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圖書館藏漢籍版本價值初探
謝 輝
謝輝，1983年生，內蒙古海拉爾人。歷史學博士。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歷史文獻學與中國古代思想史。
梵蒂岡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是歐洲收藏漢籍最為豐富的圖書館之一。據學者研究，其收藏漢籍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末，藏品的來源主要為柏應理、康和子等耶穌會士自中國帶回，以及蒙突奇、儒蓮、華嘉等漢學家舊藏。其特色在於「該圖書館有許多以耶穌會版本為代表的關於傳教的罕見書籍，而且傳教士為獲得關於中國的知識而在中國搜集的書籍中有時包括了出人意料的罕見書籍，同時傳教士本身用中文、拉丁文、法文寫下的著作的稿本之類也有不少留存至今」[①]。二十世紀初，梵蒂岡藏漢籍開始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以王重民、方豪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先後到訪該館，抄錄刊布其中的珍貴文獻，並利用此批文獻進行研究。近年來，隨著《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的出版，學界對此批文獻的內容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但由於梵蒂岡藏漢籍的絕大部分此前未曾刊行，學者不易見其全貌，故對其認識尚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別是至今尚無人從版本角度探討其價值。通過對此批文獻進行全面研究，可以看出，梵蒂岡藏漢籍具有收藏版本豐富、珍本善本眾多兩大特點，其在版本方面的價值不容忽視。
一、收藏版本豐富
由於梵蒂岡圖書館對漢籍並非是系統而有意識地加以收集，而是集合了不同時期的傳教士與漢學家的收藏而形成，諸家所藏典籍常有重複，故梵蒂岡藏漢籍中，一書而有多部藏本的情況也較為常見。這些藏本中，有些是版本完全相同的複本。如《天主教要》一書[②]，梵蒂岡共藏有十一部，其中九部（館藏號BARBERINI ORIENTAL 133.1-9），其版式均為四周雙邊，行款為半頁七行，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其內容編排依次為《天主經》、《天神朝天主聖母經》、《天主十誡》、《十二亞玻斯多羅性薄錄》、《聖號經》、《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真福八端》、《罪宗七端》、《克罪七端有七德》、《向天主有三德》、《身有五司》、《神有三司》、《阨格勒西亞撒格辣孟多有七》。卷末有小字附記云：「右耶穌會友所譯《教要》，累經竄改，至數次乃得與本經原文相合，方敢付梓，以故與初譯本互異雲。中有即用本經語者，乃用分注以譯其義。」並刻有耶穌會印記二枚，卷前亦多有耶穌會會徽。可見此十部《天主教要》當為同一版本。但更多時候，其包含的版本不止一種，同一書而有多達四五個版本者，在梵蒂岡的漢籍收藏中並不少見。其版本收藏之豐富，可以以《萬物真原》一書為例來加以說明。
《萬物真原》是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著的一部天主教護教類著作，主旨在於闡明天主為造成天地萬物的主宰，以同中國傳統的元氣造物和理生物之說進行辯論。此書對明清時期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清代來華的傳教士傅聖澤即認為「這本書歸依的信徒數比書中的詞甚至字數都還要多」[③]，而此書也被看作是「艾儒略所有著作中最受人歡迎的一本」[④]，其在明清時期的刻本亦較多。但受清代禁教政策的影響，其在華傳本屢遭查抄毀棄[⑤]，故國內藏本甚罕。據《中國古籍總目》所載，僅國家圖書館藏有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清刻本，及清光緒二十七年、三十二年上海慈母堂鉛印本四本，另有清光緒二十八年、民國七年慈母堂鉛印本藏於吉林圖書館，此外尚有《道原精粹》本較常見[⑥]，總計七種版本。而梵蒂岡圖書館一館所藏，即達七本之多。具體包括：
第一，清翻明崇禎元年（1628）北京首善堂刻本。此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四周雙邊，單魚尾。書名頁中題書名，右上小字題「艾思及先生原本」，左下小字題「崇禎元年皇城首善堂梓」。卷前有艾氏《萬物真原小引》，末署「後學艾儒略思及氏識」。又有《萬物真原姓氏目錄》，《目錄》後題「艾儒略述，同學傅汎際、龍華民、費樂德訂」。卷端題「崇禎元年艾儒略述」。卷中避「玄」字，當為清翻刻本。
第二，明末杭州天主堂重刻本。此本半頁九行，行十九字。四周單邊，單魚尾。書名頁正面中題書名，右上小字題「思及艾先生著」，左下小字題「武林天主堂重梓」。背面題「耶穌會士後學艾儒略述」及訂正人姓名同上，又題「溫陵張賡較梓」。卷前《小引》末署「泰西後學艾儒略識」，並刻有耶穌會徽章與「景教堂印」。卷端題「泰西耶穌會士艾儒略述」。卷中凡遇「造物主」、「大主」、「天主」、「耶穌」等處，皆空一字。
第三，清杭州天主堂重刻本。此本行款及書名頁所題與上本全同，而版式變為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小引》末及卷端題名之「泰西」均作「遠西」。卷中避「玄」字。其刻印較前本為優，而內容亦有一定差異。較為明顯者，如《論物皆有始第一》章「萬國典籍，論天地開闢，人物滋生，皆必謂其有初，如中國記洪荒而上，必無人類」，前本作「萬國典籍，論天地之原，本國之始，皆必謂有初，如中國記盤古而上，更無人類」。《論天主造成天地第十》章「九，宗動天」，前本作「九與十皆洞明天，亦曰水晶天。十一，宗動天」。又《論天主為萬有無原之元第十一》章「爾自思其恩，不亦更大於既病既死，而豈」後空一行，方接「賜爾安康耶」云云，而前本則「豈」作「復」，且直接與下文「賜爾安康耶」一段接排，並無空行。可見此本與前本並非同一版本。
第四，清廣州大原堂重刻本。此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四周雙邊，無魚尾及行格。書名頁左下小字題「穗城大原堂重梓」，《小引》末刻有「艾儒略印」、「思及」二印，卷中遇「天主」等處不空格，餘皆與前一杭州天主堂重刻本同。
第五，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刻本。此本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四周雙邊，單魚尾。書名頁中題書名，右上小字題「救世壹千捌百肆拾叄年較訂重梓」，左下小字題「崇禎元年京都首善堂藏板」。卷前無艾氏《小引》，僅有《目錄》。卷端題「艾儒略述，主教若瑟李準重訂」。卷中遇「天主」、「主」等處，亦有空一字者，然或空或不空，並不統一。
第六，清光緒十三年（1887）上海慈母堂鉛印《道原精粹》叢書本。此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四字。四周雙邊，單魚尾。書名頁正面題書名，背面左題「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二十八年極西耶穌會士艾儒略述」，右題「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江南主教倪準」。卷前無《小引》，有《目錄》。卷端題「極西艾儒略述」。書中另有天主插畫二幅，一幅位於《論理不能造物第五》章之後，另一幅位於《論天地萬物主宰攝製之第八》章之後。
第七，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上海土山灣慈母堂第5次印本。此本未能親見，僅據高田時雄之著錄而知[⑦]。
以上即是梵蒂岡藏《萬物真原》之七種版本的詳細情況。這一收藏版本的數量不僅優於國內圖書館，即便是在世界範圍內也居於前列。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與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僅分別藏有清乾隆五十六年（1756）重訂本一種[⑧]。英國國家圖書館藏二部，其中一部版本未明[⑨]，另一部則為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香港重印本[⑩]。義大利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兩種杭州天主堂重刻本[11]。從版本種類上來看，都不能與梵蒂岡圖書館相比。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張賡校訂本[12]、溫嶺景教堂刻本、武昌重刻本、廣州大原堂重刻本、兩種杭州天主堂刻本，以及無刊板地之本[13]，共計七種，種類不可謂不多，但亦僅與梵蒂岡持平。舉此一例，梵蒂岡圖書館藏漢籍版本之豐富即由此可見。需要指出的是，此種情況並非特例，而是普遍存在於梵蒂岡圖書館所收藏的漢籍之中。如艾儒略《三山論學紀》有明末絳州段襲刻本，及福建天主堂、武昌天主堂、維揚天主堂重刻本等；高一志《聖母行實》有清順治十七年（1660）福州景教堂重刻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廣州大原堂重刻本、清嘉慶二十年（1815）刻本等；蘇若望《天主聖教約言》有明清間杭州超性堂、湖北欽一堂、廣州天主堂重刻本，及單頁節本等。總之，收藏版本豐富可謂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的一個較為突出的特色。
豐富的版本收藏，對於推動研究工作走向深入具有重要價值。從梵蒂岡收藏漢籍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一價值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可以補充諸家書目著錄版本之未備，增進對典籍版本情況的認識。如對於《萬物真原》，此前著錄版本較全面者為法國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謂「初刻本疑刻於杭州，年月未詳；一六二八年、一六九四年、一七九一年有北京刻本；一九○六年、一九二四年有土山灣刻本」[14]，只提到了可能存在的杭州初刻本，及北京刻本、土山灣刻本等總計六本，而對於兩種杭州重刻本、廣州大原堂重刻本及道光二十三年重刻本則並無記載，梵蒂岡藏本正可補其不足。又如利安定《永福天衢》，《廣東聖方濟各會堂書版目錄》有著錄[15]，學者遂多據此認為該書僅有廣州刻本一種。通過考察梵蒂岡藏本，可見梵蒂岡藏此書凡四部，書名頁均題「粵東廣府老城朝天街天主堂梓」，行款均為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版式均為四周雙邊，單魚尾，似乎為同一版本，亦即《廣東聖方濟各會堂書版目錄》所著錄者。但若加以仔細辨別，即可發現，此四部梵蒂岡藏本中的兩部，書名頁背面有訂閱、準刻、校梓人題名「同會林養默道微父、丁若望儼思父、文度辣道濟父、華德美文敷父、卞芳世天卉父共訂，值會文度辣道濟父準，後學霍勿略省生甫、岑保祿未賢甫訂梓」，而另外兩部則無「後學霍勿略省生甫、岑保祿未賢甫訂梓」二行校梓人題名，且無校梓人題名之本刻印較為模糊。由此可見，此二者並非一本，有校梓人者應為初印本，無校梓人者應為修版重印本。如此則又實現了對《廣東聖方濟各會堂書版目錄》的補充。
二是有助於考察各本之間的關係，實現版本系統的梳理。關於此方面的價值，可以以題為徐光啟所撰的《闢釋氏諸妄》一書來加以說明。梵蒂岡藏此書凡七部，通過對其內容進行比對，可將其劃分為三個版本系統：一為八章本，即全書共由《破獄》、《施食》、《無主孤魂血湖》、《燒紙》、《持咒》、《輪迴》、《念佛》、《禪宗》八章組成。二為九章本，即在八章本之末，又增以《辨不奉祖先說》一章而成。三為八章刪改本，即在原八章本的基礎上刪削修訂而成之本。如八章本《輪迴》章「蓋上主日後審判，肉身復活，各還原體。倘有輪迴，將還前生之原體乎，後生之原體乎？信上主，自不信輪迴矣」，及《念佛》章「即天主之降誕也，亦借聖母瑪利亞純德至善人類以生，未聞生於慶雲景星也，況蓮花乎」，此二句刪改本即無。又《輪迴》章「則一魂之事已畢，又有新魂以禪之，如肉身既朽，不俟彼肉身以為此肉身矣」，刪改本「則一魂之事已畢」之下，則改作「而新生之人，自有新魂，猶肉身新生，不得指是既朽之肉身」。以上三本，當以八章本最為早出，其餘二本皆在其後。這樣就不僅歸納出了《闢釋氏諸妄》的版本系統，而且還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如有學者即從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入手，來考察《闢釋氏諸妄》的作者是否為徐光啟[16]。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於梵蒂岡所藏豐富的版本，才得以開展。
三是能夠促成一些疑難問題的解決，補充糾正前人未盡之說。例如，艾儒略《西方答問》一書，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作提要》有著錄，謂「樵川米嘉穗序，刻於崇禎十年（1637）」[17]，並移錄米氏序文。然序末署「崇禎辛巳春仲上浣日」，即崇禎十四年（1641）。如此則書刻成在先，而序文反撰成在後，於情理不符，故方豪疑為「序殆後補者」[18]。今以梵蒂岡藏本考之，梵蒂岡圖書館藏此書之版本有二：其一書名頁背面題「崇禎十年丁丑長至月晉江景教堂刻」，無序言；另一本則書名頁正面左下題「武林天主堂重梓」，背面題「崇禎十年丁丑長至月晉江景教堂刻，崇禎十五年壬午清和月武林超性堂重梓」，卷前有米嘉穗《西方答問序》，乃是據前本重刻並增入序言。據此可知，徐宗澤先生既雲其書刻於崇禎十年，又謂有米氏序，實際上是將該書的兩個版本混為一談。方豪先生雖然發現了徐氏之說存在問題，但由於未見此兩個版本，故其序言為後補之推測仍不準確。問題的真正解決，仍然是基於梵蒂岡圖書館對此兩個版本的同時收藏。
二、珍本善本眾多
儘管梵蒂岡圖書館對漢籍的收藏已有超過四百年的歷史，但在其藏品中卻很難見到宋元舊刻這一類傳統意義上的善本。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其作為教廷圖書館，主要接收的是傳教士自中國帶回的有關天主教與西方學術類的文獻，而這些文獻自明末才陸續出現，自然不會有更早的版本。目前梵蒂岡所藏漢籍中，寫本與稿抄本時代較早者，當屬元至正五年（1345）《大方廣佛華嚴經》[19]，而刻本的年代則基本只能上推到明代中後期，如萬曆十五年（1587）經廠本《大明會典》等[20]。然而，在其豐富的明清文獻，特別是西學漢籍的收藏中，仍有為數眾多的珍本善本。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第一，稀見本。在梵蒂岡圖書館的漢籍收藏中，有一些版本是流傳稀少，別處難得一見之本。例如，上文所舉梵蒂岡所藏艾儒略《萬物真原》的七個版本中，有清翻明崇禎元年北京首善堂刻本一種。就目前所知而言，世界範圍內僅梵蒂岡圖書館藏有此本，可謂彌足珍貴。又如，梵蒂岡藏有明末絳州刻本《三山論學紀》一部。此書之初刻本，方豪先生以為「當在福州」[21]。而此本卷前有段襲《重刻三山論學序》雲「《三山論學》書，艾先生既刻於閩，餘何為又刻於絳」，可知當是自福州刻本出。目前除梵蒂岡圖書館外，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一本[22]，今藏國家圖書館。方豪先生謂其本「最為難得」[23]，其版本價值可謂不言而喻。其餘如明崇禎二年武林超性堂刻本《天主聖教聖人行實》，國內僅蘇州圖書館藏有一本[24]，已入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且被稱為「存世孤本」[25]。明萬曆間刻本《天問略》，國內僅山東省圖書館與南京圖書館有藏[26]，已入選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這些國內罕見的版本，梵蒂岡圖書館均有收藏，其藏本之珍貴顯而易見。
第二，稿抄本。稿抄本是梵蒂岡圖書館藏漢籍中最具特色與價值的部分之一。有學者指出，梵蒂岡之收藏「以基督教各派教士在華傳教和他們回到歐洲後所寫的文件、著作，編制的地圖、詞典等最為重要，屬於寫本的材料更富於歷史研究旨趣，如其中的布教對話錄、往來書信、傳教士研究儒家經典的筆記、宣教文件、基督教教義著作稿本，地圖，以及許多部詞典稿本等等」[27]。這些珍貴的稿抄本中，有一部分已經得到了學界的關注，如張西平、姚小平教授即曾分別撰文，探討白晉有關《周易》研究的手稿，與早期西方漢學家所編寫的十餘種漢外字典稿本[28]。臺灣亦曾將抄本《帝天考》影印行世[29]。但在此之外，仍有大量的稿抄本有待學者的進一步研究。例如，梵蒂岡圖書館藏有清抄本《司鐸典要》一部，此本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卷前有上下二卷之總目錄。卷端題「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述」。《司鐸典要》一書，較為常見的版本為清康熙十五年（1676）北京天主堂刻本。該本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書名頁中題「司鐸典要」，右小字題「丙辰孟春上浣」，左小字題「北京天主堂梓」。背面題「極西耶穌會士利類思述。同會魯日滿、閔明我訂。直會南懷仁準」。卷上、下之目錄分裝於各卷之前。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二本[30]，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一本[31]，以及梵蒂岡圖書館的其餘多個藏本均為此本。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中，有四部刻本亦均為此本，另有一抄本也是自此本抄出[32]。相比之下，梵蒂岡所藏抄本，不僅與通行刻本的行款不同，且文字上也存在著一定差異。如卷上《撒責爾鐸德職論第一》「撒責爾鐸德，譯言付聖事而承奉天主之祭也」，抄本即作「撒責爾鐸德，譯言承奉天主之祭而付聖事也」。可見此抄本很可能屬於另一個版本系統，這就為研究《司鐸典要》的版本提供了重要資料，而梵蒂岡藏稿抄本的價值亦由此可見。
第三，名家舊藏本。由於梵蒂岡所藏漢籍，大部分均來自著名傳教士和漢學家的收藏，故從這一意義上而言，這部分文獻都可稱為名家舊藏本。伯希和在編制《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的時候，已注意到這一現象，並在其目錄中對這些文獻的遞藏情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著錄。例如，在伯希和目錄中，包含了一批義大利漢學家蒙突奇（Montucci，1764-1829）的舊藏，其收藏以字書和類書為主。蒙突奇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曾致力於漢語字典的編纂，此批藏書應即是在這段時期內為其工作需要而購置，其中一部分尚「帶有蒙突奇的藏書章」[33]。而這批漢籍在歸於蒙突奇之前，又有不少為德國著名漢學家克拉普羅特（Jules Henri Klaproth，1783-1835）所藏，如《海篇》、《字彙補》及抄本《六書本義》等皆是[34]。但除了這些之外，尚有一些名家藏本為伯氏目錄所漏載。如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50.15的南明隆武元年（1645）福建天主堂刻本《聖若撒法始末述略》，其卷末鈐有「劉蘊德印」。按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有劉氏傳記，謂其生於明崇禎元年（1628），字素公，湖廣人，曾任欽天監右監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南懷仁授洗入會，康熙二十七年（1688）晉司鐸，後在南京、湖廣、上海等地傳教[35]。今所見清李九功撰《慎思錄》卷首，尚有劉氏序文一篇[36]。可見其為清代初年著名的天主教徒。此本應即為劉氏舊藏，後輾轉流入梵蒂岡。這些名家藏本對於研究漢籍在歐洲的流傳歷史，有其特殊的價值，值得加以深入探討。
第四，批註本。梵蒂岡所藏漢籍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疊經名家遞藏，各家對其所藏之本多有批註。故這些附有批註之本，也成為梵蒂岡漢籍收藏中的一個特色。從批註的文種上來看，不僅有中文，還有拉丁文、西班牙文等外文，如明積善堂刻本《文林廣記》卷前「有西班牙文的大段註解」[37]，而清刻本《楚辭燈》中則有「拉丁語和漢語注釋」[38]。從批註的內容上來看，有對原書文字進行校勘者，如館藏號為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4.3-4的陸安德《善生福終正路》，其卷下即夾有多張批註籤條，凡文字有誤，即於書中標出，而於籤條上註明。如《恭聖母大益略說》章「人之愛母之情雖多」，「之」字即被標出，而加籤條曰：「『人之』是『人子』。」有注釋字義詞義者，以館藏號為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3的利安當《正學鏐石》為例，其天頭即多有此類批註，如《釋天主太極之辯》章「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也」，句上即注曰：「真寔無妄曰誠。」還有對書中內容加以評點者，如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50.15的石鐸琭《默想神功》，即有朱墨兩色筆所作多處眉批、夾批與段末批註，其中卷上《默想利益》章末批：「此教人默想之利益也。」《默想切要》章「皆圖暫時虛偽之樂而不肯行耳」句旁夾批：「切中世情。」皆為此類評點性批註。這些批註有不少都出於名家，如《文公家禮》中的拉丁文批註即「似出自傅聖澤之手」[39]，而另一部「附漢、法、拉丁文註解」[40]的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易經》，據學者研究，亦為傅氏舊藏[41]，則批註亦應為傅氏所作。又如上文所述之《正學鏐石》，伯希和著錄為「方濟各會士康和子捐贈」[42]，故其批註當出於康氏。傅、康二人均為清代來華的重要傳教士，其中傅氏曾被康熙帝召入北京研究《周易》及天文曆法，而康氏則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批註對於研究二人的生平與思想，無疑具有重要價值。而梵蒂岡藏本由於帶有這些批註，亦顯得更為珍貴。
以上從收藏版本豐富、珍本善本眾多兩個方面，初步歸納了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的版本價值。揭示這一價值，有助於拓展資料來源，為相關研究提供更多稀見而可靠的版本，而更重要的是，可以藉此打開了解歐洲所藏漢籍的一扇窗戶，讓學界認識到歐洲亦藏有為數眾多的古籍善本，從而改變以往只知歐洲有敦煌文獻、黑水城文書等出土文獻的情況。在中外學者的合作下，梵蒂岡所藏漢籍將輯為《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陸續影印出版，學界對其包括版本在內的各方面價值，亦必將隨之有更為深入的認識。
[①]（日）高田時雄《梵蒂岡圖書館有關中國的收藏》，《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中華書局，2006年，第185頁。
[②]本書原未署作者名，張西平教授考證其當為利瑪竇編譯，見《天主教要考》，《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47-58頁。
[③]（法）杜赫德編，鄭德弟、朱靜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一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12頁。
[④]（意）柯毅霖著，王志成等譯《晚明基督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2頁。
[⑤]張先清曾對清代前期清政府查獲天主教書籍的116個案例加以總結，其中乾隆三十七年貴州、嘉慶十七年湖北、嘉慶二十年直隸赤峰等地，都曾查獲《萬物真原》。詳見《刊書傳教：清代禁教期天主教經卷在民間的流傳》，《史料與世界：中文文獻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141頁。
[⑥]《中國古籍總目·子部》第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62頁。
[⑦]見高田時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第137頁。
[⑧]範邦瑾《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敘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73頁。
[⑨]（英）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館藏中文刻本、寫本、繪本目錄》，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9頁。
[⑩]RobertKennaway Douglas.SupplementaryCatalogueofChinese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Longmans& Co. [etc.], 1903:38
[11]AlbertChan.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New York: M.E. Sharpe, 2002:123-124.
[12]此本經目驗，與梵蒂岡所藏前一杭州天主堂刻本之版式行款皆同，僅書名頁正面右下方之刊板地遭刊落，僅存一墨釘。
[13]Maurice Courant.Catalogue des livres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Paris:Ernest Leroux,1912:32-33.
[14]（法）費賴之著，馮承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第138頁。
[15]此目錄今藏梵蒂岡圖書館，附於葉尊孝《字彙拉丁略解》後。張西平教授曾移錄其全文，見《歐洲早期漢學史》，第307頁。
[16]（荷）杜鼎克《徐光啟是〈闢妄〉的作者嗎》，《徐光啟與〈幾何原本〉》，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95-304頁。
[17]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235頁。
[18]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6頁。
[19]（法）伯希和編，郭可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第18-19頁，第87頁。
[20]（法）伯希和編，郭可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第29頁。
[21]方豪《影印三山論學記序》，《方豪六十自定稿》，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第2282頁。
[22]《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89頁。
[23]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36頁。
[24]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下冊，第996頁。
[25]《楮墨芸香——國家珍貴古籍特展圖錄（二○一○）》，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102頁。
[26]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冊，第258頁。
[27]榮新江《梵蒂岡所藏漢籍目錄兩種簡介》，《中西初識》，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41頁。
[28]分見張西平《梵蒂岡圖書館藏白晉讀〈易經〉文獻初探》，《文獻》2003年第3期。姚小平《早期的漢外字典——梵蒂岡館藏西士語文手稿十四種》，《當代語言學》2007年第2期。
[29]見吳相湘主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第49-92頁。
[30]見AlbertChan.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146-147。其刊刻年代誤著錄為清康熙十七年。
[31]見《中國古籍總目·子部》第7冊，第3464頁。
[32]見Maurice Courant.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etc.Paris:ErnestLeroux,1912:113-114.
[33]（法）伯希和編，郭可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第60頁。
[34]見伯希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第33、70頁。克拉普羅特生平見馬軍譯註《德國東方學泰鬥——克拉普羅特傳》，《漢學研究》第三集，中國和平出版社，1999年，第363-387頁。
[35]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第402-403頁。
[36]見鐘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九冊，臺北利氏學社，2002年，第119頁。
[37]（法）伯希和編，郭可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第16頁。
[38]（法）伯希和編，郭可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第32頁。
[39]（法）伯希和編，郭可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第30頁。
[40]（法）伯希和編，郭可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第28頁。
[41]見魏若望《耶穌會士傅聖澤神甫傳》，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91頁。
[42]（法）伯希和編，郭可譯《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第113頁。
註：本文發表於《殊方天祿：海外漢籍收藏史研究論叢》第一輯（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此據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謝輝老師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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