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歐洲製圖師們的地理認知從地中海海岸越向外擴展，就變得越微弱，越模糊不清，但與之相反的是，在越遠的地方，他們被激起的興趣與想像卻越濃烈，到18世紀，歐洲文化對中國的迷戀達致了高峰。
騰訊文化 鬍子華
默克爾送給習近平的1735年德國繪製的中國地圖
鏡子作為一項發明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它破除了空間不可壓縮的特性，把遠方事物置於眼前。而在有關鏡子的一系列隱喻中，地圖是最能體現這一特徵的事物。
從西方製圖的伊始，他們就很難忍受地圖上的空白。而中國這個朦朧的龐然大物，一直以來就是攏在他們世界上空一朵難測的雲靄。在很長時間內，他們迫切地收集著有關中國的各種消息，並在口口相傳的傳言、猜測、虛構和想像中去描摹它。就像海妖的歌聲將人引向未知之地，在西方的耳朵裡，中國這片大地上的歌聲一度最為迷人，因為它兼具黃金與文明，既顯得異域風情，又不無教益。
由此，西方製圖也如同一面鏡子，它不僅反映中國，還在動態中對它進行保存、記載和篡改，其間伴隨著各種荒誕和偏差。回過頭來看，這完全不是一面乾淨、明亮的鏡子，它通常是扭曲的、變形的，時而過大，時而又過小，還充斥著裂痕、汙點與塵埃。但畢竟這朵雲靄，確曾因著西方這股新興的、陌生的力量的攪動，而一度電閃雷鳴，經歷照耀與陣痛，重新回顧這些成像，或許也是一次擺正。
T-O世界地圖，西班牙，7世紀，寓意上帝創造的世界完美對稱。藏於大英博物館。
神學框架下的地圖狂想曲
在古希臘人的觀念裡，《伊利亞特》通常被視作真實的歷史，而《奧德賽》則是對當時已知世界的真實地理描述，有不少地理學者還試圖在這個漫長而疲憊的返鄉旅程中去考證那些路線地點的真實方位，並據此勾勒當時的世界輪廓。這種真實與想像的混淆、共享，幾乎瀰漫在所有文明的早期，直到中世紀但丁寫《神曲》時，天堂和地獄仍被看作是地球上某處實實在在的地理方位。
顯然，是觀念而非現實經驗，更深地影響甚至主導了早期西方的地理製圖。儘管從人的感官經驗出發，人們更易於接受地球是平的（恰如中國的例子），但早在古希臘時期，西方製圖師們就開始把地球畫成圓形，因為他們預設了世界是對稱的，而圓形無疑是最完美的對稱，聽起來頗有錯打錯著的奇巧。而到了中世紀，觀念對製圖的影響有增無減。在現存的中世紀地圖中，我們不難發現，絕大多數都不是對地理空間的現實描述，而是充當神學觀念的圖形表達，地圖上因此充斥著大量的基督教符號：大地被視為耶穌的身體，他的頭和四肢從地圖邊緣伸展出來；伊甸園像記錄的那樣被安置在東方；諾亞方舟、通天塔等《聖經》中的事物也各佔方位。在當時，製圖師要麼同時是神學家，要麼服務於神學家，地圖最重要的是體現教育意義，而非科學價值。
當時的解經學在未知土地上大量安插傳說和《聖經》中的事物給繪圖師們製造了很多困難。比如，在《創世紀》的第二章，天堂被描述成世界上最大河流的發源地。而這個比喻在當時被看成是世界地理的客觀真理，繪圖師們不得不據此把恆河、尼羅河、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聚在一處，畫在荒謬的地圖位置上。而由於圖勒島（Thule）被認為是居住區的終極避難地，這座原本靠近南極的島嶼不僅被標在挪威西北邊任何可能的經度和緯度上，時而還被放置在印度的南邊乃至中國的東邊。似乎只要能支持神學家的推斷，地圖上地點的方位、大小和距離都可以隨意變化，類似顯而易見的錯誤直到17世紀仍非常常見。
在中世紀的神學框架下，亞洲既是夢想之地（東方的伊甸園），又是恐懼的源頭（世界末日將在東方降臨），基督教的知識分子就經常把蒙古的入侵視作世界末日的軍隊。又因為對亞洲欠缺日常認知，這片未知的大陸還成了西方早期世界地圖中離奇畫面最多的安置地。「韃靼皇帝大汗的居住地」的標記在地圖上被畫得四處皆是，與之相鄰的，還有大量怪獸般的生物：臉長在胸膛上的無頭怪，以及守衛著寶藏的巨足獸、獨眼巨人和狗頭人等等。
在對中國的類似描述中，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兩個世界其實分享了很多事物和信息，但大部分都是由不斷篡改的謠傳和天馬行空的想像構成。因為深陷於錯誤的知識和混亂的命名系統，他們甚至沒法分辨他們談論的究竟是不是同一個地方。事實上，中國在西方的被發現和談論中一直存在兩套系統，一種是被視為南部海路的終點，另一種是作為橫穿亞洲的陸上通道的終點。
在海路系統中，馬來人用以稱呼秦王朝的「Chin」頗為常見。印度稱中國為「摩訶震旦（Mahachina）」，略稱支那（China），也與秦有關。之後China傳給希臘人和羅馬人時，中間經過了阿拉伯語的轉譯，因為阿拉伯語中沒有ch音，所以印度和馬來人的china轉為Sin、Thin，還演變出Sinae和Thinae。
在陸路系統中，最初被用來指稱中國的詞彙是「賽裡斯（Seriece）」，大意是指絲蠶及其產品。後隨著中國向西輸出大量沉香木、丁香和檀香等商品，中國一度又被稱為「秦尼扎（Tzinista）」，意為丁香。在7 世紀時，「桃花石（Taugas）」也被西亞各國和阿拉伯、波斯作家用來泛指中國，但至今意義晦澀不明。不過，隨著遼-蒙元時代出現，中國越來越多地被歐洲所了解，契丹（Cathay）被越來越多地用來指稱中國。
海路的中國（China）和陸路的契丹（Cathay）直到17世紀才被西方的旅行家們證實是同一個國家，China一詞才成為指稱中國的最後定型，耗時之長令人驚訝。當然，一定程度上這也跟中國自身的變動有關。在朝代更迭中，中國就像一塊不穩定的磁石，隨著磁力的強弱變化，邊界呈現出一種模糊的遊移形態，讓西方人難以捉摸，而其觀念下的放肆虛構也使得中國長時間被籠罩在神秘的迷霧中。
馬可·波羅
網上盛傳的馬可·波羅旅行路線圖
席捲西方的「中國風」
歐洲製圖師們的地理認知從地中海海岸越向外擴展，就變得越微弱，越模糊不清，但與之相反的是，在越遠的地方，他們被激起的興趣與想像卻越濃烈，越狂熱。
到18世紀，歐洲文化對中國的迷戀達致了一個高峰，他們對任何來自中國的事物和文化表現出大驚小怪的讚嘆，亭子、寶塔，以及園林園藝等在歐洲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追捧，燈籠、瓷器、屏風、小珍玩等物件也都被看成美麗而高貴的象徵。他們還模仿中國文化藝術發展出了強調華美裝飾的洛可可風格，當時，無論是凡爾賽宮嚴謹的幾何圖案設計，還是位於格林尼治的海軍醫院，均大量運用了中國建築中的直角及直線。
受英國影響，美國在18世紀也興起了一股中國風潮。1775年，第一艘運載著紅茶、綠茶、瓷器、絲綢、肉桂、漆器等中國貨物的「中國皇后」號帆船抵達紐約，引起了美國上流社會的轟動，有些人為了購買這些昂貴的中國商品，甚至不惜當掉戒指和餐具。就連當時的總統華盛頓，也聞訊購買了三百多件瓷器和精美的象牙扇，其中一隻茶壺至今仍保存在美國國家博物館內。
隨著與中國的接觸越來越多，18世紀的歐洲人已經積累了一套駁雜的中國知識。在當時英國人戈德史密斯寫作的一系列「中國書信」中，他講述了中國人李安濟在英國參加一次貴族晚宴的故事。在宴會上，那個可憐的中國人驚詫地發現，這些英國貴族們按照他們對中國的已有認知，居然試圖教導他作為中國人應該怎樣穿著、怎樣就坐，甚至嚴苛到應該吃哪些東西。荒誕之餘，也可見「中國」在歐洲的受關注程度是何其之深。
中國風（Chinoiserie）能夠在18世紀的歐洲大陸掀起如此大的狂潮，馬可•波羅無疑是最初的風眼。作為中世紀的旅行家之王，馬可•波羅儼然已成了外國人在中國旅行的象徵。這完全仰賴於《馬可•波羅遊記》的廣泛傳播，他筆下這個「銀子做城牆，金子做城垛」的中國形象不僅讓西方人，也讓中國人自己神往不已。自中世紀以來，這本遊記僅已發現的手稿就多達80餘種，它們全都是原始手稿的抄本、抄本修改後的抄本、濃縮本、擴寫本，譯本以及譯本的轉譯本等，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獲得了自己生命力的中國資料庫，因摻雜了越來越多的想像、虛構、傳聞和神秘之後，其迭代也變得越來越豐滿，到1559年的拉姆齊奧印本中，不少內容描述的已經是明代而非元朝。
與此同時，關於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的質疑也一直不絕於耳，因為在其遊記中確實存在著很多令人費解之處。其中，有兩點質疑似乎值得引起大家注意。
其一，馬可•波羅自稱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賞識，在元朝當了十七年官，地位顯赫，且曾代表元朝出使緬甸、爪哇等地，但翻遍整個蒙元時期的官方史料和地方志，都找不到任何有關馬可•波羅的記錄。這在史傳系統極其完備的中國幾乎是不可能產生的遺漏，比如在馬可•波羅自稱當過3年地方官的揚州，我們在《揚州圖經》之類的史料著作中，可以找到令人驚訝、極其豐富的非漢人出入記錄，其中甚至涵蓋了很多無關緊要的人，卻獨獨沒有馬可•波羅。又比如，他聲稱是因為自己和父親、叔叔為元軍造炮才攻下了襄陽，可按史料記載，襄陽攻陷的那年，馬可•波羅其實還在前往中國的途中。
其二，馬可•波羅在中國生活17年，一點漢語都不會雖勉強也可接受，但其遊記中關於中國地名的發音一律採用波斯語發音，卻著實令人費解，因為有的發音差異之大幾乎很難對得上號。尤為奇怪的是，他本人也不會說波斯語。正因如此，19世紀初，德國學者海爾曼就認為馬可•波羅不可能到過中國，其遊記中關於蒙古帝國的情況是從曾到過中國的波斯商人們口中聽來的，所以才使用了波斯語音記名。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任何試圖嚴格追溯馬可•波羅旅程的旅行者，只要他足夠坦誠，最後總是不得不放棄這個企圖：旅行家諾維奇承認在波斯附近開始無從著手；馬嘎爾尼勳爵的使團在長城附近迷失了方向；克拉倫斯•達林普爾•布魯斯則在波斯灣深深陷入了困惑。
幾番正反方爭辯下來，馬可•波羅的中國行似乎成了既不可證實，又不可證偽的弔詭存在。但可見的事實是，圍繞著一個人的傳說，和他的真實經歷是同等重要的，有時甚至更為重要。同樣，在關於《馬可•波羅遊記》的閱讀中，偏見比真實更頑固，想像也常常比觀察更流行，也恰恰是那些刺激人興趣和幻想的部分更受歡迎，也得到了更大的重視。後來接連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們不得不反覆認識到這一點，繪製了《中國新地圖集》的傳教士衛匡國就曾指出，馬可波羅是歐洲製圖倒退和錯誤的主要根源之一，他導致很多人「直到我們的時代還在犯錯誤」。可歷史的進程回頭看就像是一個始終令人困惑的「測不準定理」，儘管我們還一直試圖在其中撈取一些可供辨識的經驗規律，但最後總會變得疑慮重重。
中國繪製的天下圖
鴉片戰爭
殖民版圖上的「停滯帝國」
從1521年麥哲倫被菲律賓土著殺死，到1779年庫克船長被夏威夷人殺死，在這兩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西方航海家的探險主要用於訂正世界上陸地和海洋的輪廓。相比明朝鄭和的大西洋之行，他們的不同在於開創了一個未來航行的可持續的路線圖和貿易體系。正因如此，西方航海探險積累起來的地理學知識並沒有長期停留在單純的好奇心上，而是很快就引起了擴張和殖民的進程。
17~18世紀的西方來華者，一度試圖介入和改變中國，最明顯的就是傳教士，其中湯若望、利瑪竇和南懷仁等人開始在中國充當洋顧問，他們或在朝廷當官，或在中國定居，學習中國的語言和學問，努力加深對中國的了解，並帶來了天文曆法、鐘錶、地圖測繪等先進的科學知識。但兩相對比之下，歐洲產業革命帶來的日益強大的機器、武器和工具，讓歐洲文明的優越性在那個時代得到了越來越顯明的證實。
與此同時，褪去神秘面紗之後，中國更多地被視作一個停滯的帝國，裸露著日益腐朽的文明。歐洲也因此逐漸摒棄了單純從文化以及異域風情觀看中國的視角，開始從經濟和商業的角度來考量，中國被作為原材料供應地和工業產品的潛在市場，甚至還降格為一個潛在的殖民徵服目標。此時，他們關於中國地圖的繪製，也開始從長城、運河、建築等景觀地理開始轉向資源、交通方面。
進入 19世紀以後，力量對比全面失衡，中國正式成為列強的利益博弈之地。俄、英、法、德、日、美等國家形形色色的旅行者、探險家、商隊、科考隊、盜墓者和情報間諜們開始相繼進入中國，而且多半帶有強烈的目的，尤其在博物收集、科考探險和資源發現等方面成就突出。他們不僅人數多，而且規模大，甚至還深入到了新疆、西藏等邊緣地區。這片在20世紀被視為世界版圖上最後的空白空間，在列強之間引起了持久的爭奪戰，其中尤以俄、英兩國用力最深，英國坐擁印度、阿富汗殖民地，俄國則佔領了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地區，都迫不及待想要在中亞擴張。在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俄國近乎地毯似的搜索，基本摸清了涵蓋滿、蒙、疆的內亞大陸全部的礦藏資源。
正因如此，那時候西方對中國的地圖測繪遠比中國自己要清晰細緻得多。雖然早期中國的地圖製作水平一度處於世界先進，裴秀使用的「計裡畫方」就頗為獨特。但在很長時間內，中國地圖通常被看作是更廣泛的文化和智力事業的一部分，有被當做美術作品的傾向。中國地圖常常沒有一個固定的參照點，時常根據意義，對不同部分使用不同的比例尺。而且，海洋通常被視作一種威脅，它的波浪被畫得很狂野，在鄭和之後國門更是日益緊閉。換言之，中國基本上缺席了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的世界地圖重構浪潮，甚至在自己的國土上也是如此。
然而，在20世紀，地圖就是政治本身，也是權力本身。美國地緣政治分析師卡普蘭認為，地圖的製作運用它的語言使階級和權力的差異在地圖上被設計和被合法化，其規則是越有權勢的，在地圖上就越顯著，反過來這些地方也會因地圖權力的增加而如虎添翼。地圖這種東西，表面看來如此客觀，實際上卻極具政治宣傳。這一點在冷戰時期尤為明顯，蘇聯繪製的世界地圖和美國繪製的世界地圖都試圖把自己放在地圖的正中央，然後把對方分散在地圖邊緣。
而在非洲，拉丁美洲這些被過分殖民的大陸上，民族-國家並不是地理和民族特性上自然的發展物，而更像是當初殖民主義者的一份分類帳冊，是沒有傳統的臨時拼湊物。詩人帕斯就曾疑惑為什麼在拉美大地上會有這麼多國家劃分，且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差異又很難辨識，而歷史學家達維森更是將殖民遺留下來的非洲政治地圖看作一個痛苦的詛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