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侯潤芳）據諾貝爾獎官網消息，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4日中午，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獲獎者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麥可·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但在國際學術界，這三位得主所倡導的實驗方法備受爭議。如何看待這三位諾獎得主的實驗方法？在今日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首屆中國發展理論國際年會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發表了看法。林毅夫表示，他並不贊成隨機實驗的方法，並表達了擔憂：「現在不做隨機控制實驗，文章就很難發表了，這就可能會把我們整個發展經濟學界的努力引到歧途上。」
據悉，此次三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採用實驗性做法，這一做法的背景是什麼？林毅夫介紹，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希望通過產業結構的變遷來實現現代化。當時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機構、一些發達國家拿錢幫助這些國家建立現代化體系，但都沒有成功。到了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當時的國際發展機構、雙邊研究機構等給發展中國家的建議是，進行所謂的結構調整，讓這些國家去實行華盛頓共識中的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自由化等。而在改革的過程中，這些國家會經歷一段時間的紊亂、經濟下滑等，在這個過程中，國際機構等給與這些國家援助以幫助其渡過難關。當時的看法是，只要把市場制度安排好了，資源配置就有了，尋租的腐敗行為就沒有了，經濟也可以馬上改善。但是最終的結果來看，發展中國家按照上述思路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制度結構調整或者制度結構改革仍然都不成功。
「國際發展機構認為，這種宏觀的結構調整不成功，乾脆就做人道主義的援助，所以希望把這個錢直接給窮人，來幫助窮人。」林毅夫說。
但是如何幫助人？林毅夫介紹，針對個人貧窮的援助有兩種。第一種辦法是健康，所以給與了很多的醫療援助。第二種辦法是提高人力資本，所以給與了很多教育援助。但是最終發現，這些項目的效果很差。比如，可以蓋一個學校，但是學校的話學生不聽話，或者說老師也不來。如何使得學生願意來上學、聽課，老師願意來學校、也願意講課，進而提高人力資本？
也就是說，如何提高微觀項目的效果？「16年前，他們開始提出，做這個項目就像做新藥一樣，新藥是否有效，要做隨機控制實驗，其出發點是對失敗的宏大發展思路的反思。」
如何看待這種隨機控制實驗的方法？林毅夫表示，其並不贊成隨機實驗的方法，並給出了兩方面的解釋。
第一，醫藥的新藥可以做隨機控制實驗，但藥品跟援助項目有不同。一個藥是不是有效，基本上是人的基因決定的，人的基因99.999%是一樣的，所以這個新藥如果在隨機控制實驗當中被證明是有效的，上市以後基本上應該都有效，只有極端個例無效。但是這些援助項目，比如一個村子裡面，如果要讓病人來看病，要獎勵他他才願意來。如果要給他一個獎勵，可能給紅豆的獎勵就有效，但是給綠豆或者是花生，這些窮人可能就不願意來。而到另外一個村子，可能給紅豆的獎勵也無效了。這是因為每個地方的社會、經濟、文化、歷史都不同，所以，隨機實驗的方法在一個地方有效，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就無效了。因此，做隨機控制實驗看起來很科學，但是有一個問題——一種實驗在這個村子的運用確實很科學，但是在這個村的研究並沒有辦法推廣到其他村，更別說推廣到全中國或者是全世界。「如果用這種方式做發展政策的話，全世界有幾百萬個村，就要做幾百萬個隨機實驗，更重要的是願不願意來看病的實驗中的變量不只是一兩個，可能是成千上萬的，那（隨機實驗）怎麼可能去成功？」
林毅夫進而提出，花很多錢去做幾百萬、幾千萬個的隨機控制實驗，並不見得能夠讓這些國家發展起來。他以北非的教育水平為例指出，北非的教育水平在這些年發展得不錯，但是沒有就業，一部分人可能會跑去歐洲，但是絕大部分人還留在當地。這些人會用Twitter，但是沒有工作，心裡很不滿。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點生活問題可能就會變成大的社會問題，成為政治不穩定的因素，而這些是因為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讓地方發展起來的問題。「從大的方面看，發展起來的國家，哪一個是做隨機控制實驗的？」林毅夫提出。
「當然了，他們得了諾獎我們要祝福，但是我很擔心。巴丹（記者註：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著名的經濟學家，今年諾獎獲得者所在的一個項目的領導者）說在過去的十年，90%投到JD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文章是做了隨機控制實驗的，而且因為獲獎者是美國經濟評論的主編之一，現在不做隨機控制實驗，文章就很難發表了，這就可能會把我們整個發展經濟學界的努力引到歧途上。」
實際上，北大國發院講席教授張曉波近期也曾對新京報記者表達了同樣的擔憂。張曉波表示，今年三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的隨機實驗方法在發展經濟學界影響很大，對於剛出道的經濟學者，這種方法容易被接受。同時他們控制著主流的經濟學雜誌（埃絲特迪弗洛是最權威經濟學雜誌之一、「美國經濟評論「的主編）。現在不做田野實驗，發展經濟學的論文很難在頂級經濟學雜誌發表。因此很多人跟風去做類似的田野實驗。但這種實驗方法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受到了很多的批評。
「三位獲獎人的一些實驗方法可以借鑑，可以當作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工具，但不能為了工具而工具。現在他們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我比較擔心國內的年輕學者會跟風，會為了做實驗而做實驗，反而忘了總結這些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發展經驗。」張曉波表示。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編輯 任婉晴 校對 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