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
知青的生活當然艱苦,可也有許多值得回味的經歷。放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雲闊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別人扛著鋤頭下地幹活,累個賊死,我則是吹著口琴去放馬。馬撒開在草地上吃草,餵飽了興許中午還能回來抽空睡一小覺。這樣的好差事連長為什麼會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種認真負責的人吧。在農場,除了拖拉機,種馬要算是連隊最貴重的財產了。種馬都有檔案,戶籍在哪兒,父系母系上溯幾輩,都記錄在案。我負責的主要是兩匹種馬,一匹叫蘇宛,一匹叫阿爾登。蘇聯純種馬,渾身毛髮緞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馬蹄毛蓋住了,真是好看。別看那是艱苦歲月,人再窮,種馬享受的可是貴族待遇。我得給它吃雞蛋、麥芽子,還有胡蘿蔔。雞蛋不敢偷吃,胡蘿蔔沒事兒,所以那時我沒少啃胡蘿蔔。以前我是不吃胡蘿蔔的,自從養上馬就開始吃了,它嚼我也嚼,看誰吃的香。每天還要刷馬,保持它周身衛生。檢疫員一個星期還不定期來檢查一次。他要跟誰過不去,就專門摸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髒的地方。
在種馬班我也有光榮事跡上過黑板報,因為給馬洗生殖器。開春是動物們發情的季節,馬也不例外。配種的馬得是乾淨的,可一冬天下來生殖器裡髒得很,必須洗乾淨。這活兒躲不過去。這活也確實難幹,因為洗之前,得有一個發情的母馬拴在前面,種馬那玩意兒才能伸出來。要泡上溫水給它洗,並且還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種的活兒也幹,當然事先得掌握母馬的發情期,技術員對這活兒最溜兒,他們把手往馬屁股裡一伸,就能判斷個八九不離十。人工配種時,得讓我的種馬騎到母馬身上,人在後面使勁把它的那玩意兒一推,馬的精液才能噴到容器裡,再分配給母馬。一匹種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馬,但得一兩天內配完,否則就失效了。這些養馬常識,也成了我的生理衛生課。人和動物是怎麼一回事兒,真就是這會兒才開始懂的,當然,處在一群老職工堆兒裡,他們滿嘴也少不了這種「葷嗑兒」,拿馬開涮,其實說人,開始還抹不開面兒,漸漸地也就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了。
在種馬班生活很自在,師傅有杆雙筒獵槍,還養了一隻大狼狗叫黑子。師傅槍法準,我們在後山上打野雞,眼看師傅一抬手就能撂下一隻,黑子那個興奮,躥著高衝上去撲它,黑子真有靈性,叼回來放在師傅腳下,尾巴拼命地搖,倍兒得意。我們還常到河裡下掛子捕魚,回家裹點面一炸,圍上炕,就點兒酒,大家一起大嚼,嚼完了就睡,過癮極了。在種馬班還發生過一次險情。我在山上割草,馬籠頭脫了,馬就順著坡跑下了山。山下放的是一群懷孕的母馬,要衝撞起來,麻煩可就大了。只要流產,就算事故。眼瞅著我的種馬衝上去,母馬一下炸了群,放母馬的兄弟趕緊將母馬往圈裡趕。我想給種馬上籠頭,可馬不老實,不聽我的。這時候就看種馬班老張頭,他從馬屁股後摸了上去,趁種馬只顧嗅母馬,一步躥上,用胳膊把馬脖子抱住,張嘴就咬住馬耳朵,馬立刻老實了。我這才有機會給它上嚼子,把馬制住。好懸,但也算是有驚無險吧。
這樣的經歷沒想到後來也用到了拍戲上。就是我拍過的那部《大漠紫禁令》,也算是早期的商業電影了。導演是個香港人,演員有周裡京。電影在新疆吐魯番拍時,我演一個武士,使一把劍衝進寇群。我騎的馬是從甘南藏族自治州買來的,和當地馬不合群。先是不進新疆馬群,調教得終於能進了。正式開拍,沒想到衝到演土匪的武師身邊,我一揮劍,騎的馬就受驚了,尥著蹶子把我從馬頭前甩下了馬鞍。唐裝的靴子有尖兒,鉤住了馬鐙,我便一隻腳在馬上,一隻腳在地上跳,被馬兜了一圈兒。眾人看得嚇出一身冷汗,但我知道這時候無論如何不能撒韁繩,就拼命不讓馬頭抬起來。後來一位新疆維吾爾族兄弟奮不顧身衝上去,制服了馬,我才得以脫險。想想當時我沒慌,有辦法,也是當年養馬得來的經驗。所以我特別懷念這段日子。前幾年我回了趟北大荒,特意到當年放種馬的地方,看望了當時帶我的老關。他已經老了,身體也不好。我很感激這些幫助過我的老職工,也感激那段難忘的生活。
現在想起來,知青生活七年半,種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曇花一現而已。還沒自在夠,上面突然就要調我到文藝宣傳隊。
中午搭著車,到達團部。宣傳股龐股長五點下班,我一直等到五點。他問我願不願到宣傳隊,我心裡想的是有趣的養馬,就說不願意。他也沒再說什麼,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來的勁兒,沒住,連夜往回趕。那年我正好十七歲,整整十七裡路,我就那麼走回連隊。這是我一生走的最長的夜路,也是最難忘的一個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晝,四周靜寂一片,整個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在走,聽得見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還有腳踩在雪地上的咯吱聲。安靜,從來沒有過的安靜,偶爾還能有一兩顆信號彈倏地划過夜空,據說都是蘇聯特務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揚,說我如何如何紀律性強。我也覺得自己特革命,這就是那個年代,喊句口號都是管用的。你只要聽到「共青團員,跟我來」,就能大冬天穿著褲衩往冰涼的水裡跳,撈搓麻繩用的漚好的臭麻。那個冷都受過了,何況走夜路?
後來還是到了業餘宣傳隊演樣板戲。演《沙家浜》,也演過《海港》。雖說是業餘宣傳隊,其實嗓子好並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個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飾演《沙家浜》裡的縣委書記程謙明,全劇就四句唱,最後一句「草藥一劑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後幫腔,得以矇混過關。後來我成了宣傳隊的小幹部。有一年做宣傳隊副隊長的我被政治處從連隊叫到團裡,團裡領導說:團裡沒煤了,必須在一個星期內組織一臺文藝節目,到鶴崗煤礦慰問演出。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拉關係買煤。我說,「一星期哪能排得出節目,再說,大家都散在各連裡幹活呢!」領導說,「不行,這是任務。」接著補了一句,「你要是不幹,就下連隊去。」他說這話口氣硬硬的,意思是不聽話就離開團部宣傳隊,我當時沒再頂嘴,只用沉默抗議,心裡恨死官僚了。這種心理說真的一直影響到我現在,所以我害怕自己當了官也成了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