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合肥核所「人才流失」背後的那些事

　我們設想，如果一個研究所內，每一位科研人員都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每一個課題都能得到充分討論，每一項技術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研究，每一個前輩都能夠不保留地傳授後輩科研經驗，每一次工作都能在完成條件下，充分發揮成員的積極性而進行個性化安排，每一筆資金都能保證不被私人挪用，每一個團隊在研究水平上展開競賽，先進的幫助落後的，落後的趕上先進的，最後齊頭並進，哪一隊也不落下——那麼請問，這個環境，不正是科研人員夢寐以求的，充分科研自由，充分發掘自我的科研環境嗎?

中科院合肥核所「人才流失」背後的那些事

前段時間發生的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超90人離職事件到現在仍然是公眾關注的焦點。至於為何會有這麼多高學歷的科研人員集體離職，就目前公布出來的信息，大家已經基本有了猜測。

　　這90餘名科研人員均來自於合肥研究院下屬的核能安全技術研究所，事件的導火索是6月15日發生在核研究所的「安保事件」。突然地更換保安，不僅僅造成了研究所職員對於陌生安保團隊的猜疑，更是加劇了所方與院方的矛盾。雖然核研究所表明，負責各個研究所的安保都是所裡安排，以保證信息保密、內部網絡安全，但是院方聲明安保是院統一進行安排。於是，突發的換保安事件不斷發酵，直到所研究員以響應辭職來反對院方安排，但是院方當即當場批准了職員辭職，所方與院方的矛盾導致了人才流失事件的發生。

　　但這只是直接原因，據離職人員透露，這個事件的根本原因在於所長吳宜燦的官僚主義作風和院內的改革。據員工說，吳宜燦在所裡推行「加班文化」和「排球文化」令所裡的研究人員苦不堪言，吳所長的官僚主義做派是導致研究人員離職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就是院內推行的「扁平化管理」，因為院裡對所裡的課題資金進一步做出了限制，所裡的研究人員不得不承擔起更重的負擔來緩解所的資金壓力。同時，合肥研究院推行了「學術帶頭人制度」也引起了部分研究人員的反對：「將由幾百名行政人員直接管理幾千名研究方向各異的科研人員，打亂了職員團結的優勢，結果是幾百個課題組各自為政」。

　　導致這個事件有各個方面的因素，自然每個人的訴求也各異。但是離職人員的動向卻十分地耐人尋味。一位離職人員透露：此次離職的大部分人，之後可能會入職中科鳳麟。而中科鳳麟和核研究所所長吳宜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離職員工提到，中科鳳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兩位法人是核所研究人員，而吳所長則是背後真正的公司創始人。

　　合肥科學院的核研究所的人才流失現象並非最近才開始出現的。一開始的零零散散離職人員以「下崗」的方式來表達對吳所長所內的官僚作風不滿，但敢於通過這種方式來反抗的終究還是少數。而這次的群體性事件的真相怕沒有這麼簡單。從院內直接把離職審批流程放在所裡進行，統一把內部籤字手續快速辦完，到離職人員選擇了吳所長的公司再就業，這一系列「非常規」的操作暗示我們：這就不僅僅是對所內官僚風氣的不滿，更多的是院內改革造成的結果。激進的改革推進了吳所長拉攏人才、挖所內牆角的流程，我們可以猜測，這次事件有很大可能是離職人員在吳所長的「誘惑」和院內改革的壓力雙重作用下，選擇了出走這條路。

　　在市場邏輯下，科研作為一個高花費、高成本、高技術的行業，保證人才的高素質、高水平相當重要。在利益至上的社會背景下，科研也不得不與各個方面的利益相關者建立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於人才的籠絡方式同樣也不能只打感情牌。要堅持這個工作，對於每個科研人員來說，不外乎兩個環境：個人生活環境和科研生活環境，如果不能保證兩個環境的質量，那麼「集體出走」也成為了必然。我們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到，院內一改往日辭職審批流程的冗雜漫長，快速批核了將近一百餘名科研人員下崗，其中不乏有陰謀的意味，在人們面前展示的也是一種不尊重人才，彷佛對待工廠產品般倒賣的態度。

　　這其實還是科研院積極對接資本市場的舉措，然而這個舉措卻和基礎科學的初衷不符：因為後者本身就是高投資，低收益，但卻是整個行業甚至是整個國家科學技術、工業工藝發展的基石。於是，科研人才便成為了一種最便捷、最方便的「連接手段」，這勢必會造成從事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的流失，一方面是想通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舉措來增強科研力量，一方面科研本身就是高成本，低收益的，有著對其他行業起基石作用的重要地位，當前社會背景下其改革的矛盾就在這裡。那麼人才夾在其中無法適應，只能選擇能夠保證自己過滿意科研生活和個人生活的路子。我們不能把科研人員無限抬高，指責他們「不為國家著想，不為事業貢獻自己」，這是無比幼稚的職責和無力的埋怨。現在的科研人員說白了也是一個打工者，也是一個腦力勞動者。如果不能保證自己的物質條件、精神生活等等得到相對滿足(注意，是相對滿足)，那麼也是不能把自己的全部經歷投入進去的。當然，我們這裡說的是大多數，特例自然是有的，但不能否認在這個社會中，每一個勞動者需要遵循的基本生存法則。

　　那麼有人會問，科研行業的種種亂象我們有目共睹，那麼怎樣的科研環境才能保證科研活動的高效運行，保證科研人才的不流失呢?這個答案不在現在，而在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時代中國科研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不外乎「兩彈一星」。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從事科研研究人員仍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有人反駁說，這兩個環境不同，沒有可比性。說對了，就是因為過去和現在的科研環境是截然不同的。就是這個不同，造成了現在人才溜走，去民企另擇高就;而過去人才堅守一線，在社會主義祖國需要的地方奉獻般地發光發熱。

　　毛澤東時代的科研環境有三個顯著特點：真正的技術民主、真正的破除技術「私有」、真正靈活的組織形式。我們設想，如果一個研究所內，每一位科研人員都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每一個課題都能得到充分討論，每一項技術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研究，每一個前輩都能夠不保留地傳授後輩科研經驗，每一次工作都能在完成條件下，充分發揮成員的積極性而進行個性化安排，每一筆資金都能保證不被私人挪用，每一個團隊在研究水平上展開競賽，先進的幫助落後的，落後的趕上先進的，最後齊頭並進，哪一隊也不落下——那麼請問，這個環境，不正是科研人員夢寐以求的，充分科研自由，充分發掘自我的科研環境嗎?

　　有人說，毛澤東時代的科研人員不崇尚金錢，無比高尚，於是在現在不斷地弘揚那個時代的科研精神。可惜的是，這樣單薄的感情牌是不能真正動員現在的大多數人的。我們需要認識到，毛澤東時代雖然物質條件落後，但是所有人員包括技術人才都有充分的社會保障，他們不擔心醫療、房子、教育、養老、就業等等放在我們現在樣樣發愁的問題。所以說，社會主義祖國給了每個科研人員如此優厚的待遇，同時營造了和諧團結的科研氛圍，這樣一來，科研人員的個人生活，科研生活都得到了保障，有哪一位職員不積極地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有哪一位科研人員在艱苦的環境中奉獻自己呢?

　　總之，這一切背後還是資本在作怪，院內的官僚主義、過激的改革措施只是它的現實反映而已。我們對科研怪像的分析不能只局限於表象，也要基於科研最重要要素人才角度進行思考。尊重不尊重人才，能不能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可不可以營造一個適合科研的舒適空間，這些看似很簡單的問題放在現在，很值得人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