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為什麼不會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原創 小北 北京大學出版社

誰是林毅夫？

林毅夫，1952年出生於臺灣省宜蘭縣。受父親的影響，他從小就牢記孫中山先生的遺訓，要將振興中華之責任置於自身肩上。1978年12月《中美聯合公報》公布。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與此同時，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吹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號角。身處如此之格局，何以報國呢？

於是，1979年5月16日晚，一位名叫林正義的上尉連長，帶著對祖國大陸的嚮往，隻身離開臺灣金門，一路遊過海峽，到達了2000多米外的廈門海岸。

此後，林正義根據那句從小熟記的「士不可以不弘毅」改名林毅夫，正式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攻讀政治經濟學碩士研究生。

1980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林毅夫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教授的青睞，並於1982年遠赴美國到芝加哥大學師從舒爾茨攻讀博士學位。林毅夫僅僅用了四年時間就拿到了大多數人要花五六年才能拿到的經濟學博士學位，這之後他又去耶魯大學完成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

1987年，該是林毅夫學成回國的時候了，但他真的會回來嗎？畢竟，努力奮鬥出國留學，然後再留在那個地方過舒適的生活是大多數人嚮往並作出的選擇。這樣的生活林毅夫確實唾手可得。

可他偏是那少數人。1987年他帶著30箱資料毅然回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從歐美名校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便立刻返回祖國大陸工作的經濟學家。

回國後，他在做官和做學者中選擇了後者，出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兼任北京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由此正式開啟了他植根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學術報國的道路。

幾年中，他發表多篇有關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論文，論文被引用次數，在華人經濟學家中位於前兩名。

1994年，林毅夫教授與幾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創辦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擔任創始主任），其後改名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林毅夫擔任名譽院長），成為中國的高水平學界思想庫和政府高端智庫。同年，他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用不同於西方經濟學主流觀點的理論解釋了中國的發展之路。

2008年，林毅夫受聘出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成為世界銀行歷史上擔任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第一人。

2012 年林毅夫教授從世界銀行卸任，重返北京大學，致力於總結來自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改革與發展的經驗，倡導和推動理論創新。

2015 年 12 月，林毅夫教授創立了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擔任創始主任），後升格為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林毅夫擔任院長）。2016 年，在習總書記的直接關懷下，北京大學南南學院成立，林毅夫擔任院長，致力於培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方向的專業人才。

同時，林毅夫教授在國內外的主要社會兼職達18項之多（包括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及第十、第十二、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世界銀行顧問，等等）。

在多年學術研究以及參與中國多項重要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實踐的過程中，林毅夫立足發展中國家實際，自主創立了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該理論在國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被譽為繼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第三波發展理論思潮。

2018年12月，林毅夫以其對經濟轉型理論的重要貢獻而成為受中共中央國務院表彰的100位改革先鋒之一。也正是基於此， 很多人猜測：林毅夫會不會憑藉新結構經濟學，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經濟學家？

諾貝爾獎，對於中國人來說是長久渴望卻長久無法得到的象徵著民族創造力和科技水平的夢想。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屠呦呦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我們就更加期待什麼時候中國人可以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物理學獎、諾貝爾化學獎……所以，當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並在實踐中廣泛驗證完善的時候，便會有人不自覺地期待，那麼林毅夫可能獲得諾貝爾獎嗎？

關於這個問題，林毅夫本人曾親自做過回答。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他本人的答案吧！

關於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以企業自生能力為微觀分析基礎，以每一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為切入點，提出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場」來形成能夠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價格體系以誘導企業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從而形成競爭優勢，也要有「有為的政府」來解決結構變遷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一個國家只有同時用好市場和政府這兩隻手才能實現快速、包容、可持續的增長。

新結構經濟學和傳統的結構主義的區別在於，結構主義認為不同發達程度國家的結構差異是外生的，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其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新結構經濟學和一般新古典經濟學的差異在於，一般新古典經濟學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同質化，沒有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產業和技術的差異。

經濟學被人戲謔為「令人抑鬱的科學」，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這樣，因為從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來看，發展中國家處處是不足和缺點。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從發展中國家有什麼、能做好什麼作為切入點，發現發展中國家處處是機會，認為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管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多麼糟糕，企業都有追求利潤的動機。

只要政府能夠採取務實的政策，利用可動員的有限資源和施政能力，設立工業園或經濟特區，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供足夠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以降低內外資民營企業生產、營銷的交易費用，那麼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立即將微觀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踏上快速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結構轉型和動態增長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那樣必須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設好了，再來由市場自發的力量推動經濟發展。

不僅新結構經濟學有獲獎潛力，

衍生理論也有獲獎潛力

我相信新結構經濟學應該得諾獎。我相信不僅是新結構經濟學應該得諾獎，新結構經濟學衍生出來的很多領域也該得諾獎。

首先，最優金融結構理論。這是在現有的金融理論裡面沒有的，最優金融結構理論可以解決發展中國家廣大的農戶、微小中型企業的金融問題。

過去的金融理論都建議發展中國家按發達國家的金融安排來發展其金融體系，解決不了發展中國家廣大的農戶、微小中型企業的融資需求，導致這些國家經濟發展不好，貧困問題不能解決。

雖然孟加拉國出現了小額貸款，但是小額貸款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貸款金額太小，不能解決發展問題。金融存在的目的是為實體經濟服務，不同發展階段的實體經濟，它的資本需求和風險特性不一樣，合適的金融安排當然也不一樣。我覺得這是一個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潛力的題目。

其次，潮湧理論。它對現有的宏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有很多新的思考，是對現有的主流宏觀理論的擴展，使宏觀理論和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現象能夠進行比較好的結合，這樣的理論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這也是一個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潛力的題目。

從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出發，內生決定產業、技術結構和基礎設施及制度結構，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這些結構都會變化；在結構演變過程中，都會對人力資本、金融、宏觀的作用有許多新的認識和政策思考，這些題目都能夠有嚴謹的數學模型和實證檢驗。

關於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方向，我總結了十幾個目前國際經濟學界爭論不清的問題，從新結構經濟學來看，這些問題都是一清二楚的，都可以用嚴謹的數理模型來回答，以及用數據作檢驗。

獲獎的人不會是我，

但可能是下一代或兩代人

我相信沿著新結構經濟學的方向去做研究，可能得到的不是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是三個、五個，甚至是十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我知道不會是我得到，肯定是在你們這一代或是在你們下一代。如果你們努力的話是在你們這一代，要不然就是在下一代。

這是很顯然的。因為我知道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審過程。

每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審過程都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邀請大約1500名著名的經濟學家做推薦人，這1500個人包括北歐四國經濟相關院系的正教授、先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再加上國際主流經濟學界有影響的經濟學家。

我了解到這1500名經濟學家中有一半的人會推薦自己，因為有名的經濟學家通常都覺得自己的貢獻很大，有一半會推薦其他人，被推薦的人中相對比較集中的也就只能得到十幾到二十個人的推薦。被別人推薦的，推薦他的通常是自己的學生。即使得到了十幾到二十票，進入了前五名，也不是第一次進去就可以獲獎，通常要連續幾年才有機會。

那麼，中國經濟學家要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前提條件是什麼？

我們不是北歐四國，我們現在也沒有人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中國經濟學家要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必須先教出50名能進入國際排名前1500名的經濟學家來。

這不容易，因為現在所有頂尖雜誌都是由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所控制。我們現在關心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的論文難以在國際頂尖雜誌上發表？

因為目前的主流經濟學家不了解發展中國家的現象，所以我們就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如果我們寫的論文是沿著他們的話語體系，按照他們的思路去寫他們關心的問題，這樣就相對容易發表。而如果沿著新結構經濟學的新的理論體系去寫，他們老是半信半疑，而且也不認為這些問題有多重要。

所以，即使現在有100個、200個經濟學家沿著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來做研究，要有50人進入國際前1500名大概也很難。

既然得不到諾獎，

我為何還這麼努力？

作為一名學者，首先，我希望給經濟學界引進一個新的視角，就是結構的視角。

因為現代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基本上沒有結構，最近開始有人關心結構問題，但還很少。絕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和模型還是沒有結構，所以無法區別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我希望經濟學界在研究經濟問題時，大家先天地就會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我希望給經濟學界帶進這個視角。

有了這個視角後，我還希望為經濟學家研究結構時帶進一個切入點。

我希望經濟學家在研究結構問題時能夠以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作為切入點。我很確信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是各種結構的最根本的決定因素。以要素稟賦及其結構作為切入點可以把生產方法、方式內生化，而且，要素稟賦及其結構自身的變化機制也是清楚的。

接下來，我希望給經濟學理論體系留下一個概念：企業的自生能力。

企業自生能力指的是一個正常管理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獲得社會可接受的利潤率的能力。我希望企業的自生能力能夠變成經濟學家討論問題時的一個通用概念。

我從出版《中國的奇蹟》一書以後，討論的發展和轉型問題很多，之所以能夠自成體系、一以貫之，而且討論問題時能夠很快就抓住問題的核心，是因為我腦子裡有一個企業自生能力的概念。

有了這一概念，就容易找到現實世界中許多現象的微觀基礎，知道哪些制度或扭曲是不是內生的，哪些政策變動是不是會有預期的效果。企業的自生能力實際上是整個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微觀基礎。

我希望經濟學的理論能夠幫助所有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實現共享和繁榮。

以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說明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似乎頭頭是道，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尚無根據主流經濟學理論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少數幾個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獲得成功的國家和經濟體的主要政策在推行時，從現有的主流理論來看都是錯誤的。

最後，我有一個願望。我希望經濟學理論有一天不僅能夠作為批評的利器來說明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夠作為解決問題，推動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繁榮、共享的指南針。

林毅夫說，他希望他的一個視角、一個切入點、一個概念、一個願望能夠成為經濟學界的共識和共同努力的目標，如果這個目標能實現，他就心滿意足。

或許，在林毅夫的心中，與確能增進國民經濟福祉相比，諾貝爾獎確實沒多麼重要。

-End-

編輯：山鬼 黃泓

原標題：《林毅夫：我為什麼不會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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