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聯朱（1920—），福建福清人。長期以來從事民族研究工作，曾任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民族研究所中東南民族研究室主任。1956年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任福建、浙江組組長；後參加內蒙古調查組，調查蒙古、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族的歷史與現狀。
：施聯朱
訪談者：張龍翔
訪談地點：中央民族大學家屬院
訪談時間：2014年5月22日9:00—11:00；2014年5月27日8:00—11:30；2014年6月4日8:00—11:30
在場者：沈秀榮、李好、楊揚、唐元超、肖湧剛
錄入整理：李好、楊揚、唐元超、肖湧剛
[定宜莊按]：施聯朱教授是本書被訪者中年齡最大的一位，對他所做訪談的意義首先在於，他已經是親歷過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所有與民族識別、民族調查等項活動有關的學者中，碩果僅存的唯一一位；第二，他還與黃光學先生合作撰寫了《中國的民族識別》一書，該書是對當年民族識別工作迄今為止最完整極為寶貴的經驗總結，也是只要研究這段歷史和這項政策的學者和決策者，就不能不參考而無法避開的一部專著。
[張龍翔按]：做這組訪談的最大幸事，是能夠與親歷者施聯朱先生直接對話，因為1953年左右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人，以20歲上下計，如今都已80歲左右，況且像施先生一樣當年親自帶隊，以領隊身份參加調查的人如今已經寥寥可數，而參加過少數民族識別工作還健在的現如今只剩下施先生一人。我們訪談施先生的時候，他雖已年近九五，但是仍然口齒清晰，講述事情邏輯清晰，特別是重要的時間節點都記得非常明確，這不僅是我們訪談者之幸，更是想了解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的人的幸運。
我們做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口述歷史已經有幾個年頭了，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的大調查距今已經有60多年，歲月匆匆，當年跟團調查的學生現如今都已經是70開外的老人了，如果做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將這些人的記憶比作是史家常說的第二手的史料的話，那麼再過幾年，這些可以作為二手史料的記憶也迅速消失的時候，這段歷史的細節該怎麼書寫呢？我們恨自己開始這項口述工作太晚，我有時候笑稱我們是在做「搶險工作」，看見施先生這樣的泰鬥還健在的時候，暗自慶幸自己開始的還不算太晚。
民族識別的開展施：我們的民族識別，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這是我親身經歷的，我們是第一個參與者。這些美國不知道，印度不用說，蘇聯也不清楚。不是很多人都說我們跟著蘇聯跑嗎？我們沒有！蘇聯沒有搞過民族識別。
實際上，民族識別不是1953年開始的，1950年就開始了，（少數民族）參觀團來了，田心桃就提出來我不是苗族，我是土家族。好，黨中央就委託了民族學院研究部的潘光旦管這個事。的確，我們解放初期就開始搞民族識別了，派出民族訪問團就是為了平等政策的最後落實。你當時人大代表會怎麼開，你代表名額都不能確定，你怎麼說他區域自治啊，他怎麼發展啊，他的成分都沒定，所以先搞這個也是對的。1953年中央派出第一個民族訪問團，規格那麼高，由中央統戰部各個單位組成，大家都很重視。
你看1953年、1954年、1955年、1956年，中央都派調查組出去，專門搞民族識別這個事情，但是我們當時出去就知道調查，稀裡糊塗的，不敢說是民族識別調查，包括現在國家民委的領導，因為50年代，這件事還沒有公開，不敢提民族識別。但實際上就是在做民族識別這個事，這裡頭一說花樣就多了。這些情況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民委知道，民委主任知道。你現在來問這個，很豐富，沒有幾個人知道啊。現在翁獨建、林耀華、費孝通全死了，沒有人說出他們的觀點了，就我了，其他年輕人說不出來，他沒這個感受，所以我為什麼說你們來晚了，我都九十多歲了。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我走了，他們都不知道這個東西，沒這個經歷。
後來緊接著1954年，那時候民族識別這個名稱就公開了，林耀華帶隊去雲南，我們幾個學生跟著他去的。半年的時間，我們把雲南當時提出的200多個民族名稱，就（根據他們的特徵）給他整合，最後成為23個少數民族。當時在雲南東部的壯族聚集區，有黑衣、天寶、隆安、土佬（黑衣、天寶、隆安、土佬均為壯族支系。）各種不同的民族名稱，弄得眼花繚亂，那個種甘蔗的，也叫蔗園人，亂極了。蔗園人是廣西遷過來的，是漢族。黑衣、天寶都是壯族的一部分，是攻打儂智高時，從廣西遷來的。有的歸併為壯族，有的是布依族，有的是漢族。現在多少年了，五六十年了，沒有多少變化。後來「文化大革命」，經過識別，又多了基諾族，其他的都沒有了。
我們對此很自豪，我們大致搞清楚了56個民族，比這個數字再多也多不了多少。現在（對民族的認定）工作結束了，不再進一步識別，這也無所謂，也沒什麼大不了，我們都幹完了。
民族識別的理論和標準民族識別為什麼我說是國家重要的工作之一呢？民族識別是大事，不能小看，沒有民族識別，人大代表怎麼選舉、民族區域自治怎麼形成？1953年給我工作的時候，名義上沒有民族識別，說是調查研究，實際上就是民族識別，因為當時民族識別的牌子不好打。所以我接受這個任務，又是組長，我心中的壓力很大。
壓力在什麼地方？沒有理論依據。馬列主義的民族特徵是有一套理論的，搞民族識別，他的民族共同體、民族成分、民族特徵，按馬列主義的理論，你沒話說的。但是，民族特徵是什麼？史達林的民族四個特徵，他是根據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人民共同體的特徵，按史達林的理論必須具備有四個特徵，缺一不可。（編者註：史達林為「民族」下的定義「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徵的穩定的共同體」。）而我們識別的民族，都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沒有一個在資本主義社會，那跟史達林的民族理論不一樣。但當時名稱不敢說出來，怕被說反蘇反共。後來毛主席1953年說的一句話很重要，他說政策可以這樣，但是實際上也要靈活。也就是說要根據國家的情況，也要結合民族的情況。毛主席說一句話，誰敢反對！我們因此膽子大了，不能搞教條主義。你看列寧都說殖民地也有民族，按史達林的理論，資本主義上升階段以前，封建時代都沒有民族。後來美國人也說我們跟著蘇聯走，他們覺得我們照搬蘇聯，實際上不是，我就跟他們說我們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那為什麼蘇聯代表團來了以後很羨慕我們的民族識別？所以說只能將理論靈活運用，不能死板，一死板沒辦法，你得根據實際情況具體調整。也就是馬列主義的原則跟我們中國的實踐結合起來，靈活掌握，不能死摳這個。
所以我說民族識別的工作，我們有一套理論，跟蘇聯不一樣，跟史達林的民族四個特徵也不一樣。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民族識別標準不一樣。我們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發展，理論上靈活運用史達林的四個特徵外，就共同地域來講，你不能說沒有共同地域就不是少數民族啊。這當然不行啊，要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東北錫伯族，原來老根在東北，乾隆年間，派錫伯營去新疆戍邊。在新疆留下來的一部分聚居在一起，比較團結，他們的語言和帶去的風俗習慣沒有變，而留在東北的錫伯族受滿族、蒙古族的影響，他們失去了語言。按史達林的理論，他沒有共同地域啊，一個在西北，一個在東北，但是不叫少數民族不行。因為毛主席提出要結合我們的實際，革命的實際。共同的語言也是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就不多說了。
總而言之，民族識別要靈活掌握馬列主義。我們自己創造出了許多民族識別的標準，除了史達林的共同地域、共同經濟、共同文化、語言四個標準以外，我們還有族稱、族源、歷史關係、民族意願的問題等等。靈活掌握馬列主義的靈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夠離開這個，離開這個就不好說。大家就敞開談，不扣帽子，最後就解決問題。
民族識別，我想補充的一點，就是說除了理論上，還有民族政策。有些民族識別的理論還要照顧民族政策。解放初期，民族政策裡面有一條，「名從主人」。民族的名稱不是個人的事情，是民族自己的事情，由本民族決定的，其他人決定不了。當然也不是由你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要約定俗成。民族名稱不是隨便確定的，要根據歷史來源。所以名從主人，民族族稱，我們也要考慮的。
民族識別工作是發展的問題，不能一刀切，很複雜。你看湘西，原來最早是苗族自治區，後來是苗族自治州，後來土家族人口多了，成了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後來又提出來要成立自治區，這是個不斷發展的問題。所以很複雜，不要小看這個問題。現在國家民委很重視這個問題，但是晚了一點，應該說是重視的，國家很重視的。1953年派到畲族地區搞民族調查，1954年去雲南，那是大兵團作戰，1955年、1956年都有，到1956年為止。
土家族的例子這裡說的是土家族的問題，土家族原來也就幾十萬人，土家族民族識別很複雜，一解放就發生了問題。田心桃，一個女的，現在還在，她就來北京，參加1950年參觀團的國慶觀禮。那個時候周總理、李維漢接見過參觀團，她就跟周總理說，她是苗族的代表，但她不是苗族，是土家族，然後列舉土家族的特點。這引起了中央的重視，委派中央民族學院去調查，那個時候派潘光旦去調查，一直到1956年。做了長期的工作，很複雜。
為什麼土家族識別到了1956年才承認？因為湖南省委不同意。中央派了好幾批的調查團，都去啦，中南地區的行政委員會也有調查組，結論也是跟民族學院一樣，都承認土家族是少數民族。中央的意見都一致認為是少數民族，就是湖南省委統戰部不同意，所以才有1956年五人小組去解決統戰部的工作。
湖南省統戰部有一個部長，叫謝華，那時候1956年就60多歲了。是老延安的，老知識分子、歷史學家。他就是死摳史達林的民族理論，他說土家族是漢族，當時（湖南省）黨委書記周小舟聽他的，因為當時他是老幹部、老同志。你駁他很難，也不好駁他。所以當時壓力很大，沒有理論依據。
潘光旦從1950到1956年一直是研究土家族的，他寫的論文非常有分量的，他在《二十四史》裡面找材料做卡片，幾萬張。所以我覺得他的觀點還是可靠的，儘管還是有點幻想，但還是可靠的，因為他畢竟是有根據的。潘光旦不知經過了幾次調查，中南行政委員會都一塊兒調查，口徑一致，都承認是少數民族，湖南就是不同意，沒辦法。中央文件我看到了，劉少奇、鄧小平批的，中央民委派五人小組出去解決湖南領導的問題。有羅秉正，我也參加了，還有兩個年輕人是搞語言的（民院語言系的），我不認識。
最後一次識別就是我去的，1956年去的。中央民委副主任謝鶴籌，還有羅秉正，那時候我是講師，那是國家評定的講師，不是學校評的，18個人還是15個人，我是其中的一個。我當時就到湖南做土家族的民族識別。
謝鶴籌很重視我。湖南統戰部陪我們下鄉，調查了3個月，那時候待遇就不一樣了，我們和部長一個待遇，一路上吃小灶，還配備了四匹馬，一匹給謝華用，一匹給謝鶴籌用，一匹給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用，他後來是我國駐巴基斯坦的大使，還有一匹是給我用。說實在的，受到優待了，但是責任也很大，就是要在理論上突破湖南省民委（統戰部）謝華的老思想。他主要是把史達林的民族四個特徵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一套，他也是信仰馬列，我們也有很大壓力，那個時代反對史達林的理論就是反蘇，反蘇就是反共，很可怕，但沒辦法，中央的意圖就是說服湖南省。後來調查三個月回來，我們說我們的，他們說他們的。周小舟聽我們的報告，我們說了土家族有自己的少數民族特點，他們不是漢族。最後周小舟拍板定調，中央的意見是對的，按中央的意見上報。他比較頑固，思想僵化，但人很好，也有理論水平，就是思想比較僵化，把史達林的四個特徵看成天經地義。這就可見當時民族識別工作的艱難。
訪談對象簡介：
施聯朱（1920—），福建福清人。1950年燕京大學民族學碩士研究生，兼任助教。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調入中央民族學院，成為新中國專門培養少數民族人才的最高學府的最早教師之一。長期以來從事民族研究工作，曾任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民族研究所中東南民族研究室主任。1956年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任福建、浙江組組長；後參加內蒙古調查組，調查蒙古、達斡爾、鄂倫春、鄂溫克等族的歷史與現狀。曾兩次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到過海南島、粵北、內蒙古、東北等地的少數民族地區慰問，並對蒙古、達斡爾、朝鮮、赫哲、錫伯、黎、苗、瑤等民族進行調查。共編寫和主編了20多部專著，發表論文50多篇，以《中國的民族識別》《新中國的民族關係》（均與黃光學合著）為代表著作。
（本文摘自學苑出版社《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上）訪談錄》）(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