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李長聲 讀書雜誌
編者按
亞瑟·韋利是英國著名翻譯家，尤善將中國、日本的文學名著，譯成英文。他的譯筆被譽為「如五彩油畫」一般，文筆優美且不失準確，更能保留相當的東方韻味，他的譯作往往被認為是「兩個天才的作品」，即原作和譯作的雙重優質。李長聲旅居日本，對日本文學、文化比較熟稔。借《源氏物語》在英美世界流通一事，重述韋利生平，藉以展現這位天才式的翻譯家獨特、有趣之處。
亞瑟·韋利的翻譯
文 | 李長聲
（《讀書》2020年11期新刊）
偶見網傳某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當代美國作家哈金的《李白傳》，稱之為英語世界第一部李白傳，不由得想到亞瑟·韋利。他是英國的東方學家，一九五一年出版關於李白的書，日本於一九七三年迻譯，就叫它「李白傳」。
韋利生於一八八九年，自小顯出對語言的興趣。十八歲入劍橋大學，原想學經濟，後改為拉丁語、希臘語古典。二十一歲畢業。左眼失明，也為不酷使眼睛，父親讓他跟親戚經商，向南美出口鋼琴，很有點鬱悶。在西班牙邂逅法國畫家，被介紹給供職於《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朋友，意外地成為他走進東方世界的起點。返回倫敦，按這位朋友的建議應聘大英博物館。此時他對該館一無所知，填寫表格：大學專攻希臘語、拉丁語以及希伯來文、梵文，能流利說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輕鬆閱讀義大利語、荷蘭語、葡萄牙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歲的韋利入職大英博物館，配屬新設的東洋版畫、素描部，整理館藏中國畫，編制中國畫家索引。天生對語言感興趣，也益於工作，開始學漢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因眼疾免服兵役，在河邊曬太陽看漢籍，那文字是英國人莫名其妙的，童子軍報告警察，疑為間諜。
亞瑟·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來源：christies.com）
從小愛好詩，不到二十歲已讀遍英國過去主要詩人的作品。也寫詩，例如大學時代寫人類汙染自然的悲哀：人掩蓋草地，砍倒森林/沿河邊擴展醜陋的城鎮。想了解當代詩人，把市上的詩集統統買回來，他說：全買了也比流行的摩託車便宜。覺得一九〇七年以來英國詩壇不景氣，但是被一本一九一〇年出版的《中國詩二十首》吸引。作者克利福德·巴克斯並不懂漢語，旅行中國之後到日本，一個姓井上的導遊（旅遊淡季做商販，賣百合根）會英、德、法、俄語，還會中國方言。當時西歐報導日本，不是地震就是軍艦，井上批評西歐只讚賞日本的物質力量（用英語寫《茶書》的岡倉天心也這麼說），還講了一些比和歌富有哲理性的中國詩。巴克斯感動，回國後把井上的英譯加工出版，期以在追求美的靈魂上建立東西之間的真正理解。韋利給巴克斯寫信，說他讀了《中國詩二十首》決心學漢語。
為解讀中國畫上的識語題記，到不久前開辦的東方學院（後來叫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請教老傳教士。後者做中國研究，說中國只有《詩經》，其他都不值一提。韋利不信，從學院圖書館的堆積中選了些看似容易的詩篇試手翻譯。譯出五十首，自費印製幾十冊，當聖誕賀卡贈親友。十六頁，封面用家裡剩餘的壁紙，顏色不一。這是一九一六年的冬天，他自學漢語第三年。
贈書名單上有影響英文學的埃茲拉·龐德、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T.S.艾略特。也送給偶然在朗誦會上結識的伯特蘭·羅素，他給韋利寫信：「中國風物的本質好像比西歐風物更具有爽快心情的纖細，我打算戰後當首相，然後當一個能隱遁的中國人。」羅素坐牢時韋利寄去白居易《紅鸚鵡》的譯詩：籠檻何年出得身。也有人嘲笑：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這種事用不著中國詩人教。
一九一七年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創刊《紀要》，刊登韋利譯中國詩七十五首，佔不少篇幅。出色的理解力、語言能力和詩才被高度評價。有媒體評論：讀一下韋利的中國詩翻譯，就知道新星出現在視野。西歐的詩在題材與表現上已經疲敝，像文藝復興從古希臘文學發現未來一樣，西歐詩人們應拋棄裝腔作勢的美學，現在從古代中國的詩當中發現未來的指標。倫敦的出版社一九一八年出版韋利英譯《中國詩一百七十首》。這是他第一次正規出版，時年二十九歲。英國評論家康諾利說：這個譯詩集「把一個文明整個帶入英詩中」。當年韋利在美術雜誌上發表關於中國美術的第一篇論文，探究大英博物館藏《清明上河圖》。
1918年版韋利譯《中國詩一百七十首》(來源：gohd.com.sg）
不知韋利何時與龐德相識。龐德抵達倫敦之際，美國的東方美術史家費諾羅薩在倫敦去世，其遺孀賞識龐德，委託他整理出版費諾羅薩的遺稿。基於費諾羅薩的研究，龐德翻譯日本謠曲和中國古詩；李白，他不叫LiPo，而是叫Rihaku,這是日語的發音。龐德撰寫關於能的文章也得到韋利指點。龐德主張英文學的偉大時代是偉大的翻譯時代，韋利認為龐德詩論是他這輩子聽到的最好的詩論。韋利用翻譯盡情地發揮自己的詩才，不做學者式解釋，完全譯成了英詩，而且作為無韻詩的一個嘗試，給二十世紀的英詩帶來新的韻律，為詩壇讚許。或許龐德、韋利都是把未臻精通之處當作大展想像力的空間，對原詩進行再創作的「恣譯」，以致作為文學，不再是中國的或者日本的，而是英語世界的了。
2010年再版的，1915年龐德（Ezra Pound）根據費諾羅薩（Fenollosa）筆記整理出版的中國古詩集（來源：douban.com）
韋利學漢語的同時也自學日語，一九一九年英譯和歌一百五十來首，兩年後出版《日本謠曲集》。大概如韋利所言，和歌只有用日語讀原文才能正確地欣賞，對於和歌英譯的評價不如中國詩。他覺得日本古文的語法很容易，詞彙少，幾個月就可以學會。見過他的日本文學研究家唐納德·金說：韋利說過能閱讀日本的古文、文言，三個月就成，三個月應該誰都會。日本文學翻譯家莫裡斯說，這隻有韋利做得到。想來韋利的說法是建立在掌握古漢語的基礎之上，梁啓超時代中國人學日語就這麼速成。
張伯倫是十九世紀後半至二十世紀初最著名的日本研究家，一八九〇年出版《日本事物志》，解說日本古典小說《源氏物語》是「最有名的作品，理由主要是裝飾華麗的文體」，「日本人在日本文學上最珍重的東西平淡無聊，西方人實在受不了」。一九〇二年再版，又加了個注，拉來另一位著名的日本研究家薩道義助拳，說《源氏物語》的情節沒意思。當時歐洲對日本文化的偏見頗嚴重，手裡的美術品被鑑定為不是中國的，而是日本的，收藏家就懊喪不已。韋利不否定中國對日本的影響，正如不否定希臘對羅馬的影響。他比張伯倫晚生四十年，寫道：「我最初知道《源氏物語》是在張伯倫教授的書本裡，他當時是關於日本文學的最高權威，說《源氏物語》無聊至極。」大英博物館一八八五年入藏《繡像源氏物語》，丟在書庫裡無人過問。某日，韋利整理日本資料看見一幅畫，畫的是《源氏物語》的須磨故事，題寫了一首和歌，引得他翻看《源氏物語》。驚嘆內容與規模「是東方最高的長篇小說，與歐洲小說比較也位於世界十二種名作之中」，安得不動心哉。一九二五年韋利英譯第一卷出版，震動英美讀書界，而且震出來兩位天才——作者紫式部和譯者韋利。唐納德·金說：紫式部的日語如水墨畫，韋利的英語如五彩油畫，兩者是平行的創造性作品。
《源氏物語》插圖（來源：theconversation.com）
法國、荷蘭、義大利據以轉譯。韋利把邏輯曖昧的複雜脈絡譯得清晰可讀，歐美讀者從中感受到一種近代性。「感情的優雅和語言的巧妙多少是紫式部的，多少是譯者的，不得而知。」以致與其說英譯《源氏物語》是日本上千年前的古典，不如說是二十世紀英語世界的名作。當歐洲人談《源氏物語》時，很大程度是在談譯本。這樣的東西衣錦還鄉，尤其語言學教授一對照原文，誤譯、曲解、刪節、添加隨處可見，何止失望，簡直是有損國威。小說家兼評論家正宗白鳥卻說：《源氏物語》原作的文章好似一刀砍掉了腦袋（按：意思是沒有主語），只有身子晃晃蕩蕩，讀來直著急，而譯文乾淨利落，有解開一團亂麻的痛快。江戶年間漢文為尊，武家子弟讀《論語》，不讀《源氏物語》，福澤諭吉就不曾讀過，他得意能背誦《左傳》章節。明治維新後西化，正宗白鳥（生於一八七九年）一代讀英文比讀日本古文容易，他讀了英譯，「藝術的快感難以言表」。韋利的英譯一夜之間改變了歐美對日本文學的看法，也帶動了日本文學研究及翻譯，至今仍然是英語世界的讀物。年高八秩餘的張伯倫無奈在最後一版《日本事物志》中加筆：「最近我覺得自己好像完全沒理解這個例外地難解的原典文本，同樣，日本的西方文學研究者對於白朗寧（英國詩人）、馬拉美（法國詩人）、讓·保羅（德國小說家），不談論其文藝價值才最為明智吧。」看來是心有不甘，把日本人拉來墊背。
然後，有人建議韋利接著譯《紅樓夢》，他沒有譯，但把視線從日本收回到中國：一九三四年翻譯《道德經》，一九三七年翻譯《詩經》，一九三八年翻譯《論語》，一九三九年撰寫《中國古代思想三模式（莊子、孟子、法家）》。貝爾託·布萊希特從希特勒德國流亡，經常攜帶的東西裡面有一幅孔子畫像和七本韋利的書。
韋利譯《道德經》（來源：douban.com）
韋利畢生興趣在於詩。從三本譯詩集拔萃，到一九四六年出版《中國詩集》（翻譯白居易居多），讀者變得更廣泛。他的譯詩也惹得一些作曲家興起，一九二〇年阿隆·科普蘭從《中國詩一百七十首》中選取枚乘的詩譜曲，一九五九年愛德華·班傑明·布裡頓為漢武帝的《秋風辭》等六首詩作曲，名為《中國之歌》。聽說過什麼經典傳唱人，不知有沒有誰找來唱個試試。
此後韋利撰寫白居易、李白、袁枚的傳記，充分發揮了詩人、學者、作家三位一體的才能。研究原典他是嚴肅的學者，執筆譯詩則是浪漫的詩人。書是寫給一般讀者的，引介詩人的作品，描述詩人所處的時代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詩人。沒有炫學之處，簡潔明了，猶如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引用南宋詩人姜夔的話——「人所難言，我易言之。」發表《禪與其美術的關係》，比鈴木大拙出版第一本有關禪的英文著作早五年，他認為不久的將來，禪會給西歐不小的影響。贈予胡適，胡適批之「多沿舊說，頗多錯誤」。晚年研究禪宗《祖堂集》，惜乎未完。看韋利的著譯書目可見其博大，至於精深，日譯《李白》的中國文學研究家小川環樹說，三本評傳顯示了韋利的文學研究之深，不僅向歐美介紹中國文學，而且獨創的卓見對我們也頗多啟迪。小川翻譯《李白》時正值郭沫若出版《李白與杜甫》，他認為郭氏出了書，以前的所有研究並不會因之而失去價值，韋利的書優點不少，例如關於李白的出身，在他讀過的研究和評傳中韋利的說法最接近真實。
日本一九五九年翻譯出版其《白居易的生涯及其時代》，三度改裝再版；一九七三年翻譯出版《李白的詩及其生平》，改版收入評傳選，二〇一九年重印；一九九二年翻譯《袁枚——十八世紀中國詩人》，一九九九年重譯，收入「東洋文庫」。日譯均學者操刀，翻譯也是研究，大作其注，似嚴肅有餘。也有個難點，那就是韋利把中國古詩譯成英語現代詩，日譯者不能隨手找出中國的原詩一貼了事，也得譯成日語現代詩，當然，若附上漢文原詩，更別有趣味。因此，《李白》是小川環樹與英文學研究家慄山稔合譯，《袁枚》由古田島洋介分擔正文的翻譯並作注，加島祥造譯詩。
韋利在「二戰」空襲下縮譯《西遊記》，名曰《猴子》，一九四二年出版，戰時重印了五次，戰後轉譯七國語言。一九九三年日本講談社收入英語文庫。我們若把它譯回來，說不定也會有意思。翻譯家兼學者，成果往往是雙重的，韋利還寫了《三藏法師傳》，一九五二年出版。
韋利譯《西遊記》（Monkey, 來源：harropianbooks.com）
翟理斯曾批評韋利譯詩之誤。韋利辯解，翟理斯所言是對於原詩的不同解讀，並且說自己的解讀得到日本漢學家森鷗外的漢詩文老師桂湖村認可。翟理斯不屑，說日本人注釋中國文本向來不靠譜，他們對中國古代文明極為嫉妒。
屈原的《大招》裡列舉了好多鳥，這些鳥幾乎就是個名字，不會給人以具體的形象，但是與百鳥朝鳳、百花齊放之類的籠而統之自是不同，文體也就不一樣。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人喜歡，卻難為了翻譯。龐德贊韋利善於修剪，翟理斯非難韋利譯了些什麼鳥。韋利反駁：「我不追求鳥或動物名稱的自然科學性譯語，若是為專家而翻譯且當別論，應該找到用文學性翻譯、符合提高詩所要求的文體的等價語。有時對應不上原語也無奈。我譯的是詩，不是博物志。」「我的目標就是傳達原詩的詩。」言之有理，但作為原文讀者的我們，沒有各種鳥，文學美感與樂趣會大打折扣。
著名漢學家蘇立文臥病時讓妻子給他讀韋利的《白居易》，讀到一首詩，妻子很感動，覺得英譯比原詩好。韋利聽說了，尖聲道：夫人想說的是我的翻譯是誤譯。好似拍馬屁拍到馬蹄兒上，卻正是這樣的「誤譯」，讓他一九五三年作為詩人榮獲伊莉莎白女王的獎章。
威妥瑪爵士在中國生活四十餘年，一八八三年受聘於劍橋大學，一八八八年七十歲任該校第一位漢語教授，在中國生活二十五年的翟理斯繼任其後。而韋利為人樂道或驚嘆的是他沒去過中國，也沒去過日本。有交往的日本人矢代幸雄（美術史家）邀韋利訪日，被他拒絕：關於日本，想知道的事全都可以從書本學。他興趣所在是古典文學，不是現實，沒有去中國或日本尋找唐朝或平安朝的心思。晚年韋利舉自著的最愛是《枕草子》與《袁枚》，似乎他本人也活成清少納言和隨園主人那樣子。韋利的日語能讀不能說，與其說不能說，不如說他壓根兒不想說。
韋利譯《袁枚：一個十八世紀的中國詩人》（來源：ebay）
他常在歐洲內旅行，也積極和訪問英國的東方學者交流，例如胡適。韋利沉默寡言，石頭不出血似的，幾乎從不談自己。喜歡吹簡單的豎笛，生活尚儉，且極簡。聽對方的話無聊，就拿出書讀。朋友來家，也事先告知帶上書。據矢代幸雄回憶，韋利請他吃飯，端出一盤黃油炒蔬菜，倒上一杯水，一人一個生蘋果，帶皮吃，這就完了，覺得太沒勁。胡適也曾被韋利「邀去吃便飯」，覺得他「甚可愛」，「談到夜深始回寓」（見胡適日記），談起學問來韋利不寡言。日本駐英國大使館舉行儀式傳達授勳，來賓穿上燕尾服，一臉的莊重，唯有韋利照樣穿一身破舊的西服。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他辭去博物館工作，專念於研究與翻譯。「二戰」時情報部門一度請他審閱日語新聞稿，令日本駐倫敦記者們大驚。他寫了一首詩《審閱》，有中國詩風格，「薄紙上筆走龍蛇/字淡讀來累眼睛」云云。後來除了任東方與非洲學院的中國詩名譽講師，固辭哥倫比亞大學招聘等，未就過公職。有人鄙薄他不是大學教授。一九六六年二月遇車禍受傷，手術時發現患癌症。五月和小他十二歲的艾莉森結婚，她是韋利的「粉絲」，他們在韋利翻譯《源氏物語》第五卷的一九二九年相識。艾莉森一九八二年出版自傳，講述她和韋利及其女友蓓麗爾的三角關係。蓓麗爾比韋利大十歲，是舞蹈、音樂的專家，也會多種語言，二人自一九一八年交往，似乎是一種惺惺相惜的關係，《源氏物語》英譯第一卷就獻給她。蓓麗爾病故，韋利整理出版她的文集。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韋利去世，下葬時艾莉森朗讀韋利翻譯的孟子《告子章句》段落「牛山之木嘗美矣」，有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
亞瑟·韋利故居（來源：blueplaquesguy.byethost24.com）
當歐洲的東方學者多致力於歷史與語言時，韋利在文學方面獨樹一幟。他的名字在日本廣為人知，當然不是因「李白傳」，而是把他們最為驕傲的《源氏物語》譯成了世界古典名著。一九五九年日本政府授予他勳章，一九六五年被選為日本學士院名譽會員。
某日本外交官回憶，一九五三年公派到英國留學，見到韋利，恭問：您以前對世阿彌的作品有興趣嗎？他當即回答：我極為有興趣，所以也翻譯過。留學生道歉：不知道，太失禮了。韋利道：不錯，是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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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讀書》新刊 | 李長聲：亞瑟·韋利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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