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書》修訂本的版本書影有八幅，數目是比較多的。在已出十種「二十四史」修訂本中，與《隋書》相同，僅次於《史記》的十幅。然而還是缺少了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殘宋本，這是我們特別想冠於書首的一種。中華書局也作了很多努力，由於疫情的原因，出版時間緊迫，以及其它各種各樣的原因，未能如願展示在讀者面前，有些遺憾。作為次佳的（second best）方案，現在用百衲本影印本作為替代，下真跡一等，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
殘宋本臺北的殘宋本是百衲本的底本，在存世《梁書》版本中最為珍貴。我作了統計，全書共有刻版七百零三葉，其中南宋紹興年間刊刻原版七十餘葉，南宋中期補版一百三十餘葉，合計宋版約有兩百一十葉，比例達到全書的三成。而修訂中使用的六種三朝本（包括上圖、國圖、臺北「國圖」與日本靜嘉堂、內閣文庫等處收藏），書中俱未見南宋初年原版，南宋中期補版只有約二十葉之數，兩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殘宋本十四冊，其中宋版葉數目在二十葉以上的，依次是第二冊（三十六葉）、第四冊（二十八葉）、第一冊（二十六葉）、第八冊（二十葉）。景蜀慧師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訪問時了解到，第二冊曾作為宋版善本書舉行過展覽，看來院方主事者是很有專業眼光的。但第一冊、第二冊中的宋版葉，都屬於南宋中期的補版，未見南宋初期刊刻的原版。我較為仔細地閱覽全書，發現第八冊中原版有十八葉，最為集中。我們選擇的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書影，就出自這一冊。
三朝本《梁書》五十六卷，殘宋本有四十卷，缺少的十六卷，百衲本用三朝本配補。現在存世的三朝本大約有十部（另有幾部殘本），修訂中使用了六部，但都不是百衲本配補使用的那一部
（該書載《涵芬樓燼餘書錄》，知未毀於上海「一·二八」戰火，疑尚存於天壤之間）。
書影選擇了三種三朝本。上海圖書館藏本是《中華再造善本》的底本，原為湖南湘潭袁氏「剛伐邑齋」藏書。順帶可以一提的是，剛伐邑齋舊址位於滬西武康路，鄰近古法華寺。1950年代初期顧頡剛先生借居於此，利用袁氏藏書，著有《法華讀書記》二十五冊
（《顧頡剛讀書筆記》卷五至六）。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三朝本
國圖所藏兩種三朝本，第一種與上圖藏本相比，版刻情況較好，文字殘闕漫漶較少，然而它有一個嚴重的缺陷，是明代補刻版葉的版心上方象鼻處「嘉靖×年補刊」字樣，一律被除去，可能是舊時書商做了一些處理，所以版本有失真之嫌。《中華再造善本》之所以選擇上圖藏本，應該有這方面的考慮。我們選擇的書影是南宋中期補版品相較好的一葉，文字筆畫與版框欄線較為完整，其刷印年代應早於上圖藏本，放在一起對照，情形就很清楚。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三朝本之一
國圖第二種三朝本品相較差，壞版闕文很多，但是書中（卷三九末葉）有宋人曾鞏等所作疏語一條，可見仍然部分地保存了宋本面貌。此葉疑為元代補版，是現今存世三朝本中僅見者，非常珍貴。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三朝本之二
現在看來，百衲本配補使用的三朝本，其版刻完善程度，與我們所見的幾種相比，似有遜色之處。可以舉幾個例子。
百衲本據三朝本配補的卷一〇《鄧元起傳》，第十七葉版框右外沿有墨筆小字一行，說明右半葉缺上半，據北監本補四字至十字不等。其闕文情形，與國圖藏本（二）、臺北「國圖」、內閣文庫藏本相同，而上圖、國圖藏本（一）不缺字。百衲本補字時，有新的錯誤（脫文）發生，修訂中作了改正。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此葉據三朝本配補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三朝本
卷二二《安成康王秀傳》的情形也很類似。第四葉版框左外沿有墨筆小字一行，說明左半葉缺末三行，據北監本補足。其闕文情形，與國圖藏本（二）、臺北「國圖」、內閣文庫藏本相同，而國圖藏本（一）版面完整無缺，上圖、靜嘉堂藏本只缺上部每行各三字。
百衲本影印宋大字本，此葉據三朝本配補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三朝本之一
又如卷四五《王僧辯傳》，亦為三朝本配補，第十三葉（左半葉，第1－2行）「寵章所隆」句。「所」字，上圖、國圖藏本一、靜嘉堂藏本作「既」，國圖藏本二、臺北「國圖」、內閣文庫藏本漫漶不清，北監本、殿本作「所」。可以推知百衲本所據三朝本漫漶，故據北監本描改作「所」（張元濟《梁書校勘記》未出校，當為暗改）。然而南監本、汲古閣本、金陵書局本亦作「既」，「所」字後出，當為北監本臆改，我們作了訂正。
南監本現在收入書影的南監本，是國圖所藏清順治、康熙遞修本，有清李慈銘批校。修訂工作開始的時候，中華書局提供了書局圖書館收藏的南監本，為清順治修本，書中未見康熙修版，年代比國圖藏本要早，間有佚名批語，以史評為主。書影取捨的考慮是，李慈銘批校本收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比較珍貴。李氏批校的學術價值較高，民國年間由王重民先生輯錄為《越縵堂讀史札記》十九卷。修訂中參考了《梁書》和《南史》的札記。《梁書札記》前身為此本批校（《梁書札記》卷首誤寫作北監本，因而有學者以訛傳訛，說李慈銘《梁書札記》根據的是北監本，不確）。書影選葉天頭有李氏批校一則，內容與《梁書札記》基本相同，節文見於修訂本卷五六校勘記，讀者可以參看。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南監本
有一個問題值得在這裡簡單談談。南監本二十一史，是明清時期讀書人最常用的正史版本，直到清嘉慶十年（1805）毀於金陵的火災，才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從明萬曆初年開始，新刊諸史書版持續使用二百餘年，而《晉書》《唐書》《宋史》《元史》數種，版刻始於元代及明朝初年，壽命長達四五百年之久，堪稱出版史上的奇蹟（此前三朝本的情況也類似）。因為是常用版本，大批量刷印，書版容易損壞，經過頻繁的補修及抽換版葉，現在不大容易找到萬曆年間原版的南監本。民國時張元濟先生影印百衲本《梁書》，闕卷以三朝本配補，其中闕字壞版的地方，用北監本（而不是南監本）補足，應當是未能獲得原版南監本的緣故。經眼所及，上海圖書館、日本內閣文庫所藏南監本《梁書》，屬於明萬曆年間的原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未能獲見全書，但就卷一首葉書影來看，應該也是萬曆原版。
原版萬曆新刊南監本諸史的一個明顯特徵，是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及字數（如《梁書》卷一首葉有「鄧欽 三百三十四」的字樣）。後來的遞修印本，版心上方象鼻處「萬曆×年刊」的字樣還保留著，但剜除了下方的刻工姓名及字數。以前學者使用南監本的時候，不太注意這個問題，將來似應予以重視。
李國慶先生編《明代刊工姓名全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是收錄明代刻工資料的一部大書。其中鄧欽條目載明萬曆年間刻書二十三種，史部有《史記》《晉書》《南齊書》《五代史記》四種南監本，未載《梁書》。這四種南監本刻工資料，是根據臺北《「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間接轉錄。《善本書志初稿》著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梁書》南監本，僅有明代刻工裴龍等五人姓名。這個版本影像在臺北「國家圖書館」網站已經公布，經過仔細比對，它並非原版的南監本，實際上是清順治年間的遞修本。書中有若干闕葉（總計十七葉），所闕書葉毫無例外是順治遞修版葉，這種「整容術」，也是舊時書賈做過手腳的印記。其中萬曆年間的原版只有四五葉，保留的刻工信息非常有限。不難想見，如果對原版萬曆新刊南監本諸史進行全面搜檢，可以較大程度地補充明代的刻工信息資料。
上海圖書館藏南監本《梁書》頗為特別。它的目錄不在全書之首，而是插入書內第三冊之首，位置在本紀之後、列傳之前；因為目錄第一葉缺失，所以卷目從列傳第二開始，這可能是舊時書賈「瞞天過海」另行裝幀的結果。聰明的書賈並沒有認識到這部南監本的寶貴之處。目錄之後，有萬曆四年南監祭酒餘有丁序，但沒有萬曆五年南監司業周子義的識語。該葉版心下方無刻工姓名，有「一百四十二」的字樣。這個數字，與目錄末葉文字、餘有丁序和版心文字的合計數目，是一致的。內閣文庫藏本的目錄末葉，餘有丁序之後，有周子義的識語；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吳廷，無數目字。此葉在萬曆五年補入周子義識語時，應當經過重刻。周氏識語說用禮部宋本及《南史》參校，「凡是正數百字」。由此可知，上圖藏本是萬曆四年初刊本，內閣文庫藏本是萬曆五年修訂版本。上圖藏本展現了南監本刊刻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具有很高的版本價值。
內閣文庫收藏的南監本《梁書》有一番來歷。日本明歷三年（1657）正月十八、十九日，在那場駭人聽聞的江戶大火中，著名儒學家林羅山（1583-1657，名忠，號羅山）正在家校讀《梁書》，事急避難之時，「先生輿中所攜，唯所點朱之《梁書》一冊而已。平生造次顛沛，不廢讀書」，到二十三日他就奄然長逝
（《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二《年譜》下，下文省稱《年譜》下），後世傳為佳話。在日本儒學史上，林羅山以「無與倫比的旺盛的讀書能力」而著稱
（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與史學》第三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他在去世前一年曾言：「吾自少壯，既知歷代始末，而廣覽數千萬卷，唯二十一史全部從頭至尾未遑滴朱露，今雖暮齡既迫，猶有一周覽之志。若幸保三年之命，則可以遂素志。」這一年他以硃筆句點完《晉書》《宋書》《南齊書》，次年春讀《梁書》過半
（《年譜》下），壯志未酬即長辭人世。
內閣文庫藏南監本《梁書》，目錄首葉卷端上方有「林氏藏書」印記（朱文），下方有一個「江雲渭樹」的閒章。這個閒章，是林羅山本人藏書的常用印記
（參見嚴紹璗《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每卷末尾有署名「林學士」的一行題記（硃筆），記錄讀史時間，始自日本寬文十三年癸丑（1673，清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止於五月二十日，書末並有署名「弘文院林叟」的題跋一則（墨書）。林學士、林叟，即幕府弘文院學士林鵞峰（1618-1680，名恕，號鵝峰），為林羅山第三子。按《年譜》下，羅山自己有善本二十一史一套，不幸毀於此次江戶火災；此前又以家藏兩套二十一史，分授二子林恕、林靖（1624-1661，號讀耕齋）。內閣文庫藏南監本《梁書》，即鵝峰藏本的一種。
據尾崎康先生調查（《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第二部第十章，中華書局2018年版），內閣文庫收藏林鵞峰手批正史，無《史記》《漢書》《後漢書》和《宋史》，存《三國志》至《元史》。土屋裕史《本館所藏林羅山舊藏書（漢籍）解題②》
（《北の丸：國立公文書館報》第48號，2016年）附錄有林鵞峰手校手跋本之跋文，自《晉書》至《元史》計十五種。《三國志》卷一題記署寬文乙巳（1665）季冬五日之夕，《元史》書末題跋署延寶五年丁巳（1677）秋七月二十三日。在《元史》的題跋中，林鵞峰抒發了閱讀全史的深切感慨：「餘初弱冠，再見三史。修《本朝通鑑》之餘暇，見《三國志》《晉書》。其後累年，春少窺園，夏分囊螢之光，秋對屋梁之月，冬映雪後之燈。朱露滴盡，筆頭枯禿。數千萬葉之紙，卷舒以見軸末；二十一史之編，紬繹以至卷尾。嗚呼！先考之遺命，聊可以報之，微力之精勤，亦有其效乎！時維延寶五年丁巳秋七月二十三日，偶當先考諱日，終此大舉，不亦奇乎！」林鵞峰花費十多年的時光，將二十一史依次點讀完畢。他在五十歲以後，勤讀正史作為日課，毅力之強，令人欽敬，真可以說是「善繼父志」的大孝之子了！
北監本國圖藏北監本《梁書》的書影是一個驚喜。卷一首葉的品相好，並有三方近乎完美的藏書印記，全面展示了它出於名家收藏的身份。印章分別是「鄒儀之印」（白文）、「字補山號曉庭」（朱文）、「錫山蕉綠草堂鄒氏書畫記」（朱文）。鄒儀是清代乾隆時期無錫的藏書家。《四庫全書》中有一種宋人李明復的《春秋集義》，底本就是鄒儀蕉綠草堂藏本。繆荃孫舊藏明翻元天曆刊本《范文正公集》，也鈐有這三方印記
（《藝風藏書記》卷六）。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北監本
汲古閣本汲古閣本十七史雖刻版於明崇禎年間，經明季戰亂頗有損失，至清順治年間修補完成，始通行於世，為清代士人閱讀正史的另一種常用版本。王鳴盛的名著《十七史商榷》，就是以汲古閣本十七史為商榷的對象。晚清著名學者陳澧（1810-1882，字蘭甫，稱東塾先生），所著《毛本梁書校異》，顧名思義是汲古閣本批校的輯錄之作。另一位著名學者王闓運（1832-1916，字壬秋）批點的汲古閣本正史，今存《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梁書》《魏書》《南史》《北史》《新唐書》等十一種，藏於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
收入書影中的，是國圖所藏清人葉萬等批校本。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這部汲古閣本十七史，為清代葉萬、薄啟源校跋並錄有宋代以來多位學者的札記及批校，值得學者關注。葉萬（1619-1685），又名樹廉，字石君，號道轂，江蘇吳縣人，徙居常熟，清初藏書家，著有《續金石錄》《樸學齋集》等。清人孫從添《藏書記要》第四則《校讎》云：「惜乎古今收藏書籍之人，不校者多，校者甚少。惟葉石君所藏書籍，皆手筆校正，臨宋本、印宋鈔，俱借善本改正，博古好學，稱為第一。葉氏之書，至今為寶，好古同嗜者賞識焉。」予以很高的評價
（並參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四「葉樹廉石君」）。
1970年代「二十四史」點校工作中，似已使用這部汲古閣本十七史。《顧頡剛日記》卷一一（1971年8月5日）云：「看洞庭山葉萬（石君）所校錄《南齊書》，及吳慈培以宋本校殿本兩種。看王仲犖所點樣張。」這是一個明證。原點校本《梁書》中似乎也有蹤跡可尋。卷一二《柳忱傳》「忱復同諫」句，諸本俱作「同」字。葉萬《梁書》校語：「『同』疑『固』。」原點校本在沒有版本依據的情況下，改作「固」字，疑即採用了葉氏的看法。
《梁書》葉萬等批校本目錄第二葉黏有浮籤一，文曰：「硃筆臨錢宗伯批閱本。墨筆臨熊櫱庵本，評語雜錄宋元明名人。又臨何小山校宋本。」錢宗伯指錢謙益（1582－1664），字牧齋，為明末清初的文壇領袖。櫱庵是熊開元（1599-1676），字魚山，湖北嘉魚人，明亡棄家為僧，隱於蘇州之靈巖，名正志，號櫱庵，《明史》卷二五八有傳。小山是何煌（1668－？）的字號，為清初著名學者何焯（1661-1722，稱義門先生）之弟。書影所選為卷一九首葉右半葉，其朱、墨二色批校，分別過錄自錢謙益、熊開元二氏校本。所謂「臨」，當是原樣迻錄，彌足珍貴。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汲古閣本
葉萬校本錄有宋人呂祖謙（1137-1181），明人邵寶（1460-1527，號二泉，江蘇無錫人）、鄒泉（字子靜，江蘇常熟人）、于慎行（1545-1608，字無可，山東東阿人）、王志堅（1576-1633，字淑士，江蘇崑山人）、王誌慶（1591-1642，字與遊，江蘇崑山人）、朱明鎬（1607-1652，字昭芑，江蘇太倉人），清人陳允錫（1639-1722，字亹齋，福建晉江人）的評語多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著錄云：「清葉萬校並跋，清薄啟源批校並錄清何煌校跋又錄明于慎行、王淑士等人札記。」附註項有欠完備，似可稍作修訂：「清葉萬校並跋，並錄清錢謙益、熊開元批校及何煌校跋，又錄宋呂祖謙，明邵寶、鄒泉、于慎行、王志堅、王誌慶、朱明鎬及清陳允錫等人評語。」
武英殿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武英殿本
殿本的書影，為國圖藏傅增湘校、章鈺題款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有著錄。此書目錄末葉有章鈺題跋，云：「江安傅沅尗增湘校宋眉山七史本於京師圖書館，庚申六月長洲章鈺傳校一過。」並鈐有「章式之校宋本」印記。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章鈺（1865-1937，字式之，江蘇蘇州人）二位先生，是現代著名的藏書家與文獻學家。
這部書有一個特別的由來。1913年5月，傅增湘的母親去世，為了排遣憂懷，他於7月初從天津赴京，至京師圖書館閱書三月，自夏曆秋，在館百有六日，校勘《後漢書》等宋本及校本書十餘種，為其一生專力校書之始，後撰有《西涯校書記》紀其事
（載《藏園遺稿·雜著》；參見孫英愛《傅增湘年譜》，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此次傅氏所校宋本書中，就有《梁書》四十卷。這個殘宋本，前面已經說過，即百衲本底本，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章氏題跋中的「庚申」為1920年，在傅氏校勘之後七年，始作過錄。傅氏的校勘方式，是將宋本的異文及篇題、卷葉、行款、格式等不同之處，逐一標識於殿本相應位置（不過傅校似乎沒有做到巨細靡遺的地步）。這是清代學者校書之成法，也就是所謂「死校」。如今《梁書》百衲本和殘宋本都可以方便地閱覽，傅氏校勘記錄，似乎已成為既陳之芻狗，失去其版本與校勘價值。其實不然，但凡涉及漫漶文字辨識等疑難問題，傅校本有很好的參考與提示作用。這裡舉一個例子。
卷三三《張率傳》載《舞馬賦》「思展足於南野」句。「南」字，三朝本以下俱無異文，殘宋本漫漶，百衲本描潤作「南」（張元濟《梁書校勘記》未出校，屬於暗改）。我們通校殘宋本時，此處輕易就放過去了。然而章鈺過錄的傅增湘校本，指明此處「南」字，殘宋本作「大」。我們仔細地觀察和辨識，對漫漶文字殘留的字形、筆畫和筆勢進行分析，認為此字確實當如傅氏所校作「大」，而不可能是「南」。百衲本的描潤是錯誤的。「大野」意指廣大的原野，與上文「壯心」相對，似乎於義更勝。三朝本作「南野」，可能是後人補刻時的誤改。修訂本出於審慎的考慮，沒有改字，但補充了一條校記，將殘宋本的異文列出。張率《舞馬賦》僅見於《梁書》，由此恢復了這篇作品的一處早期文字面貌，這無疑是一個有意義的校勘。前輩學者心細如髮，眼光獨到，真是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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