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雲人物採訪記》一書的序言中，法拉奇寫道:「今天的歷史發生之時就會被寫下來。我因此而喜歡新聞業，我也因此而害怕新聞業。新聞是非凡、可怕的特權。意識到這一點，肯定會讓你一次次地覺得自己無力勝任。當我碰上重大事件或者大人物時，我會感到痛苦，擔心自己的眼睛看不過來、耳朵聽不過來、腦子理解不了那隱藏在歷史叢林中的蟲子。」
儘管對她各界褒貶各異，但無可否認，她的獨特性格造就的傳奇永不再有。
法拉奇：性格造就獨特傳奇
在越南戰場上，她看上去像一個孩子一樣嬌小、一樣容易受傷，她的背包上寫著說明，告訴人們如果她陣亡，將她的遺體運交義大利使館。
1968年，在墨西哥市採訪學生抗議活動時，她身上中了兩發子彈。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個子不高的法拉奇憑著她的勇敢和才智，成了世界上最尖銳的記者。她說:「不管權力來自專制的君主還是民選的總統、殘暴的將軍還是受人敬重的領袖，在我看來權力都是非人性的、可恨的現象。我一直認為違抗壓迫是使用獲得生命這一奇蹟唯一的方式。」採訪基辛格時，她問權力讓基辛格感覺如何，誘使基辛格說那就像「孤獨的牛仔騎在馬上，走在馬隊的前頭，牛仔隻身一人騎馬衝入鎮子」。採訪中，法拉奇直率地問到越南戰爭，「基辛格博士，你有沒有發現，那是一場無益的戰爭？」基辛格的回答是:「對此，我可以贊同。」
採訪了霍梅尼之後，她被伊朗人包圍了，他們想接觸她，因為她見過了他們的精神領袖。「我的袖子被撕破了，褲子也是。胳膊和手都擦傷了。相信我:都怪霍梅尼。沒有他我們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他媽懷他的時候沒有選擇墮胎，真是太遺憾了。」
9月15日，77歲的法拉奇因病在佛羅倫斯一家私立醫院離開人世。去世10天前她從紐約回到義大利。生命的最後幾年，跟癌症搏鬥的她大部分時間都住在紐約，她把自己從義大利放逐出去，因為「義大利病得比我還重」。
法拉奇1929年6月29日出生於佛羅倫斯，她的父親本來是一位木匠，後成為義大利反法西斯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法拉奇也很早就作為父親的助手參加了地下抵抗活動，幫助盟軍士兵撤到安全的地方，這給了她學習英語的機會。16歲還在大學裡學醫的時候她就開始兼職做記者，21歲就被義大利最好的雜誌僱用了，被派到好萊塢，在五六十年代報導電影明星，1956年出了第一本書《好萊塢的七宗罪》。
她曾經說她叔叔、著名記者布魯諾·法拉奇痛恨報紙，只有她冒著危險去做戰地記者，才能原諒她選擇了這一職業。後來她確實成了一名成功的戰地記者，從60年代中期開始，在之後的20多年裡，法拉奇去過越南、南美、中亞和中東報導戰爭。這些經歷也被她寫成了暢銷書，比如《印沙安拉》，是一部關於義大利軍隊駐紮在黎巴嫩的小說。
她職業生涯的開始是採訪電影明星，但很快她就發展為採訪國際政要，像鄧小平、梅厄夫人、英迪拉·甘地、亨利·基辛格、阿拉法特、沙龍、卡扎菲。她會花上數個星期研究採訪對象的細節，採訪會持續六七個小時。她把採訪比作做愛和勾引，她不喜歡用翻譯(「兩個正在做愛的人中間一個陌生人的身體」)，除了義大利語之外，她還會說英語、法語、西班牙語。
她的採訪技藝非常高超，會為採訪對象布下陷阱，她的採訪風格令人刮目相看:情緒化、咄咄逼人地逼問、持續時間長。在採訪當時的南越總理阮文紹時，她想獲得他對外界評論他是「南越最腐敗的人」的意見，當直接問他時，阮文紹矢口否認了這種傳言。法拉奇將這個問題分解為兩個有內在聯繫的小問題。她先問:「您出身十分貧窮，對嗎？」阮文紹聽後，動情地描述了小時候他家庭的艱難處境。得到了上述問題的肯定答案後，法拉奇接著問:「今天，您富裕之極，在瑞士、倫敦、巴黎和澳大利亞有存款和住房，對嗎？」
如果說她最喜歡的採訪對象是梅厄夫人和英迪拉·甘地，那麼她最不喜歡的就應該是伊朗國王巴列維了，因為對方說:「婦女很重要，除非她們漂亮、嬌媚、有女人味。在法律上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在智力上不平等。」
1961年記者扎特琳採訪法拉奇，說很多人說她卑鄙、兇狠。她睜大畫著濃妝的眼睛，撫了一下頭髮後，擺出一副清白的樣子說:「兇狠是什麼意思？說出實情？我覺得我很和藹。採訪一個人時我總是盡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畫畫的時候我盡力畫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說也許她有時畫了一幅不夠公正的、負面的畫像。她回答說:「那不是我的錯，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1973年，法拉奇在米蘭辦公室的一位男同事說他要去採訪被釋放的希臘抵抗運動領導人帕那古利斯，法拉奇立刻取消她花了8個月的時間才安排好的對西德總理勃蘭特的採訪，專橫地說:「你不會走，但是我就要走了。」她後來說帕那古利斯能讓她回憶起青年時期她視死如歸的遊擊隊戰鬥生涯，尤其是她的父親。採訪帕那古利斯時，她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作為一個人的含義是什麼？」帕那古利斯回答說:「意味著要有勇氣，有尊嚴。意味著去愛，但不允許讓愛成為避風港。意味著鬥爭和勝利。按你看，人是什麼？」法拉奇回答說:「阿萊科斯，我說人應該是像你那樣。」
二人後來一起生活了3年，她把自己比作桑丘，把帕那古利斯比作堂吉訶德，像保姆照看孩子一樣照看了他3年。1976年帕那古利斯遭遇車禍，法拉奇相信是有人謀殺了他的愛人:在烏利亞格梅尼街，一輛轎車高速向他逼來，巧妙地左右擺動一下把他擠出路外。他幾乎是當場死亡。150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法拉奇說:「帕那古利斯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也是值得每一個生下來的人應該尋找的東西，是不存在的。被稱為自由，被稱為正義的東西是一場夢。哭泣也好，詛咒也好，忍受也好，我們只能追隨這個夢，並對自己說，當一樣東西不存在時，就要創造它。難道人的命運不就是創造不存在的東西和為夢的實現而奮鬥嗎？」跟帕那古利斯的愛情還讓她創作了兩部小說，1975年的《給尚未出世的孩子的信》和1979年的《人》。
1971年法拉奇就被診斷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菸，穿著時尚，對皮具、珠寶和寬邊帽子很有鑑賞能力，在曼哈頓過著退隱生活。「在這樣一個與她盛年時極為相似的時代裡，法拉奇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說，由於她對自身道德立場的勇氣無人可替代，我們試圖將她一筆抹殺，以證實自己的合理性。」
「9·11」發生後，義大利《晚郵報》的編輯說服她寫一篇文章。她寫了1.4萬字，題為《憤怒與自豪》，一些說法令西方媒體也感到失之偏頗:「你讓我比較這兩種文化？說實話，談論兩種文化、拿二者相提並論這種做法就讓我惱火。讓我們實話實說，我們的教堂比清真寺和猶太會堂更漂亮……聖戰會摧毀這個世界，而這是一個我們或好或壞總是在想方設法去建設，去改變，去改進，去賦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說更少偏執，甚至完全沒有偏執的世界。如果美國被摧毀，歐洲也會毀滅。」她反對義大利接受移民，「我們沒有空間來容納那些穆安津、伊斯蘭寺院的尖塔、虛偽的絕對戒酒主義者，沒有空間來容納他們該死的中世紀、該死的長袍」。
(責任編輯：willmic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