蒂芬·賈伯斯（Steve Jobs）的書會出現在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的一堆書中。還有些時候，很多作家或者出版商過來參觀的時候會把自己的幾本書，或者幾套書放在圖書館裡。

當我跟安東尼奧·加西亞·馬丁內斯（Antonio García Martínez，初創公司負責人，曾任職於Facebook）談起了AH公司的藏書時，他向我打聽如何才能將自己的書也放在安德森圖書館裡。他寫過一本關於矽谷的回憶錄《 Chaos Monkeys: Obscene Fortune and Random Failure in Silicon Valley》。

這些放錯位置的書和「志願者」們熱情捐贈的書十分困擾安德森。他說：「我不能每時每刻都坐在大廳裡，因此我沒辦法解決這一問題」。

不過，請不要忽略這一事實：這個一所「安德森」圖書館，並且帶有很強的目的性，就是讓來到這裡的人願意和公司的人交談。

請放心，這些書的存在並不是為了誘導客戶，因為AH公司的合作夥伴的確是些值得與之深入交談的人。安德森很善於層層剖析我們談到的話題，無論是人工智慧醫療還是約瑟夫·P·甘迺迪。安德森說《Joseph P. Kennedy Presents》是他最喜歡的書之一，講述了作為好萊塢大亨的銀行家甘迺迪的生涯。

他稱甘迺迪是「不同尋常的人」。這句話既總結了甘迺迪，也是安德森自己的寫照。他們兩人都是「外來者」，甘迺迪是一群來自紐約的猶太貿易商中間來自波士頓的愛爾蘭天主教信徒，而安德森則是一群經融人士之間的電腦極客。

加西亞·馬丁內斯說：「和大多數風投人只隨波逐流，完全不關心世界的態度不同，安德森習慣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問題，經常談論很多有趣的事兒。」

很多安德斯的合作夥伴，包括迪克森，都與他有相同的性格，雖然這並不意味這他們就比矽谷的其他風投公司更加優秀，尤其是不久前《華爾街日報》刊文對AH公司的公司業績提出了一些質疑，某些業內人士也持續質疑AH公司的盈利能力。儘管如此，安德森的合作夥伴們屬於那群「知曉整個行業」的人。

《An Empire of Their Own（他們自己的帝國）》

尼爾·高布樂（Neil Gabler）的著作《Empire of Their Own》按照年份順序講述了東歐猶太移民白手起家，一步步創立好萊塢的過程。派拉蒙影業公司的阿道夫·朱克（Adolph Zukor）、米高梅公司的路易·B·梅耶（Louis B. Mayer）、環球影視的卡爾·拉姆勒（Carl Laemmle）、福斯影視的威廉·福斯（William Fox），以及華納兄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這些電影製作公司主導了整個電影產業和美國流行文化。

安德森告訴我，就像矽谷是現在的「前沿」一樣，好萊塢是那個年代的「前沿」。他將電影產業稱為加州的另一個「有機」產業。他說：「美國的西部大遷徙只是為了那些沒人佔領的土地? 這只是19世紀70、80年代的事兒。然而，現在的加州仍然是美國創新產業的最前沿——從最開始的娛樂業到現在的高新產業。」

安德森說，現在我們都知道好萊塢是業界的「大亨」。然而，在好萊塢的早期，它的主要任務就是與那個時候的「大亨」做鬥爭。隨著採訪的深入，他也提到了電影專利公司，提到了當時的電影人為了躲避專利糾紛、打手和偵探而紛紛西遷的故事。在談到「變革」這一個詞的時候，安德森突然捧腹大笑起來。

他說：「在讀好萊塢的歷史時，所有的那些事兒都仿佛是矽谷上周發生的故事。有類似於與電影專利公司的存在或沒有，矽谷都得向前走。也正是這種態度締造了Google和Facebook，Uber和Airbnb。如果每個人都時時刻刻遵循規則的話，什麼都不會發生」。

當然，好萊塢已經不是曾經的好萊塢，矽谷也在不停的發展變化。正像上世紀20、30年代的好萊塢是全美國的「能量中心」，派拉蒙、米高梅、環球影視、福斯電影、華納兄弟少數幾家公司掌握著整個行業，現在的矽谷也被類似於Google、Facebook、Apple、Amazon的大公司把控，他們控制著當下社會發展最基礎的設施和技術。

因此，這也是那麼多人爭先在矽谷成立公司的原因。這裡都是大玩家，大資本。類似於AH公司在內的風投公司掌握著大量的資金和與大科技公司溝通的渠道。

談論起「前沿」和「變革」的時候，人們不經擔心，矽谷正在演變成自己曾經抗爭的對象。加西亞·馬丁內斯說：「賈伯斯、沃茲尼亞克時代的矽谷反抗大亨，而現在矽谷正在成為大亨。這也是發生在前沿，發生在那些開拓者身上的事情：大家都變『文明』了」。

在我準備向安德森提問這一現象的時候，他的公關助理結束了這次訪談。不過，就像所有的答案都藏在歷史裡一樣，矽谷的未來就藏在了安德森收藏的書裡，包括一本名為《Pictures at a Revolution》的書，它敘述了1960年代好萊塢逐漸失去了自己的光環，被外部的新興事物，諸如電視、歐洲新思潮，和美國的反主流文化運動，逐漸削弱的過程。

最終，所有新的「大亨」都會被更新的「大亨」所取代。

編輯：梁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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