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俄美「大三角」難以復現，那現在的中俄美是什麼關係，是否中俄美不可能再形成三角關係？
並非如此。三角關係本身只是一種結構形式，它是客觀的，具有工具屬性，並不帶有價值判斷。這種關係在國際政治中極為常見，任何三個存在著內在制約和互動關係的國家都可能形成三角關係。
事實上，冷戰結束之後，在經歷了最初短暫的模糊期後，中俄美很快進入了新的三角關係中。在中俄、中美、俄美關係中，第三方不是其全部背景和內容，但卻都是其背景和內容的重要部分，它們之間的互動和傳導作用非常明顯，由此說，中俄美是三角關係無疑。
如果要對中俄美關係現狀作一個簡要的描述，可以這樣說：
當今中俄美三角的基本特徵是中俄為戰略夥伴，在國際政治上與美國形成兩大思想和主張。但兩國針對一國的結構性的框架並未形成，更談不上「大三角」的復活。中俄都希望與美國合作，都希望避免與美國為敵，兩國都視其戰略合作為防禦性質，而不是反美聯盟。
中俄美相互都保持著獨立定位，都留有戰略機動的餘地，中俄美三角仍存在著一定的變化彈性。那麼，中俄美三角變化的主要變量是什麼？
這些變量大致可分為背景性變量和直接變量兩大類。背景性變量是指國力對比的變化、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內政治的變化，它們具有本源性，不過它們的作用是間接的，並且在作用方向上存在著多向性。直接變量是指中俄、中美、美俄三對雙邊關係。背景性變量的變化最終會反映到中俄、中美和美俄關係上，它們的互動和變化直接決定著中俄美三角的形態。
國力對比的變化通常不是突然發生的，它只有在積累到一定的質量後才會發生效應。因此，這個變量相對穩定。
國際形勢的變化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當代國際政治「黑天鵝」層出不窮，難以預料的重大突發幾乎成了常態——蘇聯解體、9•11事件、伊拉克戰爭、烏克蘭危機、英國脫歐等等，都令國際形勢陡然劇變，難以預料。
國內政治的變化同樣難以預測。如美國的「川普現象」，它帶來的內外政策的變化都超出了通常的政治想像。俄羅斯則有「普京現象」。普京在俄羅斯享有的權威之高，使他成為俄羅斯國家的化身，但這也給俄羅斯的未來帶來了某種不確定性。
與「川普現象」相反，「普京現象」的不確定性不是因為它的出現，而是因為它未來的離去。正因為普京的影響至深，他未來離去留下的變化空間才越大、越不易預測。
中俄關係、美俄關係和中美關係是影響中俄美三角的直接變量。
中俄關係。中俄關係對中俄美三角具有關鍵意義。中俄關係如果發生逆轉，中俄美三角的形態就可能出現顛覆性變化，為俄美聯合制衡中國創造條件。反之，如中俄保持友好，則中俄美三角中的中俄戰略合作結構將基本上保持並可能發展。
自1996年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來，中俄關係經歷了近代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友好合作時期。兩國解決了世紀難題邊界爭端，在20多年的時間裡沒發生過任何重大政治性衝突，過去的許多「雷區」，如中亞能源輸出、中亞「大遊戲」、所謂中國對遠東的擴張等等，在這一時期都得到消解或緩和。
未來十年左右，對中俄關係的最大挑戰不是現在看得見的某一具體矛盾，而是兩國地位關係的轉型，即兩國將如何面對國力對比的大幅變化，也就是中國國力的快速上升和俄羅斯國力的相對下降，以及如何使中俄關係平穩地適應這一新的條件。這一轉型的結果將決定未來中俄關係走向何方。
中俄關係的轉型之所以特別複雜，是由於在過去的幾百年中，兩國經歷過特別的歷史，形成了特別的相互認知和思維，也習慣了特別的相互關係模式。它的核心概念可概括為「強大俄羅斯——貧弱中國」，如果再向文化上延伸，還有「文明西方—落後東方」的潛意識。
在近代中俄關係中，俄羅斯強大、中國貧弱是客觀事實，由此形成的對兩國關係的認知在俄羅斯的思維中根深蒂固，對中國人的思維也有很深影響，它也反映在兩國關係的構建和各自的政治心理中。
歷史性轉折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它有兩個標誌性事實：一個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另一個是蘇聯解體，這兩個事實構成了中俄關係史上一個不尋常的進程：中國向上，俄羅斯向下，差距迅速拉開，兩國的位置發生歷史性交替。
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蘇聯解體之時，中國與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相當，10年之後，中國已是俄羅斯的4倍。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2萬億美元，俄羅斯為2.2萬億美元，中國的經濟總量已是俄羅斯的近5倍半。從2011年算起，中國的純增量為4.69萬億美元，俄羅斯才約3500萬美元。
軍費開支對大國來說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按照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資料，在解體前的最後一年1990年，儘管蘇聯的軍費已經大大減少，但仍達1907億美元，而同年中國是210億美元。1992年俄羅斯獨立後軍費銳減到407億美元，當年中國是271億美元。2017年俄羅斯軍費恢復到663億美元，而中國已經增長到2282億美元。
這一走勢使中俄關係面臨一系列不曾有過的挑戰。這裡所謂挑戰並不是指危機形勢，而是指可能遇到並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挑戰之一是在政治關係上，中俄關係如何保持平等。平等是中俄關係中十分敏感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不能觸動的政治神經。由於歷史及其他原因，中俄在相互交往中民族自尊心特別強，把不平等視作不可接受的屈辱。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的破裂也與此有關。
不平等的物質根源是國家實力的差距。國家總是根據自己的資源和能力制訂戰略目標，選擇實施手段，並形成認知和思維習慣。國家強盛總是使其在對外政策上更有進取性，這是自然的。反映在中俄關係上，中國在雙邊對話中會更有優勢、更為自信、更加主動，這也是自然的。與此同時，這也容易導致自覺或不自覺的自負心理的產生。
而對俄羅斯來說，如何適應這一巨大落差是一個痛苦矛盾的過程。由於處於弱勢地位，它對平等會更為敏感或過於敏感，乃至正常的事情也可能被理解為不平等，使兩國關係在政治上變得脆弱。現在已有把中俄說成是老大哥與小弟弟的輿論，認為俄羅斯是中國的小夥伴，中國主導著中俄對話的議程。未來這種輿論將會長久存在，如果它上升為某種政治意識，將會是中俄關係的嚴重隱患。
挑戰之二是在安全關係上，它的實質是如何在中國軍力快速增長的情況下繼續保持兩國軍事互信。中俄相互是最大鄰國，有 4300多公裡的漫長邊界，又都是軍事大國，安全問題始終是兩國關係的基石。換句話說，相互不構成安全威脅是兩國關係最深層的基礎，這個基礎一動搖，中俄關係就會發生基礎性的變化。
強大的軍事力量一直是俄羅斯的立國之本，在過去幾百年裡，俄羅斯對中國一直保持著巨大優勢。不過，近年來中國軍力快速增長，雙方力量對比在悄悄發生變化。前面說到中國現在的軍費已是俄羅斯三倍多，將來差距還會繼續拉大。可以預測，未來中國在常規軍事力量方面將趕超俄羅斯，俄羅斯的優勢將主要保留在戰略核武器領域。
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國將威脅俄羅斯，也不意味著俄羅斯將中國視為軍事威脅。在面臨共同安全威脅的情況下，相互支持是兩國更有可能的選擇。中俄不斷發展的軍事合作已經顯示了這一點。不過，軍事力量不同於一般其他因素，它有其特殊性，對國家關係的影響也有其特殊規律。大國對軍事力量的變化尤為看重，任何大國都不希望身邊出現一個軍事強國，特別是遠強於己的軍事大國。
挑戰之三是在國際合作上，它的核心問題是中俄國際合作的基礎如何保持。中俄美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建設上持不同理念，中俄主張多極化，美國堅持單極霸權，這使中俄與美國分道揚鑣，同時也成為中俄國際合作的重要基礎。它的邏輯關係是：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中俄都遠弱於美國；中俄的國際地位相似，因此訴求相近；兩個較弱的大國聯手抵制單極霸權、推動多極世界是自然的選擇。
不過，隨著中國的持續發展，美國獨大的格局逐漸解體，中俄美在其中的位置都發生移動。中國的地位上升，與美國的位置接近；美國的地位相對降低，它的單極霸權動搖；俄羅斯地位下降，雖保持作為一極，但國力特別是經濟體量與中美差距越來越大。俄羅斯學界已經提出中美兩極結構的可能和俄的地位問題。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
中俄國際理念的相近是由於國際地位的相似，促使中俄合作的條件是兩國相對於美國的弱勢地位，現在中國的情況發生變化，從弱勢地位轉為強勢地位，未來甚至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如果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話，中俄的國際理念是否將因此出現差異？中國成為世界兩強之一，它已不是弱國，中俄兩弱對一強的前提不再存在，中俄國際合作將立足於什麼基礎？美俄關係。美俄關係對中俄美三角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美俄關係向壞，會在客觀上推動俄羅斯加強與中國的合作，而且完全排除了美俄針對中國聯手的邏輯上的可能性。美俄關係向好，則會打開俄羅斯在中美之間戰略機動的空間。
顯而易見，在推動美俄關係變化的因素中，負面因素遠多於正面因素。自1991年俄羅斯獨立以來，美俄歷任總統都曾嘗試過使兩國關係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但都以充滿希望開始，以沮喪失望結束。
俄羅斯獨立之初，在葉爾欽和柯林頓總統的熱心推動下，俄美關係開始了「蜜月時期」，1993年結為戰略夥伴，美俄關係達到高峰。但此後不久，由於北約東擴、科索沃戰爭、伊朗、伊拉克、軍控、車臣等問題，美俄關係進入了「冷和平」。
2000年小布希和普京分別就任總統，美俄對兩國關係重燃希望。2001年6月小布希在盧布爾雅那與普京首次會見時說，他看著普京的眼睛，能感覺到他的心靈，覺得普京是值得信任的人。同年7月，在熱那亞與普京第二次會晤後，小布希說他可以與普京推心置腹、開誠布公地討論所有問題。9•11事件後，美俄關係再掀熱潮。2002年5月，小布希訪俄，兩國宣布將建立新戰略夥伴關係。不過，這次熱潮持續的時間也不長，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後，美俄關係再次轉冷。
2008年美俄總統換屆，歐巴馬和梅德韋傑夫分別出任總統，美俄關係又出現樂觀期望。歐巴馬政府提出了「重啟」戰略，雙方關係稍有起色，但動力不足，踟躕徘徊，在梅德韋傑夫總統任期結束之前即已難以為繼。2012年普京重回克裡姆林宮後，「重啟」徹底結束。隨後發生了烏克蘭危機，一系列衝突和制裁接踵而至，美俄關係跌入深淵。
2016年川普成為美國總統，由於他不加掩飾的親俄立場，輿論曾普遍預測他將給美俄關係帶來新局面。川普也確實做出了很大努力，多次與普京正式或非正式會晤。但與預測相反，迄今為止，美俄關係不僅沒有起色，反而愈加惡化。而且，這次重啟的難度超過以往，不僅是因為兩國關係的狀態更差，更主要的是在美國國內遇到了建制派的強烈抵制。現在雖然還不能說川普的親俄路線已死，但前景並不樂觀。
美國國內的政治鬥爭已壓倒了正常的外交理性，在這一背景下，美俄關係也成為建制派反川普的犧牲品。建制派反俄、反普京、反川普三流合一，使得川普改善美俄關係的前景黯淡，而且川普為美俄關係做得越多，招致的反對和阻力反而越大。這變成一個怪圈和悖論，也許，這個怪圈只有在川普或普京之後才能打破。
縱觀1993年以來20多年的美俄關係，它呈現出的是一條下降的曲線。歷屆美俄政府都做出過努力，兩國智庫無數次指點迷津，但都不能把美俄關係推入到平穩發展的通道。可見，美俄關係中存在著深層的、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至於這些問題是什麼，需要專門的論述。如果用最簡單的話概括，可以稱之為兩國在利益結構和相互認知上的深刻衝突，相互信任嚴重缺失。這些問題極難克服，並且不是隨著時間逐漸消失，而是越積累越沉重。
中美關係。在中美為建設性關係的情況下，形成針對第三國的雙邊結構的可能性基本排除，因為中國不會與美國形成針對俄羅斯的聯合，美國與俄羅斯聯合針對中國的必要性也將減低。
如果中美關係惡化，則會出現形成兩國集團的結構性可能，其一是中俄對美國，其二是美俄對中國。當然，這只是技術和結構條件的假設，並不是現實。在中美交惡的情況下，從一般規律說，中美應更重視俄羅斯的角色，俄羅斯的地位會相對提高。
在中美俄的三對雙邊關係中，中美關係有最大變化幅度的可能。中美關係正在經歷著也許是建交以來最深刻的調整。這次大調整與以往的風波不同，許多人們熟悉的有關中美關係的概念似乎過時，許多基本判斷似乎失靈，許多規律規則似乎失效，許多分析框架也似乎不再可靠。
對這次中美關係大調整的具體成因、性質及美國的目標還是有不同的判斷。越來越多的看法認為，它的實質是美國對中國「幻覺」的破滅，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表達了對中國的戰略失望。美國國內各界已形成共識，認定中國是最大威脅或最大威脅之一。
不過，還需觀察的是這一共識將轉化為什麼戰略和政策。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次大調整將把中美關係帶向何方？此外，在「川普旋風」過後，美國外交又會發生什麼變化？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確定的答案。但無論如何，中美關係的前景不容樂觀，雖然有轉圜和緩和的可能，但兩國關係的性質已有重要變化，樂觀和信任都難以重回中美關係。而更可能的是，中近期中美關係的差別是在差和更差之間，而不是在差和好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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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華勝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本文節選自作者刊於《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8年第6期的論文「論中俄美新三角關係」。(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