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忠廉:翻譯思想≠翻譯理論

摘要：

翻譯思想不等於理論,思想是理論的原料,混淆了二者,小則分不清研究對象的層次與定位,大則失去發掘與提升理論的機會,失去理論原創的源泉。從思想到理論必須歷經一系列過程:產生感性認識、確立翻譯思想、驗證翻譯假說 和形成翻譯理論。

本文發表於《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轉載自「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翻譯學研究」公眾號！

傅雷是翻譯大家,其翻譯行為具有重大的譯學價值,其翻譯作品對法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作家的培養,有著獨特的文化作用,均應得到研究。但是,從現有文獻看,真正深入研究傅譯的學 術論著只有十來篇 (部)。更多的傅譯研究主要是宏觀的、外圍的和掠影式的。對其翻譯文本的深入研究不多,原因有二:其一,國內法語學者不多, 法漢翻譯研究者更少, 鍾情於傅譯者屈指可數;其二,不懂法語如我者研究傅譯,只能是隔靴搔癢,以至於譯學界人人皆知「神似」說,人人引用,卻不能產出系統的研究成果。傅譯研究是理論行為,那麼傅雷本人對翻譯的思考是思想還是理論? 推而廣之, 翻譯家嚴復又如何呢? 翻譯思想與翻譯理論有無界限? 若有, 具體何在? 分清二者有何作用? 翻譯思想如何發展為翻譯理論? 這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

1.翻譯思想與翻譯理論的混淆

翻譯家對翻譯的認識是翻譯學研究的寶貴財富,必然引起研究者的興趣。那麼, 傅雷與嚴復二人同是翻譯家,譯學界對其有關翻譯的思考是如何定位的呢? 試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

(1)本文闡述了傅雷的「神似論」及「神似」與「形似」的辯證關係。……神似翻觀……「神似」論翻譯觀的提出, 正確地處理了文學翻譯的主次矛盾。(田金平, 1999)

(2)傅雷先生在翻譯上倡導「神似神韻」說並以大量優秀譯作實踐自己的觀點。(田蓉, 2000)(3)根據有關傅雷的各種第一手材料,特別是依據傅雷通信留下的文字,深入傅雷的內心世界才能從翻譯動機、讀者利益及美學追求三個方面全面地理解與把握傅雷的翻譯觀。(肖紅、許鈞, 2002)

(4)文章根據有關傅雷的各種第一手材料, 特別是依據傅雷通信留下的文字, 深入傅雷的內心世界從神似與形似問題、譯者的修養問題和翻譯的語言問題三個方面全面地闡述和理解傅雷的翻譯觀。( 魏薇、劉曉雲, 2006)

(5)傅雷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翻譯理論家。在豐富的翻譯實踐與深刻的理論思考中,傅雷先生形成了自己完整科學的翻譯理念。(惠燕, 2006) 由上可知, 譯學界對傅雷的翻譯思考定位以思想為主 (見表 1) 。

像例(5)那樣將傅雷對翻譯的認識定位為「理論」且將傅雷認定為「翻譯理論家」的較少。多數研究者將其定位於「思想」,常冠以「論」「觀」「說」等標記,即便如此,論及其翻譯思想時也有不一致之處,如例(1)中「論」「觀」並用, 還出現了「『神似' 論翻譯觀」疊用。又如例(5)中「理念」與「理論」同指。與傅雷不同,嚴復的翻譯思考則是另一種待遇。他的「信達雅」三字說,歷經百年, 因眾多名家推崇, 儼然成了「翻譯理論」, 嚴復自然成了翻 譯理論家。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

(6)我國最著名的理論, 當推嚴復譯《天演論》時所提出的 「信、 達、 雅」 的理論。(張樹柏, 1984)

(7)就在《天演論》的卷頭凡例裡,嚴復提出了他的「三點論」:「譯事三難 ……」 這是一段名文, 是近代中國最有名的翻譯理論。(王佐良,1982)

(8)嚴復的《譯例言》,客觀上起到繼往開來的作用, ……開近代翻譯學說之先河, 所以他的譯論一出, 備受學術界推崇。(羅新璋,1984)

(9)假如說近代有一種主導的翻譯思想,那麼嚴復的譯論,可說是一種影響深遠的學說。(杉杉, 1985)

(10)嚴復的三字理論均可見於最初的佛經譯論。(陳福康, 1992:119)

(11)嚴復的翻譯思想有著獨特而完整的系統理論……嚴復首倡的「信、達、雅」 翻譯標準,既言簡意賅、層次分明、主次突出,又極為全面、系統、完整。(陳全明,1997)

(12)還「信達雅」這一著名翻譯學說的有機完整性以本來面目,並將其推進到一個更高的理論與藝術之境界。(吳存民,1997)

(13)……到嚴復才第一次揭櫫信達雅, 道出譯事奧旨, 進於翻譯之道, 開創近代意義上的「譯學」。其次,三難說具有巨大的理論價值。……將譯事經驗上升為理性認識,成為一種影響深遠的學說。(羅新璋,1998)

(14)信達雅作為翻譯理論,並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翻譯理論體系。……的傅雷, 不但在翻譯實踐中貫徹一條藝術的路線,而且所提出的翻譯理論也帶有明顯的藝術特色。( 王宏印, 2003:116)

(15)在這些著名的翻譯家中,除了獻身於翻譯事業的翻譯實踐家和翻譯理論家傅雷、 朱生豪外, 還有著名的思想家 ……嚴復……。(王秉欽, 2004:作者自序 ) 由上可知, 譯學界將嚴復對翻譯的思考主要定位於 「理論」 層面 (見表 2) 。

上述觀點中冠以「理論」 者最多, 有9例, 其次是「學說」「論」「譯學」 和 「思想」, 最少的是「理論家」, 其中「理論」「譯學」和「學說」 屬於理論學科類,而「理論家」更是以「理論」為前提;屬於思想類的只有「論」和「思想」。例 (9) 在思想、理論、學說三個層面上發生內涵與外延的混雜;例(11)則思想等於理論, 二者又實指翻譯標準;例(14)認為信達雅是理論, 卻又說不能構成完整的理論體系。既然是理論, 就應是自成體系,否則就不成其為理論, 也不稱其為理論;例(15)將傅雷和嚴復同稱為翻譯理論家。而陳福康則將全部有關翻譯的認識與論述(含翻譯家的)都提至「譯學理論」的高度(1992:119),書名就是《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述選用材料雖不能全面反映所研究的問題,卻足以反映譯學界對傅雷和嚴復等翻譯家及其思想定位的意見不一,且呈現出一定的混亂, 表明譯學界對譯學理論研究的客體認識不準, 對譯學概念內 涵不明確, 對譯學概念定義不嚴, 對譯學概念的指 稱即譯學術語使用不當, 這在相當程度上會影響整個譯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2.翻譯思想≠翻譯理論

有人把傅雷和嚴復等翻譯家對翻譯的認識稱為理論,更有人把他們稱為翻譯理論家, 這都有些失當。在別的研究領域, 嚴復充其量被視作思想家,很少被譽為理論家。到了譯學界卻被抬為理論家。說到底,嚴復是位翻譯家,是位變譯大師。一位翻譯家說了一些理性的話,還不能上升為理論,至於話中蘊涵的理論元素,也只是思想火花。嚴復對翻譯的態度和思考,至多是一種思想,思想如同火花,閃爍如星, 理論好比火焰,成片成柱。傅雷和嚴復雖有翻譯思想, 但算不上翻譯思想家, 更稱不上翻譯理論家。有翻譯思想就一定是翻譯思想家嗎?不是。翻譯思想家除了深入研究翻譯、提出獨到的見解外,還要使自己的思想自成體系,即使之系統化,這樣才能成為翻譯思想家。為什麼說翻譯思想稱不上翻譯理論呢? 翻譯理論是從翻譯中概括出來的系統的知識和原理,翻譯家的幾點想法並不成系統。肖紅、許鈞 (2002)認為:「傅雷是 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史上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偉大翻譯家,國內翻譯界對他已有不少研究,但大都囿於某一個側面。」這表明:第一,傅雷只是翻譯家;第二,對其研究尚未形成理論。正如嚴復說了隻言片語之後,也沒有再深入闡發,倒是留下許多空間給後人。後人可以史海鉤沉,總結理論,但那已不是嚴復的理論,而是嚴復翻譯思想在翻譯理論形成過程中的歷史貢獻。思想不等於理論,傅雷和嚴復等自然就不是翻譯理論家了。理論家是指「具有很高的理論修養和理論水平,能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專家」。( 李行健, 2004:804)以嚴復為例,他在軍事學方面應該是很有理論學養的,對社會科學也頗有鑽研。漢英雙語,他是精通者,高妙的運用者,而翻譯理論，他沒有系統學過, 只能說他的雙語修養很高, 翻譯藝術高超, 而不是其翻譯理論水平高。況且, 翻譯水平高,不等於理論水平高。翻譯大師不一定是理論大師, 反之,許多翻譯理論大家, 也不一定是翻譯大師, 誠如語言學大家不一定是語言大師。

3.思想與理論的生存形態與標記

3.1 思想與理論的生存形態

思想和理論都有各自的生存形態。思想是一種理性認識。傅雷對翻譯的認識集中於譯作的序言、前言或附識。其翻譯思想可歸於「一序一論兩封信」:《〈高老頭〉重譯本序》、《論文學翻譯書》、《致林以亮論翻譯書》和《翻譯經驗點滴》。嚴復的翻譯思想同樣散見於譯例言、序言、按語、書信及其他著作。而嚴復的變譯思想主要集中於《天演論·譯例言》。「譯例言」是其譯完《天演論》後的一些想法,是整個《天演論》翻譯活動在其意識中的反映, 經過思考產生的結果,屬於理性認識。這一思想產生後,又反作用於嚴復後來的翻譯活動。以散見方式存在的思想自然缺乏系統性,而理論則在系統性上勝出。如田金平(1999)闡述了傅雷的「神似論」及「神似」與「形似」的辯證關係,認為「神似」即「傳神達意」,「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神似與形似應渾然一致,不能取一方而舍另一方;不能兩全時,應不拘泥於字面,死於句下, 略於形色而得神氣, 即不求貌同, 正由神合。這是建立傅雷 「神似說」的嘗試。更有甚者, 從神似出發, 寫就《神似翻譯學》,馮建文(2001)嘗試了建立神似的內在體系。肖紅、許鈞 (2002)「全面地理解與把握傅雷的翻譯觀」的努力,實屬於翻譯思想的系統研究。惠燕(2006)認為傅雷的翻譯觀包括「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視文學翻譯工作為「崇高神聖的事業」、翻譯態度要「特別鄭重」、譯者「趣味」要「廣」、「涵義」要「雜」而「精」、文學翻譯「文字問題基本上也是藝術眼光問題」等幾個層面,實為建立傅雷翻譯理論的嘗試。面對嚴復的翻譯思想,我們同樣可以總結出相應的理論。「信達雅」是變譯的思想寶庫,「達旨術」是變譯的實踐策略,二者的關係是內在統一的;在達旨過程中,嚴氏之「信」並非全信於原著,而是取信於讀者;「雅」成了達旨的一種外在手段。「信達雅」均為爭取讀者的招數;「達旨術」是特定歷史時期產生特定翻譯思想———「信達雅」的特定基礎,又是後者指導下的特定變譯策略。(黃忠廉,2002)筆者嘗試探討「達旨術」與「信達雅」的辯證統一關係, 欲建嚴復變譯思想體系 (見圖 1)。

3.2 思想與理論的語詞標記

由上可知, 翻譯思想與翻譯理論各有相應的語詞標記。標記即標誌和記號。標記思想或理論的語詞往往是思想或理論產生的標誌。一種思想或理論的命名求簡求明,對語詞標記更是要求簡明,一般為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表示思想或理論的詞語 + 語詞標記, 合為名詞性短語, 形成特有的譯學術語, 進而產生新的譯學範疇。標記具有稱名功能。(劉雲, 2005: 25)比如,「翻譯」可做動詞, 也可做名詞, 一旦加上「說」「理論」 之類, 構成「翻譯學」「翻譯理論」, 絕對是名詞性短語, 定名為譯學術語, 使翻譯思想或理論稱名化達到極致。可見, 語詞標記可以增強翻譯思想或翻譯理論在句法上的名詞性和語用上的指稱性。上文所論及的標記如「觀」「說」「論」「理念」「理論」「學說」和「學」等,本身就是名詞性的, 位於某些譯學概念末尾, 旨在將其術語化, 增強其稱名性。上述標記的區別與聯繫見表 3。

通觀理論學說史,思想類中「論」與「觀」用得較多,理論學科類中理論」與「學」用得較多,「論」可同時用於思想類和理論學科類。由表3可知, 翻譯思想類的標記強調翻譯認識的非系統性,任何一個NP或VP都可以加上這些標記成為譯學術語, 這類術語具有較大的任意性, 翻譯學者可以自由使用, 譯學界接受起來也比較寬容,但不大容易進入譯學術語體系;此外,「論」「觀」「說」「思想」與表事物的詞語搭配, 而「思想」還可與人名連用, 中間可加表限定關係的標記「的」, 如「嚴復 (的)翻譯思想」。相比之下, 翻譯理論學科類的標記強調翻譯認識的系統性,任何一個NP或VP都可以加上這些標記成為譯學術語, 這類術語須小心使用,譯學界接受起來比較嚴格,最終能否納入譯學術語要經過時間的檢驗,因此帶有原創性或獨創性;此外,「理論」與「學(科)」之間分層次, 理論的系統化才能成為學科, 這也是使用時應當注意的。

4.從思想到理論的歷程

思想為什麼不等於理論? 這是因為對翻譯的認識萌芽後, 產生某種思想的雛形, 再發展到假說, 得到論證, 最後才能走向理論。

4.1 產生感性認識

翻譯實踐產生的問題或矛盾總要逼得譯家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最初的認識, 是思想。最初的感性認識不系統, 缺乏嚴謹的論述, 任何思考憑藉一定的表述,才能成為思想。翻譯家的感性認識來源於翻譯實踐和相關知識背景,如傅雷在大量的翻譯實踐中認識到譯與畫(尤其是中國畫)相通,於是借用中國畫論說翻譯,感覺文學譯作與原作之 間有神似之感;錢鍾書古今相承, 中西貫通, 譯起來出神入化,又受林紓無痕妙譯的啟迪, 悟出文學譯作與原作之間有達意化形之妙。

4.2 確立翻譯思想

翻譯思想是對翻譯實踐的認識的系統表述,是前期階段翻譯思考的小結和概括, 有若干概念構成 論述體系。思想的論述主要以概念為基礎, 有時通過判斷和推理等基本抽象思維形式而展現。由此看來,在此階段對翻譯的思考主要立足於概念階段, 輔之以判斷, 但缺乏嚴密的推理過程,至多能定位於翻譯思想, 如傅雷的「神似說」和錢鍾書的「化境論」等。翻譯觀必須有體現其核心思想的概念。譬如嚴氏的「信達雅」, 分為三個概念, 多數學者認為其中核心概念是 「信」, 只有少數人, 如王宏志 (1999)等認為是「達 」。觀念已具理論的基本雛形, 但還不是理論本身。嚴氏的翻譯思想至多是一種 「達旨觀」。嚴復的翻譯思想正是在此就停止了,沒有經過下面的假說驗證和理論推演兩個環節。高惠群和烏傳袞認為:「嚴復雖然沒有一部翻譯理論專著留世, 但散見於他寫的譯例言、序言、按語、書信及其他著作中關於翻譯的大量言論,已經具有了相當的體系性。可以說,這些雖然還不具備完整理論形態的翻譯見解,集中國歷史上翻譯觀點之大成,有承前啟後、推陳出新的作用,因而有待我們做進一步鉤沉發微和整理分析的工作。」( 1992:前言)

4.3 驗證翻譯假說

假說的靈魂在於它是「假設」「推斷」和「姑且認定」。假說是一種判斷, 判斷是真還是偽,還有待論證。假說是思想和觀念的升華,可以將思想和觀念以一種命題提出,再對它進行證實或證偽。無論是證實還是證偽,都表現為概念之間的運動,最終結果是命題經受檢驗, 要么正確, 值得推廣, 要麼偏頗, 需要改進和完善, 要麼完全錯誤, 另立一個命題, 提出另一種主張。眾所周知, 毛澤東沒有留下專門的編輯論著,而陳其相等人(1998)卻能從其著作、講話、書信和由他起草的文獻中, 通過搜集、 彙編和梳理, 為我們勾勒出比較完整、比較系統的毛澤東編輯思想體系。不過, 這種思想體系只能是一種構想與假說。

4.4 形成翻譯理論

理論都是從假說發展而來的,是以假說為基礎的。假說一旦得到證實和證偽,就會得到發展和修正。理論的概念運動比假說的邏輯推演更嚴格,理論對現象本質的認識比假說更深刻和明確,理論的論述體系比假說更完善,理論比假說更能接受實踐的證實和證偽。比方說,不妨把「神似」定於全譯範圍內,對其內在邏輯關係進行推演, 建立其論述體系, 一個豐富的「神似說」必定會脫穎而出。

5.結論

思想不等於理論,思想是理論的原料,混淆二者,小則分不清研究對象的層次與定位,大則失去發掘與提升理論的機會,失去理論原創的源泉。嚴譯研究一百多年來便是明證。從思想到理論必須歷經一系列過程,思想與理論正是這一過程的兩端。如果把思想當作理論, 就會裹足不前,無法向系統化拓展, 產生不了理論學說;傅譯研究期待新的突破, 也將證明這一點。從事理論研究, 做好學術範疇的劃分與定位是十分必要的, 這是學科方法的運用,是學術思想發展的需要。無論是整理思想, 還是提升理論, 都少不了對翻譯認識的範疇化與定位,具體包括研究對象認識的範疇化(概念化)和對認識結果的定位的準確性。一個邊界清晰的範疇有助於我們認識翻譯理論研究的對象,也必將深化翻譯研究。比較中西翻譯學界, 我們善於對翻譯感悟, 高度綜合, 高度凝練;西方善於範疇化和系統化, 條分縷析, 架構體系。因此, 我們對翻譯的認識多表現為思想, 不善推演, 常呈現為點評和短論, 且為泛論;西方對翻譯的認識多表現為理論, 敢於標新, 常呈現為長文和專著, 且為實論。明乎此, 我們該做什麼, 已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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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黃忠廉，博士，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翻譯理論家，變譯理論創始人，科學翻譯學、應用翻譯學創建者。專攻翻譯學、漢譯語言和漢外對比。主持國家社科項目3項，部級6項，出版學術著譯作26部，主編叢書3套，發表學術論文230餘篇。曾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黑龍江省兩次「龍江學者」特聘教授，黑龍江「文化名家」。現任陝西省「百人計劃」特聘專家，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評議組大評委，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翻譯學科組副組長。獲第六屆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成果獎。

原文刊發於《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