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嶽稱公知必亡遭港作家反駁 公知討論公知亡不亡

微博、大V、公知，似乎是三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概念。微博日益式微，引諸多大V競相關閉微博，公知又將何去何從？

騰訊《大家》欄目11月14日發布原《南周》記者連嶽的文章，《「公共知識分子」必然死亡》。連嶽認為「公知」因無私的「犧牲」而受到公眾青睞，但這樣的犧牲本身是反人性的。而事實上公知替公眾發聲早已不是公益事業。「『公共知識分子』在被關注中，已經可以實現自己的私利：得到名氣、作品大賣、粉絲上漲、收入增加。」「這麼鼓吹的『公共知識分子』，觀眾一看也是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還得靠體制供養，追隨者自然逐漸散去。」他表示，「『公共知識分子』的死亡，是因為其本身就是虛構的怪物，無論中外知識分子在上面花多大力氣，堆砌多少警句，都活不久。」

大V連嶽斷言「公知必亡」

連嶽在文中稱，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反感，帶有普遍性，它才最後走向死亡。  

廖偉棠在文中將連嶽定義為「第一批公知」。認為連嶽對公知的定義本身就有問題。他認為公知發聲，既是救人也是自救，談不上犧牲。「公共知識分子本身不帶有領袖性，只有在中國權威崇拜的傳統中，才錯誤地製造了『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導師＝權威＝領袖』這一幻覺。」文章稱，「目前『大V』息微，話語權分散，並不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死亡，充其量是公眾幻象的言論救世主的死亡。」

文章最後廖偉棠又對連嶽所說的「公知」之死作出了善意的預言：」在良性環境、參政議政正常化的公民社會，每一個知識分子都主動、自然地關心公共事務，那時就不存在專門的『公共知識分子』了，只有『知識分子』。關心公益和私利（包括他人的私利）將成為他們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

以下是連嶽、廖偉棠原文。

「公共知識分子」必然死亡

連嶽 

「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國從香到臭，不過十來年時間。最初，在言論市場搶份額的人，許多在爭戴這頂帽子，甚至有人在自己的微博認證資料曬出「公共知識分子」；現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把這全歸結於「有關部門的打壓」，我覺得簡單化。有關部門固然對「公共知識分子」沒有好感，但現在只憑有關部門之力把某個群體徹底汙名化，也不太可能了。許多人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嘲弄、挖苦和不滿，有些或許是隨波逐流，但更多是發自本心。我親耳聽到一位立場與官方相反的民間人士，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極端不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反感，帶有普遍性，它才最後走向死亡。「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舶來品，這麼快死在中國，其實值得高興。在西方，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引述，可以找出不少。那些話語看起來相當美妙，不過我始終理解不了。幾年前，有個採訪，談到「公共知識分子」話題，我認為，只有「私人知識分子」，沒有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

一個知識分子的觀點與行動，即使引起了公眾的注意，形成輿論焦點，也無法改變其私人屬性，他總是有其自私的目的。人們趨向於不信有一個無私的麵包師，一個無私的菜販子，因為要從他們哪兒拿商品，你總得付出金錢。人們卻趨向於相信容易出現無私的「公共知識分子」，我想，這可能和人們看一個觀點不需要付錢有關。而「公共知識分子」在被關注中，已經可以實現自己的私利：得到名氣、作品大賣、粉絲上漲、收入增加。

久假不歸，時間一長，人們就相信了「公共知識分子」是無私地關心公共利益的一群人。有些立志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人，也用這個嚴格要求自己。任何一絲與私利相關的懷疑，都容易引發形象的崩潰。「為了公共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是高尚的、值得追求的」，這條規則慢慢成形，犧牲得越多，越容易得到讚賞。

犧牲邏輯有個天然缺陷，就是反人性。犧牲少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如犧牲多的「公共知識分子」牛逼，犧牲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又不如獻身的「公共知識分子」牛逼，大家比賽悽慘。「公共知識分子」也希望追隨者犧牲，放下私利，不然就是「豬」、是「犬儒」、是「自願的奴隸」。為了面子，一時吃了激將法，或許年輕人會跟著喊兩句，但人性畢竟是人性，它總要在人身上起作用，「公共知識分子」自己不會去犧牲，追隨者自尋死路的也稀少。當人性與某個觀念始終衝突時，多數人會清醒。

最後的疑問是，就算違背趨利避害的人性，真有幾個稀缺的「公共知識分子」受苦受難時，大眾欠不欠他們？畢竟，他們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戰。答案是，誰也不欠他們的，追求犧牲可以視為自己獨特的人生追求，但不能以「我是為了公共利益」而要求大眾關注或補償，一是大眾沒有和他們籤訂契約；更關鍵的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不少想法，可能還會損害他人利益，歷史上曾有不少類似今天「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為了自己改造世界的夢想，不怕坐牢和死亡，結果有人帶來深重的災難，受害的大眾也無法要求他們賠償。任何人都不要代替他人追求利益，任何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經過幾百年的市場經濟證明，這才是積累財富、知識和人才的最快途徑，也是變革世界的好辦法。有利於私利，就是有利於公益；不利於私利，就是不利於公益。公益這個詞，甚至沒有存在的意義。任何鼓吹「為了公益放棄私利」的人，最後都不會讓人喜歡，這麼鼓吹的君王，是為了收割臣民的私利，這麼鼓吹的「公共知識分子」，觀眾一看也是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還得靠體制供養，追隨者自然逐漸散去。

「公共知識分子」的死亡，是因為其本身就是虛構的怪物，無論中外知識分子在上面花多大力氣，堆砌多少警句，都活不久。我希望一切打著「公共利益」的人，都沒有市場，無論是來自官方，還是來自民間，我祝願人們永遠只追逐私利，那樣才能避免被形形色色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公共利益」拐去地獄。

翻頁為廖偉棠《「公共知識分子」死了嗎》原文。

 

 

 

「公共知識分子」死了嗎

 廖偉棠

作家廖偉棠（資料圖）

繼某些媒體及某些迷幻網民之後，又多了一篇宣判「公共知識分子死亡」的文章，意料不到的是，此文出自向來理性的連嶽先生筆下。雖然他有他自己獨特的論證方法，但他在定義「公共知識分子」概念之時，就落入偏見。

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經歷過一個井噴期，連嶽先生就是第一批被公眾理解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人之一。他的「我愛問連嶽」專欄，受眾是最普通讀者，他充當的一個「解惑」功能，是古代公共知識分子——師（不是士，士可獨善其身，師必須與他人發生知識層面的關係）所擁有的三個功能最基本的一個。至於「傳道」，則是公共知識分子成立的一個更高要求，道有多種，亦有各種傳法，只要你決定傳，就進入了公共領域，目前各種網絡媒體的大熱，更造成了傳道的神話化大躍進。

但如今的「道」，往往被簡單化為立場和意見。中國不少「公知」，其實是所謂「意見領袖」。一個缺乏成熟訴求和意見表達機制的社會，往往渴盼的是這種領袖，但公共知識分子本身不帶有領袖性，只有在中國權威崇拜的傳統中，才錯誤地製造了「公共知識分子＝精神導師＝權威＝領袖」這一幻覺。我想，連嶽和我，都是反對這種幻覺的。而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是意識到自己的公共身份的知識分子，是意識到自己除了是導師、學者、藝術家、名流之餘，還有基本公民身份的人，這樣他才意識到他必須與同樣遭遇各種不公義的其他公民一起發聲，這既是救人也是自救，談不上犧牲，只不過因為他擁有更專業的知識和更具影響力的話語空間，他可以多做一點。

像是自嘲，連嶽文章的第一個誤讀是：「『公共知識分子』是無私地關心公共利益的一群人」，當然他是在描述他所觀察到的中國公眾對「公共知識分子」所作的超人期待，但他卻沿接這這個誤讀去進行引申和批判，最後把批判直指這種被虛構的「公共知識分子」，而不是批判這種誤讀的成因，竟至於推論出「歷史上曾有不少類似今天『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為了自己改造世界的夢想，不怕坐牢和死亡，結果有人帶來深重的災難……」這樣很不準確的過度引申，使「公共知識分子」成了一頂人均可戴的帽子，竟然被套到歷史上各種狂熱分子、烏託邦主義者頭上了。君可記得，當代幾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如奧威爾、羅素、阿倫特、薩伊德、桑塔格等，都是反對這種狂熱者的。

連串誤讀帶出連嶽的最大誤區，就是在「公益」與「私利」問題的權衡之間，他為了宣告公共知識分子之非，使用了狂熱分子愛用的非此即彼：「任何人都不要代替他人追求利益，任何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云云。

首先，公益不過是公共知識分子追求的其中一種。其次，私利不是一種單純、獨立的價值實現，它需要保障，需要妥協和讓利，如果純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會，不一樣是一個叢林社會？公益作為一個最大公約數，對私利有著適度的制衡與引導，才能讓每個人的私利不因為其中某個強者的私利受到侵害。在嘲笑左派的道德潔癖的同時，請不要過分善良地想像個人主義者，尤其是那些市場決定論者。像鉛筆社這樣的組織，不就認為只要符合商業利益、商業規則，連兒童買賣婦女買賣都是可以接受的嗎？

依我看，目前「大V」式微，話語權分散，並不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死亡，充其量是公眾幻象的言論救世主的死亡。在去V狀態，公共知識分子將不再背負上述幻象的誤讀包袱，這樣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反而能披沙瀝金再現、重新發揮作用。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公共的工具，而是公眾所領受榮辱、損益的最敏感的實驗者與公益共謀者，他們沒有優越性，但也沒有原罪。

「公知」之死，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善意的預言去理解，在良性環境、參政議政正常化的公民社會，每一個知識分子都主動、自然地關心公共事務，那時就不存在專門的「公共知識分子」了，只有「知識分子」。關心公益和私利（包括他人的私利）將成為他們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