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鳳凰」和「相風銅烏」,我國漢代出現世界上最早測風「神器」

風是自然界最常見的現象之一，它跟生產，生活，交通運輸、行軍打仗都有密切的關係，對風的觀測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同時，在中國古代風又被看做是一種重要的天象，對風的觀測成為官方天文機構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

一、我國古代對風的觀測

早在商朝，人們就已經利用旗上的飄帶來觀測風向，有了四面風的觀念，並且用「劦」、「 彝」、「 微」、「夗」等四個字來作東、西、南、北四方的風名。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對風同的認識又有了發展。在《春秋左傳》中，已有「行八風」、「八風平」等的記載；在《國語 周語》中，也有「遂八風」的記載；在《呂氏春秋》中更有了「八方風」的專有名稱。這些都表明，當時人們的認識已從四個風向發展到八個風向。

到了漢朝，測風器和對風的認識都有很大的改進和提高。這時期發明了銅製的測風器「銅鳳凰」和「相風銅烏」。

「銅鳳凰」出現在公元前104年，當時建造了漢武帝劉徹的官殿建章宮，在屋頂裝有三個銅鳳凰，據東漢末、曹魏初成書的《三輔黃圖》記載，銅鳳凰「下有轉樞，向風若翔。」下面有可以轉動的裝置，受風的時候頭會向著風，好像要飛起來一樣。相風銅烏出現在東漢時期，安裝在國家的天文臺「靈臺」上，它的形狀像一隻烏鴉，可以隨風而動。

這些銅製的測風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測風儀器，西方跟它們相似的候風雞出現在十二世紀，比我國晚了近一千年。這時期，我國已經對季風有了一定的認識。

二、當時相當先進的測風儀器

在公元前一世紀初年成書的《史記 律書》中，記載有八個方向的風各出現在什麼月份，反映當時人們已經對各個季節的風向轉換規律有一定的認識了，就是春季是偏東風，夏季是偏南風，秋季是偏西風，冬季是偏北風，基本上已經符合實際的季風情況。

由於銅製的測風器比較笨重，轉動不很靈便，因此在晉朝以後就被比較輕巧的木製相風烏所代替。關於木製相風鳥的製作和應用，唐朝李淳風在《乙巳佔》裡寫著：

「凡候風者，必於高迥平原立五丈長竿，以雞羽八兩為葆，屬於竿上以候風。風吹羽葆平直則佔。亦可於竿首作盤，盤上作木烏三足，兩足連上而外立，一足系羽下而內轉，風來烏轉回首向之，烏口銜花，花旋則佔之。」

意思就是當要觀測風的時候，必須在地勢高曠的平原上高立五丈高的長竿，用雞毛八兩，編成羽片掛在竿上，用來觀測風力和風向。當羽片被風吹平直的時候就可以測定風力和風向，也可以在長竿頂端安置一個盤子，盤上作一隻三隻腳的木烏鴉，它的兩隻腳跟盤子相連，向外站立；一隻腳上掛羽毛，而內轉。一有風烏鴉就會轉動起來，它的頭向著風，嘴裡銜著花，當花旋轉的時候就可以測風。

這裡指出要選取高曠的平原來作觀測風向的場所，是很重要的，它表明人們已經認識到城市建築以及自然界的地物會對風向產生一定的影響，而在高曠的平原，又矗立高竿，可以避免各種地物的影響，測到正確的風向。烏鴉銜花，可以更明顯地指示風向，便於人們觀測。

這種相風木烏後世一直沿用，但是不斷有所改進。清朝麟慶所編的《河工器具圖說》中記載：

「刻木象烏形，尾插小旗，立於長竿之杪或屋頂，四面可以旋轉。如風自南來，則烏向南，而旗即向北」

這樣觀測起來就更清晰了。

在前面提到的《乙巳佔》引文中，記述有用雞的羽毛編成羽片的測風器。這種羽毛測風器雖然發明在唐朝以前，但是在唐朝以後才被普遍應用。它製作和使用都很簡便，而且羽片有一定重量，一般是用五兩到八兩。徐兢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記載，「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由於羽毛測風器有一定的重量，所以它除了可以觀測風向外，還可以從羽片飛起的高度來測定風力的大小，反映了人們對風力已有一定的定量認識。這在當時已經是一種相當先進的測風儀器了。

三、古人將對季風的認識來為航海服務

隨著測風儀器的改進，唐朝已經把風向分成二十四個方位。人們經過長期觀測，對季風的認識逐步深化和明了，了解和掌握了它的規律——夏季刮偏南季風，冬季刮偏北季風，並用它來為航海服務。

在「浮天無岸」的汪洋大海中航行，不像內河或近海短途航行那樣，可以主要憑藉人力來划行。因此，風力就成為古代遠洋海船的主要動力。順風還是逆風，跟船舶航行關係重大。

人們總是願意順風鼓帆而行；如果遇到逆風，那麼不管帆的結構或調戧技術怎樣高明，總是費力不討好，短時間還可以應付，長時期的航行是無論怎樣也不可能支持的。只有季風能夠在比較長的時期裡保持一定風向，使遠洋航行能夠一路順風。這樣，季風的利用也就成為古代遠洋航行中的一件至關重要的大事了。

季風在我國古代稱「信風」，也叫「風信」。我國大約在漢朝就利用季風來進行遠洋航行了。那時候，我國已開闢了通往日本、朝鮮、印度支那、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的航線，並且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跟印度、斯裡蘭卡以及伊朗有了交往。這些遠洋航行，不依靠季風是很難進行的。

如果說漢朝對季風的利用還存在著不自覺的因素的話，那麼唐宋以後，人們已經非常自覺地、有意識地利用季風來進行航海了。

明末清初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裡說：「徑望東西洋而去，與海島諸夷相貿易，其出有時，其歸有候。」意思是說船舶直向東西洋駛去，跟海島各國相互貿易，它出航有一定的季節，回歸也有一定的季節，按照季風的更換規律來進行航海活動。

對於東南亞的太平洋和南亞的印度洋航線來說，也就是宋朝朱彧在《萍洲可談》裡所說的

「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

宋朝王十朋曾經用「北風航海南風回，遠物來輸商賈樂」的詩句，描寫了商人利用季風進行海上貿易的動人情景。可是對於通往朝鮮、日本的東北亞航線，對季風的利用正好相反，應該是「南風航海北風回」了，就象《琉球國志略》中所說，從福州到琉球的船舶「倒以夏至後乘西南風至琉球，以冬至後乘東北風回福州。」宋元時期繁榮昌盛的海外貿易，鄭和船隊空前規模的遠航，都是利用季風更替而南去北回的。

四、古人對季風的成因的認識

當然，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人們還不可能知道季風的成因。人們既得益於季風，又不知道它的成因，因此就把它神化了。宋朝兩次出任泉州知府的真德秀在《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祈風文》中說：「舶之至時與不時者，風也；而能使風之從律而不愆者，神也」。意思是說船舶的來到準時或者不準時，是風決定的；可是能夠使風遵從一定的規律而不誤期的，是神。

在泉州，人們認為季風是由一個名叫通遠的仙翁管理的，為了航行的來回順風，人們舉行了祈風活動。唐朝就已在泉州九日山給這個所謂通遠仙翁建廟；宋朝的統治者為了鼓勵航海，還把他封做通遠王、善利王、廣福顯濟王，把他的廟稱作昭惠廟（祠）。祈風還成為一種制度。每年由泉州地方官員和負責航海的官員在出海和回航季節進行兩次祈風祭祀典禮。現在，在泉州九日山還留下了十方祈風石刻。

除官方在泉州進行祈風活動外，不少地方民間也樹有風神。這類祈風活動一直沿襲下來，特別是在民間廣泛進行。祈風活動雖然是迷信，但是它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古代利用季風航海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