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投行俱樂部【超級投行CEO大本營】
微信號：ibankclub
歡迎全球投行、VC、PE、併購、基金、券商、信託、銀行、保險、租賃、投資等金融大咖關注中國投行第一品牌-全球投行俱樂部，尋找優質項目、資金及獲得全球頂級金融圈層請聯繫：IBC-超級助手（IBC-CRM）；頂級科技及百億級項目獨家操盤機會，請聯繫IBC-霸氣助手（IBC-service）。添加微信請註明：地區-企業-職位-姓名）分享：各行大咖請分享文章到朋友圈；關注：關注後查看更多，歷史消息更加精彩，關注「全球投行俱樂部」或查找微信號「ibankclub」，關注後可回復您關注的方向（我們會根據您的需求發布重量級文章）。【中國·深圳】12月19-20日「金融嚴監管」背景下的資產證券化業務「非標轉標」、ABS、REITs實務操作高級研修班！（點擊了解詳情）
◇導讀◇
達裡奧先生在12月2日發布在linkedin的文章《Delving into the Six Stages of the Internal Cycl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US Now》是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的最新更新，重點論述了一個國家內部秩序演變的六個階段，認為美國當前正處於第五個階段，即國家資產負債表開始變弱以及國內不同階層開始分裂的階段。
按照達裡奧先生的研究成果，拜登政府需要盡力團結民主黨和共和黨內的大多數，對美國的國內秩序進行大幅度的調整，通過各種政策提高勞動生產率，縮減貧富差距，彌補社會的裂痕，這樣才能持續增進整體社會福利。
對於我們投資者而言，穩定的社會秩序和不斷提升的生產力水平，是大類資產配置收益的前提和源泉，而美國作為全球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未來的走向至關重要，是重回中期繁榮，還是演變至衝突更為加劇的第六階段，對我們未來的投資業績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
達裡奧先生作為知名的美國投資家，其Changing World Order系列思考，為我們國內投資者理解美國經濟與政治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參考。
內部秩序的演化通常會經歷一個標準的流程（雖然並非總是如此），就像疾病的變化過程一樣。通過查看症狀，我們可以判斷出當前處於哪個階段。例如，根據現階段的症狀和前一階段症狀導致的後果，可以對癌症的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進行界定。像疾病類似，在不同情況下需要採取不同的措施，這些措施在不同的情況下會產生不同的可能性後果。例如，一個衰敗孱弱的狀態和一個亨通向上的狀態所產生的後果和需要採取的行動就不一樣。對於癌症來說，最好是在進一步惡化之前阻止惡化的進程。
以下是我在第1章中首先向您介紹的健康狀態清單。可以對這些健康措施中的大多數進行量化，以創建一個國家的健康指數。當這些項目中的每一項的評分都為強/好時（即，在連續體的左側），則健康為強/好，並且未來的時期更有可能為強/好；當這些項目的評級為弱/差時，則表明該國的狀況較弱，而未來一段時間則更可能為弱/差。我們測量強度的這些維度是國家總強度的最重要決定因素。在本章中，我們將研究這些條件如何共同定義一個階段，因此人們將能夠查看當前的條件以判斷一個國家所處的階段，然後得出一個預測。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即將結束）中，我將展示通過上述手段對每一個國家的評級，並嘗試使用這一框架來探索未來的情況。現在，我只想傳達概念。
這些力量通過一種典型的方式演化進而形成一個經典的周期的各個階段。通過使用它們的標記，我們可以確定每個國家，州和城市在周期中的哪個位置，並根據當前條件形成對未來不同發展可能性的期望。在下表中，為了幫助傳達圖中的含義，我將大多數度量轉換為顏色，其中亮綠色是非常有利的讀數，亮紅色是非常不利的讀數。這些讀數的平均值定義了周期處於哪個階段，其方式與我用來測算總體實力的八個力量指標一樣。像那些力量指標一樣，雖然可以微調它們以產生略有不同的結論，但總體偏差不大。我所展示的是一個典型的過程，而不是查看任何特定情況。在本研究的結論中，我將研究具體案例及其解讀。
更具體地說，從研究歷史的角度來看，從內部秩序到內部無序的內部典型大周期循環階段如下：
每個階段都代表著面對他們的人們必須應對的一系列不同條件，其中一些情況比其他情況要難得多。例如，在長期債務周期的早期，當政府有足夠的能力負債來為支出提供資金時，處理當前情況要比在長期債務周期的末尾要容易得多，因為此時已經幾乎沒有創造貨幣和信用來資助支出的能力。由於這些原因，前方的可能性和領導人面臨的挑戰取決於一個國家在周期中所處的位置。這些不同階段提出了不同的挑戰，需要領導者具備不同的素質，理解和技能，才能有效地應對這些挑戰。[1] 面對這些情況的人們（例如，您面對自己的環境，而我們的領導者面對我們的集體環境）如何理解和適應它們，會影響在給定條件下存在的各種可能性結果的好壞。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成熟方法來應對這些情況，那些了解他們並能夠適應其情況的領導者和文化將比那些不了解的領導者和文化產生更好的結果。這就是永恆而普遍的原則所告訴我們。
雖然在每個階段花費的時間長度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但每個階段的演變通常需要100年，需要付出的東西很多，而且周期內波動很大。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演變，是因為在因果律的作用下，當前的條件驅動著事物向新的條件變化，然後接著朝著更進一步的方向變化，就像永動機一樣。由於一組給定的條件會產生一組有限的可能性，因此，通過正確識別條件並理解因果關係，可以提高人們對接下來可能發生的可能性的想像力。
典型的周期演變過程如下圖所示。[2] 一般而言，就像內部演化一樣，內部秩序的演化通常以周期性的方式發生，其中每個階段通常通過一些重複的小循環進展到達下一個階段，並在此過程中事物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例如，第1階段（當新的內部秩序是由內戰/革命上臺的新領導人創造的）通常在第6階段（當有內戰/革命，這是周期的最低點）之後，再到下一階段，直至第3階段（這是大循環的高峰，因為該階段有很多和平與繁榮），然後下行至第4階段和第5階段，依此類推，最終進入一個新的周期（階段1）。以向上發展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發生。同樣，一個典型的周期通常需要100年甚至更久。[3] 在每個大周期內，都有相似的較小周期。例如，有一個短期債務循環導致大約每10年發生一次泡沫和衰退，有一些政治循環使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政治控制權以大致相等的頻率出現，等等。國家正在經歷這些挑戰，其中許多處於不同階段。例如，中國和印度與美國和大多數歐洲國家處於截然不同的階段。它們相對於其他國家所處的階段影響著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且是整個世界秩序的主要決定因素。我們將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探討所有這些內容，而不是直接討論它們。
這些周期一直追溯到有記錄的文明發生（可能在以前），如此之多的周期就這樣連結在一起（象徵性地講），並且由於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進化，因此它們是向上傾斜的。
我在前面的章節中向您展示的下一張圖表顯示了中國的相對實力。該圖表與上一張圖表的差異是由於第一個圖表顯示了絕對實力水平，而第二個圖表顯示了相對實力水平。
由於不同國家通常處於周期的不同階段，並且它們相互爭奪財富和全球政治權力，一些國家正在崛起，另一些國家則在衰落。因此，總體的波動性要小於個體國家的波動性。換句話說，差異產生了多樣化效應，使世界總體的發展比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更加順暢。這反映在我在第1章中向您顯示的實際全球實際GDP中，如下表所示。圖表不是最好的表達方式，但這是我們對人均實際GDP的最佳估計。此圖表中嵌入了主要帝國（尤其是荷蘭、英國和中國的明清時期）的更迭，無數次戰爭，無數興衰。這些興衰之所以不會在圖中形成明顯的痕跡，是因為它們彼此多樣化，儘管它們是大國，但相對於大趨勢而言它們相對較小。
重申一下，我剛剛繪製的典型六階段循環的圖像是實際情況的簡化版本。我簡化了它們以保持清晰。我發現，有時為了精確，人們經常展示太多細節，以至於看不到全局的本質，我不想這麼做。我想向您展示一個簡化的版本，首先讓它傳達階段的本質，然後再深入到細節中。正如我所描述的，雖然整個周期大體上都在進步，但並不總是按照我所描述的那樣進行。例如，就像疾病的各個階段（例如3期癌症）一樣，進入一個階段並不意味著不可避免地會發展到下一階段，但這確實告訴了我們很多非常有價值的東西。與疾病一樣，a）明顯表現出某些症狀，使人們能夠確定一個周期處於哪個階段，並且b）該階段需要知道的風險和治療手段與前一個階段不一樣。例如，進入第5階段意味著在某些條件下（儘管並非不可能）進入第6階段的可能性較小。通過使用清晰，客觀的標記來識別每個國家（或州或城市）所處的階段，並了解產生變化的因果關係，人們可以更好地了解可能性的範圍並據此定位自己，儘管永遠無法使它們完全正確。
舉個例子，我們對歷史上不同時期存在的經濟「危險信號」的數量進行了索引，包括對嚴重不平等，高債務和赤字，通貨膨脹和不良增長的衡量，以表明它們之後內戰和革命的指示性。下圖顯示了根據危險信號數量估算的內戰型衝突的可能性。根據我們過去的觀察，我們估計，當危險信號出現的比例為60-80％時，發生內部衝突的機率約為六分之一。當這些條件都具備時（超過80%），發生內戰或革命的機率約為三分之一，所以儘管可能性不大，但可能性太大的話就會令人不安。今天，美國處於60-80％的水平。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我將更全面地介紹指標及其顯示的內容。現在，我只想傳達這個概念。
我知道我的這種模型的處理對於大腦來說相當複雜（儘管對計算機的處理並不複雜），所以我將僅描述每個階段的亮點以及最重要的因素。儘管我不會在這些階段及其各種配置中介紹所有108個因素（即18x6），但下面我將概述在每個階段中最應注意的作用力和裡程碑，特別著重於當前階段的狀態，美國的問題以及進展如何。
現在，我們將更詳細地研究典型六個階段的表現，以便在看到它們時可以輕鬆地識別它們，從而更好地想像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由於這些情況是重複出現的（例如，第5階段先於第6階段，而第6階段則在第1階段之前），因此我們可以在任何階段開始檢查，並按照順序進行檢查。由於美國現在似乎處於第5階段，因此我們從這裡開始。
在一個大周期中發生的最重要影響是債務、貨幣和經濟活動。因為我在第2章和第3章中全面介紹了該循環，所以在此不再詳細說明。但是要了解階段5，您需要知道它發生在階段3和階段4之後，階段3是充滿了和平與繁榮，債務和信用環境相當好。階段4中的衰落帶來了更糟糕的情況。當實體（國家，州，城市，公司或個人）的貨幣耗盡，並且以革命或內戰的形式發生可怕的衝突時，該過程最終到達最困難和痛苦的階段（第6階段）。第五階段是隨著財務狀況惡化而引起的階級間緊張局勢加劇的時期。不同的領導人，決策者和一群人如何應對衝突，對該國將以和平還是暴力方式進行必要的變革產生重大影響。
您可以在許多國家/地區看到這種情況的發生。那些財政狀況適當國家（即收入大於支出，資產大於負債）的狀況相對良好，那些不當的狀態相對較差。您還可以看到，這些不同的條件是導致這些國家，州，城市，公司和人民（例如，他們的教育，醫療保健，基礎設施和福祉）的現狀出現差異的主要驅動因素。您還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使得不同國家在面臨內部壓力時會採取不同的方式，有的國家傾向於和平的方式，而有的國家傾向於選擇鬥爭。
由於第5階段是內部周期中如此關鍵的階段，並且因為這是許多國家現在面臨的階段，所以我將花一些時間來研究其間的因果關係以及在檢查其過程中要觀察的關鍵指標和進程。然後，我將更具體地談談美國的立場以及如何最好地解決其內部衝突。
導致內部大衝突的典型的有毒多種力量包括：1）國家和國家（或州或城市）人民的財務狀況不佳（例如，他們有大量債務和非債務義務，比方說養老金和醫療保健義務）；2）實體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和價值觀的差異；以及3）嚴重的負面經濟衝擊。經濟衝擊產生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現象，比方說疾病、乾旱和洪水；和戰爭。經濟衝擊創造了財務壓力測試。壓力測試時的財務狀況是減震器（財務狀況以收入相對於費用和資產相對於負債來衡量）；收入、財富和價值差距的大小是系統的脆弱程度。當發生財務問題時，通常首先衝擊私營部門，然後衝擊公共部門。由於政府永遠不會讓私營部門的財務問題毀掉整個體系，因此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財政狀況。當政府購買力耗盡時，就會出現崩盤。但是在走向崩盤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爭奪貨幣和政治權力的鬥爭。
通過研究50多次內戰和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出，內戰/革命的最可靠的領先指標是破產的政府財政，通常是在經歷經濟動蕩以及出現巨大貧富差距之後。 這是因為，當政府缺乏財力時，它無法從財政上拯救來維持體系運轉的私營部門中的實體（正如以美國為首的大多數政府在2008年底所做的那樣），無法購買所需的東西，也無法付錢給人們去做政府需要他們去做的事情。政府沒有財力了。
進入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標誌，也是衡量借貸和支出能力喪失的一個先行指標，也是進入第六階段的導火索之一，即政府有大量赤字。政府的巨額赤字產生的待出售債務多於除央行以外的買家的意願購買量，也就是說，當不能印鈔的政府不得不提高稅收和削減開支，或者那些能印鈔的政府大量印鈔併購買大量國債時，這一領先指標就會出現。更具體地說，當政府資金耗盡時（由於出現巨額赤字，背負巨額債務並且無法獲得足夠的信貸），政府的選擇就非常有限。它可以1）提高稅收和削減支出，或者2）大量印刷貨幣（貨幣貶值）。那些有權選擇印鈔的政府總是這樣做，因為這是一條痛苦程度較小的路徑，但它導致投資者拋售印出來的貨幣和正在印刷的債務。那些無法印鈔的政府只能提高稅收和削減支出，這就迫使那些有錢的人跑出國家、州或其他管轄區，因為有錢人無法容忍支付更多的稅並失去服務。在這些實體中，如果其選民中存在巨大的財富差距，這些行動通常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革命。[5]
這種後債務周期動態目前在美國各州和聯邦兩級都在上演，州和聯邦兩級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州政府不能印鈔還債，而聯邦政府可以。在本章開頭，我展示了美國的債務水平、財富差距和政治差距（這些都是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達到了歷史最高）。
例如，在現在的美國，聯邦政府以及許多州、市政府都有巨額赤字、巨額債務和巨大的貧富差距，而中央銀行（美聯儲）則具有權印鈔。因此，央行現在印了很多錢，購買了很多聯邦政府債務，這些錢為政府的開支提供了資金，而這些錢遠遠超過了聯邦政府的收入。這已經幫助了聯邦政府及央行試圖提供幫助的那些人，儘管這也讓那些持有美元和美元債務的人損失了很多實際購買力。到目前為止，這些印鈔和購買債務的資金並沒有實質性地幫助州和市政府，這些州和市政府也有巨大的資金缺口要處理，並且這些資金缺口並不能用印來的錢來輕易填補。
一般來說，那些貧富差距最大，債務最大，收入下降幅度最大的地方（城市，州和國家）最有可能發生最大的衝突。有趣的是，美國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市，往往是負債最多、貧富差距最大的州和市，例如紐約市，芝加哥，舊金山，康乃狄克州，伊利諾州，麻薩諸塞州，紐約州和新澤西州。如果您有興趣查看美國主要州和城市的數據，請參閱附錄。
這些情況下，削減支出或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很必要。下一個問題是解決這些問題由誰來買單，「富人」還是「窮人」？顯然，不可能是窮人。對於最貧窮的人來說，削減開支是最不能容忍的。因此需要對那些有能力支付更多費用的人徵收更多的稅，而且發生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也更大。但是，當富人意識到他們將被徵稅以償還債務和減少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離開，從而導致前述的掏空過程。如果出現了糟糕的經濟狀況，那將加速這一掏空過程。這些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稅收周期。
歷史表明，在貧富懸殊和經濟狀況惡劣的情況下，增稅和削減開支一直是內戰或某種類型革命的最主要指標。需要明確的是，內戰或某種類型革命不一定要暴力，儘管可能如此。
我所居住的地方，我看到這些周期在人際交往中顯現。我居住在康乃狄克州，該州的貧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全美最大的，人均債務和無資金支持的養老金義務也是全美最大的。我知道富人和窮人之間沒有聯繫和/或不擔心對方，因為他們彼此之間沒有太多的接觸並且專注於自己的生活。我有機會了解富人和窮人的生活，因為我與富人社區的人們有著聯繫。因為我妻子所做的工作是幫助那些生活在貧困社區的與世隔絕的高中生，這讓她接觸到了生活在貧困社區的人們。我看到那些貧窮社區的條件是多麼糟糕，而那些看起來相較於窮人而富有卻頹廢的富人卻感覺不到富裕。我看到他們都是如何專注於自己的生活-富人努力平衡工作和生活，確保他們的孩子受過良好的教育等；而窮人卻掙扎在尋找收入、保障糧食安全、避免暴力、努力讓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等問題上。[6] 對彼此的刻板印象使窮人和富人更傾向於不喜歡對方，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相互幫助的社區成員。我看到由於這些刻板印象，互相幫助有多麼困難，而且因為有錢人覺得自己擁有的不多，或者窮人不應該得到他們的財政支持。由於目前的情況，我擔心未來可能會怎樣以及可能會如何惡化。我已經仔細觀察了COVID造成的健康問題和預算衝擊使貧民的可怕狀況，並加劇了貧富差距。而這種貧富差距可能導致前面所述的情況，前面所述的情況發生在：資金不足、多徵稅（會把富人趕走）、也會導致削減開支（對於貧民來說不人道）、或者債務和養老金等義務不得不違約，這對那些承諾過的人是不利的，除非他們像聯邦政府一樣獲得只有中央銀行才能提供的貨幣創造，（不然上述情況難易避免）。
相對於受苦人數及其能力來說，平均水平沒那麼重要。那些支持對整體有益的政策的人，卻沒有考慮如果不以使大多數人受益的方式分配整體會發生什麼，進而會忽略整體處於危險中這一事實。對整體有益的政策例如自由貿易，全球化，替代人的技術進步。為了實現和平與繁榮，一個社會必須擁有使大多數人受益的生產力。您認為我們今天有這些東西嗎？
歷史表明，破產的政府可以遵循什麼途徑來提高生產率，使大多數人受益？歷史表明，對先前創建的債務和非債務義務進行足夠的重組和/或貶值將有很大幫助。這在第5階段和第6階段很典型。一旦重組或貶值減輕了債務負擔（這在當時通常是痛苦的），減輕的債務負擔有助於重建。
成功的一個關鍵成分是創建的債務和資金用於生產生產力的提高和良好的投資回報，而不是用於不產生生產力的領域。因為在不產生收益和提高生產力領域投入資金，貨幣將貶值，政府和其他任何人都將沒有足夠的購買力。當我們進入第3階段時，我們會看到這種良性循環是如何從第5階段、第6階段和第一階段的惡劣條件中產生的，以及一個階段的條件是如何很好地指示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可能性。我們還會看幾個歷史上的例子。
歷史表明，對產生廣泛生產力提高和投資回報超過借款成本的項目上進行借貸和支出，會導致生活水平提高，同時也能還清債務，因此這些都是好政策。如果貸款的金額不足以償還債務，那麼中央銀行印刷貨幣並作為最後貸款人是完全可以的，只要這些錢被投資於有足夠大的投資回報率來償還債務。歷史和邏輯表明，在各級教育（包括工作培訓）、基礎設施和研究方面進行良好的投資（即，使其產生生產力）非常有效。例如，大型教育項目和基礎設施項目幾乎一直都得到了回報（例如，在唐朝和許多其他中國朝代中，在羅馬帝國中，在伊斯蘭倭馬亞哈裡發王國中，在印度莫臥兒帝國中，在日本明治時期，以及過去幾十年的中國教育發展計劃中），儘管它們的回報周期很長。實際上，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包括前面列出的因素中的其他事項），甚至是債務融資的改善，都是幾乎所有帝國崛起的重要因素，而這些投資質量的下降幾乎總是衰落的原因。如果做得好，這些幹預措施可以抵消經典的有毒混合物。
雖然我剛剛描述了典型的有毒混合物，但通常會伴隨其他問題。下列條件越多，發生內戰或革命等嚴重衝突的可能性就越高。
+衰落
在周期的早期，通常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在生產性物品上，而在周期的後期，時間和金錢更多地用於放縱性的物品（例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例如昂貴的住宅，藝術品，珠寶和衣服）。這是從第四階段開始的，這一階段這種支出很流行，但到第五階段，它就開始顯得怪異了。通常，這種頹廢的支出是靠債務融資的，這會使金融狀況惡化。通常伴隨著這些變化而發生的心理變化是可以理解的。有錢人覺得他們合法地獲得了他們的錢，因此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將其用於奢侈品上，而窮人則認為這樣的花費是不公平和自私的。除了不斷增加怨恨和頹廢開支（不同於儲蓄和投資），還會降低生產率。社會在這些事情上花費的大量的錢。與花費在不提高生產率和收入的消費項目上相比，當社會把錢花費在可提高生產率和增加收入的投資項目上時，這些支出創造了更好的未來。
+官僚
雖然在大周期的早期官僚作風很低，但在周期的後期官僚作風卻很高，這使得明智和必要的決策變得更加困難。這是因為事情會隨著發展而變得越來越複雜，直到達到無法做成顯而易見的好事情的地步---必須進行革命性的變革。在基於法律和合同的體系（具有很多好處）中，這可能會成為一個問題，因為法律可能會阻礙明顯地做好事。我會給你一個我熟悉的例子，因為我和我的妻子都關注這個例子。
由於《美國憲法》並未將教育作為中央政府的責任，因此教育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責任，學校經費來自當地城鎮稅收的收入。儘管各州的情況各不相同，但通常，相較於貧窮州的較貧困城鎮中的孩子，較富裕州的較富裕城鎮中的孩子的教育程度更好。這顯然是不公平和沒有成效的，儘管大多數人都認為孩子應該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但是，由於這種結構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根深蒂固，因此如果不對我們處理它的方式進行革命性改造，幾乎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官僚機構阻礙我做明智而有成效的事情的例子太多了，我在這裡沒有時間和空間來表達。也就是說，現在這是一個大問題。
+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
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現象，它吸引了那些覺得自己的擔憂沒有被精英人士解決的普通人。它通常是在以下情況下發展的：1）財富和機會鴻溝，2）來自國內外價值觀不同的人的文化威脅，以及3）掌權的「權勢精英」未能有效地為大多數人服務。當這些情況在普通民眾中引發憤怒，並且普通民眾希望那些擁有政治權力的人成為他們的戰士時，民粹主義者就掌權了。民粹主義者可以是右派也可以是左派，他們比溫和派極端得多，往往迎合普通人的情緒。他們標榜自己是選民的鬥士。他們通常是對抗而不是合作，排他而不是包容。這導致左派民粹主義者和右派民粹主義者就不可調和的分歧展開了大量鬥爭。在它們統治下發生的革命的極端程度各不相同。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和英國發生非暴力革命變革的同時，左派的民粹主義採取了共產主義的形式，右派的民粹主義採取了法西斯主義的形式。2016年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當選是右翼民粹主義的一次轉變，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伊莉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和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人氣則反映了左翼民粹主義的人氣。在一些國家，朝向民粹主義的政治運動有所增加。可以說，喬•拜登(Joe Biden)的當選反映了一種減少極端主義和更溫和的願望，不過時間會證明一切。
下圖顯示了民粹主義指數，該指數基於當選的民粹主義和民粹主義選票份額來構造。大選從川普的民粹主義、反建制總統轉向拜登的溫和派、建制總統，是導致該指數從高位回落的原因。拜登被認為是溫和派，他的支持率也相對較高。請注意，兩黨選民對民粹主義者的支持程度都很高，這反映在美國的選舉結果和民調數據上。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美國的分裂程度是普遍而且極端的。
隨著民粹主義者的崛起，雙方立場更加極端，兩極分化加劇。
就像這些統計數據所反映的那樣，現在美國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兩極分化。在第八章中，我向你們展示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投票記錄，從1900年以來，參議院和眾議院競選的投票人數最多，政黨競選的投票也最多。選舉這些代表的選民情緒的調查數據也描繪了一幅類似的兩極分化和不妥協的畫面。例如，在2019年的一項皮尤調查中，55%的共和黨人和47%的民主黨人認為對方比普通美國人更不道德，61%的共和黨人和54%的民主黨人認為對方不認同他們的價值觀。當被問及他們對對方的感覺是冷淡還是溫暖，79％的民主黨人和83％的共和黨人對對方的成員冷淡或非常冷淡，其中57％的民主黨人和60％的共和黨人對對方的成員非常冷淡。[7] 另一項研究顯示，80%的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已經被種族主義者接管，82%的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已經被社會主義者接管。[8] 202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近一半的共和黨父母和三分之一的民主黨父母會對自己的孩子與另一個政黨的人結婚感到不滿。相比之下，這一比例在1960年大約為5％。[9] 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15%的共和黨人和20%的民主黨人認為，如果對方陣營的大量成員「死掉」，國家會變得更好。[10] 從這些調查和其他調查來看，兩黨的大部分成員似乎更傾向於為根深蒂固的偏好而鬥爭，而不是妥協。雖然誰是總統已經改變了，但人民沒有改變。從長遠來看，一個民主國家會發生什麼，取決於人民如何對待這個制度。
將民粹主義和兩極分化作為標誌。民粹主義和兩極分化越嚴重，一個國家進入第五階段周期的程度越深，越接近內戰和革命。在第五階段，溫和派成為少數派。在第六階段，他們不再存在。
+階層衝突
在第五階段，階層衝突加劇了。這是因為，通常情況下，在困難和衝突加劇的時期，人們更傾向於a）以刻板的方式看待人們，把他們看作是一個或多個階級的成員；b）把這些階層看作是邪惡的敵人或好的盟友。重要的是觀察這是否正在發生，因為這是一個標誌。在第五階段，這一點開始變得更加明顯。在第六階段，它變得很危險。
在第五階段有一個經典的標記，在第六階段會增加，那就是妖魔化其他階層的人，通常會捏造一個或多個替罪羊階層，這些階層通常被認為是問題的根源，認為如果他們被摧毀、監禁或排除在外，這將導致更好的結果。少數民族、種族、富人和窮人群體經常被妖魔化。也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猶太人妖魔化並當成替罪羊，納粹幾乎把德國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猶太人並迫害他們。同樣，生活在中國以外的少數華裔在經濟和社會壓力時期也被妖魔化和當成替罪羊。在英國，天主教徒在16世紀以來的許多緊張時期被妖魔化，成為替罪羊，比如光榮革命和英國內戰時期。富人也經常被妖魔化，尤其是那些被認為是在損害窮人利益的人。妖魔化和代罪羔羊是我們必須關注的典型症狀和問題。
+公共領域的真相丟失
人們不知道什麼是真實的，因為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兩極化、情緒化和有政治動機，媒體和宣傳的歪曲也在增加。
在第五階段，那些戰鬥的人通常和媒體工作人員一起操縱人們的情緒以獲得支持並摧毀反對派。換句話說，左派的媒體人和其他左派的媒體人聯合起來與右派的媒體人和其他右派的媒體人聯合起來進行骯髒的鬥爭。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的民粹主義者中，左派（如共產黨）和右派（如法西斯）共同採取的行動是控制媒體，並設立宣傳部長來指導他們。他們製作的媒體明確地旨在分化人民以反對那些被政府視為「國家敵人」的團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政府創建了一個「情報部」來傳播政府的宣傳。如果領先的報紙出版商按照政府的要求贏得了宣傳戰爭，它們就會被政府抬高[11] ，或者如果它們不合作，就會受到誹謗和傷害。革命者也在各種出版物上歪曲事實。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者經營的報紙推動了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緒，但當這些革命者獲得權力後，他們在恐怖統治期間關閉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報紙。在貧富差距巨大和民粹主義思想盛行的時代，扳倒精英的故事很受歡迎，而且有利可圖，尤其是那些在右傾媒體中打敗左傾精英的故事以及那些在左傾媒體中打敗右傾精英的故事。歷史表明，這些行為的顯著增加是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問題，當與施加其他懲罰的能力相結合時，媒體就成為了一個強大的武器。
眾所周知，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因為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中的真相都比我們一生中任何時候都少。例如，蓋洛普2019年的一項調查[12]顯示，只有13%的美國受訪者對媒體有「特別高程度」的信任，只有4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媒體有「很高程度」或「特別高程度」的信任。而在1976年，72%的人信任媒體。這不僅僅是邊緣媒體的問題；這是主流媒體的問題，也是我們整個社會的問題。信譽度的急劇下降甚至影響了《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等曾經的信任度偶像，它們的信任度也大幅下降。除了出於政治動機，在傳媒業陷入財務困境之際，譁眾取寵的故事更容易帶來商業回報。與我交談過的大多數媒體人都有我的擔憂，儘管他們通常不會公開地說出來。然而，在反思這個問題時，《華盛頓郵報》的執行主編馬丁·巴倫(Martin Baron)說，如果一個社會的人們在基本事實上無法達成一致，那麼如何才能有一個有效運轉的民主制度呢? [13] 這種變化阻礙了言論自由，因為人們害怕發言，這又因為他們會在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上受到各種扭曲的攻擊，這些扭曲的目的是要把他們拉下水。
即使是非常有能力和有權勢的人現在也害怕媒體，不敢就重要的事情發表意見或競選公職。由於大多數高調的人都被打倒了，大多數人都認為，成為一個高調、直言不諱、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人是危險的，特別是當一個人冒犯了那些傾向於利用媒體進行鬥爭的人。儘管由於擔心媒體報復而沒有公開討論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一直在私下裡被討論。例如，不久前我和一位將軍共進午餐時，我們探討了他接下來會做什麼。這位將軍的政治地位很高，剛剛離開政府部門。我問他最感興趣的是什麼。他說，當然會幫助我的國家。我問他是否會考慮競選公職，他解釋說，他願意為他的國家而死，但他沒有競選公職，因為敵人會利用媒體和社交媒體編造謊言來傷害他的家人和他自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不真實的媒體攻擊的結果是言論自由的減少：這位將軍和我認識的幾乎所有我希望世界能聽到他們真實想法的人，都不敢公開發言，因為他們擔心反對他們的極端分子的襲擊會被譁眾視聽的媒體放大。我的許多朋友告訴我，我瘋了，如此公開地談論有爭議的事情，就像書中提到的那些，因為一些人或團體會試圖通過媒體把我拉下水是不可避免的。我想他們可能是對的，但我不會讓風險阻止我。[14]
+規則漸漸褪去，殘酷的戰鬥開始了
歷史表明，當讓人們激情滿懷的事業對他們來說比決策系統更重要時，這個系統就處於危險之中。規則和法律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會起作用：1）它們非常清晰；2)大多數人都非常重視在法律框架下工作，為了使它們更好地工作，他們願意妥協。如果以上兩者都運行的不好，那麼法律體系就岌岌可危。如果競爭雙方都不願意彼此講道理以及文明地做決定以追求整體的福祉，而追求整體福祉要求他們放棄他們想要或者能夠讓他們獲勝的東西，那麼將會有一場考驗有關各方相對實力的「內戰」。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取勝是遊戲規則，耍卑鄙手段是常態。在第五階段的後期，理智被激情所取代。當勝利成為唯一重要的事情時，不道德的戰鬥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變得越來越有力。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觀點而戰，沒有人能就任何事情達成一致意見時，這個體系就處於內戰/革命的邊緣。
這通常以幾種方式發生：
在第五階段後期，法律和警察系統通常被那些能夠控制它們的人用作政治武器。還有私人警察系統，例如，打砸搶人財物的暴徒，以及保護人們免受此類事件傷害的保鏢。例如，納粹黨在掌權之前就形成了一個準軍事組織，在納粹黨掌權後，這個組織成為了官方力量。20世紀30年代短命的英國法西斯聯盟也是如此。美國的三k黨實際上也是一個準軍事組織。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所以把它們的發展看作是邁向下一個階段的標誌。
在第五階段的後期，越來越多的抗議活動變得越來越暴力。由於健康的抗議活動與革命的開始之間並不總是有明確的界限，掌權者經常在如何允許自由抗議活動的同時又不允許人們反抗體制上進行鬥爭。領導者必須處理好這些情況。當示威活動開始挑戰革命的極限時，一個典型的困境就出現了。對領導人來說，給予抗議的自由和鎮壓抗議都是危險的道路，因為任何一條道路都可能導致革命變得強大到足以推翻體制。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一個制度允許人們推翻這個制度，試圖這樣做就是叛國，通常會被判處死刑。儘管如此，推翻體制是革命者的工作，所以政府和革命者互相測試，看看界限在哪裡。當廣泛存在的不滿情緒如泡沫般膨脹起來，而掌權者任由其發展，可能會沸騰到他們試圖蓋上蓋子的地步，就會爆發。在第五階段的後期，衝突通常會逐漸升級，引發暴力衝突，這意味著進入歷史學家所稱的正式內戰時期，我定義的大周期的第6階段。在戰鬥中有人犧牲是一個標誌，幾乎可以肯定的說，這標誌著進入下一個更加暴力的內戰階段，持續到贏家和輸家明確確定為止。
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原則：如果有疑問，就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你應該趁早離開。歷史表明，當情況變得糟糕時，那些能夠離開的大門通常會關閉。投資和資金流動也是如此，因為各國在此期間採取了資本管制和其他措施。
在我開始講第六階段之前，我想把革命和內戰區分開來，並把它們放在正確的位置。
革命是對系統運作方式帶來革命性變化的過程。革命不必是暴力的，儘管它們通常是暴力的。它們可以在不破壞系統/秩序的情況下發生，也可以在處理舊秩序並啟動新秩序之後發生。另一方面，內戰是為了控制財富和政治權力而進行的暴力鬥爭，或者是為了人們認為比自己更重要的意識形態而進行的鬥爭。它們造成了大量傷亡[15] ，破壞了對人民的基本保護和包括保健、教育和正常經濟活動在內的基本服務。他們試圖結束舊秩序，用新秩序取代它。內戰和革命之間的區別可能令人困惑，例如，法國和俄羅斯的革命真的是內戰嗎?富蘭克林·羅斯福向左派的重大轉變是一場和平革命嗎？如何區分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內戰和革命，例如，美國內戰不應該被視為內戰，因為它在改變體制方面是不成功的？我將解釋我是如何對它們進行分類的。
在對內戰和革命進行分類時，我決定區分那些發生在一個系統/秩序內的戰爭和那些試圖或成功地打破秩序並開始新的秩序的戰爭。換句話說，革命可以作為在國家發展到內戰（比如，第六階段）之前解決第五階段的挑戰的一種方式。只要沒有大量的殺戮（內戰）和/或系統/命令的變化（這屬於下一個類別和部分），即使存在激烈的爭論，這些革命性的變化也能在體制內發生。現有秩序內的革命性變革的例子包括羅斯福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向左翼的革命性轉變，以及裡根和柴契爾在80年代早期向右翼的革命性轉變。它們反映在截然不同的財富分配政策上，最高所得稅稅率就是例證。例如，美國和英國自1900年以來的最高邊際稅率，變化如下圖所示，在30年內從0%上升到90%以上，在1914年至1944年的30年間，幾乎所有的財富都進行了再分配。這只是我們用來顯示體制內發生的革命性變化的眾多指標之一。
歷史告訴我們，在一個制度/秩序中發生的革命性變化可以和內戰帶來的變化一樣大。例如，從1860年到1950年這90年間發生在美國體制內的大周期革命性變化幾乎完全改變了擁有財富和權力的人，從繁榮到難以想像的蕭條、戰爭和再分配。更具體地說，在1865年美國內戰結束後，美國加入了其他主要西方國家的行列，取得了巨大的生產力、繁榮和財富創造。.[16]這一時期被稱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當時，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康奈利斯·范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和j·p·摩根(J.P. Morgan)等「強盜大亨」積累了巨額財富，這引發了公眾對他們及其權力的反抗。這一時期也被稱為美國的「鍍金時代」，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法國的美好時代，因為奢侈的消費，逐漸推動了革命性的變化，並在1950年之前很快地消滅或重新分配了所有的財富。
舉個例子，在美國，罷工開始於1880年代，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反託拉斯法打破了壟斷，並越來越多地用於拆分公司，1893年由債務泡沫引發的大蕭條加劇了緊張局勢，特別是在貨幣很難維持的情況下（即與黃金掛鈎），所以在1896年平民主義者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出現了，他競選總統的綱領是打破與黃金的聯繫，印刷鈔票，並慷慨地分發鈔票。布萊恩沒有當選。西奧多·羅斯福於1901年就任總統，大眾媒體中的「扒糞者」(muckrakers)催生了調查性新聞，這有助於煽動公眾，並被羅斯福用來進行改革。一個新的政黨，平民黨和進步運動應運而生，以支持處理工業和勞工問題、信任破產、食品和藥品質量、婦女選舉權等問題的一系列行動。1913年通過了允許徵收聯邦所得稅的憲法第16修正案。從沒有稅收的角度來說，所得稅和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都上升到了70-80%。從1914年到1944年的30年中,兩次世界大戰和全球蕭條導致大量債務的產生，這些債務的利率受到法律限制。雖然所有主要貨幣都與黃金脫鉤，黃金所有權被取締，大多數國家取消了從國外提取資金的能力，建立了對租金和其他物品的價格控制。央行大量印鈔，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幅降低了固定收益和股權資產的實際價值。此外，在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在歐洲)，企業被徵用或國有化，戰爭破壞了許多財產。資本家和資本主義被廣泛地指責和憎恨，特別是由於股票市場的崩潰和蕭條，他們中的許多人被殺害了。[17]
我們所研究的體制內發生的財富和權力的革命性變化，仍在研究中，總體上這些變化都是由這種典型的方式驅動的：
1828年美國總統大選：安德魯·傑克遜保守的平民主義者，拒絕續籤美國中央銀行(美國第二銀行)的聯邦特許狀。1890年代- 1920年代：進步時代-信任破產、反腐敗、科學思維。1906：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引入了累進遺產稅，1909年又引入了所得稅。1908年英國大選：h·h·阿斯奎斯通過大幅增稅和主要的福利改革導致了現代福利制度在英國的出現。1912美國總統大選：伍德羅·威爾遜-他是20年來第一位當選的民主黨總統，55年來的第二位，他開啟了大規模的稅收改革。1920：婦女權利運動使美國憲法第19條修正案賦予了婦女投票權。。1932年美國大選：羅斯福的左傾-富蘭克林·羅斯福立即貶值的美元債務減免和實現規模空前的進行全面改革。他的新政旨在通過擴大政府的作用和支持工人、債務人和失業者來解決經濟蕭條。他創造了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加強了金融監管，建立了大型政府項目來直接僱傭員工，並加強了勞工權利。1936年法國大選：布盧姆的左傾-利昂·布盧姆通過一系列勞動改革，提高了工人的權利，更好的工作條件和更高的薪水。1940-50年阿根廷：庇隆的左傾-胡安·庇隆將工業國有化，提高工人工資，增加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擴大醫療保險。1950年代蘇聯：赫魯雪夫的反對-史達林改革以消除壓迫，提高農業生產。1960年代- 70年代印度：甘地的社會主義政策-英迪拉·甘地擴大公共部門和幫助促成了「綠色革命」(保護印第安人從饑荒和依賴進口穀物)。1964美國總統大選：林登·詹森的減稅政策，公民權利和扶貧項目。1979年英國大選：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的右傾。1980年美國總統大選：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的右傾。當解決分歧的體系從有效到不有效時，就會跨越第5階段（財務狀況非常糟糕，存在激烈的內外衝突）過渡到第6階段(當時發生內戰)。換句話說，當系統無法修復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正如你所想像的，打破一個體制/秩序並建立一個新的體制/秩序比在一個現有的體制/秩序內進行革命性的改變要重大得多。雖然打破一個體制/秩序會帶來更大的創傷，但這並不一定比在一個體制中操作更糟糕。
決定是保留和翻新不能很好工作的舊東西，還是扔掉它，用新的東西代替它，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當新東西還不清楚，而且對國內秩序很重要的時候。儘管如此，它還是發生了，儘管它通常不是由理智決定的；它通常是情感驅動的。
當一個國家處於第五階段末期時(就像美國現在的情況)，最大的問題是這個體系在崩潰前會扭曲到何種程度。民主制度允許人民做他們決定做的任何事情，這產生了更多的扭曲，因為人民可以換領導，而且只能怪他們自己。在這種體制下，政權更迭更容易以和平的方式發生。然而，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有一個缺點，那就是領導人是通過聲望競爭選出來的，而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像大多數組織在為重要工作尋找合適人選時那樣，對能力進行深思熟慮的評估。因此，在民主國家，儘管有很強的服從能力，但不能讓最有能力的人擔任最重要的職位，存在很大風險。民主也要求協商一致的決策和妥協，這就需要很多持不同意見的人在體制內很好地合作。這確保了擁有重要選區的政黨能夠被代表，但就像所有由觀點迥異(甚至可能彼此不喜歡)的人組成的大型委員會一樣，決策系統並不利於有效的決策制定。歷史告訴我們,民主國家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它們產生了如此分散和對立的決策，以至於它們可能無效，這就導致了壞的結果。這導致了民粹主義獨裁者領導的革命，這些獨裁者代表了大部分民眾，他們希望有一個強大的有能力的領導人來控制混亂，讓國家為他們更好地工作。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歷史表明，在大衝突時期，聯邦民主制國家（如美國）通常會在州和中央政府之間就相對權力發生衝突。這將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標誌，在美國還沒有出現；它的發生將意味著這個周期向第6階段的持續發展。
有太多的民主失敗需要探索，更不用說描述了。雖然我研究了其中的一些模式，但我並沒有完全挖掘它們，在這裡我也不打算深入研究它們。我想說的是，階段5的解釋中描述的因素在極端情況下是最重要的，糟糕的財政狀況、頹廢、內部衝突和混亂，以及/或主要的外部衝突——導致了一種功能失調的環境和一場由強勢領導人領導的權力鬥爭。典型的例子,想到雅典從400年代末到公元前300年,羅馬共和國結束於公元前27年左右的一個世紀, [18] 德國的魏瑪共和國在1920年代，和義大利疲弱的民主國家，日本，西班牙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轉向右派的獨裁統治（法西斯主義）帶來秩序的混亂。
不同的階段需要不同類型的領導者來獲得最好的結果。當處於第五階段時，就來到一個轉折點，其中一條道路可能導致內戰/革命，而另一條道路可能導致和平，理想的繁榮共存。顯然和平繁榮的路徑是理想的路徑，但這是更艱難的道路。這條道路需要一個「強大的調解者」，竭盡全力將整個國家團結在一起，包括與另一方接觸，讓他們參與決策制定，以一種大多數人都認為公平且行之有效的方式重塑秩序（例如,讓大多數人受益的高效的方式）或者一個「強大的革命者」，有能力帶領國家經歷內戰/革命的地獄。在我們討論內戰/革命的下兩個階段和之後的時代時，我們將探討需要什麼。
美國現在正處於第5階段，還沒有跨過界線進入第6階段（內戰階段）。平民主義者和極端分子之間的戰鬥是否會走到不可逆轉的地步?從這些指標來看，最誠實的答案是，兩黨勢均力敵。幾乎沒有人認為美國會越界爆發內戰/革命，儘管它有可能。因為美國有在體制內解決分歧的悠久傳統, 先例有利於在體制內做出改變。在其244年的歷史中，它只經歷過一次內戰、幾次相當和平的革命和許多嚴重的衝突，因此，它表現出了強大的扭曲而不折斷的能力。當然，是我們的祖先們做出了足夠的讓步，在不放棄現有體制的情況下解決了問題。現在，現有的決策者有責任與我們的開國元勳們給我們的體制進行相互交流。
最近的選舉顯示了這個國家是如何沿著看似不可調和的路線幾乎各佔一半。比喻地說，50年前的人是這樣的。兩黨的多數人是溫和派，而極端分子則不那麼極端。
現在看起來是這樣的-更集中的人數在極端的一邊。
這些變化是走向更大衝突的典型進展，因為它們反映了越來越多的人處於極端狀態，而溫和派的數量在減少。當兩黨中溫和派佔少數而極端分子佔多數時，就會有一種自我強化的拉力，導致更大的兩極分化和更大的衝突。如前所述，在發生政權更迭（如拜登當選總統）後，那些一心要推翻現任共同敵人的人，在擊敗現任總統並上臺後，會為爭奪權力而相互爭鬥。因此，我們應該預料到，民主黨和共和黨不僅會與對立黨派的人爭奪權力，還會相互爭鬥。由於兩黨中極端分子的人數似乎都超過了溫和派，我所描述的這種動態將兩黨拉向了更極端的方向，因為如果他們自己不向這個方向靠攏，他們就可能在初選中被更極端的人擊敗。這種動態的一個今日的例子是，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可能會被一個比他更左翼的民主黨人趕下臺。這將是一種跡象。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更嚴重的兩極分化要麼等於a)更大的政治僵局的風險，這將減少通過變革糾正問題的機會，要麼等於b)某種形式的內戰。
由於現任總統(拜登)是一位溫和派，而且參議院很可能掌握在共和黨手中，現在看來，雙方都不可能主導對方，而爭取變革的鬥爭很可能會在體制內繼續下去。這很可能導致僵局或妥協。更大的僵局可能導致更不道德的爭鬥，對方將無法忍受，並以同樣的方式予以回應，而妥協則需要溫和派與本黨中的極端分子決裂。出於這些原因，對這個周期是否會進入第6階段抱有信心是不明智的。然而，因為這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密切關注這些標記將是很重要的。我認為最好的體現在前面提到的18個因素中，雖然也可以通過其他的指標來體現。
•相結合的金融環境下，貧富差距和經濟衝擊(「典型的有毒混合物」)歷史告訴我們，當帝國衰落時，它們的衰落主要體現在這些方面，因為當這些優勢和劣勢有所改善或衰退時，它們會加強其他方面。它還告訴我們，過了某個點，各種因素一起迅速惡化。
如果能保持和平，和做一些必要的事情，讓這18個因素停止向連續體的右(壞)部分移動，並開始向連續體的左(好)部分移動，那就太好了。要朝正確的方向前進，就必須同時加強團結和進行大規模調整。例如，a）許多債務和非債務債務（如養老金和醫療保健）以及資產負債表可能不得不進行調整或貶值，b）做事的方法必須進行調整，以提高生產率，從而使收入相對於支出有所提高，並使大多數人和政府（即中央、州和地方）的資產負債表得到改善，同時利益得到廣泛分享，所以c）財政、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必須縮小，最受折磨的人將得到越來越多的保護 d）在教育、基礎設施以及對健康身體、心智和環境的支持等方面取得這些進步的基本面必須得到改善。相反，如果美國人以犧牲帶來革命性進步所需的秩序為代價，增加彼此之間的戰鬥，那將是非常糟糕的。希望能意識到接下來的兩個階段-例如，內戰和內戰後的階段可能會幫助激勵人們不要去那裡，而是去做必要的改變。
我們應該如何判斷決策者是否正在採取正確的措施來改善這些狀況？很簡單，政府在經濟上的舉措只能通過兩類政策反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每種政策既可以寬鬆也可以收緊。寬鬆意味著大量債務和貨幣的產生——如果該國沒有將生產力提高到相應的水平，這將導致貶值；但它對經濟有刺激作用，而且是一種無害的方式，讓那些無法通過正常途徑獲得資金的人得到資金。緊縮意味著更少的債務和貨幣的產生，因此貨幣貶值也會更少，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但它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更小，能夠送到最需要錢的人手中的錢也更少。因此，我們可以觀察政策如何權衡取捨。除了關注緊縮或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權衡取捨，即：暗示告訴我們借貸和支出的數額，我們還需要注意借貸和支出的用途；最重要的是，它是否真的會增加生產力和大多數人的福利嗎？歷史表明，最重要的是這個體系將信貸和資金投入到什麼領域。我們可以觀察並判斷這是否會提高生產力以及全社會和絕大部分個人的實際收入。當然，諸如法律和行政命令之類的非財政和非貨幣政策也很重要，因此也應根據它們是否會增強一國的實力來進行評估。
真正的挑戰在於，進行必要的合作需要a）利用溫和的主張彌合各黨派內部激進勢力帶來的分裂，近而將國家團結在一起，這很難實現； b）進行大規模的結構性調整和革命性變化，以實現技術性改進，這也是很難實現的。歷史表明，類似當今政治環境中的溫和派（第5階段）更傾向於走向極端，而不是與其他政黨的溫和派合作，採取明智和共同商定的政策使國家團結在一起。儘管看似不太可能，但歷史表明，人們在面對棘手的問題時是能發揮創造力來解決它們的。例如，儘管現實中難以發生，但是那些對現有政黨內部狀況感到不滿的溫和派可以組建一個第三方政黨——這將迅速增加溫和派的力量，因為他們無需在參議院或眾議院獲得太多選票即可成為左右局勢的關鍵搖擺力量。[20]
我們將很快看到民主黨和共和黨成員會被拉向什麼方向，以及兩黨代表如何開展合作——如上所述：陷入僵局或相互妥協。我只是希望各方能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在周期中所處的位置以及相應的後果——即：衝突增加的代價和衝突減少的好處。
本節是關於大循環中為擺脫現有體制/秩序而進行的鬥爭，即：發生內戰時。
歷史向我們表明，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與其假設「它不會在這裡發生」，（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經歷內戰時就會這樣假設）不如對內戰保持警惕並尋找預示內戰風險的指標。在本節中，我們將研究這些指標。
在上一節中，我們研究了發生在現有秩序下的非暴力革命；而在本節中，我們將研究內戰和革命的模式——這些內戰和革命幾乎總是暴力推翻舊秩序，並以新秩序取代了舊秩序。儘管存在無數的案例來解釋它們是如何發生的，我們選擇了我認為最重要的29個案例，如下表所示。我們將它們劃分成對體制/制度帶來重大變化的和未帶來重大變化的兩大組別。例如，美國內戰是一場真正的血腥內戰，但是未能推翻體制/秩序，因此排在表格底部的是第二組，而推翻體制/秩序的則在表格頂部。這些類別當然是不精確的，但我們再一次強調，不精確並不妨礙我們研究如果我們堅持精確就不能看到的東西。儘管不是全部，但它們中絕大多數還是以本節描述的典型方式發生的。
通過內戰打破制度並建立新制度的一個典型例子是1917年俄國內戰/革命。它在國內建立了共產主義秩序；隨後該秩序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進入第5階段，迫使其試圖在體系內進行革命性的變革，這亦被稱為「改革」（perestroika，即：重組）；但是由於改革失敗，隨後蘇聯在1991年解體，共產主義秩序被現在統治俄羅斯的新體制/秩序所取代。在舊秩序崩潰之後，新秩序以本章稍後我對第1階段和第2階段的解釋中所描述的經典方式構建。在這一案例中，蘇聯國內秩序及其大循環持續了74年（從1917年到1991年）。另一個是明治維新。這一個革命在日本持續三年（1866-1869）。該革命的發生是因為日本長期與外界隔絕，並且難以近代化，所以美國人迫使日本人開放；這催生的革命集團挑戰並擊敗統治者（由幕府將軍領導），從而推翻了由四個階層（1）保守的軍隊，2）農民，3）工匠和4）商人所管理的國內秩序。傳統日本人統治下的日本舊秩序是極端保守的——例如，社會流動性是不合法的——舊的日本秩序被極度進步的革命者所取代，他們改變了天皇統治下的一切，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在早些時候，由於經典的貧富差距和糟糕的經濟狀況引發了許多勞資糾紛，罷工和暴動。在改革過程中，領導層為男孩和女孩普及基礎教育，引入資本主義制度，並向外部世界開放。他們沒有使用舊技術，而是使用新技術，這使他們競爭力大增並積累了財富。許多國家通過正確的措施取得了革命性的進步，同樣許多革命者亦採取了錯誤的措施，給人民造成了數十年的痛苦。順便說一句，在改革的影響下，日本繼續經歷了大循環的經典階段，從而變得極為成功和富裕，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它逐漸走向衰敗，擴張過度和支離破碎；它經歷了經濟危機和代價昂貴的戰爭並最終走向經典的滅亡。從1869年到1945年，它的「明治秩序」和經典的「大周期」歷時76年。
內戰和革命不可避免地發生以從根本上改變內部秩序（例如：分配財富和權力的制度）。其中包括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全面重組，例如債務和財務所有權以及政治決策的全面重組。這些更改的出現是現有體制無法進行的重大改變的自然結果。幾乎所有體制都遇到它們。這是因為幾乎所有體制都會以犧牲某些階級為代價來使另一些階級受益，這最終使人們難以忍受並通過鬥爭來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當財富和價值的鴻溝變得非常大，並繼而出現經濟上的糟糕狀況，致使該體制無法為大部分人服務時，人民將為改變這一體制而鬥爭。經濟上遭受最大損失的人們將從擁有財富和權力並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人手中爭奪更多的財富和權力。自然，革命者們希望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體制，因此，他們自然願意違反當權者要求遵守的法律。這些革命性的變化通常以暴力的方式通過內戰發生，儘管如前所述，它們可以在不推翻體制的情況下和平地發生。
內戰時期通常非常殘酷。通常，在這些戰爭的初期，為爭取權力而進行的鬥爭是堅定而有序的；隨著鬥爭和情緒的加劇以及雙方開始不惜以一切代價追求勝利，殘酷程度出乎意料地加速，因此在第6階段出現的內戰和革命的真實殘酷程度在第5階段是難以置信的。閱讀我研究的內戰和革命的案例，例如西班牙內戰，中國內戰，俄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使我毛骨悚然。精英和溫和派逃亡，被監禁或被殺害。
它們是如何發生的？早些時候，我描述了導致跨越階段6的第5階段的驅動因素。在此階段，所有因素都大大增強了。我會在下面進行解釋。
內戰和革命是如何發生的
如前所述，積累財富和擴大貧富差距的循環導致極少數人控制著非常大比例的財富，最終導致窮人通過內戰和革命推翻富人。這類事發生的次數遠超人們的想像。
儘管大多數典型的內戰和革命將權力從右轉到左，但有些情況下財富和權力右轉，而並遠離左轉。但是，它們整體數量少得多，而且各不相同。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現有的秩序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並且很大一部分人渴望強大的領導力，約束和生產力時。從左轉向右的革命例子包括1930年代的德國，西班牙，日本和義大利，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的蘇聯解體，阿根廷的1976年政變以軍事政黨取代了伊莎貝爾·佩隆政權，以及導致1851年法蘭西第二帝國誕生所爆發的政變。與其他例子一樣，歷史上有很多案例，這超出了我可以仔細研究或在這裡可以解釋的範圍。但是，我研究過的所有對象均出於相同原因成功或失敗。以左轉的案例為例，如果新的內部秩序取得廣泛的經濟成就，那它就會成功，反之則失敗。在富裕和繁榮時期，財富的增長（通常是貧富差距的擴大）要更長得多，因此改革多於革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長期趨勢是總財富增加和財富分配更廣泛的原因。當一個人正身處大周期的一部分時，很容易丟失全局。
通常，領導內戰/革命的人都是（現在仍然適用）來自中產階級背景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例如，法國大革命的三位主要革命領袖是喬治·雅克·丹頓（Georges-Jacques Danton），他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律師。讓·保羅·馬拉特（Jean-Paul Marat），是醫生、科學家和記者，在資產階級家庭中長大；以及律師兼政客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Maximilian Robespierre）同樣來自資產階級家庭。這場革命最初得到了許多自由派貴族的支持，例如拉菲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他在富裕家庭中長大。同樣，俄國革命領導人是學習法律出身的列寧和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中長大的託洛茨基。他們通常（並且未來仍然）具有超凡魅力，並且能夠與他人很好地合作，以建立大型的、運作良好的組織，近而發動他們所領導的革命。如果你想尋找未來的革命者，則可以關注那些具備這些特質的人。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通常從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發展而來——他們從希望改變制度以追求公平，變為願意不惜一切代價獲勝的冷酷的革命者。
儘管衝突的最大根源通常是經濟困難時期存在的巨大貧富差距，但總有其他衝突原因也導致對領導層和制度的強烈反對。通常，在革命中，具有不同不滿的革命者會聯合起來進行革命性的變革；因此，儘管他們在革命期間看起來團結一致，但在贏得革命之後，領導人們通常會在具體問題和權力上相互鬥爭。
如前所述，在大循環的內戰/革命階段，政府幾乎總是嚴重缺乏資金，信貸和購買力。短缺導致人們渴望從擁有財富的人那裡搶錢——這導致那些擁有財富的人將財富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和資產形態中，從而導致政府通過實施資本管制（即：對流動資金的管制）來阻止這些活動。例如：限制資本流向其他司法管轄區（即：其他國家），流向其他貨幣形態或難以徵稅和/或生產效率較低的資產形態（例如：黃金）。
更糟的是，通常在發生內亂，例如內戰和革命時，外部勢力更有可能挑戰該國。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國內衝突導致國家變得脆弱致使外部戰爭更可能發生。例如，內部衝突使一個國家的人民分裂，增加財政負擔，牽制注意力，從而使領導人有更少的時間去處理其他問題——而這一切都會給外部勢力帶來利用國家變得脆弱的機會。這就是內亂和對外戰爭趨於同時出現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情緒高漲；在這種時候掌權的強大的民粹主義領導人是天然的戰士；當存在內部衝突時，領導人發現來自外部敵人的威脅可以使國家團結起來，以支持領導人，因此他們傾向於鼓勵衝突；被剝奪使人們/國家更願意為自己需要的東西而戰，包括其他國家擁有的資源。幾乎所有內戰都有一些外部勢力參與，企圖影響結果以使其受益。
內戰和革命的開始和結束是模糊的，儘管很明顯，一個人總是可以確定內戰和革命正在水深火熱中進行。雖然歷史學家會指定內戰開始和結束的具體日期，但它們本質上是隨機的。事實是，儘管大家總能知道自己是否身處其中，但是幾乎沒有人能在某一瞬間意識到內戰已經開始或結束。例如，許多歷史學家將1789年7月14日指定為法國大革命的開始日期，因為一個名為巴士底獄的軍火庫和監獄遭受暴動襲擊，但當時沒有人會認為這會為法國大革命打開序幕或想像到即將到來的內戰和革命將有多麼殘酷。雖然可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我們可以用不精確的標記來確定事態所在的位置，研判事態的發展方向以及對下一階段的情況提前有所了解。
內戰極其殘酷，因為大家都在殊死搏鬥。每個人都是極端主義者，因為每個人都被迫加入一方並戰鬥。同樣，溫和派也會在鬥毆中敗下陣來。
至於什麼類型的領導人最適合內戰和革命，他們是「鼓舞人心的將軍」——這些人足夠強大，能夠獲得支持，並贏得他們必須贏得的各種戰鬥。因為戰鬥是殘酷的，他們必須殘忍到足以做任何必要的事情來贏得勝利。
幸運的是，這些內戰/革命時期最終都結束了，儘管結束和開始並沒有像歷史學家所描述的那樣明確。
歷史學家認為內戰時期通常持續幾年並決定官方的贏家和輸家，這取決於誰能佔領首都的政府大樓。但在官方內戰結束後，為鞏固權力而進行的戰鬥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這就把我們帶到了這個大周期的下一個階段，第一階段。
雖然內戰和革命通常是極其痛苦的，但他們往往會導致重組，如果做得好，可以為改善未來的結果奠定基礎。內戰/革命後的未來是什麼樣子取決於下一步如何處理。讓我們看看。
在正式內戰結束後，通常會有內戰/革命後為鞏固政權而進行的戰鬥。在這個階段，新的領導人通常會清除剩餘的反對派，並與他們互相爭奪權力。事實上，人們可以說革命通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推翻既定領導人和體制的鬥爭，第二部分是掃蕩忠於前領導人的人的鬥爭和勝利者之間的權力鬥爭。我將把第二部分稱為「清洗」，並在本節中討論它們。
這些權力鞏固/清洗時期的形式和嚴重程度各不相同，取決於新領導人與反對派之間的衝突程度、新領導人自身之間的衝突程度，以及他們所繼承的各個政府部門和官僚機構的發展水平。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這些時期甚至比官方的內戰時期還要殘酷。
在這個階段，在某些情況下，剩餘的反對派被殺害或監禁，以確保殘餘勢力不會捲土重來。這個階段，也是那些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在革命中獲勝的革命者，為了權力而互相鬥爭的時候。
這一階段實際上是在所有革命之後發生的，儘管其程度與革命變化的程度大致相同。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這場革命後鞏固權力的鬥爭導致了該國歷史上一些最殘酷的時期。例如1789年後的法國革命時期被稱為恐怖統治時期，1917年後的俄國革命時期被稱為紅色恐怖時期。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清洗就發生在革命之後（例如，恐怖統治），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它們在幾十年的時間裡時而來時而去。這些「清洗」是為了鞏固權力，迫害意識形態上的敵人或國家的敵人，有時比革命本身更加殘酷。在最好的情況下，基本的制度和對它的尊重得以維持，他們就像美國1861年到1865年內戰之後的時期或者1930年代和平的羅斯福革命時期。
在這一階段，表現最好的領導人是「權力鞏固者」。他們通常具有與前一階段革命中表現最好的人相似的品質，因為他們是強壯而聰明的戰士，他們願意也有能力為贏得勝利不惜一切代價。他們必須在政治上更精明，因為在早期階段敵人更明顯。正如下面所討論的，唐朝的太宗和羅馬的凱撒奧古斯都等偉大的王朝創始人，在這一階段表現出色。最近，美國開國元勳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德國的奧託•馮•俾斯麥等領導人等也在衝突時期建立制度，為國家未來的成功奠定基礎。
當新的權力當局明確，每個人都厭倦了戰鬥，重建進程開始時，這一階段就結束了。
我也稱這個階段為「早期繁榮」，因為它通常是一個和平繁榮時期的開始。
在新領導人推翻舊秩序，鞏固權力，與此同時，新領導人必須開始建立新的制度，以更好地分配資源。這是體制和制度建設最為重要的階段。我們需要的是設計和創建一個有效分配資源的系統(秩序)，需要人們朝著相同的方向追求相似的目標。在尊重規則和法律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的資源分配體系，從而迅速提高生產力，使大多數人受益。即使在輸掉的戰爭之後，這個重新設計和重建的時期也必須進行，因為重建仍然必須進行。國家處於這一階段的例子，包括美國在1776年宣布獨立後的15年，拿破崙時代早期，拿破崙在1799年法國大革命結束後通過政變奪權，1868年政治革命後的日本明治維新初期，中國、日本、德國和大多數國家在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大部分時間的內戰後和戰後時期，以及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
在這一階段，我們要牢記一個永恆而普遍的原則：要想成功，這個體系必須為中產階級創造繁榮。正如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所傳達的：「那些國家很可能管理得很好，其中中產階級人數眾多，如果可能的話，比其他兩個階級都強大……在中產階級眾多的地方，派系和分歧的可能性最小……因為當沒有中產階級，而窮人人數過多時，麻煩就來了起來，國家很快就會結束。」[21]
在這一階段表現最好的領導者通常與在第六階段和第一階段成功的領導者非常不同。我稱他們為「土木工程師」。「雖然他們需要聰明，理想情況下，他們仍然強大和鼓舞人心，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需要是偉大的土木工程師，或者有偉大的土木工程師為他們工作，設計和建立對大多數人有效的系統。」這一階段的偉大領導人包括德國的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新加坡的李光耀(Lee Kuan Yew)和中國的鄧小平，他們在戰後上臺，建立的體制為其他國家帶來了繁榮。
最非凡的領導人是那些帶領他們的國家走過第六、第一和第二階段的人——也就是那些帶領他們的國家走過第六、第一和第二階段的人。通過內戰/革命，通過權力的鞏固，通過制度和體系的建立，這些制度和體系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發揮了驚人的作用，而且規模很大。歷史上最好的可能是唐太宗（600年代中國唐朝的革命奠基人之一，之後是大約一個半世紀的和平與繁榮，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凱撒·奧古斯都（凱撒·奧古斯丁，公元前27年羅馬的第一位皇帝，開始了大約200年的頻繁和平與繁榮，在此期間羅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以及成吉思汗（他於1206年建立並領導了蒙古帝國，隨後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繁榮，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帝國，儘管在他死後不久爆發了內戰）。
這個重建的序列一直在發生，重建的程度取決於需要改變的數量。在某些情況下，它是在殘酷的革命之後出現的，當時需要對幾乎所有東西進行重建；而在其他情況下，只有當指令和系統需要修改以適應新領導時才會出現這種情況。例如，美國在總統選舉後會發生一些變化，這將導致政府中一些同情舊政府的人被清除，溫和的民主黨人和非常左翼的民主黨人之間會為權力而鬥爭。
我也稱這個階段為「中期繁榮」。「這是大周期的最佳時機。它指的是人們有大量的機會來提高生產力，並為此感到興奮，合作愉快，產生很多成果，變得富有，並因成功而受到讚賞。它與第五和第六階段的情況截然相反——所以無論我對第五和第六階段說了什麼，與第五和第六階段相反的情況也可以出現在第五和第六階段。在這個階段，幾乎每個人的情況都在改善，所以大多數下一代人的生活比上一代的大多數人要好，所以人們對未來普遍樂觀和興奮。歷史通過時間告訴我們，如果做得好，就會有廣泛而幾乎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和擇優就業機會，它就能利用儘可能廣泛的人口來獲取人才，並產生一個大多數人認為是公平的制度。成功的企業家、發明家和冒險家產生新的想法，把他們的社會帶到新的地方，成為人們渴望成為的英雄，因為他們提出革命性的新想法，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並因此得到回報。債務增長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進而促進了實際收入的增長，這使得債務易於償還，並提供了豐厚的超額回報，從而使股本回報率非常高。收入超過支出，儲蓄超過負債，為將來的儲蓄融資投資。第三階段是一個充滿創造力（例如，藝術繁榮）、生產力和活力的激動人心的時期。
這一時期的例子包括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大部分時間（涵蓋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以工業革命發明創造的繁榮迅速增長為標誌）；19世紀末的德意志帝國（迅速工業化、技術革新和迅速加強的軍事力量）；以及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例如，在美國，上世紀60年代把人送上月球的登月計劃就是這一共同使命的例證。登月事件發生時，舉國上下都歡呼雀躍，團結在一起。
現在是討論「鼓舞人心的遠見卓識者」的時候了，他們可以a）想像並描繪出一幅以前從未存在過的令人興奮的未來圖景；b）實際構建那個未來；然後c）利用贏得的繁榮來擴大它的包容性，並投資於未來。他們在這樣做的同時，d）維持良好的財政和e）產生良好的國際關係，這樣他們就可以保護或擴張自己的帝國，而不會發生任何財政或社會上的削弱性戰爭。例子包括：
國家在這一階段停留的時間越長，其美好時光持續的時間就越長。
在這個階段，需要注意自然演進帶來的風險以及其良性循環的損害，這些風險包括機會、收入、財富和價值差距的擴大，伴隨而來的是對大多數人不利而不公平的條件，對精英階層來說奢侈而不公平的特權地位，不斷下降的生產力，以及產生過多債務的糟糕財政狀況。
歷史告訴我們，那些能夠自立的大帝國和大王朝，都是通過規避這些風險而停留在第三階段的。未能避免這些風險會導致下一個階段，即無節制時期。在這一階段，凡事都想做，借錢做什麼都可以導致運動進入下一個階段。
我也把這稱為「泡沫繁榮階段」。我將簡單地描述一下，因為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這些因素。一般是：
債務融資購買商品、服務和投資資產的數量迅速增加，因此債務增長超過了未來現金流償還債務的能力。所以，泡沫就產生了。這些債務融資購買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投資者、企業領袖、金融中介機構、個人和政策制定者傾向於認為未來會像過去一樣，所以他們對趨勢的持續性下了很大的賭注。他們錯誤地認為，已經上漲很多的投資是好的而不是昂貴的，所以他們借錢購買，這就推高了它們的價格，從而強化了這種泡沫過程。這是因為，隨著他們的資產價值上升，他們的淨資產和收入支出水平上升，這就增加了他們的借貸能力，從而撐了槓桿上升的過程，螺旋式上升，直到泡沫破裂。[22] 在金錢和時間上的花費發生了轉變，更多地用於消費和奢侈品，而不是用於盈利的投資。基礎設施、資本貨物和研發方面的投資水平降低，降低了它們的生產力增長速度，並導致它們的城市和基礎設施變得更舊，效率更低。在現階段，為了擴大和保護全球利益，在軍事上有大量開支，特別是如果該國是全球領先大國的話。該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惡化，反映出其借款增加和競爭力下降。如果一個國家是儲備貨幣國家，借貸就很容易，這是非儲備貨幣儲蓄者偏好儲蓄/借貸儲備貨幣的結果。在此階段，典型的最佳領導者是「有充分根據的，紀律嚴明的領導者」，他理解並傳達合理的基本行為，從而產生生產力和合理的財務狀況，並在人群想要過度行動時施加約束。這些領導人是帶領國家繼續將其大量收入和時間投入到生產中的人。如前所述，新加坡前首相李光耀（Lee Kuan Yew）保證，即使在成功和富裕之後，他的國家和同胞也能擁有一個受良好教育、紀律嚴明、有著堅強品格的文化。但是，這些領導人之所以少之又少，是因為他們與人民的激情作鬥爭的行為非常不受歡迎。在幾乎所有情況下，該國（及其領導人）在致富後都會變得頹廢墮落，借錢來過度消費，並失去競爭力。衰落的時期往往都有頹廢的君主，例如臭名昭著的羅馬皇帝尼祿（Nero），他曾利用羅馬城大火沒收土地以建造一座宏偉的宮殿）[2]，以及路易十四（Louis XIV）（同樣擴大了凡爾賽宮，而那時生產力在下降，人民在他的鼎盛時期遭受苦難）[3]，以及明朝的萬曆皇帝[4]（他不積極治理國家，轉而致力於自己的巨大墳墓的建造）。
我對歷史的研究告訴我，除了進化之外，沒有什麼是永恆的，而且在進化之內，有像潮汐一樣起伏的周期循環，它很難改變或抵抗。要想很好地處理這些變化，必須知道自己處於周期的哪個階段，並了解處理這些變化的不變的、普遍的原則。隨著條件的變化，最好的方法也會發生變化，即，最好的方法取決於環境情況，並且情況總是以我們剛才看到的方式發生變化。歷史向我們表明，最佳的內部系統/秩序取決於當時的情況。出於這個原因，死板地相信任何經濟規則或制度永遠最好，這是錯誤的，因為肯定會出現使得該制度並非最佳的情況，即，而如果一個社會不去適應，它就會死掉。這就是為什麼不斷改革系統以使其適應環境才是最佳的方案。檢驗任何系統的方法都很簡單：它能多出色地為大多數人提供想要的東西。任何系統的有效性都可以客觀地衡量，我們將繼續這樣做。話雖如此，從歷史中吸取的最深刻，最清楚的教訓是，進行熟練的合作以產生富有成效的雙贏關係，從而很好地做大並分配蛋糕，使大多數人感到高興，這是有意義的，這比在內戰上爭奪財富和權力、導致一方壓制另一方所帶來的痛苦要小得多。
敬請關注本微信公眾號(ibankclub)後，發送您的地區-行業-企業-職位-姓名-電話-關心話題與名片到網站： https://c.eqxiu.com/s/Md927JWs填寫入會信息，或掃描上端二維碼填寫相關信息。我們將有權提高您的會員資格（分享三篇以上文章到朋友圈，並將截圖發送至IBC-超級助手（微信號：IBC-CRM），可申請更高級會員、業務合作或加入全球投行俱樂部分類微信群）。
歡迎全國各地以及境外投行、基金、券商、信託、銀行、保險、租賃、投資等行業精英踴躍申請加入全球投行俱樂部VIP會員。
來源：領英，作者：達裡奧。翻譯：天風晨曦交易視點。 由全球投行俱樂部綜合整理，轉載請註明來源
免責聲明：所載內容來源網際網路，微信公眾號等公開渠道，我們對文中觀點保持中立，僅供參考，交流之目的。轉載的稿件版權歸原作者和機構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我們刪除。
全球數百萬精英領袖都在關注
全球投行俱樂部
長按識別二維碼關注我們
我就知道你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