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說，大學歲月的重要性是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分的。它們是使他文明開化的唯一途徑……面對這樣一個行將接受教育的人，我們必須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他能夠被稱為受過大學教育，他應當學習什麼？——阿蘭·布魯姆《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
在哈佛學什麼？
對於一個十幾歲初次離開家門，行將踏上通才教育徵程的青少年來說，今天一所第一流的高等學府將給他以什麼樣的印象呢？他將有四年的時間去自由地發現自己——他步入到一個空間中，以往貧乏的知識荒漠被他逐漸拋在身後，而獲得學士學位後那種乏味的專業訓練尚未來臨。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須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曉的那個小小的世界之外還存在著更為廣闊的天地，親自領略它的樂趣，充分汲取知識的營養，以支撐自己去徵服那片註定要穿越的知識荒漠。只要他想要獲取任何高水準的生活，他就必須這樣去做。如果他的選擇不僅僅限於那些當時流行的或者是職業發展所提供的內容，而是關注那些能夠使他自身全面發展的選擇，那麼大學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他可以成為自己所期望成為的一切，去關照和思索自己的種種選擇。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說，大學歲月的重要性是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分的。它們是使他文明開化的唯一途徑……面對這樣一個行將接受教育的人，我們必須思索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他能夠被稱為受過大學教育，他應當學習什麼？
——阿蘭·布魯姆《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
記者陳賽
據說，在每個哈佛人的一生中，都會出現這樣的時刻，他或她突然意識到哈佛的魅力。我想很多人的那個瞬間是在拿到長達上千頁的選課單，為自己選擇在哈佛的第一門課的時候。
2013年哈佛新的通識教育計劃正式推行，重新劃分了學生需要涉獵的八大知識範疇領域，藝術和詮釋、文化與信仰、經驗推理、倫理推理、生命系統科學、物理世界科學、世界中的社會、世界中的美國，共計400多門課程。
修辭的元素
詩、詩人與詩意
五部音樂著作的首場演出
一門已死的語言中的愛：經典印度文學與理論
美國音樂劇與美國文化
佛教與日本文化
伊斯蘭建築中的紀念碑
文學與革命：文化轉型時期的巨著
奧託曼帝國的視覺文化（15～17世紀）
俄羅斯與東歐的藝術與政治
當代中國的禁忌之愛
中世紀的想像：視覺、夢與預言
喜劇的宇宙
莎士比亞，早期戲劇
現代藝術與現代性
……
（摘自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藝術與詮釋」板塊課程內容）
理解伊斯蘭與當代穆斯林社會
西方的推理與信仰
經典希臘文明中的英雄概念
從希伯來聖經到猶太教，從舊約到基督教
研究佛教，穿越時間與空間
中國的日常生活文化
看見就是相信：攝影的歷史
瘋狂與藥物：心理諮詢歷史上的主題
浪漫：從簡·奧斯汀到小雞文學
從布拉格起義到羽絨革命：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捷克
納粹影院：第三世界的迷幻產物
動畫、漫畫、電影中的日本宗教
雅典、羅馬與我們：身份的問題
……
（摘自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文化與信仰」板塊課程內容）
你為什麼聽到以及聽到什麼：音樂與聲音的科學
如何搭建一個可居住的宇宙
愛因斯坦革命
時間
能量宇宙
什麼是生命：從夸克到意識
科學的單位：從大爆炸到雷龍及其他
原始導航
科學與烹飪：從高級烹飪術到軟物質科學
看不見的世界
氣候－能量挑戰
……
（摘自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物理世界科學」板塊課程內容）
人權：哲學入門
自我、自由與存在
「如果沒有上帝，一切皆可允許」：有神論與道德推理
經典中國倫理與政治理論
自我、寧靜與脆弱：西方與東方
道德推理與社會抗議
正義
自由
自然
生物倫理
託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道德質詢
哲學家與暴君
醫學倫理與歷史
（摘自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倫理推理」板塊課程內容）
如果說，大學教育的價值在於為一個人的一生提供一個時間段，在此期間，他的求知慾最為旺盛，心智最為開放，並得以遠離社會求速成的壓力，學習如何發問，去懷疑既定的前提，學會天馬行空的思考，那麼，當幾乎全人類的知識一起擺在他的眼前，而他必須從中選出32門值得花費四年時間的課程時，除了興奮於這場知識的盛宴之外，恐怕還有巨大的困惑與不安。
21世紀受過教育的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
「21世紀前25年，何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這是威廉·科比，哈佛文理學院院長，在2003年一次通識教育改革會議上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當一所走過了377年歷史的大學回頭審視自我時，這是一個最簡單，卻也最艱難的問題。從2013年開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識教育計劃（GenEd），以取代70年代末設計的「核心課程」（Core-Curriculum）。
對哈佛學生來說，沒讀過莎士比亞更可恥，還是不知道染色體與基因的區別更丟人？哪些知識是重要到必須教給每個學生的？比如足夠多的經濟學知識讓他們看懂華爾街的財務報表，足夠多的科學素養讓他們讀懂《科學美國人》上的每篇論文，還是足夠多的幽默感讓他們看懂《紐約客》上的笑話？
「受教育」與技術訓練不是一回事。尤其在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的視野之內，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必須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與自然的——從而追求一種富有意義的人生。它要求一種歷史性的視角，讓一個人不至於陷溺於一時一地現實考量，活得像一隻「夏天的蒼蠅」（埃德蒙德·博克）。這樣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國19世紀著名的詩人和學者馬修·阿諾德所說的「曾經被了解過的與被述說過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須理解整體——人類世界與它的歷史，我們的文化與那些不同於我們的文化，自然世界與探究的方法，量化的與語言的技巧，還有活潑的藝術。
就像校徽上刻著的「真理」二字一樣，「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導下的不預設目標，不與職業相掛鈎的教育，是哈佛大學在300多年的歷史中一直堅持的一個理想，儘管在越來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這種堅持已經變得越來越艱難。有一種說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專業教育則像醫院。大家都知道醫院是幹嘛的，但說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麼用，但它確實還有某種深遠的影響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哈佛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席J.哈裡斯在接待兩位前去取經的中國學者時說：「自由教育的特點是又寬又深。所謂寬，是教給學生的整個知識範圍『寬』，深則意味著要深入各個專業，每一門課都講究深度。」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哈佛就把本科生的課程分成三個部分：主修課、選修課、通識課（此外還有寫作課與課外活動）。按照J.哈裡斯的說法，這些都是哈佛式「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主修課致力於培養學生對某一學科的深入理解，這是專業化時代的要求——只有當一個人深入鑽研了某一複雜學科之後，不僅學會分析問題，還要能合理地解釋解決問題的過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與探索是什麼意思。即使一個人學生時代選擇的專業與他未來的事業之間毫無關聯，或者20年後將所學的專業知識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門專業是怎麼回事。
選修課佔1/4，是為了讓學生按自己的興趣自由探索主修專業之外的知識，比如一個文科生偶爾也會仰望星空，追問宇宙大爆炸是怎麼回事？或者一個滿腦子代碼的計算機系學生可能也願意欣賞一點貝多芬、莫扎特或印象派。
剩下1/4則是通識課（GeneralEducation）。所謂通識課程，就是學校提供給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礎課程，學生必須從中選出幾門作為必修課，無論他們的專業或興趣為何。
在哈佛，主修課可以任意選、任意換，連專業也可以換，唯有通識課屬於校方指定必修的，非選不可。這是大學主動為一個年輕人的四年求學生涯開出的一張關鍵處方，代表了一所大學對於知識與教育最基本的哲學與態度：一個人在大學期間應該學些什麼？什麼知識或方法是每個學生都應掌握的？大學最希望培養的是什麼樣的人？
比如哥倫比亞大學認為有些書是每個人畢業之前都應該讀過的，不是任何一本書，而必須是荷馬、柏拉圖、索福克勒斯、奧古斯丁、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伍爾夫的著作……為什麼？因為這些是最戲劇性地建構了「西方」的著作者，他們的書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麼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麼的書。它們應該成為每個人的教養的一部分。
哈佛大學則認為，比起古典名著或者最前沿的科學知識，某些學問的方法才是學生必須掌握的，比如你可以沒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但必須在教授的指導下以評論和分析的方式研讀過經典文學；你可以不了解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但你得懂得如何將歷史作為一種探究和理解的方式，觀察和分析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你可以沒上過「經濟學原理」，卻不可能沒修過一門探討社會問題基本原理的課程。一個哲學系的學生應該能理解物理學的基本觀點：這個世界是一個理性的、可預知的系統，我們可以通過經驗發現其規律；而一個穿著白大褂在實驗室裡搗鼓細胞的生物系學生應該具備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應對未來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這是哈佛運行了30多年的通識教育系統——「核心課程」的基本觀點：在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須從具體知識的獲取轉化到「獲取知識的方法與途徑」。
哈佛著名的「正義課」就是一門「核心課程」。在第一節課的末尾，桑德爾教授就對學生發出了警告：這門課並沒有教給你任何新的知識，而是通過將你原本熟知的事物變得陌生，給予你另一種看待事物的方法。「這是一種風險：一旦那些熟悉的東西變陌生了，就再也不會和以前一樣了。」他說，「自我知識就像失去的天真——無論這讓你多麼不安，你也不可能再回頭。」
30年前，哈佛「核心課程」的設計者亨利·羅索夫斯對於「何謂一個受過良好教養的人」有著明晰的界定：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寫作；在某些知識領域具有較高的成就；對宇宙、社會及人類自身有深邃的理解；勤於思考倫理道德問題，具有明智的判斷力和抉擇力；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對於世界各種文化及時代有深刻的認識。
今天，哈佛認為，「核心課程」已經過時了——既然只有10%的哈佛學生會選擇以學術為業，而60%會進入商業、律師、醫學等職業領域，為什麼還要花費那麼多的精力試圖把他們塑造成學者、教授呢？但對於未來的律師、醫生、商人們，這個匯聚了世界上最多天才的大學，卻無法為21世紀前25年的「良好教育」開出一份明確的清單。對此，哈佛通識教育改革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英語系教授路易斯·梅納德（LouisMenand）是這樣分析的：「在知識專業化愈演愈烈的時代，絕大部分教授都是專門學科的專家，他們在自己的領域有足夠的權威，他們能告訴你，如何才能成為英語教授、物理學家、經濟學家等等，但對於一個『普通的知識核心』，或者『所有人都應該知道的知識』，他們一樣困惑，不可能在任何具體的內容上達成共識。這不是他們的慣常思維。」
自由選修制：艾略特的改革
1869年，35歲的化學家查爾斯·艾略特上任為哈佛大學新校長。一個陰天的下午，他在麻省劍橋的教會發表就職演講，信心十足地宣布哈佛的教育內容將覆蓋全人類的知識：
人們在無休止地爭論語言、哲學、數學或自然科學是否能很好地訓練學生的心智，自由教育應該以文學素養還是以科學素養為主。如今這樣的爭論對我們已經沒有現實意義。哈佛認為，文學與自然科學之間並沒有實質性的衝突。哈佛並不認為一定要在數學和古典文學、自然科學或形上學之間做出取捨。我們將兼收並蓄，各取所長。
在《哈佛世紀》中，歷史學者理察·諾頓·史密斯寫道，「1869年同樣可以看作現代美國的起點的年份」——南北戰爭剛結束沒多久，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於這一年建成，美國工業正以令人炫目的速度發展。這個國家需要各種各樣的專家：需要工程師建設橋梁，需要地質學家從地球的外殼中獲得礦物寶藏，需要社會科學家計量這種使人頭昏眼花的發展給人類造成的花費，需要心理學家探測人類隱藏的各種動機，需要立法者和管理者掌握專門的知識、實行多數人的統治……
在開發新大陸的過程中，崇尚實用主義的美國人對這些「有用的知識」有一種天然的尊重。1862年，美國聯邦政府正式頒布《莫裡爾贈地法案》，鼓勵各州利用贈地的資金建造以農工技術為主的應用型大學。一大批州立大學應運而生，比如威斯康星大學、康奈爾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都是著名的贈地大學，它們在課程上並不排斥古典人文科目，但教學的重心卻放在培養農工實用人才方面，以自然科學的應用為主旨，「向社會的工業和生產階級提供最好的設施，以使他們獲得實用知識和精神文化」。
與之相對的，新英格蘭的古老學院仍然死氣沉沉，不斷重複陳舊課程的傳統還在延續，背誦仍是最重要的教學方法，強迫式的問答則是師生之間最基本的互動。上大學的人口比例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呈下降趨勢，人們普遍感到高等教育的價值在下降。1858年入學的亨利·亞當斯在自傳中回憶自己的哈佛歲月：「哈佛教給學生的東西並不多（當然也沒有教給學生太多壞的東西）……四年的哈佛學院的學習生涯，到最後你心中會留下一片空白，一個心靈的水印。」
事實上，在最初200多年的歷史中，哈佛學院的課程幾乎沒有改變過：邏輯學、修辭學、希臘語、希伯來語、倫理學、形上學，再加一點數學和自然科學知識。這些知識各自分工明確——學生的邏輯能力由數學培養，其品位依靠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的經典著作來塑造，演講能力有賴於修辭學，他們的理想則通過基督教倫理養成。最終的目標則是培養基督教公民的心智與品格，使他們靠近上帝，獲得真理與自由。
那是一個簡單、清晰而明確的世界——人類知識的體系是穩定而完整的，真理是絕對的，永恆的，大學的目的就是保存它們，並傳授給下一代。
從18世紀開始，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人類知識開始急劇擴張。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的大學在摒棄神學影響之後逐漸形成了專業的學術分工，數學、物理、生物、化學、天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眾多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學科日益形成一個自我完善、相對封閉的學科體系。比起舊知識的傳承，新知識的創造成了現代大學更重要的任務。
另一方面，對「每個人都是可以受教育的」這一觀念的確信，使得高等教育逐漸從作為社會和知識精英保留的特權變為一種普泛性的人權，尤其在美國這樣一個靠教育立國的國家裡。從一開始，知識就是通往自由與財富必不可少的條件。託馬斯·傑斐遜曾說：「一個國家如果指望自己在文明中既愚蠢無知又能得到自由，那麼它所能指望的，實乃過去從未有過將來也不會有的。」
在哈佛園與麻省大街的交界處，Dexter門上仍然鑄刻著艾略特校長100年前的題詞，外側寫著「進入本大學，在智慧中成長」，內側則寫著「離開後服務國家與人類」。正是他第一個打破了哈佛與劇烈變化的外部世界之間的隔絕狀況。他的任命，不僅成了哈佛，也成了當時美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科學將成為未來大學的基石，古典文科的中心地位將被顛覆，而哈佛將從一個古老的、地方性的宗教學院（學生500名，教師23人），變成一所全國性的現代研究型大學。此後，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也紛紛效仿，完成由早期學院向研究型大學的轉變。
一位叫約翰·裡德的哈佛學生這樣回憶艾略特執政時期的哈佛校園生活：「艾略特校長領導的哈佛獨一無二。個人主義之風盛行：一個人如果只圖玩樂，一無所獲，也可以順利通過考試畢業；但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從全世界的知識寶庫中汲取他想要的一切營養。本科生幾乎無人管制，他們可以住在任何他們想住的地方，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只要上課就行。校方從不打算把學生組織起來或者強調任何形式的統一。有些人來上學，口袋裡裝著一年1.5萬美元的零花錢，開著車帶著僕人，住在高檔公寓的豪華套房，而同班的其他人卻在閣樓裡挨餓。」
對本科生的教學上，艾略特採取的是最放任自由的一種方式——將所有的課程向所有的學生開放，取消一切必修課程，讓學生完全根據興趣選擇學習內容。因為他相信，19或20歲的年輕人應該知道他們最喜歡什麼，最適合學習什麼。即使無所愛，至少也應該有所惡。硬把一個學生推向他沒有能力或者沒有興趣的領域去學習是愚蠢的。
在他上任之前，哈佛學生的學習選擇權微乎其微。科目大部分是必修課，唯一可選的只有自然科學與現代語文。如果你想選修拉丁文，無論上大學時拉丁文有多好，都必須等到三年級——就因為那是為三年級學生準備的課程。1909年，當他40年的校長生涯走到盡頭時，必修課只剩下了一年級新生的英語寫作課和外語課，二、三、四年級的學生可以完全自由地選擇課程。
艾略特年輕時曾經遊學德國，自由選修制一定程度上顯然受到德國大學「學術自由」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大學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獨裁者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是出於非常美國式的實用主義的目的：正是通過自由選修制，他才得以將大量專業、實用的知識納入到哈佛的課程之中。例如，語言學的學習不再局限於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傳統，而是加入了東方語言、德語、法語、義大利語，以及現代英語。哈佛學院的課程大量擴充，從原來的70多門課程增加到400多門。他還創造性地提出了「科目」的概念——包括科目名稱和編號，供各年級學生選修。學分制也由此而生。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法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教師不再一個人在講壇上滔滔不絕地朗讀或演講，而是通過接連不斷地提問、質疑，啟發學生對某個問題的思考、討論、爭論。
上任之前，艾略特曾在《大西洋月刊》上兩度撰文呼籲「新教育」，提出了他的美國大學觀：「美國大學還未從本有的土壤上生長出來，美國大學一旦出現，絕不應該是外國學府的翻版；也不應該如同暖房中的植物，卻是從美國社會習俗及政治環境中慢慢自然而形成的產品，提供給一般人實現他的人生目的，也滿足英才的雄心壯志。美國的學院是獨特的，美國的大學也將是原創的，沒有類似或相同的學府可以與之平行比較。」
1894年，上任25年後，艾略特已經創造出一所嶄新的美國大學。它不僅是美國最古老的大學，同時也是最富有的大學。它提供的課程比其他大學都多，任課的是這個國家最龐大、最受人尊敬的一支教職員隊伍。他著手改造了衰敗的法學院、醫學院，又於1872年建立了文理研究生院，作為師生們進一步探索高深學問的場所，次年頒發了第一個哲學博士學位。在當時美國1000名一流的科學家中，有237人畢業於哈佛，171人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93人畢業於耶魯。
不過，在《知識的自由市場》一書中，路易斯·梅納德教授認為，艾略特對美國大學最具獨創性的一項改造是，在學院（本科）之上交疊添設了職業研究生院，只有經過本科學習，獲得學士學位的學生才有機會進入職業研究生院，比如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完成職業訓練。在此之前，哈佛的職業學院仍然遵循著古老的學徒制，法學院只要住校滿18個月即可獲取學位，醫學院學生只要上過兩個學期、跟隨過一個醫生實習，就可以成為醫學博士。據說威廉·詹姆斯在哈佛醫學院（1864年入學）讀書時，期末考試只有一道口試題：「如果你能回答這個問題，就能回答任何問題！現在，請告訴我你的家庭以及家裡的情況怎麼樣？」
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改動，成了美國內戰後高等教育的關鍵變革：一方面在日漸功利化、世俗化的社會裡保留了英式古典自由教育的精髓——本科的學習應該抱著單純的求知之心，為知識而知識；另一方面又迎合了社會的需求，大大抬高了某些職業階層的社會地位——未來的醫生、律師、商人們必須經過四年自由教育的薰陶，才能專心學習謀生所需的知識。
只有這樣，才能如艾略特所願，培養出工業社會的領袖，「實幹家、能做出成就的人，他們成功的事業生涯可以大大增進公共福祉」，而不是「這個世界無精打採的觀察家、純粹的生活遊戲的旁觀者、或者那些對別人的勞動過分挑剔的評論家」。他認為，這是一所大學對即將來臨的美國都市社會以及工業社會必須承擔的責任。
從價值觀到方法論：尋找共同的知識核心
德雷克·博克，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在他的《回歸大學之道》一書中回憶了這樣一件往事：
20世紀70年代，在哈佛課程改革期間的一次教師會議上，有人尖銳地質問他：在哈佛新的核心課程中，通過兩學年自然科學課程的學習，學生能夠達到怎樣的水平？他鎮定地回答：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培養學生一定程度的科學素養，使所有畢業生能夠閱讀並理解發表在《科學美國人》或者《科學》上的論文。會議結束後，慈祥可敬的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康拉德·布洛赫找到他。「德雷克，」他帶著德語口音說道，「連我都沒法看懂在《科學》或《科學美國人》上發表的所有論文。」
這個故事很能說明當下大學教育的困境：現代大學是按照專業分工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專業化帶來科學的進步與知識總量的增長，但也導致學科之間的壁壘重重，不可溝通。一兩個世紀前，也許還有科學家期望掌握所有領域的知識，比如威廉·詹姆斯，他可以在藝術、醫學、法學、心理學、哲學之間遊刃有餘，多有建樹，但現在已經沒人奢望如此了。但是，對一所真正的大學而言，為學生尋找一個共同的知識核心，在他們各自的天賦與興趣之外，發展他們的綜合知識能力與教養，又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通識教育」就是作為一種與「專業化」、「職業化」、「功利化」相抗衡的力量，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美國現代研究型大學的崛起而成為一種教育潮流的。
很多人將通識教育視為對知識之「寬度」的追求，相對於專業化對知識之「深度」的追求。就像哈佛另一位老校長阿伯特·勞倫斯·洛厄爾所說的，「在複雜的現代社會，最理想的自由教育是，廣泛涉獵、學有專攻」。洛厄爾是艾略特的繼任者。他對艾略特的改革很不滿，認為選修制雖然給了學生自由，卻也導致他們知識結構的支離破碎。他不能理解「那些研究古生代蟑螂的左後腿」的學生，更公開瞧不起實用性的教育，認為哈佛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讓年輕人把思考當成「獲得麵包的一種手段」。他在任期間，重新制定了本科生的課程計劃，實行「集中－分配」制度，要求四年16門全課程中有6門集中在一個專業，另外6門分散在專業以外的三大學科領域內（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還有4門課程可以自由選修。這種結構一直延續至今。
具備寬廣的視野當然是好事，但「寬度」是否足以成為一種目的？阿蘭·布魯姆就曾經諷刺通識教育中所謂「寬泛」的主導思想，就像過去品行放縱的時代裡「開放」一樣。他認為，讓學生隨意挑選一系列不同的專業，鼓勵他們四處看看，在那些從未涉足的專業裡看看是否能發現一些引人之處，這或許是有益的，但根本不是真正的通識教育。「如果我們對於人類共同面臨的那些重大問題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就不可能有鄭重嚴肅的通識教育。」在《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中，他這樣寫道。
關於美國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起點，一般會追溯到1917至1919年的哥倫比亞大學。當時很多美國公民不明白為什麼美國要捲入歐洲事務，美國政府於是認為很有必要對美國公民進行西方文明史教育，讓他們明白美國與歐洲文明的關係，以及美國參與歐洲戰事的必要性。聯邦政府向各個大學撥款，希望建立有關課程對學生進行公民教育。哥倫比亞大學是第一個開設這類課程的學校，課程名字最初就叫「戰爭目的」（WarAims），由哲學教授弗雷德裡克·伍德布裡奇（FrederikWoodbridge）教授。戰後，這門課逐漸被發展成了較系統的「當代文明」課程，規定全校一年級必修，當時是每周上課五天，每天三課時。從此「當代文明」年年教授，從未間斷過。
1943年，同樣在戰爭最激烈的歲月裡，哈佛大學的12位教授與校外專家每周聚會一次，反覆商討「通識教育」的問題。兩年後，一份被稱為「哈佛紅皮書」的報告正式出臺，名為《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
「紅皮書」一開始就對「通識教育」做了明確的定義：它並不是關於「一般」知識的空泛的教育，也不是普及教育意義上的針對所有人的教育。它指學生整個教育中的一部分，該部分旨在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和公民。
當時的校長詹姆斯·科南特（JamesB.Conant）說：「無論在資訊時代可以獲取多少信息，無論在技術時代發展多少專業技術，無論數學、物理、生物、科學如何發達，無論可以掌握多少外國語言，所有這些都加起來仍然不足以提供一個真正充分的教育基礎。因為這樣的教育計劃既缺乏與作為個體的人的情感經歷的聯繫，又缺乏與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實際經歷的接觸。」它沒有觸及最基本的問題——「什麼是美國的文化模式」，或什麼是在古老的「傳統中形成的智慧」？
科南特曾經任駐德國大使，十分崇拜德國的高等教育，認為他們的大學才是真正自由研究的天堂，而就在這樣一個高等教育如此發達的國家，究竟是什麼產生集權統治的溫床？是什麼原因導致自由德國的滅亡？大學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事實上，自美國建國以來，大學一直自覺承擔著某種程度的國家使命。它不是國家機器，不是政府附屬機構，卻作為相對獨立的思想智庫，為國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資源。此時，當整個西方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時，大學又決定承擔起美國作為一個自由和民主社會的價值的守護者角色，而把自己的學生培養成一名負責的公民，為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和公共事務做好準備，則是最基本的目標——「美國教育的要務不是使少數幸運的年輕紳士學會欣賞『美好生活』……我們的目的是培養最大量的未來公民，理解自己的責任與利益，因為他們是美國人，是自由的人。」
「紅皮書」被奉為美國通識教育的「聖經」，但它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哈佛學院或者高等教育設計通識教育課程計劃，而是為美國社會草擬一份完整的教育哲學。而科南特要尋找的「共同知識核心」，不僅是一所大學的共同文化基礎，也是整個美國現代社會的共同文化基礎。
根據「紅皮書」的建議，完整的大學教育必須包括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兩個部分，前者旨在培養學生將來從事某種職業所需能力的教育——畢竟，現代社會絕大多數年輕人都必須為謀生做準備，而且，他們的成功之路往往在於選擇一種專門化程度較高的職業，比如化學家、工程師、醫生、商人等；後者則從「人的完整性」的角度，而非從狹義上「個人能力」的角度，探討教育如何為人生做準備，旨在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和公民。
無論作為一個「整全的人」，還是一個「負責任的公民」，他們需要具備四種品質或能力：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做出恰當判斷的能力、辨別價值的能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判斷力，因為在專業化時代，沒有人能成為所有領域的專家，每個人都必須信任絕大多數領域裡造詣更深的其他人的意見，因此特別需要具有一種智慧，藉以判斷：誰是專家，誰是冒牌貨；誰是水平較高的專家，誰是水平較低的專家？
那麼，如何訓練這四種能力呢？
「紅皮書」一開始設想的是一個簡單的課程結構，由六門課構成，其中三門作為所有學生必修的共同核心——即「那些構成了所有哈佛學生共同經驗以及導入了西方文化傳統研究和普遍關係思考的學問和思想」，包括「文學精選」、「西方思想與制度」，再從「物理學原理」或「生物學原理」中任選一門，必須在大學一、二年級修完。到三、四年級，另行選修三門更高深一些的通識教育類課程。
「西方思想與制度」屬於社會科學領域，內容涵蓋歐洲制度的發展，以及古希臘至今的社會思想等。
「文學精選」屬於人文科學領域，目的在於使學生充分了解作品本身，而非對特定的作者和時期的介紹。這門課的閱讀清單中列出了荷馬、柏拉圖、維吉爾、但丁、莎士比亞、彌爾頓、託爾斯泰以及《聖經》等。這門課的設計顯然受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芝加哥大學名著課程運動的影響。時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的羅伯特·赫欽斯是這一運動的領導者，他認為要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最好的方法是通過閱讀和討論西方經典名著。他認為，名著中包含了人的心智賴以獲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佳材料。在不朽經典面前，現在世界所說所想的東西幾乎沒有什麼是新鮮的，經典作家探測了人性必須提供的幾乎每個問題的深度，並以令人吃驚的深度和洞察力解釋了人類的思想和態度。而閱讀和討論這些名著，從某種角度來說，是讓現代人參與到有史迄今的偉大的對話，使對話能繼續下去。
但「紅皮書」同時對名著運動提出了質疑：第一，如果單純以閱讀名著作為通識教育的內容，難免有與時代脫節的風險；第二，名著運動過於偏重古典文科，而忽略了科學素養的養成。現代科學的創新和變革精神也是西方文化的主要動力——「科學所做的，遠非只是給人類的美好生活提供物質基礎。事實上，它在精神層面上直接培養了人道主義價值觀。科學既是在精確的論據之上形成客觀、中立判斷的結果，也是培育這種態度的源泉。因此，在民主社會公民的培養過程中，科學的態度與習慣是尤其有價值的。」
科南特校長是一個卓越的科學家，曾經參與「曼哈頓計劃」，因此尤其關心如何向非科學專業的學生傳達科學的深奧與精確。畢竟，科學製造出了一顆原子彈，誰也不能說這跟自己沒關係。「二戰」後，他親自給哈佛本科生教一門通識課——「自然科學4」，既非科學史，也非科學哲學，而是著重展示科學的原則與方法。哈佛政府系教授哈維·曼斯菲爾德50多年前讀本科時曾上過這門課。他說這門課其實是失敗的，不但沒有縮小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鴻溝，反而擴大了。這是一個警示，很多時候我們都高估了學習某種知識與形成某種相應能力之間的關係。至於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鴻溝，至今仍是一個不可解的難題。
至於「紅皮書」後來的命運，通識教育計劃雖然於1945年10月通過，但到了1949年，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課程擴展到31門，並且越來越趨向專業化與狹窄化，直到1978年被「核心課程」計劃所取代。「核心課程」不再試圖教授「價值觀」，而是獲取知識的「方法論」——一種「安全、不流血、實用」的共同基礎。
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應該怎麼生活？
2007年10月21日，哈佛現任女校長德魯·福斯特在她的就職演講中特別提到一封來自50年前的信，是1951年科南特校長委託哈佛檔案館保存，並轉交給「下一世紀開始時」的哈佛校長的。在信中，他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觸即發，「很有可能使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劍橋在內遭到破壞……我們都想知道，自由世界在未來的50年裡會如何發展」。
「正如科南特所處的時代一樣，我們也處於一個使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憂慮不安的世界，我們面對的是不確定。」福斯特校長說。
哈佛最新一輪的通識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對這個時代的「不確定性」的一種回應。全球化與科技革命是其中最大的兩個不確定因素，所以新課程計劃中加重了科學的比例，並且一再強調「國際化視野」和「合作意識」。
作為一項古老的傳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哈佛都認為，真正的學者「必須擁抱孤獨，並把孤獨作為自己的新娘」。至少在這個世紀，他們希望培養的，絕不是象牙塔裡孤獨的學者，而是能在未來世界裡長袖善舞、應付各種各樣挑戰的人。在所有的現代心智訓練中，他們尤其強調這樣一種訓練：將學生置於一個陌生的環境，讓他們接觸超越他們理解力——甚至也超越教師理解力——的現象，讓他們失去方向，然後通過學習和思考，重新找到方向。也許這才是21世紀前25年所謂的「良好教育」。
2007年通過的《通識教育工作組報告》這樣寫道：「我們在報告中所描述的通識教育計劃的理想，就是要使本科生能夠在一個他們畢業後將成為什麼人和他們將過什麼樣的生活的這樣一個視野下，在哈佛課堂的內外進行一切學習。」
也就是說，哈佛所認可的「共同的知識核心」回歸到了「生活」本身。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我們應該怎麼生活？什麼是美好生活的結構？什麼樣的成功才包含真正的幸福？公共事務中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不公？
按照福斯特校長的說法，哈佛校徽上的「真理」（Veritas）是指一種基於理性、挑戰、不安和懷疑的理解之道。但如果這種理解之道能幫助一個學生直面未來生活的各種變故與不確定性，更好地與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打交道，理解它的複雜性，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而擁有一個更美好和富有意義的人生，有何不可呢？
2009年6月4日，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畢業生參加畢業典禮
據說，在每個哈佛人的一生中，都會出現這樣的時刻，他或她突然意識到哈佛的魅力。我想很多人的那個瞬間是在拿到長達上千頁的選課單，為自己選擇在哈佛的第一門課的時候。
2013年哈佛新的通識教育計劃正式推行，重新劃分了學生需要涉獵的八大知識範疇領域，藝術和詮釋、文化與信仰、經驗推理、倫理推理、生命系統科學、物理世界科學、世界中的社會、世界中的美國，共計400多門課程。
修辭的元素
詩、詩人與詩意
五部音樂著作的首場演出
一門已死的語言中的愛：經典印度文學與理論
美國音樂劇與美國文化
佛教與日本文化
伊斯蘭建築中的紀念碑
文學與革命：文化轉型時期的巨著
奧託曼帝國的視覺文化（15～17世紀）
俄羅斯與東歐的藝術與政治
當代中國的禁忌之愛
中世紀的想像：視覺、夢與預言
喜劇的宇宙
莎士比亞，早期戲劇
現代藝術與現代性
……
（摘自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藝術與詮釋」板塊課程內容）
理解伊斯蘭與當代穆斯林社會
西方的推理與信仰
經典希臘文明中的英雄概念
從希伯來聖經到猶太教，從舊約到基督教
研究佛教，穿越時間與空間
中國的日常生活文化
看見就是相信：攝影的歷史
瘋狂與藥物：心理諮詢歷史上的主題
浪漫：從簡·奧斯汀到小雞文學
從布拉格起義到羽絨革命：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捷克
納粹影院：第三世界的迷幻產物
動畫、漫畫、電影中的日本宗教
雅典、羅馬與我們：身份的問題
……
（摘自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文化與信仰」板塊課程內容）
桑德斯劇場旁的安納伯格餐廳，擁有9000平方英尺的就餐大廳
你為什麼聽到以及聽到什麼：音樂與聲音的科學
如何搭建一個可居住的宇宙
愛因斯坦革命
時間
能量宇宙
什麼是生命：從夸克到意識
科學的單位：從大爆炸到雷龍及其他
原始導航
科學與烹飪：從高級烹飪術到軟物質科學
看不見的世界
氣候－能量挑戰
……
（摘自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物理世界科學」板塊課程內容）
人權：哲學入門
自我、自由與存在
「如果沒有上帝，一切皆可允許」：有神論與道德推理
經典中國倫理與政治理論
自我、寧靜與脆弱：西方與東方
道德推理與社會抗議
正義
自由
自然
生物倫理
託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道德質詢
哲學家與暴君
醫學倫理與歷史
（摘自哈佛新通識教育計劃「倫理推理」板塊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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